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如何看待中国与东亚的关系

国外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考察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论点。

（一）中国崛起导致亚洲安全困境论

这种观点认为，鉴于中国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飞速增长，以及东北亚和东南亚同中国的贸易不断激增，中国的大部分邻邦把注意力集中在同中国建立商业纽带上。然而，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影响其邻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地位的问题却很少受到关注。精心制订的政策要么实际上避免对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作出有效的反应，要么就是“预防性顺应”的翻版，这种政策将对亚洲的安全和稳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要确保制订出比较现实的、有效的对华政策，就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战略能力和意图。

而一些重要的亚洲国家发现它们正陷入中国崛起引起的三种战略困境。首先，亚洲在全球力量对比中的相对战略地位再次被等同为中国的战略地位。虽然中国在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前进道路上充满着重重障碍，但是，只要亚洲未来之路越来越多地依赖中国的发展轨道，那么，把“亚洲”和中国混为一谈的情况就会加剧，这反过来将使亚洲和国际体系逐渐陷入更大的窘境。其次，很少有哪个大国的崛起会像中国一样同时带来这样大的希望和危害。不断加入到中国经济浪潮中意味着中国的大部分主要贸易伙伴倾向于回避敏感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尽管这在巨大的经济诱惑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损害了抗衡中国战略野心的努力。再次，迄今为止的事实已经证明，想要形成有效的联盟来抵消、限制或者遏制中国的军事力量投放能力和潜在的扩张战略，只能是一种幻想。虽然可以从不同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但今天或可预见的将来，没有哪个亚洲国家会牺牲同中国的贸易关系而直接对抗中国。中国大力发展远洋海军，只有两支地区海军——印度海军与日本海军——拥有可以遏制中国海上强国梦的资源。除了印度以外，没有哪个亚洲国家拥有可以同中国相比拟的核能力，而印度的核计划重点在于威慑巴基斯坦，因此它的核能力受到了限制。

主张采取接触的人经常指出，在同中国打交道时缺乏有效的替代办法。既然中国的精英认为，站在三千年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三百年来的衰弱只是一种反常现象，那么中国的亚洲邻国就不应该忽略中国21世纪的战略野心。很多问题取决于中国是否追求不那么咄咄逼人和比较务实的政策。因此，主要的亚洲国家在它们的对华政策中有着似乎相互矛盾的目标。它们希望从中国迅速的经济扩张中攫取利益，又希望中国日渐加强的外交和军事攻势能够在就事论事的基础上受到遏制或抵消。如果加上美国的对华战略背景，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也许变得最明显。美国的一些盟友似乎选择了迁就；日本和印度似乎正在奉行一种可以称作“隐形遏制”的政策，而不是公开地企图遏制中国放大了的战略步伐。

虽然要从根本上说明“亚洲”的中国观比较困难，但是最重要的共同看法是，人们日益接受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而中国中心遏制论又缺乏任何清晰的阐述。甚至那些对中国的长期战略持怀疑态度的国家，诸如印度、日本、越南和印尼，也选择不在它们的国防战略中明确说明“中国威胁”因素。当然，考虑到中国国内问题的严重程度和美国作为外部平衡力量起到的重要作用，线性预测可能是非常不准确的。但是如果中国的邻国继续回避问题，甚至否认中国在扩大其战略的步伐，那么，这些亚洲国家付出的长期代价将是安全选择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也大大减少的现实可能。世界得到的信息十分清楚：欧洲核心安全的困境已经结束，但亚洲的才刚刚开始。

（二）均势或搭车论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这个亚洲最大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美国学者亨廷顿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说，由于东亚拥有6种文明，18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它可能在21世纪初出现几种类型的国际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可以设想，在该地区大多数主要和中等水平的国家中，可能出现一组非常复杂的合作和冲突关系。一种可能是在中国、日本、美国和俄罗斯或者印度之间形成相互平衡和竞争的一强多极的国际体系。另一种可能性是，东亚政治为中国和日本或中国和美国两极之间持久的对抗所主宰，其他国家或者与一方结盟，或者采取不结盟政策。可以设想，东亚政治可能回到传统的单极模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权力等级。如果中国在21世纪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将取决于其他国家在东亚权力政治斗争中的反应。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将其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如果它的经济发展持续下去，这种转化将会具有很大的规模。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支配性国家。

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广义地讲，对于新的大国的崛起，各国可以作出一种或者多种反应。它们可以独自或者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通过运用均势战略来平衡和遏制中国，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战争打败它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另一种反应是，各国可以尝试搭这个新崛起的大国的车，适应它，在与它的关系中处于次要的或从属的地位，以期它们的核心利益得到保护。或者，各国可以尝试某种均势和搭车相结合的方法，但是，这将导致它与新兴大国对抗和无以自保的双重危险。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采用得更频繁。

如果中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在东亚出现，各国会作何反应？毫无疑问，反应将会是极不相同的。美国的主要倾向将是作为一个主要平衡者来防止中国的霸权。在必要时，发动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如果美国确实想阻止中国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就需要根据这一目标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紧密的军事联系，加强在亚洲的驻军和能够用于亚洲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想与中国的霸权抗衡，它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学会与中国的霸权相处，心甘情愿地坐视自己决定太平洋另一端事务的能力显著下降。但是这两种做法都会有巨大的代价和危险。然而，最大的危险是美国将不作明确的选择，在未经认真考虑它的做法是否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没有做好有效地发动战争准备的情况下，便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采取扮演次要平衡角色的办法来遏制中国，但这需要其他大国愿意成为采用均势平衡中国的主角。日本是一个候选国，这需要日本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加紧重新武装，获得核武器，在争取亚洲其他国家的支持方面与中国展开积极的竞争。

搭车取决于信任的程度，这要看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搭车更有可能发生在属于同一文明或者拥有文化共性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在缺乏任何文化共性的国家之间。第二，信任的程度可能根据背景而不同。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更为频繁的相互作用，会进一步促进同一文明内部的搭车现象。第三，搭车和制衡倾向会由于文明的不同而各异，也会由于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而有所不同。此外，对于权力分配的期望和偏好也会影响搭车或均势的倾向。中国的崛起将对日本构成重大的挑战，日本人在应当采取何种应付战略上将产生严重分歧。它是否应顺应中国，以承认中国的政治—军事支配地位来换取中国对日本经济事务方面首要地位的承认？或者应当赋予美日联盟新的意义和活力，把它作为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合作核心？还是应当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中国的侵犯？日本或许会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它也将削弱美国和西方在东亚的影响，迫使美国接受它历史上曾经试图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主宰。

