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权力与国际秩序
现实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整套包含了各种现实主义者理论和观点的产生、发展的假定或研究范式。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权力,因此它主要是通过对权力要素的分析来反映其世界观和国际秩序观。
现实主义是建立在对人类能力的悲观主义认知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者把历史视为循环的而非进步的,看到的更多是人性中的恶与丑,以及人类经验中周而复始的悲剧,对于人类是否有能力克服反复出现的冲突、争端并建立持久和平与合作深表怀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现实主义范式假设国家偏好均具有冲突性,且永恒不变。这样看来,物质资源的分配是决定国际行为的关键外在变量,国家行为不受国际制度的制约;国际制度只是反映、认同而不是改变国家的权力关系。因此国家间政治就是国与国之间围绕稀缺资源包括权力讨价还价的博弈。这种哲学思想在修昔底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马丁·怀特、汉斯·摩根索和沃尔兹的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尽管现实主义者对道德进步和人性都持悲观态度,但传统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对悲观主义根源的认识是不同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将人类这种悲观性归结于人性。它认为人性本恶,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利益对立、冲突受人类本性中根深蒂固的客观规律的支配,是无法避免的。现实主义者对人的本性持一种相当悲观的看法。摩根索认为人天生就是自私自利的,而且人的这种利己的本性不能通过教育或人为的机制得到消除。存在于人自身的罪恶本性使人类不可能建立一个有理智的和有道德的国际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经常会感到自身处境岌岌可危。为了能够得到安全,人们必须要自保,而自保的主要条件就是实力。这种实力,在人类的野蛮状态下是人的体力,在文明的状态下则反映为人的权力。因此,人的政治关系就是权力斗争的关系。
摩根索在论述其现实主义的六原则时指出,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用权力界定的利益是帮助现实主义找到超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普遍的道义原则在抽象的普遍形式下是无法适用于国家行为的,道德是具体的。概括而言,他认为,国家行为受人性的支配,人生来就有“权力欲望”,于是他以人性恶为其哲学基础,以权力和依据权力来界定的国家利益为核心概念,构筑了他的现实主义大厦,这一理论又称“人性现实主义”。
人性现实主义者认定国际无政府状态(大国之上不存在统治权威)导致国家对均势的担忧,而把结构限制因素视为引起国家行为的次要原因。国际政治中的主要驱动力是体系中每一个国家的内在权力意志,它使国家争夺霸权。现实主义者相信,国家行为主要受外部环境而不是内部属性的左右,所有国家必须面对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它们的对外行为模式。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国家并无好坏之分,只有权力的大小。对权力的追求支配着国家的思维,国家为权力而竞争。竞争的零和性使战争成为必需品,即战争可以成为一种治国手段。
与此不同,新现实主义认为人类的悲观性根植于国际体系的性质或国际体系结构。代表性人物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与国内体系不同,国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上下级关系,某些部分有权指挥,其他部分要服从。国内体系是集中的和等级制的。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同等的关系。“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在国际系统中,主要行为体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主权独立国家。国家作为自助的行为体,始终以追求安全为首要目标,而权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基本手段。
对安全的担忧是无政府状态下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对安全的关注和理解在于把握对方的意图和实力的对比情况。这实际上暗含对他国的强烈不信任,因此,一国在考虑自己的安全时,对他国力量的变化,无论是增还是减,都十分敏感,因为这可以决定自己的相对收益和安全指数是相对增大还是缩小。这种担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所以国家之间的合作就是有限的。国家往往还担心,任何利益的重新变化或划分,可能对别的国家而不是对自己更有利。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并不与信任成正比。相互信赖会损害国家的主权,甚至国家的生存。由于国家间的合作性努力和商品劳务的交换,一国会对别的国家产生依附,而增加自身的不安全感。这就是国际政治结构对国家间合作的限制。国家为了躲避因相互依赖所产生的脆弱性,有时会采取暴力行为,从而导致冲突的产生。“严重依赖他国或与其他国家彼此依赖很深的国家,常为稳定所依赖的那个国家而犯愁。国家间若存在高度的相互依赖,则意味着这些国家要经受住高度相互依赖所包含的、常见的脆弱性或受这种脆弱性的影响。”主权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只有通过加强自身实力和国防建设这一途径来实现。国际结构产生于国际政治实体的共存局面,没有一个国家有意参与塑造制约自己和其他国家的结构。
