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为何要研究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

本书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推进东亚国际秩序的“和平转型”？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世界斗转星移，国际风云变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体系瓦解、东亚金融危机、科索沃战争、“9 ·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核危机、伊朗核危机、巴以冲突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如印度洋大海啸、“卡特里娜”飓风、禽流感等国际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全球化、信息化迅猛发展，所有这些均表明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嬗变，全球国际力量正在出现新的转换与调整。任何一次国际体系的根本性变动，都会伴随着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刚刚过去的20世纪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就“像一个历史的三明治”，从1914年起到二战结束，是大灾难时期；紧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黄金时期；从80年代起则进入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年代；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彷徨不定仍在继续。

有的学者看到，“在历史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另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之时，在两个时代之间可能有一个动荡不安的过渡时期”。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正酝酿着新时代的特质。因为“新世界是在旧世界的阴影下逐渐成长起来的”，而且“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降生是正在缩小的同一世界之中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我们着重关注的是在旧世界阴影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新时代”。任何一种国际秩序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而且任何一种国际秩序本身也是不断发展演变、不断增加新内涵的。

对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众说纷纭，有“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平与发展”论，等等。有的学者还认为，今天的世界可以划分为“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尽管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世界处于一个新旧秩序的转型期。当然，这个转型期并不会一帆风顺，也可能是矛盾的高发期。

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的转换通常具有革命性和突发性，大规模战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标志，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往往伴随着动荡不安。今天国际秩序再次处于一个转换的十字路口，如何重建稳定和平的国际新秩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同样，如何在东亚建构一个稳定和平的新国际秩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考察人类文明的进化时曾说过：“看起来文明好像是通过活力而生长起来，这种活力使文明从挑战通过应战再达到新的挑战，而这样一种生长过程有内外两个方面。在宏观世界里，生长的本身好像是一个对外部环境的逐步占有的力量；而在微观世界里，却又像是一个逐步自决或逐步自己进行调整的力量。从这两种现象看来，我们都有可能衡量活力本身的进展。”原有的国际体系失衡使国际秩序出现转换。转换或转型意味着不确定，意味着风险，当然也意味着机遇，因此研究国际秩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这种国际体系的巨变也同样深刻地冲击着东亚的国际秩序。东亚主要是指东北亚和东南亚15个国家。由于拥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和丰富的战略资源，该地区自19世纪始即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觊觎和争夺的对象；在20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对抗和冲突的高发地带。尽管东亚区域内还存在种种战略冲突、历史恩怨、领土争端、资源纠纷，但是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国家在经济上形成了日趋紧密的优势互补、相互依赖，以合作代替对抗。再者，东亚国家地缘相邻，习俗相近，风物互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那场突如其来的、惊心动魄的东亚金融危机中，更是对全球化的残酷无情感受深刻。这促使东亚国家加快地区整合的步伐，东亚一体化和区域化蓬勃发展，和平与繁荣成为高端追求。

一、中国与东亚的互动

本书研究的主体是中国。中国是东亚的中国，因此将重点讨论中国与东亚的互动关系，体现中国视角。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周边，特别是东亚地区。如何重新界定或在原有基础上调整中国与东亚秩序之间的关系被提上了日程。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海岸线18000多公里，周边国家多达29个，其中直接接壤的邻国就有14个，这是中国的天然资源。东亚是中国最为关键的周边板块之一，也是世界主要大国利益的交汇处，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四个集中于此。该地区既是中、美、俄、日等几大国的利益汇聚之地，也是东盟作为一个新兴地区力量的成长之区。冷战时期这里就曾形成不少“热点”问题，有的坚冰至今尚未消融。各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发展水平等都有着巨大的差别，地缘战略关系也极复杂，可以说，东亚是整个国际关系复杂性的一个微缩景观。

