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共和体制的失望

梁济自杀一事过去也曾为一些学者所论及，然多据《新青年》上陈独秀节录的梁济遗文抒发议论，林毓生是少数认真研读梁济文字的学者之一，他从中看到了“五四”时期道德保守主义内在的难局。艾恺（Guy Alitto）对梁济的讨论或最详细，然也略有误解。[1]因为梁济明言自己“系殉清朝而死”，当时和多数后来人大都由此认知其行为。不过，梁氏曾用了数年的时间来计划和安排他自己的弃世，他显然希望世人按照他之所设计来认识他的自杀，故应比过去更仔细地考察梁济遗言中想要表达的意思。从他反复的申述看，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是他对共和体制的绝望。

梁济一开始就说明，他“系殉清朝而死”，但又并非“以清朝为本位”，而是以其所学之先圣纲常和家传遗教为核心的“义”为本位。他进而说，“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换言之，他的自杀既是殉清又不止是殉清。这至少在技术层面是需要说明的，因为清非此时而亡，梁济自问“殉节之事，何以迟至数年”？又自己解释说，当初若死，“纯然为清朝亡国，目的太小”；他不能“糊糊涂涂牺牲此身”，要“看明世局弊害”，特别是“观察明白民国是何景象”，而后有所行动。[2]

最后一语才是关键。本来“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清之兵力非不能战，以不忍民生涂炭，乃“以统治权移转于民国。原谓此为最良政体，俾全国人民共得安也”。假如“因禅让而得民安，则千古美谈，自与前代亡国有异”，似乎也可以不必殉节；倘若“徒禅让而民不安”，则“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就不能不殉了。梁氏七年来观察到的现象是，“南北因争战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负担而困穷憔悴，民德因倡导而堕落卑污，全与逊让之本心相反”，故其结论是“清朝亡于权奸卖国”。[3]

在辛亥革命之前，梁济已看到“近十年来，朝野上下人心风俗败坏流失，至于不可殚述”。当时的问题是“人敝”而非“法敝”，后者可更改制度以救治，前者只能“从品行心术上认真砥砺，使天下回心向善”。故“救亡之策，必以正心为先”。[4]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舒缓社会矛盾。[5]虽说“国粹莫大于伦常”，不能轻易更改；但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而就安舒”，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这样，“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6]

他强调，共和与专制应该是平等竞争的关系，“因乎时世，各就其宜而用之”；而不必“作仇敌之势，互相嫉忌”。民国代清，“吾国开天辟地之新共和”乃是“数千年一改革之好机会”，若当政者能利用之以“为民造福”，便不“辜负清廷因爱民而牺牲大位之心”；反之，则“此番大举动”实得不偿失。[7]且“以本无共和程度之国，既已改建共和，不能反汗，惟有抱定不忍妨害社会共同生活之心”，视此“数千年改革之大机会”为“可重可珍”，据“以民为主”的“共和之原理”，尽可能“稍分人民之痛苦，减轻人民之愤怒，勿授人民以革命之口实”，或“可以杜再来革命流血惨祸”。[8]

最重要的是，清廷之上还有更为根本的“中国”在；清既禅让，就是民国在代表中国。故“清国者，数百年一改之国也；民国者，我三古遗传万年不改之国也”。此语的确表述得不是特别清晰，[9]然意思还是很容易理解的。梁济以为，国之长远存在，必赖有立国之道，即“抟国民使不离析之一种信条”以维系之。从“中国立国之本根”看，曾经“断送清国”者，也“可以断送民国”。今“清国已亡，无须恋惜；民国未亡，若不重此立国之道，促使其国不国，岂不大可痛乎！”[10]

这里最后所说可能不国之“国”，就是超越于政治体制和统治实体变更之上的“中国”。或许梁济有着比同时代许多人更清醒的国家意识，下面引其文字中所说的“国”，很多时候是指这“三古遗传万年不改之国”，有时又是指此“中国”在那前后的阶段性表现实体“清朝”或“民国”，解读之时可能需要注意区分，只要不是特别不清晰，不再特别说明。

梁济以为，“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11]正义、真诚、良心、公道等“吾国固有之性，皆立国之根本”。他承认“清季秕政酝酿，风俗日”；若民国“有人提倡正义，注重民生，渐渐向好处做去，则世道有人补救维持，不至于黑暗灭绝”，他或可不死。“无奈民国以来，专尚诡谋，不由正义，自上下下，全国风行，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至“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若“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只有以身作则，“以诚实之心对已往之国”，望世人亦“以诚实之心对方来之国”。故其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唤新国之人尚正义而贱诡谋，然后旧国性保存一二”。此虽“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12]

梁济的弃世经过长时间的预备，他也预测了世人可能的各种反应，如“极端立新”的陈独秀等，必然会大骂他“头脑太旧、眼界不高、奴性太深、不知世界大势”等，惟因新旧“各有是非，我自甘心受之”；而他“最感激”的，是“中下级商贾乡农劳动穷苦诸色人等”，大多会“极口夸奖”其忠于清廷，其实“未知我心”；只有那些“注重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不专靠死板法律以为治者”，才是“真能知我心者”。[13]