关于国际秩序,现实主义认为,它反映了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某种方式,因此落脚到以权力制衡权力的均势上,并相信这样的国际秩序才是稳定的。它包括三个方面: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之间的互动以什么为目标?按照权力分配方式的不同,国际秩序可以划分为世界政府型、霸权型、权力均衡型、参与型和国际组织型五种类型。现实主义者以上述几个基本假定作为分析国际政治的出发点,根据他们对国际秩序的理解,认为权力均衡是主权国家体系中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理想模式。问题是,当一个国家寻求以各种方式来增进自身安全时,其他国家会感到其安全系数下降,不得不采取跟风行为,这样大家都在自身安全感下降的心理驱使下采取行动,增加自身安全,安全困境由此产生。它意味着决策者在考虑自身安全的同时,也得考虑其他国家的安全处境,以免出现为了增加安全而形成相应的恶性循环。这时,政治家或战略家们就在考虑建立某种机制或国际力量结构或秩序以保障安全的实现。如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助必然是行动的准则。自助的情形是一种带有许多风险的情形——在经济领域会有破产,在自由行事的国家组成的世界里有兵戎相见。自助的情形也是组织方面损耗较低的一种情形。在一国经济或一种国际秩序中,可以通过从一种协调行为的情形转向一种超协调和次协调的情形,也就是说,通过建立有效权威力量的机构和扩大规则体系,来避免或减少风险。因此,政府就出现了。这也适用于解释国际事务中某种国际机制的建立或秩序的建立及形成。不过,现实主义对国际制度或机制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表示怀疑。
现实主义的“自助系统”论实际上说明了国际秩序形成的原动力与“自助”有关,而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取决于自助系统中各行为体对权力元素的追求。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并不是大国以鲁莽行动获得权力的很好理由,无政府状态实际上鼓励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促使它们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他说:“在这个系统中,那些不自助的行为主体或者在自助方面不如其他行为主体有效的行为主体,就不繁荣,就会面临危险,就会遭受损失。对这种极不如意后果的恐惧,驱使各国以导致均势形成的方式行事。”沃尔兹还认为当大国采取侵略行动时,潜在的受害国常常会通过建立均势的方式反对侵略者,阻止后者猎取权力的企图。他警告说,大国应避免掉入权力的陷阱,因为“过多的权力”容易引起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而“均势一旦受到破坏,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建起来。均势周而复始地形成。因为该理论把国际政治描绘成一个竞争性系统,你就会更具体地预测到,各国会体现出竞争者普遍具备的特点,也就是说,它们会相互模仿,被系统所社会化”。
对新现实主义者来说,并不存在先于或独立于各行为国家及其根本目标及能力之外的任何规则、规范、相互预期或实践原则。他们认为,一个由多个权力相对均衡的国家组成的世界,是一个权力失序的世界。随着国家权力等级化的发展,权力集中的不断加深,世界可能会更加有序化。沃尔兹担心,这种预期权力的集中,最终会促成一国成为唯一的支配性国家,从而破坏了国际政治中的基本组织原则。而其他新现实主义者在引用他的“结构主义”权力理论时,忽略了他的那种担忧。在他们看来,实现最优秩序的条件在于有一个等级体系,体系的权力集中在单一霸权国的手中。克拉斯纳认为,新现实主义最为普遍的看法就是,霸权式的权力分配有利于稳定,开放的经济政策符合国家利益;而且它也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以保证整个体系的有效运转。由于国际秩序产生于各个理性协作行为,所以国际秩序最终取决于各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国家间的互动方式。简而言之,新现实主义完全把国际秩序看作是一种派生的关系,从属于权力的关系。
与新现实主义一样,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是国际政治中的结构理论。它同样认为在一个没有机构来保护国家相互安全的世界里,大国主要考虑如何生存。它们很快就意识到,权力是其生存的关键。但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而言,国际结构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相反它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它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人性现实主义都将大国刻画成无情的追逐权力者。但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反对摩根索关于国家天然赋予某种个性的观点。相反,他们相信,国家体系迫使大国最大化地扩充它们的绝对权力,因为这是获得最大安全的最佳途径。换句话来说,生存催生侵略行为。大国具有侵略行为并不是因为它们想要这么做或具有内在的支配欲望,而是因为它们想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不得不寻求更多的权力。关于现实主义的不同流派的主要观点可参见下表。
主要现实主义理论
资料来源:〔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1页。
基于上述分析,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这种权力分配关系正是受大国崛起的影响。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带来冲突与战争。现实主义的国家崛起模式是战争崛起。所谓战争崛起模式,是指崛起国把发动或参加战争摧毁霸权国家作为国家崛起的方式和手段。现实主义者相信,国家是理性的决策者,国家利益目标是由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决定的。霸权国、崛起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位置决定了各自的核心利益分别是维护现状和改变现状。新现实主义试图通过均势来建立秩序,人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则是靠对权力的“贪得无厌”来建立秩序。可见,在它们的秩序观里,最关键的核心元素就是权力,因为权力决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