冷战结束，宣告了大国对抗时代的终结，为中国进一步稳定周边的和平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中国逐步与东盟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90年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加坡建交；1991年与文莱建交；1992年和韩国建交。在此期间，中国又同越南、蒙古先后实现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国相继同独联体国家建交，特别是同与中国接壤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中国还不失时机地解决了一些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中俄边界的最终确定颇具战略意义。始于1964年的中苏边界谈判，直到1992年才解决东段边界问题，1994年又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2004年10月，普京总统访华，签署了关于中俄东段边界的补充协议，标志着中俄4300公里的边界划界全部解决。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问题也得到顺利解决。1999年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中塔国界协定，部分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1999年以来中国和越南先后解决了陆地边界、北部湾划界及相关的渔业问题。中国还与一些接壤国家如印度等建立信任措施，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和安定，提高两国边界谈判的级别。1989年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作为中国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基本原则。从稳定大局出发，中国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在坚持主权属中方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前提下，尽可能和有关国家达成共识，减少了因领土争端而导致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共同勘探南海已经启动。2005年3月14日，三国石油公司签署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开启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篇章。中国和东盟各方在2002年11月4日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为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发展给周边带来机遇；周边的繁荣也使中国从中受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日益加强，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从政治上看，周边是中国维护主权权益、发挥国际作用的首要依托。周边多为发展中国家，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与中国有较多共识。很多国家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一直与中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从经济上看，周边是中国对外开放、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伙伴。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始终占外贸总额的60%以上，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多年来占吸引外资总额的70%以上。从安全上看，周边是中国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直接外部屏障。周边环境历来对中国国内形势和发展战略有直接的牵动作用。维护周边安全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如果周边动荡不安，则不可避免会对中国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干扰。因此，如何处理好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东亚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抓住并延长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将中国的崛起与东亚秩序建构置于一个地区构造的进程中来考察，不仅涉及全球形势的变化，也涉及本地区的区域整合。中国的和平发展并非是孤立的现象，它实际上是东亚和平崛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东亚是关系到中国崛起的首要地区。东亚地区合作在未来中国所处环境构造方面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创建一个最近的、最直接的区域市场，使中国经济有一个稳定的战略依托，对于拓展贸易和投资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区域政治和安全环境。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与日本同处在一个合作机制之内，可以为两国真正改善关系奠定基础。第三，有助于建立亚太地区更加平衡的关系。只有东亚地区发展形成紧密的带有制度化建设的合作机制或组织，才能建立比较平衡的“太平洋关系”，即东亚和北美之间的比较平衡的关系。

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从近代史上看，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并不利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然而，中国走上一条现代化道路对未来东亚秩序的形成意味着什么？中国人怎么看？东亚国家会作何反应？在中国人看来，“中国崛起”反映的主要是中国人对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命运的筹划和预期；但是东亚更关心的是“中国崛起”可能给该地区国际秩序带来的变化和冲击。这两者之间有明显的落差。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大国的兴起必将对地区或世界格局带来重大冲击，往往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利益重新分配，导致与原有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或地区力量的失衡甚至诱发战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兴大国选择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必然伴随着战争与流血，最终走向失败。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和平发展，一方面取决于自身能否吸取历史上其他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反应。前者是指中国的战略方针、政策意图与国家意志；后者包括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影响，如其他力量对中国崛起的认同程度有多大，以及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应对战略、战术或政策，等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除了受内部因素的制约外，还取决于与外界的作用和反作用。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能否成为一个有效的对外战略，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促进国家的发展与外部环境之间尽可能形成良性互动，以减少阻力。

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东亚秩序会产生什么影响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在考察中国和平发展与东亚秩序时，中国既是施动者，也是“受众”。同样，东亚既是“受众”，也是施动者。换言之，中国既是东亚秩序的营造者、构筑者或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要受到东亚秩序的规范和制约。这种制约也是提供行为可预见性的有效手段，它可以展示受制约者的遵守游戏规则的道德。因此，即使受“规范”也并非全是负面的。中国现在需要在改革与开放方针政策指导下，以内部建设为核心，在施动者和受众角色之间寻求平衡。

