五、有关的文化评价与探讨

近代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其行为和目的各有不同。许多传教士纯粹出于传教，也或为传播西方文明以启蒙民众，而有一些是为寻找发财机会，也有怀着侵略野心者……他们采用办报的传播方式，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华活动，打开了中国封闭的文化大门，成为其侵华的舆论工具。还有传教士是为宣传西方基督教和社会文明，改变中国人原有的思维模式，也或刺探一些中国的情报以为其政府服务……有学者称此为一种殖民主义性质的文化侵略。

中国近代新闻报业的开拓的确是基督教东传的结果。基督教是一种世界宗教，它要求平等对待一切民族，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对各民族信徒一视同仁，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宗教改革后，新教成为资本主义的同盟军。传播其文化，扩大其市场，办报成为传教士们传播基督福音的主要手段，同时也借此大量传播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然而，传教的作用有限，它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信仰有较大抵触。1900年义和团运动，仇杀洋人和基督教徒，盲目排外出现更大的高潮，八国联军入侵……两种文化的对峙一直延续着。在巨大的文化差距面前，中国人无法把基督教看做上帝的赠礼予以接受，它只能是西方殖民化进程中的附属品，伴随着洋枪洋炮才能在中国土地上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中国人至今不理解：西方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宗教信仰，实为一完整、文化体系。

传教士传播西方社会文明，的确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通过宣扬西方文化以消除中国人高傲自大、盲目排外的愚昧观念，为文化入侵中国扫除思想障碍。各报无不把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一项必备的内容，有实用技术，如治河、防火、采煤、建路等；有新发明，如轮船、电话、蒸汽机、显微镜等；还有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理、生物等各学科的内容。传教士同时也将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介绍给中国，如大量的有关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与现状的知识，英美等国的民主政治、社会繁荣景象，国际关系方面的知识，主要是西方各国的富强之道，以及有关通商、理财、开矿、筑路、办厂、办报、练兵等各方面的知识。尤其是教会开办学校和医院，对中国的教育和卫生事业所起的促进作用，很难用言语概括。中国人逐步能接受西方的科技文化，主要在于其实用性，而对于为什么西方会产生如此先进之科技始终一知半解。

传教士通过报刊宣传了西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价值理念，介绍了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市场经济、君民一体、新闻出版、三权分立等运作机制，向中国人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秩序蓝图，使中国人开始有所觉醒，对如何突破儒家思想的禁锢、跨越旧文化传统的樊篱，提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思想观点。从林则徐到康有为，无不受到西方文化知识的启蒙，尤其对维新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中国改良维新之路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民主革命之路更为曲折，可见中西方文化之差距是极其巨大的，中国社会的改革之路是漫长的。

传教士将西方近代的新闻报刊观念和技术传入中国，开启了中国人民间办报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中国民众新闻事业的发端。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早拥有报纸的国家，但其“邸报”只是皇家统治的工具，没有任何现代新闻舆论的概念及其相关文化。外报以其自身的实践告诉中国人，办报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发表各类文章，使中国人对此有了一个观念上的革命。《申报》1872年7月18日发表《邸报别于新报》指出：“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在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印刷技术引进，以及近代企业管理方式传入后，中国近代出版机构开始建立。

中国古代报纸为简陋的书本式，无标题，无版面，无栏目，无插图，无照片。外报则把采访业务、电讯交通、铅字印刷技术及有关商业经营办法结合起来。此前，中国的图书大多用木板雕印或木活字印刷。1814年，马礼逊雇用一名英籍印工汤姆士，开始铸造首批中文铅活字，如为印刷《华英字典》刻有十余万活字模，并逐步采用机械印刷。1826年，马礼逊带着一部石印机返回中国，将石印技术引介到中国。1834年，美国传教士将一套汉文木刻活字送往波士顿，制成一套汉文铅字运来中国。1859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试制成功电镀的汉文字模，石印和铅印报纸在中国发展起来。1861年，西方人在中国创办的报纸开始用机制白报纸。中国境内最早设立的通讯社，是英国路透社于1872年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分社，它为中国引入了一种全新的传播概念和传播方式。此后，日、法、美、德等国也先后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了通讯分社。清末民初由外国人发端之近代新闻事业，确实带动了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

传教士走到哪里，往往新闻报业也出现在哪里，并把商品贸易也带到哪里。西方列强本来就要在中国倾销商品，在逐渐开放口岸的机遇中，有些外报便登载38一些与商业有关的消息，乃至发展到纯商业性报纸的出现。市场行情、外货推销、轮船日期等，都以广告的方式登于报端，不胫而走，促进了外货的销售、商业的发展，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开拓，在中国经济史上也算一次重大变迁。

