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外国人报业的崛起

上海第一份英文报刊《北华捷报》，创刊于1850年，创办人是英商奚安门。1864年，北华捷报馆将英文广告日刊《每日航运与商业新闻》改组为综合性日报独立出版，这时报馆已改组为字林洋行，故报名为《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而《北华捷报》转而成为《字林西报》的星期副刊。历任编辑有英商、传教士和外交官等，大都是中国通，如李德立、鲍林、裨治文、林乐知、丁韪良、巴尔福等。此外，该报在中国内地不断发展通讯员，负责搜集当地资料和提供各方面的情报。该报一直到1950年才被迫停刊，前后有101年，成为外文报刊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者。

《中国之友》1866年由广州迁至上海并改为晚报出版，为上海第一份英文晚报。此外，还有1874年创刊的《华洋通闻》（the Celestial Empire）和1879年创刊的《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德国、日本、葡萄牙等也开始在上海办起本国文字的报纸。从1861年到1895年，上海新出的外文报刊达31种。至90年代，上海外文报刊形成《字林西报》、《华洋通闻》、《文汇报》三足鼎立的局面。

上海最早的中文刊物《六合丛谈》月刊，1857年1月—1858年2月发行，由伦敦布道会主办，主编为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1815—1887）。他与麦都思原来都是印刷工出身，后由于精通中文而成为汉学专家，一度是《中国记录和传教日志》的编辑，经常为《北华捷报》、《字林西报》撰稿。《六合丛谈》共15册，254页，主要内容为宗教、科学、文学及一般新闻消息，努力介绍西方文明，目的在于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所谓“六合”，是指“上下四方”。《六合丛谈》，意即宇宙万物，无所不谈。它几乎是《遐迩贯珍》的翻版，封面相似，采用英文目录，也主要由英美人士相助。王韬当时曾受雇于上海墨海书馆，也是该刊的撰稿者和协助者。

《六合丛谈》的新闻栏，内容有三：一般新闻、新书介绍和经济新闻。一般新闻主要介绍西方各国政治、风俗，中国内地的消息很少，欧洲的消息居多。在总共167条新闻中，有关中国的新闻仅8条，且主要是中外关系方面的内容。它在肯定英国出兵的前提下，向中国读者解释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强调英国海军力量的强大。然而，它对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却讳莫如深，从第六号起成为不报道当地新闻的“当地报刊”。其经济新闻也是为在上海的欧美商人提供更多的商场信息。

英商字林洋行的《上海新报》，于1861年11月出版，为上海第一张中文报纸，也是中国最早采用白报纸印刷的报纸。该报始终由传教士任主笔，先后有华美德、傅兰雅、林乐知等人撰稿，实为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中文版。该报以传播各种商业信息为第一要务，有些学者称其为中国第一家商业性报纸。该报初为周刊，后改日刊，商业广告的篇幅最多；也能及时报道一些时事，如太平军战况、英华案件等；也时而介绍一些西学，如有《地球说略》、《博物新编》、《万国公法》等文章。该报创刊十年，一直独占上海中文新闻纸的宝座，直到《申报》出版，才遇到劲敌，竞争失败，于1872年12月自动停刊。

《中国教会新报》周刊，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1868年在上海创刊。该报开始时宗教色彩太浓，读者有限。为了争取读者，林乐知调整编辑方针，扩充新闻和其他非宗教性的内容，按政事近闻、教会近闻、杂事近闻、格致近闻分栏编排。由于刊名明显包容不了所刊内容，该报于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直译当作《环球杂志》，并在扉页上附一行小字说明：“本刊是为了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至此，它完全演变为一个以传播西学为主的综合性刊物。除传播科学知识外，该报还介绍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等历史与现状，从总统选举、议院开会到文化教育、经济发展，都能比较及时地报道给读者。在1875年6月第340期上，林乐知撰写《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介绍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和民主政体的三权分立及议会制度等情况。它向中国人介绍了另一个崭新的世界、人的另一种活法，使中国人开拓了眼界，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比，思想有所升华。该报于1883年休刊。

《万国公报》1889年复刊后改为月刊，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仍由林乐知主编，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中国人沈毓桂、蔡尔康等襄助编撰，英文名直译为《时代评论》。1887年11月，广学会在上海成立，初名“同文书会”，其《同文书会发起书》直言：“只有等到我们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我们才能最终对中国的开放感到满意。”1892年，同文书会改名“广学会”，意为“在中国人中广传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可称是中国近代最大的编译出版机构。创办人韦廉臣，为英国传教士，曾编《六合丛谈》，1877年被推为教会“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干事。同文书会推举海关总税务赫德为会长，韦廉臣为督办，主持日常事务。到1911年，广学会共出版四百多种书籍（印数达百余万册）和十多种报刊，还有《成童画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女铎》等，以推广西学为宗旨，要求中国不断开放，消除无知。1891年，李提摩太任广学会督办，为报纸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曾重点评论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

