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兴趣是从1968年开始的，近40年了，从未间断过。尽管我在这方面花的工夫最多，但却很少正式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我很喜欢无休无止地看书、思考、看书、思考。我一直认为，作为一种思想性较强的著作，最理想的做法是研究、思考至少30年，在50岁或年龄更大一点的时候再著书立说。并且要尽量写得精炼一点，千万不要像西方人那样动辄写成多卷本庞然大物，让读者看得头昏眼花。人类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当代社会的作者把书越写越长，无疑是在缩短人类的寿命，至少也是在极力使人类变得无知。因为每个领域的书的厚度增加，意味着你猎取其他领域知识的机会相对减少。当然，如果按我的想法去做，则当今中国的许多学者就无法成为专家教授，因为评职称的需要，追求名利的需要，驱使着许多学者急功近利，巴不得每天出一本书。这就使粗制滥造成为必不可免的伴随现象。当然，我不是反对一切长书。书也有不得不写很长者，例如历史书，往往要求各类史料尽可能准确完备。无论怎样善于剪裁，基本的史料总不能不保留。
1995年，我为北大本科生开了一门全校性选修课“中西文化比较”。因为题目太大，涉及学科太多，料想来选课的人也不会踊跃。结果却出乎意料，一连几个学期，几乎总是满坑满谷的人；有不少同学席地而坐，附近教室的椅子都被同学们搬得七零八落，搞得管教室的工人来找我诉苦；连不少外国留学生也来听，单是1999年的留学生就有76名选过这门课。2001年作为通选课，由教师自己负责登记选课学生的报名工作，我在当天只在指定地点坐了约一个小时，便有700多名学生选这门课，而配给我的教室只能坐250人。于是只能以抽签等方式决定选课名单。一位叫李曼的女士（现北大网络学院教师）告诉我，当年他们选上这门课的同学是要请客的。这些情况透露出的信息是：由于20世纪的中国一直处于多重的社会转型状况，中国大学生的忧国忧民的整体素质远高于同期的西方大学生，我想这是这门课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北大的学生们想要了解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有些什么观点，究竟有些什么答案，或许也想把他们的思考和我的思考作一番对照与印证。要知道这是近代中国100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而就在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正在美国瓦西塔大学国际文化研究中心讲学。我在这里遇到的情况刚好相反。我提出的第一个讲课题目就是“中西文化比较”。然而学校的有关方面却并不对此课题感兴趣，学生们也没有显示出希望我讲授此课的欲望，他们只是要求我讲中国道家的学说以及气功理论。也许在他们看来，比较意味着鉴别，而中西文化孰优孰劣，似乎是个早就争论清楚了的问题，无需比较了。该大学的人文学科部主席汤姆·格利尔教授告诉我，瓦西塔大学曾经有一个学生居然不知道世界上有中国！在这个学生的心目中，所谓世界，就是美国加上欧洲！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在五四期间多么沉重地抨击过中国人的自大狂——居然自诩为普天下的中央之国！却不知道此病是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曾经出现过的心理状况。这不是病，这是一个民族在必要的时期的心理需求。阿Q精神并非是中国人独有的所谓劣根性，它是整个人类的心理结构的必要成分。你可以说它在不合宜的时期是一种人所共有的通病，也可以说它在本质上是人类自身的一种自我肯定的伟大精神！过分宣扬这种精神是错误的，但缺乏这种精神的民族则是注定要灭亡的。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潜在的情绪，中西文化比较这门课实际上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充当了一种新的大启蒙工作：五四是一场启蒙，意在让中国人看清西方文化的优越性；现在这门课的目的之一，则是要让国人看清中国文化的真正的优越性！
这样一门课中得出的若干结论性的东西是绝不可能产生在五四的，因为只有在稍微远离历史事件的时期才可能更加清楚地看清那些事件本身的轮廓，历史的发展本身自会勾勒出答案的雏形。当年争论不休的许多观点，在近百年后的今天看来，终于昭然若揭了。
但是我必须提醒读者的是，这本书只是演讲集，与我现在正在写作的比较系统的《中西文化比较》专著是不同的。这只是我在课余应某些同学、某些单位或机构的邀请而作的有关中西文化比较的演讲。通常我在作这些演讲时，只有一两页提纲，而后来却收到一些听众根据录音整理出的书面记录，这使某些朋友和我产生先出一个演讲录的念头。因为演讲的优点是通俗易懂，尽管某些提法或许由于临场发挥的原因而有失严谨，引证的资料也因为要照顾听众的情绪不可能繁琐，但却要比正式的文章更便于直接靠近主题。由于是在若干个地方作的演讲，难免有为了阐述某个问题而不得不重复某些观点或论据的地方，这点要请读者谅解。有些东西在几个地方都讲过，便做了一些综合。例如《中西语言文字与中西文化走向》曾相继在北大、清华、北外及中央电视台讲过，因此，很难只以在某一个地方讲的为依据，便根据当时的记忆，作了个别调整。同时，演讲后还有提问与解答，但我一时却无法收集到录音，录音者可能认为演讲本身才是重点，便把答疑的部分省去了。其实答疑是很有意思的一部分。中央电视台在录制节目的时候，由于时间关系，删掉了我的演讲的三分之二的内容，但是对于场上的答疑内容，却总想尽量保留。当然最后也只是保留了一部分。所以各场演讲的答疑部分只能付诸阙如，等以后找到某些听众的录音材料时再予以弥补。
演讲中的许多观点其实在“文革”时期便已经产生，并和许多朋友争论过，当时零碎地记在笔记本上或积淀在心中。因此它们绝不是一时冲动或随便地临时发挥的产物。当然更具体更系统的论证还有待于我的专著。这本演讲集只是不同程度地陈述了我30年来的某些基本观点。这是需要在此说明的。
最后要说明的是，此书名叫《中西文化比较导论》，主要是指书的主体内容而没有强调其形式即演讲辑录。其中有若干篇是已经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因为与书的主题相关，可以互相印证、补充，所以也一并收在这里。关于翻译方面的文章也有好几篇。但作者用力最多、篇幅最长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并未收入，因为曾转载过该文的书刊已经不少了（在我的另一本专著《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中收录了全文），这里就不便再选了。但是，就中西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研究者而言，翻译理论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它相当于一种工具性学科，就像逻辑学相对于一切理论科学那么重要。可惜当代学者在这方面往往对翻译理论重视不够，这是很遗憾的。关于这一点我在为《译学大词典》写的序言中已经讨论过了。
辜正坤
2001年9月23日于
美国瓦西塔大学国际文化研究中心
2006年修订于北大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