（一）三大转型

在这里主要考察三个大的转型：一是中国的转型，二是东亚的转型，三是中国与东亚秩序关系的转型。其中，中国的转型最具有全局性意义。

中国的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近代以来大多数时候是由所处的地缘环境和历史处境的变迁来塑造的，可以说是“通过外界来帮我们形成的。比如19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的边疆危机，缅甸走了，越南走了，中国的现代边疆意识确立了起来。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进来，使得中国人的认同意识抬头……中国人真正有全国意识还是在抗日战争中，由于日本残酷地镇压导致‘你们’、‘我们’的意识出来了，到1945年中国人就有了真正的近代世界意义上的认同”。而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与全球化紧密联系，与东亚紧密联系，这使中国面临新的一次认同的培育与界定问题。在新的背景下，需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等问题。这一认同与近代以来的历史所不同的是，它不再是仅靠外界的影响来确定，而是越来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与作用。

从中国方面看，以20世纪70年代后期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标志，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现代化道路，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型期。

中国的崛起是一重要事态。美国的《新闻周刊》在2005年5月一期以“中国世纪”为题作长篇报道。该报道说：“过去400年，世界上曾经有过全球力量的两次巨大变化。第一次是欧洲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如今中国的崛起，外加印度的崛起和日本持续的影响力，标志着全球力量的第三次巨大变化，即亚洲的崛起。对美国而言，中国的挑战无疑是最大的挑战。从历史上看，当世界一个主要强国面临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的挑战时，两强之间的关系是很难相处的。双方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将决定它们的未来关系，并将影响到世界和平。”有学者认为：“中国远非该地区唯一重要的大国，但是它想要扮演更大角色的愿望却已经成为塑造亚洲新秩序的主要催化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地区多边机构的重新评估、要求取消联盟、重申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等为中国采取与亚洲接触的政策奠定了基础。中国新的地区姿态建立在以下四根支柱基础上：一是参与地区组织，加深了对外交方面的规范和‘软力量’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深化双边关系，与邻国之间开展一系列会晤和交流；三是扩展地区经济联系，中国的贸易和直接投资正迅速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四是减少安全领域中的不信任与担忧。”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明显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逐步改善；经济发展的开放性日益提高；经济发展的内在拉动力不断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包括近两年来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如在全国农村免除农业税并稳步推进综合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革步伐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资本市场的改革顺利推进；国内外广为关注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开始实施等。中国在2005年底确定了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争取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为此，将坚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积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

历史上，中国与周边自然形成一个由多种关系维系交织组成的广大区域，如由地缘环境、领土、领海等形成的“天然”邻邦关系。东亚国家多种多样：大小、强弱、贫富各异，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各种文化、宗教、民族汇聚。从历史发展的经纬看，该地区曾经出现过多种秩序。从经济方面看，历史上中国曾作为该地区经济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客观上形成了一特定的经济区，这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合作的辐射圈。现有的区域合作是在开放的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依赖于区域合作。中国作为一个特大市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为东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竞争力的增强与东亚经济圈的出现互为依存。与经济结构相对应，东亚的国际体系在政治上也一直存在着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三重结构。

从层次结构看，有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秩序”。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公认的，尽管早期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均等的，却维持了东亚地区一种长期的和平秩序。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是东亚秩序的长期塑造者。19世纪以后，西方帝国主义、欧洲列强和殖民主义的闯入，打破了东亚地区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正是这种“朝贡体系”使东亚首先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世界。随着东亚诸国包括中国先后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打开了门户，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孤立发展的时代结束了，纳入了发端于西欧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中。从18世纪到19世纪后期，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使这一秩序遭受冲击而解体，东亚处于混乱状态。特别是中国被迫与西方殖民者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其标志是1840年后中国被迫与西方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朝贡体系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条约体系”。这一体系是建立在国际法和权力政治基础上的近代国际秩序。

