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非洲传统文化的基本形式：口传文化

非洲各族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口传文化。这种文化不像中国传统文化那样“有典有册”，而是“有典无册”。也就是说，非洲黑人传统文化不是用文字写成的书本，而是贮藏于人们脑子里的语言，世世代代靠口耳相传。因此，对非洲黑人各族来说，语言不仅是日常的交流手段，同时也是保存先人智慧的基本手段，而口头传说则被理解为一代人用口头方式传给下一代人的口证。

一、口传文化的保存和讲述者

非洲黑人各族的口传文化遗产是生活的一所大学校，它包纳并影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以传授经验为基础，由千千万万个讲述人按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以及当时当地的环境和需要“组织教学”，并同个人和集体的日常活动相联系，因而易于被“学生”接受、记忆和付诸实行，有利于塑造他们的灵魂。现代马里的一位穆斯林领袖在谈到自己的亲身感受时说：“知识是人类的一盏明灯，是我们祖先在认识方面的全部遗产，正如波巴布树潜伏在种子里一样，在萌芽之时，我们祖辈就把它传给了我们。”显而易见，口述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授，有赖于人们尽可能准确的记忆。专门研究非洲黑人传说的当代马里学者A．哈姆帕特·巴认为，在世界各民族中，不会书写的人的记忆力最发达，记忆的功能得到最高限度的发挥：他们记忆的材料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像给留声机片灌音一样，应予记忆的材料一举便铭刻在传统主义者的记忆中，它全部持续留存脑海，永远可资利用”。而且，“在当时，许多宗教的、巫术的或社会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保证了口头传说的可靠性”。关于非洲口述文化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他认为在非洲传统社会里，深远而神圣的联系把人的行为与言语结为一体，人们必须信守自己讲过的话，并受其约束。“他就是他的言语，他的言语就是他自身的证明。社会内部协调依靠于言语的价值和对言语的尊重。”

非洲黑人各族口述文化遗产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每个部族包罗万象的口述文化遗产都是一座图书馆，是一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包纳着宗教、哲学、伦理、自然、社会、生产、工艺、政治、历史、文学、游艺、娱乐、器具、教育等各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是相互渗透、浑然一体的，任何一个细目都保持着原始的统一，“各种案卷未予分类，但有全部目录”。

在非洲，每一个部族都有自己的口述文化遗产，同时也就有遗产的保存者和讲述人，他们或为祭司，或为巫师，或为秘密社盟的组织者和主持者，或为成年仪式中的操刀人，或为村社长老，或为说唱艺人。总之，他们一般是各个黑人部族社会里较为年长的那一些人。现代学者认为：他们是非洲活的记忆，是非洲最好的证据。在有些部族里，特别是在西非的许多部族里，还出现了以保存和讲述传统文化遗产为专门职业的人员。例如，在班巴拉人社会里，有两类这种专门人员：一类是“多马”或“索马”，意思是“博学的人”，或被称做“尼凯巴”，意思是“生产知识的人”。他们精通制铁、纺织、狩猎、捕鱼、家族世系等方面的专门知识，但他们不是专家，而是通才，并且通常是可磨、可勒、拿玛、铎、迪阿拉瓦拉、恩亚、恩亚瓦罗莱等秘密社盟的讲述人。他们作为传授人，自认为是人类活力和各种精灵有活力的主要代理者。他们讲授的内容，据说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因为讲授时受传统宗教律条的束缚和周围同辈及长者的监督。他们在讲授前要先向第二批传授始祖和列祖列宗的英灵禀奏，祈求他们保佑他们言语无失误、记忆无差错，祷词是：倘若我传授时恰当而忠实的言语能得到护佑，我就要依照你们的话语向明天的人传授。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后裔。我要向他们讲述，从你们过去到我们今天，件件事情的起始根由。另一类是“迪埃利”，意思是说唱艺人，其知识领域是音乐、抒情诗以及供公众消遣的真实的或演义性的故事。他们或云游四海，以行吟卖唱为生，像血液一样在社会机体中循环；或依附于权贵，为他们歌功颂德。他们是各种传统乐器的演奏者和音乐知识的保存者与传授者，是作曲家和歌手。他们讲述的内容对史实多有修饰，旨在为人们提供娱乐。由于人们既有求真的责任感又有求美的意念，所以是允许迪埃利“有两只舌头的”。很多迪埃利具有家族世系方面的知识，从而成为当地社会的所谓“档案保管人”；其中有些人拥有关于贵族家系、先人伟业和历史沿革的渊博学识，并掌握若干评判是非功过的准则，所以尽管在讲述的过程中为获得贵族的慷慨馈赠而竭力用华丽辞藻去触发贵族的热情和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但仍不失为口述历史的专家。也有为数不多的迪埃利在勇气、道德、廉洁和智慧方面完全不亚于多马，他们将基本史实作为赞歌和颂词中夸张的起点，在对史实润饰时能够使基本史实的真实性得到保持。这种人被称做“迪埃利—多马”。总的来说，迪埃利影响历史进程的效果，取决于他们讲述的内容能否唤起领导者的传统责任感以及他们是否恰如其分地用言词激起的领导者的虚荣心和家系荣誉感。