（三）五大国体系论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在分析中国的国际和区域战略环境时指出，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英国及其后来的继承国印度五大国之间不断变化的实力对比和不断演变的相互关系，决定了该地区的战略布局。他认为，中国直接安全利益所涉及的地区包括从亚洲东北部的堪察加半岛和北海道到南亚次大陆、从太平洋岛屿到中亚的大片疆域。从16世纪到18世纪，一个统一的中国占据了这个地区的核心。19世纪中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世纪末出现的新战略布局延续到整个20世纪。该地区共有五个大国：两个属于该地区（中国与日本），与该地区密切相连的有两个（俄国与美国），英国在该地区则属于边缘性质。英国后来的继承国印度是南亚的主要大国。这个五大国体系是随着清朝的衰落而形成的。当时，英国忙于在别处与德国争雄，放松了其海军对亚洲的海上统治。俄国染指中亚，修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便于它进一步把手伸向该地区。1898年，美国获得了夏威夷和菲律宾，成为名副其实的太平洋大国。最主要的是，一心向往对外扩张的日本崛起了，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于是又增加了一个大国。

20世纪的最后20年，这个五大国亚洲体系出现了两个新的重要特点：第一，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后期，五大国中至少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进行了激烈争夺，并通过拉拢别国，争取同盟。差不多整个20世纪，至少有一个重大的断层把这个地区一分为二，造成了紧张气氛。第二，直到80年代为止，亚洲的格局、争夺和同盟关系基本上都是国际局势变化的结果。英德争夺、一战、大萧条和美苏冷战都大大影响了亚洲的格局。20世纪末，局面发生了变化。亚洲，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开始影响国际问题、国际上的结盟和平衡。亚洲的经济局势和中国的货币管理以及核武器战略左右着全球的平衡。

作为五大国际体系成员之一的中国，有着一种不安全感。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以及它的中心地理位置，谁向这几个地区（太平洋岛屿、中国台湾、印度支那半岛和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喜马拉雅山和中国西藏、中亚和中国新疆、蒙古、西伯利亚、中国东北、鄂霍次克海及其周围的领土以及朝鲜）伸手，都会触犯到中国的利益。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台湾、印度支那、喜马拉雅山、中国西藏、中亚和中国新疆、蒙古、中国东北、俄国的远东地区和朝鲜，都曾被用作侵华的跳板。因此每当一个不怀善意的国家要想控制上述任何一个地区，北京的领导人就会为维护中国的利益而百倍警惕。

（四）华夷秩序重现论

持这一观点的人担心中国试图恢复“华夷秩序”，恢复在东亚的中心大国地位，重新成为东亚的中心。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奉行更加武断的对外政策，这是因为中国过去长期占据地缘政治的优势地位，与这种优势地位相关的“良秩”、文明、德行和正义会促使中国通过更加武断的行为来再一次恢复它的地缘中心位置。美国学者称，亚洲力量格局发生变化，中国在亚洲扮演核心角色。“该地区的主导潮流是，各国之间形成一张相互依赖的大网，中国逐渐成为这张网的中心。21世纪初亚洲区域秩序盘根错节。中国日益增强的国力和威信正酝酿着一种崭新的亚洲体系。”

亨廷顿从文明视角指出：“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尽管东亚还有伊斯兰文明等其他文明，但不可否认的是东亚不少国家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在美国学者看来，“中国政府把大陆中国看做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有其他华人社会都应倾向于它……历史上，这种认同与华人国家同中国国家的中央权威的关系之变化是一致的，这种文化认同感既有助于几个华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这些华人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大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其结果又为中国文化认同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和心理上的压力”。

（五）强国必霸论

“中国的崛起已不再是预言，而是一个事实了。它已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型经济体，而且还是世界上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居第二的国家了。它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支军队（250万），军费开支在世界上排名第四，而且每年都以10%的幅度增长。不论它是否会在经济上超越美国——在我看来还显得非常遥远，它现在都是世界舞台上一支新的强大力量。”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正成为东亚一个支配性的国家，中国强大后必然要称霸，如《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认为中国的发展强大必将挑战美国的强权，因此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再如《大国政治的悲剧》，从进攻性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得出了大国之间的关系必然是“悲剧性的”，中美之间是注定要走向冲突的结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认为，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对于所有现实主义者来说，盘算权力是国家考虑周围世界的关键所在。权力是大国政治的货币，国家为之争斗。权力对于国际关系的意义正如货币之于经济学。他说，美国面对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下去，那么它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为。许多美国人相信，倘若中国实行民主制并融入全球资本体系，它就不会好斗，而会对东北亚的现状感到满足。按照这一逻辑，美国应当接触中国，加快后者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是一种鼓励中国向民主过渡的政策。倘若接触政策获得成功，那么美国就能与一个富裕民主的中国协同努力，推进世界和平。不幸的是，接触政策注定要失败。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无论中国实行民主并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还是成为专制和自给自足的国家，都无碍于它的行为表现，因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一样在乎安全，况且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当然，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谁也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它，很可能通过组建一个均势联盟的方式达到此目的。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简单地说，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

关于中国将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的争论不断。在有的美国学者看来，一个不断成长的中国在将来必然要追求霸权，以取得让全世界承认其不断增加的实力、地位和影响的合法权利。因此，中国将强调其军事能力必须与其不断增长的国力相匹配，扩大其势力范围，培养新的盟友，为获得更多资源而收复失地或占领新的地盘，滋长复仇心理，重新修订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同的“游戏规则”以反映其自身利益，更有甚者可能对对手发动先发制人的战略或袭击。“大国并非一天之内产生的。当今的大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200年来一直基本保持着目前的状况。新大国的到来通常会引发紧张气氛，即使不是动乱，因为它总是试图适应老的秩序，或者为了自身目的而打乱这种秩序。”