《万国公报》1899年2、3、4月号载蔡尔康撰写的《大同学》，李提摩太节译英国颉德《社会进化论》前三章，其中最早提到：“其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一派，为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资本者”为《资本论》，“安民新学”指社会主义，这是在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文字。李提摩太也曾撰文介绍过欧美工人阶级组织工会的一些情况。甲午战争后，该报鼓吹变法自强，倡导新政，复刊时才发行一千份，到维新时期发行三四万份。读者对象主要为中国上层人物及知识分子，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改良派人士称它“于中国事一片热心”，“有益于我国非浅鲜矣”，向国人积极推荐，对当时维新运动的兴起实有推波助澜之作用。1903年，该报发行量增至五万多份，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1907年，该报因林乐知病逝而停刊。

《万国公报》由宗教性报刊转变为非宗教性报刊，推广各种科学知识、时事报道与评论，影响较大。同时，该报也强调西教、西学、西政三位一体，西教尤为根本，中国欲采西学，行西政，就必须改从西教。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一文中这样说：“我们认为一个彻底的中国的维新运动，只能在一个新的道德和新的宗教基础上进行。……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提供中国所需要的这个新道德的动力。”它的维新宣传对改良派人士影响显著，迎合了当时正在求索救国之路的知识分子们的兴趣。但是，中国士人无法接受西教为根本之说，依然以孔教为宗。当时维新派的《湘学报》曾发表《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认为中国政可变，学可变，教不可变，将保国家与保孔教相提并论。其中所反映出的对西方文化系统结构问题的无知，很值得人们深思。

英商美查邀请三位朋友合办的《申报》（全称《申江新报》），1872年在上海创刊，公开宣称以营利为目的，将报馆作为企业来办。不久，报纸归美查一人所32有。他聘请熟悉中国国情的文人学士为主笔或编辑，放手让他们施展才华，对编辑事务不多干涉，使其更加中国化，新闻日渐丰富，重视文艺稿件和广告。该报以扩大报道面吸引读者，并注意降低成本和售价，打开销路，至1877年日销八九千份，成为最先深入到民间社会的近代传媒。编辑们也热衷于学习和宣传西方新闻事业，以期促进国家强盛和进步。如1873年的社评《论各国新报之设》说：“泰西诸国设新闻纸……凡朝廷之立一政也，此处之新闻纸或言其无益，彼处之新闻纸或言其有损，朝廷即行更改，必待各处新闻纸言其尽善尽美而后为；至于行事制器，无不皆然。所以有一举动，必历数十年之久，必经百数人之智，及其成功，则莫能与敌。”襄助编务钱昕伯为王韬的女婿，曾去香港学习办报经验，而王韬与其许多编辑人员都有交谊，他们在技术管理方面、自由主义精神方面都有所交流。

《申报》在最初的30年中，重视与社会实际的联系，其基调与当时的洋务运动大体合拍，在启蒙救国思路的指引下，进行过大量的西方文化知识方面的传播。在专制极权统治之下，为了生存，《申报》行文也颇为小心，言论温和，但非常遵守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它在《本馆告白》中表示：“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其新闻、言论、文艺（副刊）、广告四要素逐渐完备，形式多样，最终击败《上海新报》。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人在台湾被害，兴兵进犯台湾。《申报》特派记者往台湾实地采访，7月22日刊出战地通讯，为中国最早的战地采访新闻活动。1883—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申报》也派出记者到法国军营和战地采访，并抢先发号外。1876年，宁波海关职员李圭经日本赴美国费城参加世界博览会，再经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回国。《申报》请他撰写沿途见闻并进行连续刊载，这是中国人最早的环球游记。