班巴拉人对传统口述文化的保存者和讲述人所做的这种区分，在西非其他一些部族中也有类似情形。譬如在富拉尼人中，像多马那种人被称做“锡拉蒂奎”，而像迪埃利那种人则被称做“班姆巴阿多”，意思是“骑在背上的人”，因为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听讲人的馈赠。法语里有一个专门术语，把西非各族传统社会里的上述两种人统称为“格里奥”。《罗贝尔标准法语辞典》（1969年版）对“格里奥”的解释是：属特殊等级的西非黑人。格里奥常被王公选做顾问。他们既是诗人、乐师、歌手，又是巫师。英语文献现在也开始使用“格里奥”一词。

二、口传文化中的历史与文学

非洲黑人传统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是口述历史和口述文学。就后者而论，按照当代世界文学的分类方法，可将它分为神话、传说、故事（包括童话）、寓言（如动物故事）、诗歌（包括叙事诗和抒情诗）、格言、谚语等类别。

历史求真，文学求美。非洲黑人各族口述历史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不仅是非洲一笔巨大而宝贵的遗产，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洲口述历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就在于它是求真与求美的统一体，它既能使人们了解非洲黑人各族发展的历史轨迹，又给人们以美的享受。非洲各族人民在成千上万的口述历史故事中，一方面追求真实地记述和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活动，借以确定各自在现实活动中的地位、责任、意义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潜心追求美的语言和美的表现形式。这是一种历史之真与文学之美的结合或融合。现代学者在将这笔遗产整理成文字的过程中，试图按照当今史学和文学的一般划分方法去进行分类，但往往破坏了这种真与美的统一。例如，即使被认为是“动物故事”的那一类口述作品，也有可能是对人们某一历史活动的真实记述，因为在普遍实行图腾崇拜的情况下，故事中叙述的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就是氏族与氏族之间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关系。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富拉尼人的一个神话，叙述了蛇神锡阿纳巴从大西洋之滨穿越西苏丹草原地带的历险。一位名叫贝利姆的工程师不相信这是动物故事，猜测它是有关富拉尼人迁徙的历史故事。1921年，他追踪传说中的蛇神迁徙的地理线索，结果发现了富拉尼人当年迁徙时通向尼日尔河旧河床的路径。

