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明代报业及有关制度
明代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和发行的官报概称“邸报”，简称“邸钞”、“邸钞”、“阁钞”、“钞报”、“科抄”、“朝报”、“京报”等，或别称“除目”。除，拜官；目，条目。除目，意即官吏任命的名单目录，此为邸报的重要内容。邸报由通政司、六科编辑和发布，提塘报房抄传发送全国各地，下达至各级官吏，乃至缙绅人士。邸报是时人了解国家大事的主要来源，在明人文集记载中随处可见，可以说是当时社会上一种常见的读物，影响颇大。有人还以此作为收藏，作为修史的资料。
通政司为朱元璋明初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是政府“大九卿”之一。《明史·职官志》载：“通政使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有机密则不时入奏，有违误则籍而汇请。凡抄发、照驳诸司公移……月终类奏，岁终通奏。凡议大政、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必参预。”通政司收受各类章奏后，根据不同内容分送有关衙门处理，“凡各科行移各衙门，俱经通政司转行”
。重要的由内阁批答后直呈皇帝裁决，然后由司礼监根据皇帝的旨意用笔批复，称为“批红”，再交还内阁，内阁根据内容分别送交六科。通政司是帮助皇帝汇总朝政信息和流通相关情报的重要机关，直接听命于皇帝，与六部平起平坐，与六科共同编定朝报，为朝廷之喉舌，权力颇重。其长官通政使为正三品，只相当于各部的侍郎，但其人选往往由皇帝直接任命。
六科也是明代新设的监察机构。六部给事中合称六科，即在六部设七品的左、右给事中共十二人，监察六部的日常政务活动。六科先隶通政司，明成祖后成为独立的监察机构。《明史·职官志》载：“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复奏，小事署而颁之……凡日朝，六科轮一人立殿左右，珥笔记旨……凡题、奏，日附科籍，五日一送内阁，备编纂，其诸司奉旨处分……凡大事廷议，大臣廷推，大狱廷鞫，六科皆预焉。”可见，六科级别虽不高，但权力颇重，参与朝廷的各项重大政事活动。期间，它负责记录有关内容，同时将皇帝批答的章奏分类抄出，交有关部门奉旨执行。《明会典》卷二一三载：“凡六科每日接到各衙门题奏本，逐一抄写成册，五日一送内阁，以备编纂。”六科同意发布的内容经过整理和编辑便成朝报，再转发以供邸报抄传。
明代没有地方进奏院，各省派有提塘官长驻京城，担任军情等官文书的呈递和邸报抄传下达等任务。明初提塘官在京城居无定所，中叶后开始自置馆舍，其居住和办公地通称提塘报房，简称“报房”。提塘官的工作之一是编辑汇总“塘报”，其内容限于军事动态，由各军事单位交由原称为“刻期百户所”、后称为“塘”的机构传递。塘报是地方向中央上报军情的官文书，唐宋时称“边报”。提塘官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抄传邸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巡抚及总兵官，俱有提塘官在京师专司邸报。”提塘官是武职，必须雇佣一批能干懂行的书手，主要从六科发布的朝报中筛选与摘抄，完成的邸报再由塘兵或通过驿站发送各地官府，就形成了邸报。所以，提塘官的工作与唐宋时的进奏官颇为接近。
各省城也有专门人员复制邸报，再分送下级官府，或再有转抄，供一般官吏和士人阅览。整个过程一般都是手抄，传抄中会出现增损和差错，往往只抄与本地相关或自己感兴趣的消息，所以邸报内容下传过程中损失颇大。邸报基本上每日发行，传抄也逐日进行。其外观如书册，页数不定，时有增减，常在三、五千字之间。万历后可能已出现雕版印刷的邸报，明末可能出现活字印刷版。顾亭林（即顾炎武）《与公肃甥书》载：“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并是写本。”邸报内容主要为：皇帝活动（皇恩浩荡）、皇室动态、朝廷诏谕、官员升黜、财政经济、教育科举、军事情报、社会新闻、外交往来、灾异情况等。明末东林党和宦官斗争，及南明小朝廷内部派系争斗，邸报曾被利用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同时，民间有人经营报房。如万历年间，“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一《筹边》），社会上出现“抄报行”，因利薄而得税收减免的待遇（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有人“送邸报为业”（《祁忠敏公日记》，崇宁五年（1106年）三月一日）。小说《醉醒石》第一回里记有明嘉靖年间存在“那些府县间抄日报的”，为地方官府的日报传抄。谢肇三制（万历年间进士）《五杂俎》卷三十“自述”言：“一日看除目，三年损道心。除目，今之推升朝报也。其中升沉得丧，毁誉公私，人情世态，畔援歆羡，种种毕具。”不知被其如此评论的“朝报”具体何指？黄卓明在《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中说它类似南宋“小报”。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书芦城平话后》记有“明时不全京报”，其内容为邸报之翻版。但是，明末天启间“京报”只此孤证，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一般认为，明朝中叶后，随着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生活基本安定，人们有了解新闻信息的欲望，而官办邸报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就有了民间报纸填补其空缺。政府允许民间“报房”传抄部分邸报内容，公开出售。除北京外，南京、苏州、江陵、杭州等地也有报房。民间报纸能够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得力于它拥有优于官报的迅速传递手段，甚或直接派报子传递至家中，往往比官报要快几天；还能补充一些消息动态，报道也力求生动通畅，可读性强，吸引了许多读者。然而，民间报纸的报道也时有失实、失真、可信度不高的缺陷，引起官府与读者的不满。
明代邸报唯一保存至今的原件是《急选报》，出版于万历八年（1580年）四月二十二日，存北京国家图书馆，用雕版印刷，长宽为24.6×14.4厘米，共六页，小本状，以黄纸为封面，左上端印有加黑框的报头，内含“急选报”三个大字和“四月份”三个小字。正文部分以“吏部一本急选官员事，奉圣旨，计开”打头，以下分四栏，刊出162名官员的名单，包括姓名、籍贯和官任。《急选报》没有出版单位和发行人，纸张和印刷质量都不高，估计是民间报房抢时间草印出来的，可称为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报纸，弥足珍贵。
另外，保存下来的还有当时人的邸报摘抄本。例如，现存台北“中央图书馆”的《万历邸钞》，共32册，1969年出版影印本。《弘光实录钞》原载于明代史料丛书《甲申传信录》，该书由南京政府的中国历史研究所编辑，其序言说：“《弘光实录钞》系根据弘光朝的邸报，参以见闻的记载。”弘光是南明福王政权的年号，《弘光实录钞》主要为弘光邸钞，抄作者是思想家黄宗羲。此外，还有明人书籍附录的邸报翻印件。如收入《颂天胪笔》等书的《天变邸钞》，它是一份专门报道天启六年（1626年）北京发生的一次特大灾异事件的报纸，全文约两千字，估计并非官方发布，而是抄报人编写而临时刊发。
明代的告示、榜文等官方公报也不少。农民起义队伍中还流行竹筹、揭贴、旗报、牌报等消息传播手段。竹筹大约是一种写有紧急信息的竹签，当时白莲教14“飞竹筹，报机事，一日数百里”。揭贴类似近代的大字报，农民起义军所到一地常常采用。旗报渊源于古代的露布，由人扛旗骑马奔驰，旗上写口号、捷报或文告。牌报是用木牌记载信息进行传播，内容可以是战报、法令、檄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