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南洋开创中文报刊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宣传教义，介绍科技。至18世纪初，其教徒估计已达数十万之众。1704年，教皇发布“禁约”，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孔、祀祖，被康熙帝严词拒绝。雍正时，开始明令禁教，洋教士被一批批驱逐回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实行闭关政策，对洋人传教更是严加取缔。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向乾隆帝提出设埠通商等七条要求，其中有自由传教条款，又遭拒绝。中国深陷于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之中。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作了充分的准备，主动要求到困难最多的中国传教。1807年，他来到广州，不敢以传教士身份活动，只能假扮成商人在美国商馆供职，潜心研习汉语。1813年，伦敦方面又派传教士米怜来华协助，被澳门葡萄牙当局下令离境，只得迁往广州。此时，传来朝廷谕旨：“禁止西人传教，查出论死，入教者发极边。”米怜只能把目光投向南洋，带着刻字工人梁发来到马六甲槟城，当地有不少华侨居民。他在那里设立传教基地，开办学校和印刷所，以中文书报向中国境内渗透。

马礼逊、米怜主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以下简称《察世俗》）是第一家中文月刊，于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出版。《察世俗》最初每期5—8页，每月印500本左右，后增至每期7—9页、10—14页，每月印一二千本。到1822年米怜去世时，《察世俗》共刊发7卷74册，计524页。除在南洋华侨中分发外，《察世俗》还被秘密运进广州、澳门分发。《察世俗》为纯宗教性刊物，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也介绍其他天文、地理等知识，如《论日居中》、《论行星》、《论地为行星》、《论月》、《论彗星》、《论日食》、《论月食》、《全地万图纪略》等，文章短小通俗。“察世俗”，意即对各国各地的历史万物、风俗人情，要有全面正确的了解。《察世俗》劝勉华人放开眼界，不要妄自尊大，要看到外国人的长处，广征博采，才能求得客观真理。米怜在第二期论办刊宗旨时写道：“至本报宗旨，首在灌输知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欲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岂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无懈，庶几能挽回万一耳。”

《察世俗》编辑和撰稿，都尽量使用中国的传统形式，以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封面正中为刊物名称，右侧印“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左侧印“博爱者纂”。编务主要由米怜全盘负责，马礼逊、梁发也时为其撰稿。由于文章一般都不署名，因而无从得知各人都写了多少文章。梁发，出身贫寒，在广州谋生时被伦敦布道会雇用为刻字工，冒着生命危险为传教机关印刷书籍，来到马六甲后担任《察世俗》的刻印和发行工作，1916年受洗入教，后成为中国第一个新教传教士，也是参与中文近代报刊工作的第一个中国人，曾撰写和出版了《劝世良言》，洪秀全就是研究了此书后创立了太平天国“拜上帝教”。1817年6月，另一名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抵达马六甲，主要负责印刷。值得注意的是，在《察世俗》刊登过的“有价值的文章”，后来都印成小册子，广为流传。

关于《察世俗》是否传播新闻，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此刊物只是基督教义和科学知识的介绍，极少有一般意义上的新闻。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其中有新闻的内容。如《法兰西国作变复平略传》一文，便叙述了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帝国失败间的欧洲国际形势。《英国土产所缺》一文，评述英国贸易概况，鼓吹国际通商的重要性，近似时事评论。而《忤逆子改悔孝顺》、《不忠受刑》、《官受郁之报》诸文中有社会新闻。《察世俗》还设有“新闻篇”专栏，如1819年残篇中有当时中国发生的数则消息：直隶水灾、皇帝坠马、陕西命案诸事。此刊物也刊登一些时效性颇强的评论文章，如1819年的《新年元旦默想》，1815年9月号还有月食的预告。当然，真正称得上具有新闻性的文章是非常少的，许多长文采用章回小说手法，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

当然，《察世俗》归根结底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教而发行的一种中文定期刊物。现存549叶，即有1098页，其中宗教与伦理的篇幅多达950页，超过85%。现存介绍西洋天文地理知识的文章十余篇，科技文章十余篇。《察世俗》虽有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章，但否认儒家人伦思想为根本之理，主张根本道理是“神理”，即先有神创造人，然后才有人伦，反对纳妾和守节，攻击道家阴阳之学。这一早期出版物为基督教后来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821年，《察世24俗》因米怜病重而停刊。翌年6月，米怜去世，年仅37岁。