非洲口述历史就内容而言可分为部族史、家系史和王国史，而王国史则包括了创建王国的那个部族的历史以及王室家族世系的历史。

部族史大多是有关部族起源、分裂、迁徙、征战以及与其他部族的关系史。口述历史的保存者和讲述人一般是祭司、巫师、长老和民间说唱艺人。现代史学家能够依据这类神话、动物故事和历史传说，相当精确地追溯出有关部族历史发展的轨迹和梗概。例如，在今尼日利亚北部和尼日尔南部，广泛地流传着《七个豪萨的故事》。这个传奇故事说：在一个星期五的前夕，一个名叫巴沃的异邦青年，骑着马“从东方”来到道腊女王治理的城邑，想在此地饮马。蛇妖从井里出来要加害于他，他奋力与蛇妖搏斗，并制服了它。于是道腊女王便同这位降蛇英雄结为夫妻，他们生了六个儿子。六个儿子分别成为豪萨地区六大城邑卡诺、腊诺、卡齐纳、戈比尔、比腊姆和扎里亚的奠基人，这些城邑和始祖城邑道腊一起，构成西非历史上著名的“豪萨七邦”，也就是所谓“七个豪萨”。苏联著名学者德·亚·奥耳迭罗格通过对这个神话的研究，“断定豪萨族形成于16世纪”，也就是最初出现“豪萨”这个族称的时期，并认为它“反映了中世纪豪萨地区半封建半奴隶制的社会制度”。

家系史与部族史的保存者和讲述人基本上相同，除一些地区的贵族家系史外，大多传颂的范围很小。这种史料是非常分散而又极其丰富的，几乎每个族长都对本家族的世系了如指掌，甚至人人都知道一些本家族世系的历史，至少会熟悉本家族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活动和功勋。非洲黑人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清楚地追溯自己的家谱，就如同没有身份证那样。而且，家系史还是增添家族荣誉的手段和诉讼的凭证。假如人们对某一块土地的耕种权发生争端，熟悉家系史的族长、长老以及像多马那样的“博学之士”在评判时，总能精确地说出谁家祖辈开垦和耕种了这块土地，以后又在何时把它给予谁的情况，从而使争端公正地得以解决。由于家系史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挥这样大的作用，所以很多非洲黑人都可以准确地追溯出自己的十代或十二代祖先历史活动的情形。家系史对先辈的丰功伟绩讲述得如同从头至尾放映一部电影一样，能完整地复述当年发生的事件的情节，并且再现其发生的现场，如当时的环境、人物的言谈举止和衣着，直到细微末节，使听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人们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受这种文化环境的熏陶，对本家族和氏族的来龙去脉铭记于心，祖先的价值观遂成为自己一生努力遵循的生活准则。

非洲的王国史明显地具有古代世界各国官方修史的性质和色彩。这种口述历史的基本内容是王国的统治家族的世系史，兼及被视为王室股肱的将帅臣僚的历史活动。古代世界许多国家的宫廷中，都设有专司记述历史、编纂史籍的官职。在古代非洲一些王国或帝国的宫廷里，也设有这一类官职。由于当时非洲黑人各族尚无文字，因此担任这一类官职的史官也像民间口述历史学家一样，全靠记忆和口授来“记录”、“编撰”、保存和传诵王国或帝国的历史。统治部族和家族的族谱世系、社稷的大法、国家的盛衰、城镇的变迁，无不印在他们的脑海中。现代历史学家把他们称做“口述史官”。口述史官的讲述方式和内容，同样具有历史、文学、艺术、巫术合而为一的特点。他们不仅博闻强记、伶牙俐齿，而且擅长演奏、吟诵和歌唱，甚至主持或参与组织王族成员和将帅臣僚参加的祭祀仪式。他们的官职是世袭的，晚辈男子从年长男子那里继承官职和历史知识。在西非，口述史官在法语文献里也被称做“格里奥”。但是，宫廷中的格里奥与作为民间说唱艺人的格里奥有很大区别。后者一般不在官府中供职，大多四海为家，带着简单的乐器云游四方，在庆典活动中奏乐演唱，增添喜庆气氛。不过，西方殖民统治建立以后，宫廷格里奥随着古代王国的覆灭或衰败，也大多流落民间，其地位与作为民间说唱艺人的格里奥不再有多少差异。非洲各国独立后，政府中自然不会设立传统意义上的史官，宫廷格里奥也就不可能东山再起、“官复原职”了。在今天远离城市的地方，仍能找到几乎完全保持了昔日风采、曾经身为宫廷史官的格里奥的后裔，他们至今还把自己看成古代王国历史的传人和古老风尚的继承者。由于保存和讲述的传统口述历史对非洲历史著作的编纂和文化传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们得到了政府和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视。不少历史工作者以及文学工作者，克服种种困难找到他们，请他们演唱，从中整理出濒于湮没的史料和优秀史学与文学作品。