这一体系的变更也与日本角色的转换密切相关。19世纪末，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东亚崛起，东亚地区开始了一个分崩离析的过程。这期间日本成为东亚秩序的挑战者、颠覆者，同时也是新的塑造者。结果日本给东亚各国带来了一场浩劫。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和日本的狂胜，使得东亚国际体系在结构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即东亚国际体系由过去一直以中国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日本为中心。日本趁机开始在东亚大力拓展以日本为中心的帝国体系，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推出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并在这一幌子下开始了向东亚国家的军事扩展行动。这对东亚世界无论是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政治结构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自19世纪中叶以后，远东各国特别是中国被逐渐纳入欧洲主宰的国际社会。同欧洲国际政治一样，远东国际政治当然也是一种强权政治，其表征是鸦片战争后开始的所谓条约体系。以通商口岸贸易、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为内容的条约体系为中外关系乃至整个远东国际关系提供了所谓的“秩序”，西方主要列强大都参与了这一秩序的编排。中日甲午战争后，条约体系下的强权政治又以极端的“帝国主义外交”的形式表现出来，东亚地区变得支离破碎，维系这一地区的传统的“宣德于外”的秩序观荡然无存。

反观中国，其角色几经变换，从中心到边缘，从主动到被动，又从消极卷入到积极参与，中国与东亚秩序的互动构成一幅东亚沉浮、变幻的历史画卷。20世纪的前50年里，中国的邻国大多是日本、英国、法国或美国的殖民地。20世纪中期，中国经历百年沧桑之后，开始了民族复兴与现代化进程，日益成为国际上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强劲的复兴趋势已经加快东亚地区国家间利益的调整，而现实要求中国在不断调整的利益关系框架中逐步确立独特的位置，中国与东亚关系又迎来了一个相互建构的历史性机遇。

（二）东亚的“自我伸张”

20世纪后期起，亚洲的崛起特别是东亚的发展已经使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提升。21世纪亚洲的进步将是人类社会谱写得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篇章之一。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20世纪90年代中就曾认为：“亚洲巨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进程。不论对亚洲还是对全球而言，它正一天天逼近。当我们迈向下一世纪之时，亚洲的现代化进程必将更新这个世界。”他相信，一个崭新的、建立在经济共荣基础上的国家集团已经出现在东方。他认为：“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在亚洲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亚洲人的觉悟不断提高，‘亚洲意识’已日趋强烈。”亚洲的巨大发展带来的是亚洲思想观念、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创了亚洲多元新社会，使亚洲从传统模式走向多元模式。

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标志着“亚洲的自我肯定”时代的到来。这一进程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很大的例外，即一个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并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蔓延到了“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然后推进到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对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产生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以来，加大了对本地区的整合力度；冷战结束以来，东盟将合作的重点从安全转移到经济方面，并获得迅速发展。90年代初，东盟扩大成为十国。90年代后期，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建立了首脑会晤机制。在此过程中，东盟的定位也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些国家多数保持了十年或十年以上的8%—10%的经济增长率。东亚同世界之间的贸易同样保持高速增长，然后是东亚内部贸易的急剧扩大。

东亚的经济成就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例外”的不再是日本，整个东亚都在成为“例外”，这种速度势不可挡，而人均产值实现翻番的周期越来越短。比如英国与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用了33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中国只用了10年。再如，美国从南北战争结束到工业产量居世界首位，花费了近30年时间；日本与德国从二战后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到1973年繁荣期高增长终结，并成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共用了约25年时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这一历程也是中国向世界大国高歌猛进的历程。就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排序而言，20世纪90年代已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十大经济体中的一半以上。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40%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出现“冷战秩序”，其特点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分割与对抗。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东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秩序转型期。其特点是，以中国的重新崛起与东亚的崛起为背景。这个新的秩序形态与过去有着明显的不同：东亚出现力量多元化发展；中国在该地区中不是唯一的强国；日本、东盟力量上升，成为该地区举足轻重的力量。当然，美国因素无处不在，而这一切均发生在狂飙式的全球化大背景之下。另外，与亚洲高速发展相伴，日本、韩国这两个地区经济强国均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变。日本自80年代的“超英赶美”到90年代的“失去的10年”，受到泡沫破灭后的沉重打击，经济停滞，社会右倾，日本在亚洲遭遇认同危机。而韩国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更加强调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合作。

东亚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均势，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财富像权力一样也被看作是优点的证明及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的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亚洲社会越来越无视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

