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清代中期前的报业与制度

清代沿袭明代的制度，官报发行主要通过通政使司、六科、提塘三个渠道。主持政事的枢纽机关是军机处，它把应抄发下达的谕旨章奏发交内阁，然后传知各衙门抄录执行。其中可以发布的内容，由通政使司汇总交由六科传抄。经由六科发抄的谕旨章奏，简称“科抄”。然后，再由各省在京所设的提塘官把科抄有关内容再抄录传报各地，形成完整的传报系统和抄送制度。《历代职官表》卷二一载，国朝定制，“谕旨及奏疏下阁者，许提塘官誊录事目，传示四方，谓之邸钞”。邸钞，或称“邸报”、“阁抄”、“京抄”、“朝报”、“京报”。

官报的抄传发行活动逐日进行，有手抄的，也有印刷的，数量不断增加。大约乾隆之后，以印刷者为多。袁栋《书隐曲说》载：“印刷之盛，莫盛于今矣。吾苏特工，其江宁本多不甚工。比有用活字板者。宋毕升为活字板，用胶泥烧成，今用木刻字，设一格于桌，取活字配定。印出，则搅和之，复配他页。大略生字少刻，而熟字多刻，以便配用。余家有活板《苏斜川集》十卷，惟字大小不划一耳。近日邸报，往往用活板配印，以便屡印屡换，乃出于不得已。即有讹谬，可以情恕也。”邸报改用活字印刷，其印数必有大增。

邸报内容往往由皇帝最后定夺。一般说来，非明降的谕旨，直接发给重臣的“廷寄”，以及未经皇帝审阅批示的章奏，是不能抄发的。而能够批红下阁经过六科、提塘抄传成为官报内容的，不到全部谕旨章奏的三分之一。黄卓明《中国古代报纸探源》整理出报房编辑京报的过程：清王朝内阁在东华门外设有一个称为“抄写房”的机构，这是清廷发布“邸钞”的地方，报房每天中午派人去抄录当天发布的官文书，回去再编排出版，次晨发行。有时为了抢时间，争取读者，先将宫门抄部分印成单页，当晚发行。

提塘官分京塘、省塘两种。京塘为各省在京所设，职责为收受和转呈地方上报中央的各类公文，或收受和下达中央给本省的有关公文，以及发行邸钞。兵部还派提塘官驻扎各省省会，受各省按察使司管辖，主要负责京城和各省间的官文书传递。清初提塘就自设报房，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规定：“嗣后令各提塘公设报房，其应抄事件，亲赴六科抄录，刷印转发各省。所有在京各衙门钞报，总由公报房钞发。”（《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〇三）连在京各衙门的钞报也由报房抄发，可见报房业务繁忙。因为“邸钞”是通过提塘报房广为传播的，或有称“塘报”者。

提塘报房除发行官报外，还曾发行过小报谋利，又称小抄，刊载报房自行采录的一些消息。《东华录》卷二十二载，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左都御史纳兰揆叙在奏疏中说：“近闻各省提塘及刷写报文者，除科抄外，将大小事件采听写录，名曰小报。任意捏造，骇人耳目，请饬严禁，庶好事不端之人，有所畏惧。”雍正五年（1727年），四川按察使程如丝畏罪自杀事件就是由小报引发的。程因事被参，奉旨处斩，部文到达成都之前五天，有关内容的小抄已先到达，结果程先期自缢。此事引起政府重视，雍正帝强调设法防范漏泄。康熙末年，小报开始受到政府的查禁。到雍正、乾隆二朝，又一再查处小报。乾隆后没有发现有关记载，小报可能因朝廷的严加禁止而不复存在了。

民间报房主要集中在北京。随着报业的发展，部分人可能从中分离出来，自立门户，私设报房。清代民间报房源于提塘自设的报房。报房经营人多数为低级胥吏，以刊刻抄发邸报为副业，他们与官府有一定的关系，能够得到内府发布的谕旨章奏及朝廷政事的宫门抄。此类报纸俗称“京报”，也或混称“邸钞”、“邸报”。同治后，京报有较为固定的刊期、报头和形式，一般为日刊，也有两日刊、周刊，为书本式、长方形的小册子，几页到十几页不等，封面用黄纸，印有楷书“京报”二字，下面印有报房的字号，用木刻宋字体活字印刷。除零星叫卖外，京报可接受订户，每册零售大约10文，有人上门送报，还有的送往各省各地的报站。