根据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考察，在古代西非的马里、桑海、加涅姆—博尔努、豪萨城邦、达荷美等帝国或王国的宫廷里，都设有在法语文献中被称做“格里奥”的口述史官。例如，在以阿波美为首都的达荷美王国，这种史官的官职叫做“阿博苏—海”，意即“御鸟”；在今贝宁北部博尔古地区的古代巴里巴王国，口述史官的官职叫做“巴—盖赛莱”或“沃鲁·托库腊”，担任这个官职的史官每逢星期四晚上和星期五，都要在宫廷里诵唱有关国王的祷文；在桑海帝国的宫廷里，口述史官的官职也叫做“巴—盖赛莱”，他与懂阿拉伯文的书记官起着类似的职能。在西非以外的其他地区，古代王国中似乎只有库巴、卢旺达等的宫廷中设有口述史官，但在法语文献中并不称他们为“格里奥”。法国当代历史学家罗贝尔·科纳万认为：“在整个中部非洲，只有库巴人设有专门负责收集口头传说的史官。”库巴人（复数为“巴库巴人”）自称“布尚果人”（Bushongo）；库巴王国位于散库鲁河、卢卢阿河和开赛河之间的刚果盆地西南边缘上。在库巴宫廷里，口述史官被叫做“莫阿里迪”（Moaridi），他专门负责记住那些关于库巴人在当地定居以及从开国君主尚巴·博龙贡戈开始的历代王室世系和诸王政绩的传说。担任口述史官的必须是国王的某一个儿子，他的地位在其他王子之上。他要记住的东西很多，因为国王的世系可推溯一百二十代，而加冕典礼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国王经他的事先传授能背诵所有这些先王的名字。在卢旺达王国，口述史官的职责是向人们讲述国家的光荣传统。为了加强王室在政治体制中享有的崇高地位，他们根据王室的口谕去修饰历史事实，编造和讲述以王室世系和先王的业绩为中心的神话和传说。他们讲述的内容有三类：第一类是王国仪典，叫做“乌布维鲁”，它保存了历代国王临终时的遗嘱和选择王位继承人的决定，以及现任国王必须遵守的礼仪。由一个叫做“比鲁”的俨若制宪法庭的专门机构去保存和解释“乌布维鲁”。雅克·J．马凯教授认为，它“起着同最高法院相同的作用，它判断一项新法规是否与国家的基本法相符合”。第二类是有关王朝世系的传说故事，叫做“乌布库拉布温格”，具有史诗的性质。第三类叫“伊比西果”，其讲述者叫“阿巴西济”，他们是类似于宫廷格里奥那样的口述史官。这类口述故事赋予卢旺达历代国王以超人的性格，明显地带有神话色彩。上述非洲古代国家的史官制度，是逐步设置起来的。以达荷美王国为例，国王阿加扎在位时（1708—1729年），将各氏族的长老——家系史传说的保存者召集到宫廷，命他们将各自保存的传说编成容易记忆的诗歌，但是并未设置专门的史官。特格贝苏（1732—1774年在位）时开始设置名称为“阿博苏—海”的宫廷史官，那些既能即席作歌又能吟唱的格里奥被委以这一终身职务，并可传之子孙。到格莱莱在位时（1858—1889年），鉴于有些氏族的家系史传说对王族的作用突出不够，国王再次召见各氏族长老，并任用一个名叫阿亨吉托的格里奥“编写”和讲述王朝世系史，责成他正确无误地吟诵出王朝建立以来的王室世系表。随着宫廷格里奥的人数日渐增多，后来形成四个团体：阿加克佩路梅、阿洛冈冈、戈泽莱、埃克魔扎恩。第一代宫廷格里奥围的缠腰布与国王的颜色一样，但他们的继承人则围白色缠腰布。他们吟唱的都是押韵的叠句，从内容上讲分为“黑霍”（Heho）与“韦诺霍”（Hwenoho）两类。黑霍相当于往事或故事，涉及的题材极其复杂，而且对同一题材的讲述也各不相同，只在晚间讲述；韦诺霍相当于历史或历史传说，带有宗教色彩，而且结构比较固定，可在白天讲述，听众仅限于参加氏族各种会议的成年男子。