当然促使中国外交变得更加武断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恰恰是美国的对外政策。从历史上看，一个衰落大国往往担心有朝一日可能生活在新兴力量的阴影之下，这种担心比较容易化为反华言论——这些言论的功能之一，是在国内为推行一套先发制人的遏制政策寻求支持。当然这也有利于它用“中国威胁”谋求政策利益，如扩军，调整国内的经济政策使之更具活力，维护现存秩序，强化与盟友关系，寻找新盟友……这种政策当然会加重中国的猜疑，最终导致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从而反证它所担心的或想象的“中国威胁”的正确性。“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两千年来，中国曾一直是东亚杰出大国。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他们想恢复这个历史地位，结束屈辱与屈从于西方和日本的漫长世纪。”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任何有意义的努力，其核心必定是美日军事联盟。某种意义上，美日两国在2005年2月19日举行的安全磋商“2+2”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把台湾列入其“战略目标”，就是这种政策的最新体现。

（六）权力转移论

这种观点是强国必霸论的进一步延伸，认为中国的发展强大将是排他性的，会取代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是东亚地区最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力量。这种主导地位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中国必将寻求取代美国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力量，并成为亚太地区安全的主要提供者。美国人撰文说，中国在亚洲的多边主义倾向及其所支持的经济一体化仅仅是实现其长期战略目标的手段和策略。不论中国走哪一条道路，中国的崛起都很有可能会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第一，中国领导的亚洲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一种现实，并预计将在未来几年中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第二，地区经济联系和美国所界定的安全利益之间的分歧可能会加深。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一体化将会削弱东亚安全格局中以美国为中心的“轴与辐”框架。第四，美国将来也许不得不与中国在亚太地区分享权力。第五，中国在东亚的支配地位既是一个潜在的机遇，也是一种威胁，因而决策者需要调整思路，以适应这两种可能性。

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中国和美国不可避免地陷入争夺经济优势的长期性竞争之中。中国正快速增长，其增长率比更为成熟的美国经济要高得多。这一动力正在为将来发生的超越创造条件。人们预期超越（权力转移）将发生在2025至2035年间。“从我们的战略视角来看，这将中国置于能够与美国实现权力持平和潜在的权力转移的区间。”权力持平视角提出的主要问题，不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末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支配性国家，而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中国是公开挑战现存的国际规则，还是加入并领导业已存在的国际社会。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现在信奉着某种程度的自由市场哲学，而这是西方思想的基础。另外，中美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在不断地强化。无论是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还是美国对中国保持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双边贸易赤字，都表明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双方都必须对彼此的经济问题表示关注。这种局面与冷战高潮时期的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经济联系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苏这两个对手之间只有极少的经济交往，因此双方的经济界精英很少有机会软化各自国家的对外政策。融合而引发合作的前景是光明的。然而，美国和有战略远见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引导中国克服在增长曲线的迅速攀升阶段不断增加的痛苦。这要求避免出现致使中国变得不满意的局面。但是，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绥靖。

美国学者陆伯彬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尚难威胁到国际安全，但中国对美国的西太平洋和东南亚沿海地区的影响却不容低估。事实上，中国在近海海上能力现代化方面虽取得重大进展，但外海控制能力和在海上交通航道作战的能力并未明显提高。如果美中之间爆发战争，包括台湾战争，中国难以获胜，它无法承受可能付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代价。此外，中国在谋求开发外海动力推进平台的过程中亦面临巨大的长期制约。然而，一旦中国相对实力上升，它不会满足于现状，可能寻找机会取代美国的地位。因此美国仍须加强地区军事存在并继续使军队适应现代化需要，从而维护海上霸权、威慑能力、地区力量平衡以及自身安全。

权力转移论的另一层含义是指日本与中国地位的转换。中国曾是东亚地区公认的大国，但自19世纪以来，中国一步步衰弱下去，日本崛起并取代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东亚最发达的经济体。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停滞不前，因此有一种看法认为，日本的风头已经过去，中国的发展势头强于日本，中日之间出现“权力转移”的可能性更大。日本国内这样的声音已经不再是少数，如中日“易主”论。这种观点惊呼，日中经济所处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日本经济不仅不再是“胜者”，而且已被中国剥夺主导权。日本经济目前正逐渐陷入从属于中国的境地，因此当东亚形成自由贸易区时，也许日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而中国将掌握主导权。中国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亚洲经济的“盟主”宝座将易主，日本将失去“盟主”的宝座。实际上，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态一直就十分复杂。一方面，历史上日本被中国高度发达的文化所吸引，近代又被这片广阔无垠、人口众多的土地的经济潜力所吸引；另一方面，“在日本决策者中存在一种虽然是暗地里的但却是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希望中国进步慢一些。日本不希望中国出现动乱，但也不希望中国迅速获得奇迹般的成功，从而造成民族主义浪潮可能在亚洲其他地区泛滥或经济竞争发展过快而令日本难以招架的情况”。

美国学者奈斯比特认为：“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日本终将称霸世界经济。但如今风水轮流转，世界范围内的华人集团势力已显示出逼人气势，在未来将取代日本的主导地位，对亚洲甚至世界广大地区产生深远影响。日本经济实力已达到顶峰并开始衰落，而华人正摩拳擦掌迎接‘龙的世纪’。”他还认为日本已经走向没落。日本精神出现了断层，已变得异常脆弱。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本依然徘徊于东西方之间，它该回归亚洲了吧？其实，长期以来日本作为世界七大工业国之一，一直被亚洲人划归为西方。而现在，东南亚对日本的重要性胜过西方。但是，日本是一个“没有道德准则、缺少骨气的国家。（由于它不肯就历史问题向邻国道歉）它还没有真正认清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当今的世界，虽然经济挂帅取代政治观念是大势所趋，决定着国家的兴亡与发展，但也非绝对如此。当全球政治势力削弱时，国家的道德力量就凸显出来。日本在经济和道德两方面都已开始衰落，短期内恐怕难以扭转。”于是有学者提出，东亚国家应当采取积极的、有预见性的方式：承认并且允许中国在国际关系准则下，重塑它的领导角色。亚洲国家只有认识到与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并且承认它的至高权威，才能够与中国的崛起及其领导地位协调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这一地区间的冲突与不稳定因素。