民间报房以公慎堂为最早，国内和日本收藏有这家报房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间发行的邸报，它至少有30年以上的历史，是乾嘉时期最有影响的一家报房。此后至清末，仅北京一地就有聚兴、聚升、合成、杜记、集文、同文、同顺、天华、公兴、洪兴、永兴、聚恒、连升、信义等十多家字号民间报房，其中聚兴、公兴创业于咸丰年间，历史也较长。报房多时五六家，少则二三家，大都设在正阳门外大街西侧的一些小胡同里，其发行范围遍及全国，读者面也相当广泛。

京报的内容主要有三：朝廷政事动态（或称“宫门抄”）、皇帝谕旨、官员奏章。此外，偶尔也有一些铨叙、科举和司法案件方面的消息。由于京报旨在赢利，实质上只是邸钞消息的翻印，自采新闻很少，更没有言论之类的内容，运作过程中一般能严格自律，遵守当局的禁令，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得到统治者的默许，“所有刊发钞报，乃民间私设报房转向递送，与内阁衙门无涉”。然而，其编辑、印刷、发行业务并无法律的正式许可制度。

京报存在两种情况：（1）官报“邸钞”的别称。《东华录》所载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的一道谕旨称：“提塘管理京报，设立久矣。”这显然是指官文书16的“邸钞”，而非民间经营的报纸。（2）“邸钞”的民间翻版，即民间报房的产品。俞正燮《癸巳存稿》有多处记载雍正、乾隆、嘉庆年间的京报。现存主要为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的京报。随着社会的发展，京报一方面继承官方“邸报”的余绪，一方面开始民间的翻版和订阅，向大众传播媒介跨出了一步。这当然与近代新闻传媒有质的区别。

地方上也有多条新闻传播渠道。除省会城市外，一些大的州府也设有提塘报房，负责当地的官报发行，或经营翻印京报出售业务。北京、上海图书馆收藏有河南、四川、湖北、江西等省塘报房的这类京报。地方民间报房也有以个人名义进行经营活动的，如安徽的“卖新闻人杨世荣”，江苏的“刊卖告示及捏写谕旨报单之人”胡老八、王添盛等，天津有永济、福兴公、协成信、义兴、福昌、天顺等报房。最受注意的辕门抄，是一种以报道地方官场消息为主的民间报纸。如广州、苏州等地的辕门抄，是提供地方信息的重要渠道。道光、咸丰后，京城报房多数改用民间信局从北京附近的良乡发出京报，按站雇人接递，传播速度快，发行面更广，报价较贵，称“良乡报”，地方报房也同样翻印出售。清代中叶以后，一些城市还出现过随时事需要而出版的单页小报，内容往往是突发性政事新闻或及时的自然灾害消息，新闻性极强，突破了旧式官报模式，受到民众欢迎。

清代言禁极严，尽管朝廷允许民间报房存在，但是对其抄发内容限制颇多，尤其对伪造政事、御批、奏章的不实报道更是严加惩办。雍正四年（1726年），民间流传“小钞”，揭露皇帝在圆明园与王公大臣们从早到晚饮酒作乐，消息严重失实。结果被雍正发现，认为是政敌有意构陷，查得出版小钞的报房经营者何遇恩、邵南山，将两人处死。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因办报获罪被杀的首例案件。乾隆年间发生的“伪传邸钞案”，主犯为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和南昌卫守备刘时达，他们列举“五不解，十大过”，反对乾隆帝南巡，并以吏部尚书孙嘉淦奏稿的名义，伪造“朱批”，假借为内阁发抄的“邸钞”，交给提塘传抄。这可谓利用原始形态报纸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而遭到杀害的新闻传播案。此案不但主犯被凌迟处死，而且株连甚广，凡是抄发者均受牵连，处罚极重。

清代统治者也常用榜文、帖示、告示等发布和传播官方消息。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书籍、年画、历书、商业传单等印刷品也大量问世。其中，新闻信息汇编之类不少，如《谕折汇存》、《阁抄汇编》、《邸报全览》、《邸钞汇编》、《时事采新汇编》等，内容大多取材于京报。此外，还有以传播文学艺术信息为主的唱本、小说，以传播史事典故信息为主的笔记、文集，等等。各类有关记载中关于某些事件的误差，还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