马礼逊还与米怜等人共同翻译《圣经》。1814年，译好的《圣经·新约全书》在广州印刷二千部。1823年，马礼逊与米怜合作翻译的《圣经·旧约全书》，连同《新约全书》在马六甲正式出版。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这是第一次。虽然当时遭到清政府的严禁，但是他们仍冒险印刷和散发。从1808年到1822年，马礼逊用13年时间编纂了《华英辞典》，于1817年在澳门出版第一卷，到1823年陆续出齐，共六卷，四开大本，4595页，仅将从《康熙字典》收进的汉字加以英译的就达四万余字，可见其为沟通中英文化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作为中国第一部汉英字典，《华英辞典》对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进行了详尽介绍，影响深远。1815年，《通用汉言之法》出版，这是关于中国语言学的一部专著。1817年，《中国大观》出版，对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宗教、风俗等各方面作了介绍。1828年，《广东省土话字汇》出版，得到欧洲人的普遍赞誉。马礼逊编书采用浅白的文字，编报也用简洁、通俗的语言，有人称其为中国最早倡导和推行“白话文”的先驱。

米怜去世后，麦都思于1823年在雅加达创办了《特选撮要每月记传》，可谓第二家海外中文月刊，也可视为前者的续刊，每月发行一千份，往后渐有增加，至1826年停刊，共出版了四卷，印发83000多份。该刊物同样以中国书本式样刊印，正中为刊名，右侧印“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左侧印“尚德者纂”，完全继承了《察世俗》的形式与内容。目前，在大英图书馆所藏原件只有两册。麦都思的中文著作及译著有59本，英文著作有28本，还承担了米怜留下的其他工作，如主持学校教育等。

1828年，第三家中文月刊《天下新闻》又在马六甲出版，这是第一份以“新闻”命名的中文报刊。英国传教士吉德任主编，同时兼任英华书院院长。该刊物带有一定的商业性质，主要刊登欧洲及中国的新闻，传教内容退居其次，如曾刊载了麦都思的《东西史记和合》之摘要。《天下新闻》突破了过去的书本样式，用活字印在散张纸上，不同于前两种书本式的月刊杂志，而类似于一张近代的报纸，但只维持了一年即告停刊。1837年，吉德成为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开汉学讲座之先河。

马礼逊曾用英文写了《印刷自由论》一文，刊发在当时的《广州记录报》上，第一次向中国输入西方新闻出版自由观念。他忠实地阐述了约翰·弥尔顿著名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宣讲这一人类的天赋权利，强调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干涉新闻自由，而神奇的印刷机可以冲破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使人们彼此自由地沟通心灵和思想。虽然此文只能引起少数懂英文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但是它在思想文化传播史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

1817年，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份英文季刊《印支搜闻》，虽是宗教性刊物，但登有大量的关于中国的报道，传到欧美后，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得到了很高评价。1832年，《印支搜闻》在广州创刊，最初三期是由马礼逊之子马儒翰主编。1833年，马礼逊在广州又创办了英文周刊《福音传道与中国杂录》，后遭清政府禁止，仅出四期。同时，马礼逊在澳门创办了中文周刊《杂闻录》，可谓前者的中文版，每期四页，印数达两万余份，共出三期，除福音传道外，还介绍世界人种和宗教，以及外国语言文学的论述等。另一本英文期刊《中国丛报》，也是在马礼逊的倡议下，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5年创刊于广州。该期刊广泛报道中国历史、宗教、法律、政治、经济、文学等方面内容，特别注重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在传教士和西人中影响巨大。

马礼逊、米怜等人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他们是基督教新教派遣来中国的首批传教士，主要在于他们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报刊理念带到了中国，并进行了冲破中国文化专制统治的实践，令人感佩。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历史文化事件及其意义，在许多年里竟为他们的传教士身份所遮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