（七）未来不确定论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中断的可能性，现在还难以断言中国会“和平融入”东亚秩序。如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就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整体性的成功，中国的能力在不断提高，然而，中国的战略方向似乎尚未定性：中国可以选择和平统一和稳健的竞争道路，同时也可以选择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其中发号施令的道路。换言之，中国的战略方向似乎尚未定性。中国军力的增加使邻国不安。中国与外国贸易的迅速扩大，同时也增加了中国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矛盾与紧张关系。中国对外部市场、海上运输线和能源需求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使北京的战略脆弱点明显增加。冷战的终结使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要下降，不必与中国保持一个更加紧密的安全关系。社会财富的增加和越来越自由化增加了社会风险，中国的转型有难度；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社会风险均存在，未来走向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周边国家对中国保持敏感性。当然还有人认为中国会更加武断的原因还有：恐惧、期待、地位、贪婪、领土收复主义等。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寻求通过国际体系来推进和确保其利益。中国还可能在外交上表现得更加强硬，以便在国内政治中获得好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仍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即使是在最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这一进程似乎也要延续到下一世纪。”

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不能就此得出中国今后的道路将会一帆风顺的结论。实际上，从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有些因素是难以预测的。这包括：如何处理中美日三角关系以及这三个国家各自的战略方向和经济政策；大国利益相交之处，局势将如何发展，而这基本上超出了中国的控制范围；中国国家能力可能会加强，也还会出现反复，中国若出现经济危机，其后果很难预料；中国进入国际经济后，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很难预料。外交政策很可能会紧缩，特别是如果中国领导人决定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国领导人也可能因此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赢得更大的发言权；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蒙受的屈辱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可能会减少，这种记忆的淡化将是很缓慢的。20世纪复杂的民族主义情绪虽遭受伤害，但还是很急于抬头的，它很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其面目尚无法辨认，这些就是中国外交政策最大的未知数。除非中国领导人治国有方，明智地应付国内各种严峻的挑战，否则就不可能在国内外保持稳定的航向。中国若治理不好，会造成区域的不稳定，给全世界造成麻烦。总之，21世纪中国能否国泰民安，关系到所有大国的利益。中国正在成为亚洲地区力量平衡最大的长期挑战，因为没有人知道北京如何使用它急剧获得的力量。

（八）中国参与世界论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得越来越活跃，积极参与国际机制或国际组织，逐步融入国际社会。这得益于中国对世界看法的变化：通过参与世界来维护其利益，通过参与世界来发挥其影响。这种观点的代表作是《中国参与世界》（China Joins the World）。这本书由美国学者奥克森伯格与埃克诺米（Elizabeth Economy）主编，多名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如江忆恩（Iain Johnston）、拉迪（Nicholas Lardy）、史文（Michael Swaine）等人参与撰写。这本书对20世纪最后几十年内中国进入联合国、军备控制、人权、贸易、金融、电信、能源和环保等八个国际机制及领域的情况作了介绍和分析，对中国20世纪70年代进入联合国体系尤其是国内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演进过程作了讨论，其观点总体上看比较平衡，信息量也比较多。正如该书在“引论”中所提出的：中国的兴起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越来越成为战略家们关注的焦点。随着影响力的增大，中国是否会在世界上造成大的混乱和冲突？尤其鉴于美国负有帮助维护世界秩序的使命，它是否会跟美国发生冲突？美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同中国合作，以便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将中国和平地纳入国际社会？该书还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服务于五个目标：维护中国主权、维护中国安全、削弱台湾的地位、树立良好形象和促进经济利益。

持这种观点的知名学者江忆恩博士，被认为是美国“中国学”的新领军人物之一，其研究范围涉及中国外交、军备控制过程、外交政策、国际制度的作用及与中国的联系、战略文化以及国际关系中的规范性结构等，其主要代表作是《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和宏韬伟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与另一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陆伯彬一道，主持了哈佛大学“与中国接触”（Engaging China）项目并出版同名著作，在接纳中国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看法。他认为，现在中国融入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其合作态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积极。然而，美国和亚太国家却对中国日益壮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越来越感到不安。他提出五个指标，并把它们分为两组，排列顺序是从对现状最不具挑战性到最具挑战性。第一组指标检验的是一个国家具有多大的主动性去挑战国际体系中受大多数国家支持的重要国际组织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第二组指标检验的是一个国家对看似不利于自己的权力分配格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经过上述分析，他认为，“崛起大国即改变现状的国家”的传统推论无法解释中国的整体外交行为。此外，他还通过中国对五大国际规则体系，即主权、自由贸易、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民族自决及人权的遵守情况进行分析，得出这样的看法：总体来说，在一系列关于国际准则的问题上，中国似乎比过去更加遵守现存的国际社会准则。就一个国家在全球主要问题上认同于国际社会的程度而言，中国已经融入了各个国际组织，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合作。没有证据证明，中国领导人正在积极努力抗衡美国的力量，试图破坏一个美国主宰的单极体系并用一个多极体系取而代之。另外，萨缪尔·金也有不少文章涉及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

（九）动态差异理论

动态差异理论是一种关于体系压力对行为体行为产生影响的理论。这一理论相信，在任何体系中，发动大战的常常不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而是正在衰落的、居于支配地位的军事大国。该理论假设，国家是理性的、寻求安全的行为体，国家会对自己的对外政策行为进行理性的权衡。一个正处于权力上升通道的大国，是不会贸然发动大战的，因为时间对它有利，等待就意味着权力的进一步增长。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的东西，没有必要依靠战争去攫取。鉴于大战的高昂成本，军事上不强大的国家也不会去“挑战体系”，因为这将得不偿失。与通常认为崛起国家会主动挑战霸权国的看法不同，科普兰在《大战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只有一个面临衰落威胁或正在衰落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军事强国才有可能发动战争，因为它既有能力，又有意愿，发动战争对它有利。在任何体系中，只要国家是寻求安全的理性行为体，任何一场大战都必然是“预防性战争”。恰恰是当一国认为自身陷入深重的、无可挽回的衰落之中时，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最大。只要处于衰落中的大国认为自身的权力正在衰退，即使它的军事力量与对方大致相等甚至稍逊一筹，也会铤而走险发动一场大战。面临这类衰落的国家一般会采取强硬行动，如奉行强硬政策或挑起危机，但基本上不会诉诸战争。