随着中国率领亚洲重新成为国际事务中心，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场革命，“世界开始感受到龙的呼吸”。“大约五百年前，欧洲开始兴起，过去两百年，欧洲及其最成功的殖民地美国主宰了世界；二三十年前，日本单独挑战了它们的地位；随后，新加坡、韩国取得了繁荣；现在巨人们行动了。这些大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将改变世界。实际上它们已在改变世界，虽然冲击还不大，但不会一直如此。世界其他国家不仅要去适应这种变化，而且还要利用全球巨变所带来的机会。”

总之，亚洲的国际关系的结构和地区体系的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改变。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与东亚是命运共同体。中国强大时，东亚秩序就稳定；反之，当中国出现内乱和衰败或招致外部势力的争夺与瓜分时，东亚就会失序。冷战结束后，东亚国际战略地位稳步提升，在国际上的能见度不断提高，影响力蒸蒸日上，这当然离不开中国力量的强化作用。首先，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繁荣和发展本身就是东亚地区繁荣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中国有着潜力无限的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以及投资场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的推力。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础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市场容量将大大拓展。其次，中国的繁荣、安定和强大对东亚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称霸的代价远远大于和平发展取得的成就。日本崛起后欲称霸亚洲，最终招致失败就是一个反面教材。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崛起将有利于世界力量特别是东亚力量的平衡与稳定。这要求中国强化其亚洲认同，只有真正做一个负责任的亚洲国家，才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二、东亚秩序“和平转型”

国际秩序具有保守性和惰性，往往不会主动寻求变化或转换，而是被秩序中的施动者推动或破坏，才在新的基础上产生或形成新的秩序。国际秩序一旦形成就会保持相当持久的稳定性。历史上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通常是在战争之后，基于对施动者的力量对比进行新的安排。当前东亚秩序转型与历史上其他国际秩序的转换最大的不同是：它并非出现在一场大战之后，更不是以武力来实现“瞬间变革”，而是和平转型。因此所需时间更长，其渐进性、复杂性和可塑性的特点更明显。东亚国际秩序在可见的将来仍将处于“和平转型”过程中。这是由于：

1．核心国家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下降。此处的核心国家，指的是现有的世界主要大国。国际秩序最不稳定的状态是发生体系性战争，即由于世界主要大国卷入所引发的世界大战。从安全方面看，在可预见的将来，东亚乃至世界并不存在发生大战的危险。虽然冷战结束以来，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但都不涉及新兴大国的核心利益。一般来说，核心国家之间只要不爆发战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很小。远离战争对于新兴大国的崛起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新兴大国的实力在增长，利益边疆也在不断延伸，从理论上讲，新兴大国会更加小心翼翼，努力避免卷入战争。另一方面，如果不断地卷入战争，必然消耗其资源和力量，可能会错失崛起的良机。因此卷入战争的风险越小，对新兴大国越有利。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卷入大战或军事冲突的风险并不大，这对中国集中精力和资源搞现代化建设大为有利。

2．东亚地区机制化程度与相互依存度在不断提高，该地区国家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合作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外在表现形式。区域合作既是各国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相邻国家为减缓全球化无序冲击而采取的合理选择。纵观全球，亚洲的区域合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前景广阔。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区域、次区域合作不断涌现，已逐渐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广支点、官民并举的良好态势。东盟与中日韩（“10+3”）和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两个支柱性机制深入发展，东盟一体化和湄公河流域开发不断推进，以“亚洲合作对话”为代表的泛亚合作崭露头角。短短几年间，域内各国签署和正在商谈的自贸协议已经超过40个。此外，博鳌亚洲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亚太圆桌会议、东亚思想库网络等“二轨”机制也日趋活跃。2005年举行的“东亚峰会”是东亚区域一体化历史上一个分水岭，蓬勃发展的东亚经济区域合作将为新兴大国的和平崛起创造条件。