宫廷口述史官以及后来虽流落民间但得其真传的他们的后裔，是非洲传统文化遗产的“档案”保管人，是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者”和讲授者。非洲黑人各族有许多谚语，如“一个格里奥就是一座图书馆”、“老人的嘴气味难闻，所说的却是金玉良言”、“久远的往事存留在人们的耳朵里”，说的便是非洲口头传说，尤其是出自宫廷史官及其后裔之口的传说所具有的保存和传播知识以及述史功能。同时，口述史家往往是语言艺术大师，善于把枯燥的历史讲得栩栩如生，并且随着乐器的伴奏吟唱出来，令人兴趣盎然。而且，口述史家认为，口述历史比书面历史文献有更大的优越性。例如，今几内亚杰利巴。科罗村的一位祖辈属于世袭的宫廷史官、名叫马莫杜·库雅泰的格里奥就认为：“别的民族用文字记下过去的历史，可是有了这种方法以后，记忆就不再存在，他们对往事失去了知觉，因为文字缺乏人的声音的魅力。……先知是不用文字的，他们的语言却更为生动。不会说话的书中的知识一文不值。”

当代几内亚史学家、文学家尼亚奈根据这位格里奥的演唱，记录整理出史诗《松迪亚塔》。这部史诗代表了非洲口述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自它被整理出版以来受到当代非洲和世界历史学家、文学史家的高度重视和赞誉。为使读者一睹这部著作的风采，现将其简要叙述和分析如下：

“芒丁的孩子们，黑人的子孙：请你们听我说，我要对你们讲松迪亚塔的故事，他是光明之国的国父，草原之国的国父，是善射的弓手们的祖先，是征服了一百个国王的统帅。”格里奥在开头这样赞美道。芒丁最初是马林凯族凯塔氏族建立的酋长国，位于尼日尔河上游支流桑卡拉尼河和塞内加尔河上游支流巴科伊河之间的地区。13世纪初叶，芒丁被苏苏国征服，在这以前因宫廷内争流亡异邦的王子松迪亚塔联合各部落酋长起而复国，大败苏苏国军队，兼并了苏苏国全部领土；并向北扩张，占领加纳王国；还将麦马、桑卡拉等小国纳入其版图，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马里帝国，帝国的范围大体相当于今马里、几内亚一带。格里奥吟诵的史诗《松迪亚塔》就是以这位马里帝国的开创者的经历为题材，歌颂了他一生的英雄业绩。全诗共18章，中译本约8万字。史诗是这样描述松迪亚塔与苏苏国国王苏曼古鲁于1235年初在今马里首都巴马科附近的克里纳进行的一场决战的：

烈日升向中天，松迪亚塔率军挺进苏苏国，在克里纳与苏曼古鲁军展开决定胜负的鏖战。骑兵冲向敌阵，攻破敌军中坚。松迪亚塔身先士卒，策骑率军扑向敌军左翼，左挥右砍，势如破竹。待攻至敌阵尾部，松迪亚塔终于发现了一直藏踪匿迹的苏曼古鲁。松迪亚塔勒住战马将事先准备好的秘密兵器——白色鸡爪射向苏曼古鲁，苏曼古鲁惨叫一声，顿时失去力量。一只黑色大鸟掠过天空，苏曼古鲁知道厄运来临，掉转马头，拼命逃窜。苏苏兵军心大乱，纷纷溃逃。战斗中苏曼古鲁的儿子被俘，苏曼古鲁则化为库里科罗山上的一块顽石。随后松迪亚塔攻克苏曼古鲁老巢，将苏苏城夷为平地。乘着胜势，松迪亚塔又连下两城，攻克苏曼古鲁的盟国蒂亚甘和基太国都。

史诗接着描述了松迪亚塔奠定马里帝国基业的盛况：

康加巴坐落在西比国的饶丽拔河畔，这里垒起高台，搭起营帐，热闹非凡。盟军在这里会师，战败的各国使节也陆续到达这里。松迪亚塔在此召集众君王大会，分地授权，制定法令。各国君王宣誓效忠松迪亚塔，于是，从北方的瓦加杜到南方的芒丁，从东方的麦马到西方的富塔，无不承认松迪亚塔的权威。松迪亚塔建立起幅员广大的马里帝国。在他的治理下，国家繁荣强盛，人民安居乐业。