持这一理论观点的人在探讨中国的崛起对国际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就一直以高于任何其他大国两倍甚至三倍的年增长率高速增长，“照此下去，几十年内中国将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赶上美国”。中国的权力增长对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美国应采取何种对华政策以应对中国的崛起呢？科普兰指出，根据动态差异理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是不会挑起战争的，因而有理由相信中国将继续奉行和平政策。至于美国是否会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甚至发动预防性战争，将取决于中国权力增长的程度及美国对自身是否陷入深重而无可挽回的衰落的看法。就目前而言，美国在权力的所有层面（经济、军事和潜在权力）上都居于绝对支配地位。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依然是个工业基础薄弱、80%的人口都从事农业劳动的发展中国家；在潜在权力方面，中国虽然国土面积广袤，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且科技落后，也处于劣势；在军事方面，中国也远远落后于美国。因而，对美国决策者而言，明智的对华政策就是继续奉行对华接触政策，因为这样做既无引发新冷战的危险，又不会对美国的利益形成威胁。然而，一二十年后，特别是当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美国的对华政策将面临重大抉择。到时候，美国是否会奉行遏制政策，与其说是取决于中国的善意，毋宁说是取决于美国对自身衰落的深度和无可挽回性的判断，以及对采取强硬行动可能产生的风险的权衡。简言之，科普兰给美国决策者提供的政策指南是：在中国的实力不够强大时，奉行接触政策；当中国的实力强大到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加以遏止。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和平崛起论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将走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的、与传统西方大国崛起不同的“和平崛起”新道路。其代表性人物是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2003年11月3日，郑必坚在中国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会场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演讲，正式提出“和平崛起”论。郑必坚认为，围绕这条道路，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有三条：一是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最后，他强调指出：义无反顾地坚持和发展这条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就是21世纪中国人的使命。

后来，郑必坚在2004年和2005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以及2004年9月在意大利举行的“高层论坛”上，对和平崛起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有一些新的发展。

他强调，这条道路是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相统一的发展道路……不是一种宣传姿态，而是一种非常务实的考虑和战略选择。中国选择这条道路的着眼点，是要解决13亿至15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的问题，就是要让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过上一种比较体面且有尊严的生活。……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参与者，完全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国际资源，而根本没有必要像当年的德、日等国一样，以对外扩张和海外殖民的方式来掠夺别国资源。而且，中国已经同国际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经济格局。因此，中国不可能挑战和颠覆现存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中华民族有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特别是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讲信修睦、善待邻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近代以来，中国这个民族多灾多难，深知强权之可恶、和平之可贵。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已经将永不称霸列为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尽管我们在发展道路上遇到一系列困难、矛盾和挑战，特别是资源包括能源的挑战、生态环境的挑战、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在应对这“三大挑战”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那就是实现“三个超越”，即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推进新型工业化；超越近代以来后兴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继续致力于构建和谐而又活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在同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的条件下，努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复兴。归结起来，就是当代中国将以一个和平的中国、文明的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美国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04年9月在华盛顿专门举行了一个题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型国际研讨会。笔者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就“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挑战美国的霸权”作主题发言。“和平崛起”的提出在国内外的反响不同，褒贬不一。在国外，一种看法是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因为大国崛起必然要引起冲突与战争是一个铁律，中国也不例外。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米尔斯海默就持这样的看法。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应鼓励中国和平崛起，因为一个“暴力失败”的中国会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威胁。布热津斯基就持这一看法。米尔斯海默和布热津斯基两人在研讨会上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国内，“和平崛起”这一提法引起了不少争论，批评者认为“崛起”一词太刺眼，称中国离崛起还差得远，要慎言崛起。另一种看法认为“崛起”一词是外国人常用来形容中国的快速发展的词汇，是对中国灌的“迷魂汤”。尽管如此，在学术研究上，“和平崛起”仍是值得探讨的题目。

此前，中国学者对国际上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和一些重要的观点作过比较详尽的研究和评介。阎学通的《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出版于1998年，是国内全面系统地介绍国际社会有关“中国崛起”各种观点的较早的一部学术著作。他在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也多次论述到中国崛起问题，如《中国崛起的实力地位》。文章分析了国际国内对中国实力地位的不同认识和判断。他认为政治原因使人们高估或低估中国的实力地位。政治原因又可以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类。高估论的正面政治原因是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负面的政治原因是想证明中国已经构成对现有国际秩序或其他国家的威胁。低估论的正面政治动机是想消除“中国威胁论”或担心中国政府搞军备竞赛会重复苏联解体的历史；负面的政治原因则是为了否定中国政府取得的经济成就。一些对中国政府不满的人，从内心就不愿意承认中国实力地位上升的现实。2002年9月黄仁伟的《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一书出版。该书介绍和评论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崛起”的各种观点和议论，特别指出研究中国崛起的战略构想，不能离开对于各种反面、制约、阻遏力量的研究，也不能不参考各种对中国崛起失败的预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面力量比我们自己更重视、更敏锐地发现可能导致中国崛起失败的因素。为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中国可以“以敌为师”。

（二）合作发展论

这一观点认为中国必将走一条与东亚更加合作的道路，中国的发展将有利于东亚地区的繁荣和力量平衡。中国在过去的两百年中有两次不同的向外部开放的经历，由于方式和时代的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第一次中国内忧外患，被动地打开国门，结果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主动打开国门与外部世界接触，建立正常关系。它带来的是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国际社会的尊重，中国成为改革开放的获益者。今天的中国开始摆脱“受害者心理”，代之以“朝前看”的态度，以更加自信与积极的姿态与外部世界打交道。这种受益加深了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决心和信心。这将更加巩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共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综合国力的增强，靠的不是对外扩张和征服，而是内部不断的改革以解放生产力、外部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和平交流。同时，中国的发展与繁荣，带来的是中国与亚太地区所有国家关系的改善，而不是更多的矛盾对抗；是中国与各国对话合作的态度与方针，而不是中国对各国的敌意与敌视；是中国同地区各国间更多的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而不是称霸和扩张。在整个地区合作与全球事务中，中国发挥的是建设性的稳定作用。中国新领导人更趋广阔、更加灵活、更加务实的外交思路，正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打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平台。