不可否认，部分传教士的某些思想与品行是令人感佩的。如马礼逊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南洋第一所讲授中西文化的教会学校英华书院，由米怜任院长，学生开始只有一二十名，后增加到数十名，毕业生多从事传教、商业、译员等工作。1843年，学校迁往香港，规模有所扩大。裨治文在广州的家里收留穷孩子，第一名学生是个乞丐。郭士立的妻子在澳门收容几个穷女孩，开了一个读书班。1835年，广州组织“马礼逊教育会”，募集捐款。1839年，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正式开学，第一批六名男生都是穷苦人的子弟。校长为美国人布朗，在中国办学八年，为美中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1842年，学堂迁往香港，成为近代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一所洋学堂。改良派学者容闳就是该学堂学生之一，1841年到澳门入学，后又跟至香港，读了六年书，成绩优秀。中国近代第一位西医黄宽也是该学堂的学生，他与容闳后在英人资助下，赴美国留学。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黄宽又往英国继续深造，1857年回国，任职于广州博济医院，成为中国第一代医生。1824年，马礼逊回伦敦，创建了东方语言学校。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70年从伦敦来到中国的山东、山西等地传教，眼见大旱后华北灾民的艰苦生活，认为必须先输入科学知识，改善人民的生活，才谈得上宣传教义。他的这份苦心为其他教士所不能理会，因而被逐出教会。在山西无法立足，他只得转到北京广学会做编辑工作，任总干事，传播西学，支持改良。他以自由派独立传教士的身份继续做各类拯救工作，如民间赈灾、办学、办报、译书，并与中国上层洋务派和维新派官员广泛交往，甚至忧心如焚地向光绪帝进献维新方略。1881—1882年主持《万国公报》时，他曾系统地提出过改革主张。如他发表的《近事要务》一文，就提出改良农业、开矿办厂、发展交通、开办银行、设立学堂、自由传教等上百条建议。1890年主笔天津《时报》时，他写了两百多篇社论，后汇编成《时事新论》一书。有学者以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只不过是在发挥李提摩太的改良思想；梁启超后来大出风头的《新民说》，也转述了李提摩太《新政策》中的主要观点。他在中国生活了45年，死前3年才回国。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1860年大学毕业后来中国，就此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46年，其间成为广学会的重要骨干，最后死于上海。他与王韬是至交好友，王韬的许多思想都是受其影响。乃至康有为的许多维新主张，也得益于他的提示。他翻译了大量的欧美书报文章，对中国的社会改革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积极的主张。他参与创立基督教在华各教派组成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写了不少教材。他在上海开设了中西书院，在苏州开设了博习书院、中西书院，1901年将三校合并为东吴大学，对中国近代教育颇有贡献。他曾任《上海新报》编辑，随后创办《中国教会新报》，即《万国公报》，并担任主编。该报是传教士所办报刊中最有影响的一种。因工作繁重，贡献卓著，他被人们誉为在华外国办报人中“最能干的编辑”。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长年在山东地区进行拯济和传播活动，积极学习汉文化，过着最俭朴的民间生活，努力打破民族间的隔膜，增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他后来在北京和上海创办了“尚贤堂”（英文原名为“中国国际会学”），出版《尚贤堂纪事》杂志，鼓吹变法维新，反对革命，并加入强学会。他的见解、主张和文章风格，极大地影响了梁启超后来的《新民丛报》。辛亥革命后，他又接办《北京晚报》，创办《国际公报》等，贡献颇多。

可以说，上述传教士的工作对中国近代的洋务维新运动影响甚巨。有学者认为，西方一些进步传教士的改革思路是一种价值理性意义上的文化追求，而中国洋务维新派的改良主张只求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技术转变，这也是后者失败的原因之一。

总之，有一些传教士诚心诚意来传教与启蒙，或从事文化慈善事业，支持中国的社会进步。他们译书办报，提倡改革维新，开设了许多教会学校，开办了大量慈善医疗事业：医院、育婴堂等，做了大量的中西文化交流之事，培养了一大批不同于旧式文人的知识分子。曹聚仁曾说，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等著名传教士，“他们都以虔诚的宗教家心理，希望东方这个老大帝国的新生”。他们“渴望中国蜕变革新的热忱，却又是西方型的。他们都有是为了新中国文化的孕育，而尽产婆的职责的”。同时，李提摩太、李佳白诸人也曾反对孙中山革命，支持袁世凯复辟，后人可对有关历史作实事求是的讨论。

当然，也存在一些帮助侵略、欺压百姓的传教士等西方人，他们为帝国主义出谋划策，在新闻传播中也时有抑中扬外、颠倒黑白的宣传。王韬《与方照轩军门书》云：“迩来西人在中土通商口岸，创设日报馆，其资皆自西人。其为主笔者，类皆久居中土，稔悉内地情形。且其所言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泰西之人，只识洋文，信其所言为确实，遇中外交涉之事，则有先入之言为主，而中国自难与之争矣。”他指出：“以西国之人，述中国之事，容有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之病，斯固势之所必然，而无足怪者。”尤其在报道中外关系问题时，常会出现偏袒本国而歪曲事实、是非颠倒的情况。戈公振愤慨谈道：“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议。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外报今日在中国之势力，英人为最，日人次之，美、法等国又次之。其言论与记载，均与其国之外交方策息息相关。……夫报纸之自攻击其政府与国民可也，彼报之攻击我政府与国民亦可也。今彼报代表其政府，以我国之文字与我国人之口吻，而攻击我政府与国民，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西报也有较为客观及对中国持友好态度者。如寿萱室条陈谓：“昔者越南事起，曾惠敏适秉驻法使节，除与译署随时电商机要外，一面即结好各洋报之主笔访事。故维时各报之论说，不致袒法侮中，其首相兼外部斐礼，遂大不理于人口。民志骚然，竟有袖枪以谋击刺者。厥后镇南之败，斐礼至议院再添饷添兵，而议院竟不之允。斐礼不得已，即日辞职卸权，是以继任之弗来西尼遂肯乘势转圜，议和就款，不复索偿兵费，则实洋报维系之功也。惟近来各报于彼国在华之种种迫胁要求，每多附和之词。虽法国奴弗利斯忒报之主笔访事……尚能独排众议，秉公昌言，然卒以势孤而无济于事。至该三人之所以肯出此者，不过曾与中国使署往还耳。而其发议，已肯为中国代鸣不平如此。”另外，英商主持的英文报《中国之友》，敢于揭发英国政府捏造了中国士兵撕下“亚罗”号船上英国旗的谎言，实为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制造借口，其精神也令人感佩。

戈公振指出：“至是，中西文化融和之机大启，开千古未有之创局。追本溯源，为双方灌输之先导者，谁欤？则外人所发行之书报是已。”应该说，近代外国人在中国办报，其“开千古未有之创局”的历史作用是无法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