史诗为研究古代马里帝国的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可信度很高的史料。通过分析、鉴定，通过与一些零碎的文字资料和考古发掘以及其他口头传说相印证，当代史学家普遍认为史诗反映的历史过程基本上是真实的。《松迪亚塔》成为当代史学家编写13世纪20—30年代马里帝国历史的主要依据。史学家经过筛选取舍，将该史诗的主要内容写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非洲通史》和英国著名学者编写的《剑桥非洲史》等权威性的非洲历史著作中。史诗《松迪亚塔》是一部述史的著作，它大体是严肃和真实的史学作品；但这并未妨碍作者运用波诡云谲、色彩斑斓的笔触来描绘他所崇拜的英雄。例如，史诗说松迪亚塔既是雄狮之子，又是水牛之子，因此具有神奇的力量，“像雄狮一样威严有力，像水牛一样粗壮结实”。他至七岁尚不会走路，受人奚落，然而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以神力举起六个人才抬得动的铁棍，倒拔出粗大的巴欧巴树。作战时，他所向无敌：“松迪亚塔向苏苏·巴拉和他的那些铁匠猛冲过去，那速度胜似闪电，那来势犹如霹雳，那猛劲连迸发的山洪也望尘莫及。顷刻间，松科隆的儿子杀进了敌群，就同雄狮闯进羊圈一般。苏苏人伤者甚多，只见他们在松迪亚塔勇猛的铁骑之前惨叫哭号。只要松迪亚塔往右砍上一刀，苏曼古鲁的铁匠就成十成百地倒下；只要他向左一转，人头便像熟了的果子从大树上纷纷落下一般。”为了突出英雄的形象，格里奥使用神话和传奇进行描绘和渲染，赋予主人公神的血统和力量。在这里，真实与否已降居次要地位，英雄本身所体现、所代表的力量和业绩成为历史中最重要的东西。神化了的人物描写不仅在于使故事生动传神、娓娓动听，最重要的是启发人的心智，把英雄祖先的渊源来历和生存归宿告诉人们，借以唤起包括史诗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在内的英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体现了对英雄祖先在文化上乃至血缘上的寻根与认同。正如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说：“修饰历史传说在古人那里是得到认可的做法；他们将神力杂糅进人的行为，从而使得国家的起源分外高贵尊严。”史诗昭示人们，要像祖先一样从事生存斗争，建功立业，弘扬光大他们昔日的荣耀。

史诗始终贯穿着正义一定战胜邪恶、光明一定战胜黑暗这一思想主线。在史诗中苏曼古鲁是恶的象征，一个阴险、暴虐的凶神，毒打老人，夺人妻女，屠杀生灵，用人皮做坐垫和鞋子。苏曼古鲁也具有超凡的力量，他是一位本领高强的巫师，他的膜拜物具有强大的威力。史诗这样描写苏曼古鲁放置膜拜物的密室：“墙壁上挂满了人皮；房间中央也放着一张人皮，那是供国王坐的；另外有九个人头，中间放着一把水壶；贝拉一开门，壶里的水就动荡起来，只见一条毒蛇探出了脑袋。精通巫术的贝拉口念符咒，室内的一切方才平静下来。他继续观察：在床的上方，一根木棍上栖息着三只仿佛在打瞌睡的猫头鹰；对面墙上挂的是各种离奇古怪的武器，有弯弯的大刀，三面开口的刺刀，等等。他细看那些人头，方才认出那是被苏曼古鲁杀掉的九个国王。”对苏曼古鲁之恶的夸张描写，正是为了反衬主人公代表的善和正义的力量。松迪亚塔自幼体弱，到七岁还只会爬行；尚未成年就遭王后迫害，流落异邦；与苏曼古鲁相比，势单力薄，兵力相差悬殊。然而，“木棉树是从一粒微小的种子长出来的”，“大树生长得很慢，但是它的根却深深地扎进了土壤”。代表正义和善良的松迪亚塔终能由弱变强，所率正义之师终能以弱胜强，从而显扬了不畏强暴、正义必胜的理念。