当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现实，证明了西方这种“实力—扩张”法则的失灵。中华文明是一种自足的文明，是一种建立在内涵式发展基础上的文明。这是一种不需要对外扩张的文明，扩张对于这个文明而言，只能意味着生产力的破坏、文明重心失去平衡，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分析未来5—12年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欧洲，以欧盟为核心的大欧洲经济一体化将达到一个新境界，欧盟将变成拥有至少30个成员、占全球GDP的40%、占全球贸易额50%的最大经济体；在美洲，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核心，将发展成为有至少15个国家参加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在非洲，以南部非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为基础的一体化安排将会进一步实施；在南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将加快建立与实现自由贸易区方案；在东亚，日本、韩国都将更积极地参与签署若干个自由贸易协议，建立自由贸易区。

中国十分重视与东亚地区国家的合作。自1999年起，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实现了定期非正式会晤。三国在诸多领域建立了部长级、高官级和工作层会晤机制，并以经贸、信息、环保、人力资源开发和文化为重点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2003年10月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韩国总统卢武铉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了中日韩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并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宣言称三国地理相邻，经济互补性强，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已经成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中日韩之间的合作将成为东亚合作的支柱之一。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05年12月底召开的“10+3”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巩固深化合作，共创美好未来”的讲话，指出中国支持一切符合各方共同利益、有利于东亚合作发展的倡议。东盟作为“10+3”合作的组织者和主要推动力量是各方的现实和明智选择。中国将继续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也主张中日韩三方加强协调，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作用。他还明确重申，中国反对本地区搞自我封闭或排他性集团，支持“10+3”与美国、欧盟及其他域外国家和组织加强沟通与对话，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寻求共同发展。

（三）经济福利论

这种观点认为经济上发展的中国将大大增强对东亚的经济福利，扩散互惠，而一个繁荣富强的东亚将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中国与东亚地区正形成新的地区主义。但这类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与东亚的历史和现状关系方面以及“经济地区化”的经济福利含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西欧地区一体化进程取得了重要成果，产生了国际关系中的功能主义学派。由于该理论正好解释了西欧所发生的事实而迅速流行，期间虽然有曲折，但是它们无疑促进了其他区域的“地区主义”研究。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有不少预言认为东亚存在冲突的各种诱因，但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却一直保持和平与基本稳定，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是产生东亚这种大和平的机理。相互依存有助于促进国际安全。其一，相互依存、互利互惠增加了国家的福利收益，提高了国家发动战争的额外成本。相互依存大大扩展了国家获得资源或者实现特定物品生产的途径，降低了使用战争手段掠夺土地等排他性要素的概率。其二，比起增加征服成本来，相互依存在抵制冲突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向有关国家提供有效的信息，从而消除潜在的军事行动。作为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结果，经济一体化是必然发展趋势，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外溢到高级政治领域，形成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合作。这些合作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国防论坛甚至维和，都有助于披露合作成员的军事能力等方面的信息。当这些领域的私有信息变成公开信息之后，就会使误判变得不太可能，从而减少了战争或冲突的风险，并增加了充分的预先谈判的可能性。其三，相互依存提供了建立承诺的机会，以创造信任，让某一国家能对另一国家现在或将来的行为有比较充分的预期，以降低敌意。通过坦率的交谈与接触增加信任或减少“误判”的诱因。

冷战后，东亚各国广泛接受开放市场，强调把经济的好坏作为在政治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促成相互依存的加深，并成为东亚稳定的主要因素。经济福利增长已经成为东亚国家的最优先选择。可以说，在今后一个时期，东亚国家对经济贸易关系的现实关注将超过并塑造其他领域关系。由于内需的局限，投资和出口成为东亚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东亚各国在市场和资金上内部相互支持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保障与源泉。中国与东盟关系近年来取得突破恰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东盟国家曾对中国抱有不同程度的不信任感。加之中国是毗邻大国这一天然特性，又使得它们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恐惧心理。对中国来说，使它们解除这种恐惧和担心的方法是言行一致。2003年中国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显示了中国对东盟这一组织的重视、尊重和支持。中国主张推动东亚一体化和成立地区合作组织，但这不意味着忽视、排斥东盟。相反，中国会继续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和东盟整体力量的加强以及东盟继续在未来东亚一体化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发表将使东盟国家逐步相信，中国会接受和尊重东盟的整体身份，而不会对其采取分化、离间和各个击破的政策。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也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近年来，以东盟和中日韩（“10+3”）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各国政府间经济合作迅速发展；东盟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展顺利；东盟与日本、东盟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也进入官方讨论阶段；一系列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也在积极拟议之中。应该说，东亚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意愿为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之，中国同东盟这一整体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将积极推动东亚一体化，落实“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思想，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再添光彩。

实际上，中国的快速发展将为东亚国家提供更多的机会。2004年中国从亚洲国家的进口额近3700亿美元，同比增长35%，占中国进口总额的65%。未来五年，中国将从亚洲进口超过2万亿美元的商品，市场容量进一步扩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80%在亚洲。当然，在政治安全方面，中国也采取日益合作的立场，扩大与东亚国家的合作。2003年10月8日，中国同东盟领导人发表了题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国还正式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东南亚区外大国，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与一个地区组织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双方还签署了一个《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补充议定书以及其他文件。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同东盟国家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必将大大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四）第三种模式论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东亚的未来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难以从某种先入为主的模式来讨论东亚的未来秩序。但是东亚将走一条不同于欧美的联邦主义模式或帝国式的第三种模式道路。这种看法认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部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美国的帝国式和欧洲的超国家的联邦主义模式，这两种治理模式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否定主权，对三百多年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秩序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推进“帝国的管制模式”，并不独因其强大的实力，还因为它的世界政治哲学理念与欧洲大陆不同。传统的欧洲大陆国际关系哲学倾向于把国内社会视为等级制和有序的，而国际社会则是分散的和无政府状态的，因此欧洲以两种不同的方式管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而美国则认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在性质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前者因为制度安排而更有秩序，后者因为制度安排的缺失显得混乱无章。据此，要使国际社会像国内社会那样的秩序井然，必须在国际领域进行大范围的制度安排。这种认识上的差别导致美国抱着以国内政治经济安排的原则来改造世界。美国是一个“国际的国家”，这个帝国没有边疆，没有夕阳，因此美国认为拥有可以干涉任何被现今国际法视为他国内部事务的权限，也无需外交。帝国还会以自己的国内法塑造国际法。帝国的管制是一个以母国为中心的垂直的强制性秩序，主权在这个范围里没有意义。

