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理大发现的动因
地理大发现可以说是多种因素交错在一起促成的，根据以往学者的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动因。
经济动因
欧洲和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诸国的贸易一直是欧洲获得洲际商品的主要源泉。在新航路开辟前，东西商路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从中亚由陆路沿里海、黑海到小亚细亚；一条是经海道至波斯湾，再经两河流域到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再有一条是先由海道到红海，然后再由陆路到埃及。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崛起，并于1453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开始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传统商路，对往来经商的欧洲商人征收高额税费。15世纪金帐汗国解体后，从黑海北岸横穿亚洲大陆直达中国的“丝绸之路”又受阻隔，另一条经埃及和红海的商路也被阿拉伯人占领。因此，西欧各国迫切需要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线。
图5-1 马可·波罗（Marco Polo）启程东来
（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黄金的追求是另一经济动因。1500年左右，欧洲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货币成了普遍的交换手段，黄金作为货币的职能越来越重要，并日益取代土地成为社会财富的象征。一股黄金热席卷整个西欧，国王、贵族、僧侣、商人都热衷于追求金银和财富。自从《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流行后，书中所描述的“香料盈野，黄金遍地”的东方，对欧洲人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正是这种“黄金渴望”驱使欧洲的商人、航海家、封建主从事冒险航行。一切探索新世界的冒险家们似乎都怀着同一个动机，那就是对金银的强烈欲望。哥伦布就是受到这种诱惑的航海家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黄金真是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有了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
。他在航行中日夜祈求上帝，保佑他顺利地找到黄金。可以说，黄金是驱使哥伦布探寻新航路的动机和目的。
专栏5-1
关于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Marco Polo，约1254—1324），威尼斯商人、冒险家和杰出的旅行家。1271—1295年他从欧洲到亚洲旅行，其中在中国逗留17年，所著《马可·波罗游记》一书成为经典的地理著作，对沟通东西方文化和后来新航线的开辟均有巨大影响。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都是有地位的商人，一向和近东通商。1260年，他们预见君士坦丁堡政局要发生动荡，便迁往伏尔加河流域蒙古帝国西部的拔都汗国经商，以后又向东方旅行，于1265年到达蒙古帝国的上都（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波罗兄弟与大汗忽必烈建立了友谊，最后受命为大汗特使，访问罗马教皇。
1269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回威尼斯时，马可已15岁。1271年波罗兄弟第二次旅行东方，少年马可随行。1272年上半年他们经土耳其东部，穿过今伊朗北部，南下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再经过伊朗东部“特别干旱”的地区，转向东北，进入阿富汗国境，停下休息一年。离开阿富汗后，他们开始攀登帕米尔高原（游记上有记载，后人对此有争论），到达山脉的东北部，进入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喀什，此后走上丝绸之路。1275年他们再次抵达上都，向忽必烈大汗递交教皇的书信。在以后的十六七年中他们留在帝国，到过中国的北部与南部，或许还随皇帝到达过大都（今北京），但马可游记传记部分很少提及，因此看不出他所到之处和所做的工作，只知他们受到蒙古皇帝的尊敬和重用。马可到中国才20岁左右，会讲蒙古人流行的突厥语，也许还会讲蒙古语，深得大汗宠信，经常派他出巡。他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名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他的书中盛赞杭州的富庶和美丽。除了为皇帝当差，马可似乎还做过食盐专卖的管理工作。至于游记所述当过3年扬州总管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约1292年，一位蒙古公主下嫁波斯王子，马可一家奉命护送。他们从福建泉州港启航，经过现在越南、马来亚半岛、苏门答腊、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等地，把公主护送到波斯呼罗珊。马可一家从波斯返回故乡途中，不幸遇匪被劫，1295年冬狼狈地回到阔别25年的故居。不久，马可·波罗在一次冲突或地中海上的战斗中被热那亚人俘去，狱中结识另一囚犯比萨作家鲁斯蒂恰诺，后者将他口述的东方见闻，笔录成书，这就是举世传诵的《马可·波罗游记》。他被释放后在家乡过着隐居生活，终年70岁。有人在他临终前要他删掉书中的某些“神话”，他答道：“我才把自己的真实见闻讲了一半哩！”确实，后世对他的著作毁誉参半：有人崇拜他是有异常记忆力的天才，是位忠实的观察者；也有人认为他吹牛，是个没有文化的道听途说的贩卖者，指责他在东方25年游记中竟未提到中国的万里长城、饮茶和书法。但近代学术研究提出一种新的看法：承认他的记录是真实的，但是所提及的事情中有许多是令人难以相信或与事实不符的。
资料来源：〔法〕A.J.H.Charignon，《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图5-2 1477年印的《马可·波罗游记》
文化动因
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所具有的扩张性是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动因。从地理大发现时那些耳熟能详的航海家言论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宗教活动对这次史无前例的航海活动的巨大推动作用。达·伽马（约1460—1524）抵达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已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陆，“是为了像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
政治动因
15世纪，欧洲处于从领地制、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国家转变的时期。到15世纪末，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发展成了君主制国家。君主们拥有的力量，源自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商人的利益与君主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样的情势下，商人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都在稳步增长，他们的利益得到社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国家也有国家的利益，包括扩张势力、扩大版图、扩充臣民，这与商人利益不矛盾。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可以集中调配强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探险，并有效地保卫新发现的地区，维护其获得的各种利益。政治动因与经济动因和文化动因共同推动了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