史诗《松迪亚塔》多处描写了令人难以思议的巫术：巫师向国王预言未来的王位继承人；精通巫术的苏曼古鲁可以预知敌手的动向；决战前松迪亚塔遵照巫师指示，宰杀几百只公牛、公羊和公鸡祭祀；史诗中出现的人物格里奥、老铁匠、松科隆、苏曼古鲁等都是巫术大师。这反映了巫师和巫术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巨大的、形形色色的危害人类的自然力量无所不在，异族之间的争战及宫廷倾轧此伏彼起。古代非洲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政治体制还不足以预测和防范这些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好求助于虚构的超自然力量，通过对神灵的信仰和崇拜来预测、化解或控制自然力量与人为力量带来的重重威胁。人们指望运用巫术的手段消灾免祸、预知未来，这多少反映了古代西非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格里奥用想象的彩线编织成理想盛世的画面。马里帝国建立后，松迪亚塔励精图治，抑强扶弱。于是，帝国一天天地繁荣起来，农业丰收，商业兴旺，国泰民安。史诗描述道：在重获和平以后，因为松迪亚塔给大家带来了幸福，村庄也都繁荣起来了。小米、大米、棉花、蓼蓝、木薯……大片庄稼环绕着村庄。只要干活就一定有饭吃。每年总有长长的商队，带着钱粮前往尼亚尼。你可以从一村走到另一村，不必提防盗贼。假如有人犯了盗窃罪，要砍去右手，如果再犯，就要把他关进监牢。新的村落、新的城镇在马里纷纷出现。尼亚尼成了世界的中心。由于松迪亚塔经国济世的卓越治理，马里人得到了富足和繁荣，消除了贫困和苦难；那里只有幸福和正义，没有痛苦与霸权。这样的描写，体现了当时生活在部落制度下的马林凯人的朴素心愿，也客观地反映了非洲黑人所具有的建国和治国的伟大力量。由松迪亚塔创建的马里帝国，从13世纪一直延续到15世纪，经济、文化、政治获得显著的发展，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西非中古文化，表现出非洲人民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研究西苏丹史的英国史学家博维尔曾评价道，马里帝国“无论从幅员或者财富来说，在纯粹非洲式国家历史上都是很突出的。这个帝国是黑人的政治组织才能的突出范例”。这一看法是符合非洲历史实际的。

在史诗《松迪亚塔》的讲述中，格里奥经常插入自己的议论，使文体显得活泼。这部史诗文字质朴，描写生动，随处穿插着隽永的谚语和机智的比喻。通过《松迪亚塔》，人们不仅可以认识13世纪上半叶马里的历史，了解马里乃至西非的风土人情，而且也感受得到非洲口述文学的独特魅力。

以上是以《松迪亚塔》为例，说明口头传说对非洲史书编纂和文化积累的重要贡献。这种贡献很早就受到编纂史家的重视。中古后期北非杰出的历史学家伊本—卡尔东（Ibn Khaldun,1332—1406年）的名著《穆卡迪马》和《柏柏尔人史》（《世界史》的一部分）关于马里帝国的一章，就是依据当时的口头传说写成的。由此可见，西非黑人的一些口述历史作品那时已通过阿拉伯—柏柏尔商人传播到了北非。现存西非最古老的阿拉伯文献——伊本·艾德瓦尔写成于1410年的《萨伊史》，几乎就是对前人口述历史传说的记录。桑海帝国时期廷巴克图的黑人历史编纂家阿卜德·萨阿迪编著的《苏丹史》、马哈茂德·卡蒂和他的孙子编著的《探索者史》，均成书于17世纪。这两部著作都记述了西非的一些口头传说并对之作了评述。中古后期成书的《卡诺编年史》和《基尔瓦编年史》（写成于1530年左右），“都不过是把（豪萨地区和东非沿海地区）据说是口头保存下来的传说直接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著作。学术水平最高的成果是1752年以后写成的《贡贾编年史》。这部记述贡贾王国历史的阿拉伯文著作，其部分资料也是来自口头传说。