与此相对照的是，欧洲认为，要避免循环往复的大国战争，就必须告别长期支配欧洲国际关系实践的传统的均势，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经过五十多年的苦苦探求，欧洲在一体化过程中形成了追求联合的超国家联邦主义模式。这种超国家模式同样是否定主权的。这是由于欧盟是以联邦主义的新模式处理国家间的关系的，照此，国家过去享有的内政、外交和国防等权利将逐步让渡到更高机构。欧盟的制度选择遵循的是契约主义道路，以联邦主义宪法思想来治理主权国家之间的事，其本质仍然是剥夺主权。

与欧美相比，东亚的前途还不明朗，由于制度安排的缺失，东亚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对东亚而言，早期的东亚国际体系是以中华帝国构成华夷秩序的核心，而礼治和德化又是这一秩序的重要特点。在东亚，由于汉民族长期保持很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于是不断增强了自我优越、唯我独尊的意识，并产生了华夷观念，把周边民族或国家都视为落后的蛮夷。对待周边蛮夷国家，中国除了要用强大实力使之“畏威”以外，更应以“德惠”使四夷倾心内服。《礼记·中庸》主张对诸侯和更远方的国家采用“怀柔”政策，包括“厚往而薄来”的恩惠大度方针。按照儒家学说，中国君主与其他各国君主的关系，只能是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外国来使均为朝贡者，故而没有形成平等国家间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礼仪。因此，古代中国统治者认为自己不需要外交，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只是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办理海道和陆路往来的各国事务。到了明清时期，这种以朝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宗藩体制最终形成。《清朝续文献通考》说：“迄乾隆五十年，我为上国，率土皆臣，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随着西方的入侵，该体系到1860年满清逐步接受现代西方外交制度的时候已基本瓦解。

东亚治理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在制度上，主权制度仍然是调整亚洲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不存在美国那样的霸权国家可以在这个区域施行帝国式的治理，也没有出现欧洲目前区域化过程中的联邦主义现象。其次，无论从哪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或者建构主义）来看，东亚未来都更可能处于冲突与战争状态。在自由主义看来，东亚是发达民主国家与集权国家、现代国家与后现代国家、市场经济国家与正在市场化的国家的混合区域，充满着不确定的变数。进攻性现实主义眼里的东亚则处于权力的转型过程中：上升中的国家与衰落中的国家、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与维护体系现状的国家并立，如此等等，都是东亚国际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在建构主义看来，霍布斯的冲突型国际政治文化主宰着东亚国际政治，东亚还没有培育出欧洲现在的洛克式的契约型国际政治，还存在着争端、不信任，猜疑、恐惧、偏见和民族主义成为东亚国际政治的重要现象。再次，东亚缺少超越国家层次的正式国际制度安排：尽管存在一些国家间层次上的制度安排，但这些制度安排缺乏效率，组织化程度低。东北亚的区域合作缺少固定的构架，并且受制于权力政治的约束，难有作为。尽管这样，东亚在未来有可能走出一条与欧美体系不同的第三种体系模式。

（五）非美国式崛起

中国的崛起会不会重蹈美国霸权式崛起的覆辙？答案是不会的！首先中国的国情和国际环境与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条件根本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崛起，不是一个向外扩张力量的过程，而是向内集聚力量的过程。这样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运动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作为强国的行为方式——必然完全不同，即“霸权式”和“非霸权式”的区别。具体地说，中国不可能复制一个新的“美国霸权”，这可以作以下几点对比。

1．中国不具备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那样的国际环境。美国南北两侧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当时还是殖民地或弱国。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正忙于与后起的德国争霸，战略重心在欧洲大陆和中东、非洲等地区。美国首先打击的是早已衰败的西班牙，取得在古巴和菲律宾的立足点。接着趁英国无暇他顾、法国财力不足，一举控制了巴拿马运河。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所有的强国都被摧毁或一蹶不振，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的地位。

20世纪末到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周边和全球环境要比一百年前美国所面临的环境复杂严峻得多。中国周围有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三个大国，各有其大国战略；还有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岛屿、克什米尔、阿富汗等若干现实和潜在的冲突热点；特别是作为世界霸权的美国，准备或正在将其全球军事战略重点从欧洲移向亚洲，在阿拉斯加到中亚的大弧形地带构建“预防性防御网络”；美日联手，企图控制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各个战略通道。在此战略环境中，中国如果采取与霸权对抗、强行突破的方针，无疑会陷入更加被动、更加险恶的战略环境。

2．中国崛起的国内环境也与19世纪末的美国有根本的不同。美国是一个没有封建社会遗产和历史包袱的国家，其资产阶级民主、法制和联邦制度在建国初期就已经相当完备。特别是在它成为世界强国以前，已经彻底消除了国内两种经济制度的对立和南北分裂的危险，拥有整个密西西比河以西（大约占美国本土面积的三分之二）的广大发展空间，并在西海岸获得巨大的财富资源。正是由于这些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美国从欧洲吸引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金和技术，很快成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

相比之下，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遗产甚多，民主与法制建设远远没有完成。发展和统一两大问题的战略统筹远未完成。如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崛起的不同特征：美国在成为世界强国以前，已经在国家制度建设和资源储备两方面做好了准备。美国是在基本解决了国内发展的重大问题后开始对外扩张的。而制度建设和资源开发的严重不足，使中国不可能成为霸权国家。中国必须在崛起过程中解决国内的发展“瓶颈”，同时妥善处理国家的统一问题。