3．日本所走过的崛起—扩张之路成为反面教材。早在公元7世纪，日本开始学习中国，引进中国的法规和技术，后来中国落后了，日本将目光投向西方，通过“明治维新”，大力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建立现代工业，富国强民。“明治维新”实际上是日本的“脱亚入欧”运动，目标是把日本建成与欧美并驾齐驱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国。然而，日本在强盛后开始对外侵略扩张，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败，付出了沉重代价。一方面，日本像大不列颠一样，是一个位于大陆沿海的小岛国。日本对亚洲大陆的态度随时势的不同而变化。有时，同大陆的这种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不论是风波迭起还是风平浪静，形成日本文化的很多东西正是由于这种联系而产生的；有时，冷漠疏远的态度占了上风。在整个现代时期里，日本民族始终充满着孤立自处的意味。日本发展的种种实际情况本身，就使这个国家与众不同。它位于亚洲，但又不完全属于亚洲。它所取得的进展，还有它所面临的问题，都使它自然而然地同“先进的西方”站在一起，特别是同美国站在一起；然而，双方相互认同的观念却比人们设想的要薄弱得多。与其说日本在战后是在“脱亚入美”，不如说日本是战略贫困，这不能不发人深省。

4．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更加重视国家形象的塑造，日益成为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力量。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百年工程”，需要继续在全球化进程中创造机遇、积累力量。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和平诉求与中国对内部环境的稳定诉求同样至关重要。中国的力量结构不尽合理，力量的质量也尚需提高，有不少地方需要“恶补”。中国需要长期的与外部世界的合作与默契，这种合作是会付出成本的，但又是必需的。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与东亚的区域合作相得益彰。一个新的动因是，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利益交汇显著增加，而且双方的利益还广泛延伸到了传统地理疆域之外的范畴。中国在维护东亚地区稳定和推动地区合作方面的建设性作用，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中国参与亚洲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逐渐拓展。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陆续正常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构成了这一转变的历史背景。中国周边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隐患、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日趋紧密，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提供了启动区域合作的契机和动力。中国积极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筹建以及“10+3”机制的进程，逐步加大了对这两大区域合作的投入。中国率先与东盟确定建立自由贸易区，带动了其他域外国家对自由贸易区安排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中国率先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巩固了与东盟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中国率先提出了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建议，拓展了东亚合作的范围和内涵。中国率先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了本地区各国合作的水平。中国还积极与日本和韩国协商，发表了第一份中日韩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这些积极主动的举措，增进了中国与区域内各国的相互信任，缓解了周边邻国对中国的疑虑，进一步树立了中国和平、进步、开放、合作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效益。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东亚，中国应采取根植于东亚、与东亚互为战略依托的“嵌入式”发展模式。中国要走一条与亚太地区振兴紧密相连的“亚洲化”发展道路。

5．21世纪，东亚仍将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与危机，抑制冲突与化解危机需要加强东亚地区各国的合作，而后者力量的增长超过了前者。一方面东亚各国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存在差异和冲突；另一方面东亚各国面临共同的挑战。在共同的经济利益下，传统的、现实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在融合。在这种冲突与融合的情境下，形成了文化的和合体。这种文化和合体意识可称之为东亚意识。“东亚意识”有助于增强东亚地区国家的身份认同。“东亚意识”所包含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忧患意识、反省意识、批判意识，归根结底是和合意识。它是东亚多元化意识或多元化的东亚意识。

在冷战终结与全球化浪潮的拍打下，东亚不乏加快地区一体化、建立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强烈冲动。就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而言，中国在变，东亚在变，当然东亚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在变，各种各样的变化，肯定会产生不少张力和矛盾，那么如何把握机遇，增加对东亚秩序重构的参与，减少因为这种变化而带来的对东亚秩序的冲击，使中国与东亚秩序关系的转型平稳过渡，并最终形成一个和平、稳定、符合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利益的东亚新秩序？换言之，如何使东亚秩序在转型期保持和平与稳定？

本书通过考察中国与东亚地区秩序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趋势，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中国与东亚完全有条件也必须通过塑造与拓展“共有利益”，确保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 “中国在塑造东亚、东亚也在塑造中国”，这是一对相互建构关系。它有利于重构稳定、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和平的东亚政治生态环境。最后，本书还就如何构建东亚和平秩序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重视塑造和拓展“共有利益”、加强制度建设、支持和维护东盟的主导作用、增加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妥善处理“美国因素”等。可见，将“中国与东亚秩序”两者的转型联系起来考察是颇有新意的课题，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前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