三、日益受到重视的口传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和此后民族独立的赢得，非洲各国的历史学家以及西方的非洲学者纷纷对非洲黑人各族的口述文化遗产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法国学者安德烈·克莱尔（Andre Clair）于20世纪50年代末根据格里奥的讲述整理出版了《传说中的马里帝国》一书，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开辟了非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与此同时，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于贝尔·德尚指出：“欧洲古典历史学家局限于文献资料，轻视民间口头传说，因此称非洲黑人是‘没有历史的民族’。事实上，在没有文字但有着一种组织更为严密的社会里，民间艺人以及另外一些正式掌握家谱和传说的人们，就相当于我们古代的编年史家，只需从他们口中去搜集传说就可以获得史料。”而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寇维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过实地考察写成的《达荷美——一个古老的非洲王国》以及他和别人合著的《达荷美人的故事》，都是在搜集当地黑人各种口头传说资料并细心加以核实的基础上，对这些传说所体现的思想做出阐述的精彩之作。当代马里学者A．哈姆帕特·巴用了15年的时间从塞内加尔的富塔贾隆旅行至尼日利亚的卡诺，记录了至少1000人讲述的传说，搜集到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于1962年著成《18世纪马西纳富拉尼帝国史》一书。他在总结自己的亲身体验时说，为了使搜集历史传说资料这项伟大的工作获得成功，研究工作者“一定要有‘鸽子的心灵、鳄鱼的皮肤和鸵鸟的肠胃’，即在调查访问中不发怒、不急躁、不厌繁杂。但是，全部条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工作者必须抛弃按自己的标准判断一切的习惯。为了发现新世界，必须忘掉自己的世界，否则只能带着自己的世界走路，而不能‘耳聪目明’”。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获得独立的非洲各国为了系统地清理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遗产、编写黑人各族自己的历史，十分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整个非洲每年都有五六部以口述历史传说为依据的史料性著作出版，有成就的历史学家都以征引口述史料为时尚。得到整理、出版的口述史料大多是有关政治史和王国史方面的，在地理分布上由以前集中于西非转而集中于东非、中非和赤道非洲，在这些地方，传说往往是唯一的史料来源，但年代则很少有追溯到1700年以前的情况。实践经验证明，传说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们说明了一种文化范围内的历史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殖民地时期的文字材料汗牛充栋，也必须经常求助于非洲黑人各族的口头传说，以表现出黑人各族人民对他们经历的历史变迁的观察和理解。学者们还根据搜集到的各种口述文化遗产资料，试图进行类型学上的分析。例如，有些学者将非洲黑人口述文化遗产划分成四类：第一类是“惯用体”，包括名号、职衔、口号、箴言、仪式用语、成语、地名、人名和世系表等；第二类是“诗体”，包括历史的、赞颂的、礼拜的、庆典的、宗教的、个人抒情的诗歌，以及摇篮曲、劳动号子、打猎曲、摇船曲等各种形式的歌词；第三类是“史诗体”，主要指叙述某一历史事件或先人伟业的诗作；第四类是“叙述体”，包括散文形式的有关历史、风土人情、家族、个人回忆等方面的作品。所有这些类别里都蕴含着非洲各族人民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极其丰富、极有价值的史料，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口头传说是保存和传播非洲各族人民积累的传统文化遗产的真正的活的宝库。

在述史的功能上，我们在重视宫廷史官及其后裔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民间歌手的作用。实际上，这两种类型的口述历史和文学的创作者、保存者和讲述人都对非洲的口述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通过他们，非洲广大地区留存下来不胜枚举、绚丽多彩的神话、传说、寓言、童话、诗歌。这些口述史学和文学作品千百年来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对于后人了解非洲的历史和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

非洲的口述文化既有悠久的传统，又有新近的发展，延绵不断地出现新的口头创作。新的口述作品在内容上不仅述及各族人民往昔的荣耀，而且也反映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目前非洲仍有大量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文盲的比例也很高，因此口头媒介仍是大多数人最易接受的传播手段。可以预计，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口述文化在非洲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