《申报》重视新观念的论说，直接反映现实生活，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乃至抨击专制极权的腐朽机制。例如，该报对杨乃武案作了四年的连续报道，轰动一时。全文刊出杨乃武在狱中所写的申诉状，对案情可疑之处予以披露，指责官员滥施酷刑，草率定案，指出：“余杭之案使果为冤案而不为上司所伸，则枉政可谓至极矣。”要求将此案“彻底研鞫，使水落石出”。（《申报》1874年10月2日《论余杭县案》）其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舆论沸腾，无不为之鸣冤。朝廷不得不下令刑部复查，称棺京师，终始案情大白于天下。《申报》在清朝专制统治时期会有如此新闻监督之权，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是洋人为其报纸撑腰，还是由于清廷统治在这方面无经验所造成的松弛？总之，新闻能如此严厉地监督司法，并在判决此案过程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申报》从创刊之始，几乎每天在头版发表一篇论说文，为英国政策和英人利益辩护，也有为华人说话者。如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向华人收两文过桥费，而西人免费。《申报》评论其不合理，经社会舆论一致要求，该桥便停止收费，1906年改木桥为铁桥，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申报》也经常发表鼓吹现代化的文章，主张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如1874年7—10月，就有《论开煤矿》、《论电线》、《论机器》、《火轮车为富国之举》等，批评中国科举制度之弊端，倡导文化教育之改革；也鼓吹政治制度之改良，变君主专制政体为君民共主政体，明确提出：“欲中国之富强，当自参民政始！”

《申报》从1873年起多次征求孤本、珍本图书，加以整理出版，1874年开办了申昌书局，1876年又开办点石斋书局，1884年创办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同时，它还创办了系列派生性报刊：1872年11月，创《瀛寰琐记》文艺性月刊，后改名《环宇琐记》；1874年1月30日，刊发一条“伦敦电”的新闻，可称中国报刊发表的第一条电报新闻；1876年3月，另出白话文的《民报》（周三刊），可称中国近代第一份白话报刊，且在中国最早使用标点符号；1877年，出版不定期的《环瀛画报》，可称中国第一份以图画为主的刊物；1884年，出版以新闻时事为主要内容的《点石斋画报》（旬刊），为中国第一份石印时事画报，开我国新闻画报之新声。1908年，美查逝世。1909年，华商席子佩购得《申报》产权，开始实现国人自办。

《字林沪报》创刊于1882年5月，是字林洋行在《上海新报》停刊十年后重整旗鼓再次发行的中文报纸。该报聘请戴谱笙、蔡尔康等任主笔。关于其刊登内容与版面安排，创刊号《本馆告白》如此叙述：“首列上谕，尊君也；次列论议，以见心想；次列出译电西报，俾共稔知中外时事；次列外埠及本埠诸新闻，事取其详，文取其富；次列诗文杂作，以供文士之消遣；次列邸钞、辕门抄，务求其速；次列各种告白及钱洋市价、轮船进出等类，以便贸易场中及往来仕商阅看。”蔡尔康仿效《申报》的做法，对文学性内容作了较多的创新，首次设立了长篇小说连载专栏。该报最大的优势还在于国际新闻，因有《字林西报》做靠山，故独享英国路透社供稿。1885年后，该报加强新闻报道，以吸引读者。1895年，该报出晚刊《夜报》，为中国最早的中文晚报之一，但不数日即停刊。1897年11月，该报创办我国报纸第一个副刊《消闲报》。1900年，由于销路不好，字林洋行将《字林沪报》转售给日本东亚同文会，日人将其改名为《同文沪报》，继续出版。

中外商人合资的《新闻报》于1893年在上海创刊，后由英商丹福士独资，斐礼思为总理，蔡尔康、郁岱生、袁祖志相继为主笔。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民众向来小视日本，而清军屡败，《申报》如实报道，读者难以接受，指责其“助敌”，有人甚至付了钱要求其以广告形式刊出“胜倭确信”的有关文字。斐礼思见如此民情，实可利用，突发奇想，命主笔日撰一论，谎言日军败绩，捏称清军胜局，制造一系列假新闻，居然大受读者欢迎，报纸销量直线骤增，各报亭还常常脱销而需增印。《新闻报》就以如此行为，在强大的报业对手面前站稳了脚跟，真令人啼笑皆非。后丹福士经商失败，1899年将报馆卖给美国人福开森，以汪汉溪为总经理。汪汉溪勤勤恳恳，经营得法，不惜费用，对市场行情进行翔实报道，进一步打开局面，使《新闻报》与《申报》并驾齐驱，直至1949年停刊，影响广泛。

此外，《格致汇编》月刊由英国传教士主编，1876—1892年发行于上海，其中数年停刊。《益闻录》周刊（初为半月刊）于1878年12月创刊，是天主教在华主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1896年，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发行《学塾月刊》，1902年改为《学生青年报》，后又发行《进步月刊》。此外，还有《中外杂志》、《圣书新报》、《福音新报》、《益智新录》、《圣心报》、《基督徒新报》、《中西教会报》等。上海外报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创业，步香港后尘。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后来居上，到90年代成为全国最繁荣的报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