3．美国自19世纪以来，一直为其霸权进行理论和战略准备；而中国把反霸和不称霸作为自己的国策，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显然，中国在其崛起过程中的战略指导思想与美国崛起过程中的战略思维是根本不同的。“反对霸权”和“建立霸权”是两种战略的根本区别。中国的国际战略不会以取代美国的霸权为目标，也不会试图建立新的霸权体系。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国力，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哲学，更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六）国际角色转换论

这种看法认为，中国的国际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一个革命性国家转变为一个建设性国家，一个维护国际秩序现状的国家。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几年中，虽然在很多方面还在适应和调整，但从中获得的利益却超出了预期。从近年来世界贸易的格局来看，尤其是从中国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事实来看，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一事实证明，全球化并非必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只要调整适当、及时，发展中国家也将从现有贸易体系中获益，因此现有贸易体系必须得到维护。有的学者认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国际角色经历了三个时期的重要变化。一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这是中国基本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的时期。二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是中国初步参与国际体系并被两个超级大国竞相拉拢而逐渐处于战略主动地位的时期。但在美苏争霸的格局中，中国的次要角色地位没有改变。三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是中国崛起和广泛参与国际体系并越来越被各类国家视为“合作对象”、“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的时期。

随着中国的崛起，21世纪初中国的国际角色发生了三个重大的也是必然的历史转变。第一，中国由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迅速崛起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第二，中国由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反对者正在变成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和改造者；第三，中国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和偶尔借重的对象正在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和借重同时又被加以防范和制约的对象。中国已不可能置身于大国矛盾之外了。这种角色转换意味着中国在外部安全上的压力增大，外交政策的选择余地相对缩小。中国角色的转变实际上也预示着中国外交理念的转变，这就要求中国在国际上塑造“和平、发展、合作”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此情况下，中国外交必须“在各种矛盾中寻找平衡，在利益取舍中探求出路：既要服从、服务于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根本利益，‘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同时又必须兼顾全面开放、与国际体系接轨的战略需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既要以本国利益为最高原则，又要兼顾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既要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又要竭力避免被推到国际社会矛盾的焦点位置；既要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又不被现有国际体系捆住手脚而丧失独立自主地位；既要按照一定的国际规则办事，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又要防止被西方国家‘分化’、‘西化’；既要适应全球化的趋势，广泛开展国际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又要避免在主权和安全上付出过高的代价。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只能走更加理性的中间路线，以新形象和新角色获取相对安全利益，追求相对安全目标”。当然，随着中国加入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中国实际上是在通过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来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遵守这些国际组织或国际条约的规则，增加自身行为的可预见性和政策透明度。中国这种角色的转变大大拓展了中国外交空间，也为中国与东亚秩序的相互建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一个核心甚至一个中心，它转而成为东亚地区秩序演化过程的一部分：既是驱动力量，也是被驱动力量；既在演化他物，也是被演化的对象。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巨变，不仅表现在内部，也表现在它与周围世界关系的重大变化上。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在变化，从一个局外人、旁观者到一个参与者，一个可以享受诸多权利同时也承担诸多义务的参与者，这是一个重大的角色转换。当然，中国的变化仍在继续，中国的角色依然没有完全确定。总之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国的角色大体可以界定为：国际秩序的改革者；地区和平的维护者；经济合作的促进者和文化多样性的推动者。

具体而言，中国应该成为国际秩序的改革者。旧的国际秩序不可能也不必要彻底打破，那样的代价谁都承受不起。更何况，改变秩序需要实力，争取发言权也需要实力。西方的怜悯、同情和施舍是靠不住的，也不可能寄希望于西方人会突发善心，抛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旧的秩序可以通过渐进的改革、凭借自己的实力使之朝着合理的方向一步步发展。联合国就是这样。联合国是旧有秩序的代表，但不可能不要联合国，那样就会天下大乱。因此，改革是联合国的真正出路，这已经成了全世界的共识。但联合国的改革是千难万险的，是需要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才能完成的。

中国是个名副其实的地区大国，对东亚和周边地区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既有维护地区和平的责任，也有维护地区和平的能力。更何况，无论是东亚、西亚还是南亚地区，中国周边动荡的种子很多，不安定的因素比比皆是。维护地区和平，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锻造中国未来作为一个世界级大国的能力与技巧。

二十多年来，中国是国际经济合作的受益者，也是大力推动者。未来，中国仍应该承担起这个角色。中国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应该注意两个问题。首先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日渐增多。这个问题最近两年尤其突出。中国和美国、欧洲之间的经济摩擦烽烟不断，中国与第三世界的经济摩擦也不断涌起。其次是如何改造现有国际经济合作体制的问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贸易组织是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合作体制的最集中代表。但这些组织中长期存在着对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歧视、不公平待遇。改造、改革这些组织中的一些规范、规则，使之向第三世界倾斜，从而更有利于第三世界发展，更有利于消弭各种南北差距、数字鸿沟，这应该是中国未来的目标。

纵观以上所提到的各种观点，涉及中国与东亚秩序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和现状方面的描述。在谈到中国与东亚地区国家的关系时，外国学者强调利益分歧，强调“权力转移”带来的风险和冲突，还用西方大国传统的崛起扩张的战略文化来套中国的崛起道路。一些学者认为，虽然中国不断参与国际体系，其行为必然受到约束，但这不过是中国的缓兵之计。中国学者则往往强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互利互惠以及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的良好意图。这些研究日益暴露出其弊端和不足。

需要强调的是，在西方式的语境下，中国的崛起只能被解读为新一轮霸权的开始。正如当今的世界体系是以西方的霸权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一样，国际关系的话语体系也明显是以西方的主流文化为主导的。国际政治学本身完全是“西方制造”。从研究的术语、概念、分析模式与方法等方面看，这条线索一直贯穿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始终，表现出明显的西方话语特征。一旦进入这样的语境，就难以跳出他们预设的逻辑边界。即当人们用这种以西方为主导的话语体系来分析其他社会的文化行为之时，其中隐藏的却是这样一种“霸权”陷阱：在西方国家的行为模式之外，不可能有其他模式。这显然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换言之，大国关系不过是2500年前雅典与斯巴达关系的某种延续。这显然不能正确描述与解释今天中国与东亚秩序之间的互构关系。因此，构建和创造中国自身的话语系统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