从其预测中“大骂”和“极口夸奖”这最为对立的两群体看，至少在梁济心中，当时趋新知识精英和大众仍疏隔甚远。上引最后一语则反映出梁氏对社会问题的观察相当深入，远过常人。他曾指出：“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馅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14]

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观察，“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的现象说明清季兴起的“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至少在城市趋新社群中已形成某种思想霸权，并衍化为有力的社会约束和自我禁抑，使督责子女成为“政治不正确”的行为，[15]而拱手将教育的责任委诸社会。在社会责任大增之日，却适逢思想和行为的“解放”大受提倡之时；社会本身或表述出的“社会舆论”似乎也不便太多干预所谓“私人行为”，于是约束的职责又让位于法律。如梁济所见，“今高谈法治，先使人放荡不加拘束，专恃法律万能，且曰自入轨道，即成大治”；与“先圣治国，必先使人有良心，又敬慎而成事业，所以纳民于轨物”的方式大相径庭。[16]

这样一种将培养教育“人”的职责一层层向外推移的走向，或始于清季的“毁家”之说，使“家庭”或“家族”成为代表“旧”的主要负面象征之一，形成中国“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大差异（这却不必是受西潮影响，盖彼时西方社会中家庭并非负面象征），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现象，也产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法律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也并无责任和能力来处理那些不到“作奸犯科”程度的社会问题。在民初“自我”得到大力揄扬的时代，却又实际流行着这样一种外向的逃避责任取向，不识者固安然无忧，看到问题所在的梁济却难得安宁，只好带着“世界会好吗”的疑问告别人世。[17]

从后见之明看，梁济弃世的时机选择实在不佳，几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他的弃世并未达到其警世目的，甚至没能影响到多数人的愉快心情。但在多数人普遍乐观之时，也不应忘记还有一些人具有相当不同的心情。

其实从一开始报纸上就曾有一些相当审慎的言论，劝告国人不要抱过高的希望。[18]然而有时思想之禁抑不必皆来自高压，一片乐观之声无形中也删略了不那么如意的消息。2月间《晨报》一位署名作者讨论“威尔逊主义之胜利”，该文连载三日，而无一语涉及中国事，已是不妙的兆头。[19]3月中张东荪说他已“好几天不评论时局了，实在是因为‘无可说’：说他太高，他不能如我的期望；说他太低，又似乎绝之过甚”，故不如不说。[20]与此同时，报纸也开始追索和声讨“卖国贼”（详另文）。这些都反映出部分人的感觉已逐渐向不妙过渡，但似未曾引起足够的注意，多数人还是充满了希望。

[1] 林毓生：《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个道德保守主义含混性的实例》，收入其《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205—226页；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中译本，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0—47页。

[2] 梁济：《戊午敬告世人书》、《甲寅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81—83、85、92—93、105页。按梁氏口中的“世界”多是世道、社会之同义语，未必是地理意义的。

[3] 梁济：《戊午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86—89页。

[4] 梁济：《拟呈民政部长官请代递疏稿》，《桂林梁先生遗书》，290页。

[5] 梁济：《别竹辞花记》，《桂林梁先生遗书》，438页。

[6] 梁济：《〈上内务部恳准退职书〉书后》，《桂林梁先生遗书》，343—344页。

[7] 梁济：《戊午敬告世人书》、《甲寅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91—92、112—113页。

[8] 梁济：《甲寅敬告世人书（1918年补写部分）》，《桂林梁先生遗书》，117—121页。

[9] 按梁济在其遗书中曾数次说自己不长于表述，梁漱溟也说他父亲“天资不高，所见未免着重事物，稍涉虚渺处即不能知之，于是所见者皆甚简单”，或不长于理论思考。参见梁漱溟：《自述》（1934年），《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5—6页。但从下文可知，梁济的表述能力虽不能算太高，而其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有时则相当深入，超过一般的时人。

[10] 梁济：《甲寅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109—112页。

[11] 梁济：《戊午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86页。

[12] 梁济：《戊午敬告世人书》、《留示儿女书》、《甲寅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85—86、96、194—201、112页。

[13] 梁济：《戊午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95—96页。

[14] 梁济：《别竹辞花记》，《桂林梁先生遗书》，442页。

[15] 梁漱溟似乎不知父亲心中这一层自我约束，在他记忆中，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他“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他自己则“一次亦没有过”。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1942年），《梁漱溟全集》，第2卷，664页。

[16] 梁济：《戊午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93页。

[17] 梁漱溟：《自述》，《梁漱溟全集》，第2卷，18页。

[18] 参见张东荪：《新生命》，《时事新报》，1918年11月7—9日，皆1张1版；《发刊词》，《晨报》，1918年12月1日，2版（按该报曾一度停刊，这是重新出版时的发刊词）；《送岁词》，《晨报》，1918年12月31日，2版；《祝新》，《晨报》，1919年1月5日，2版。

[19] 某公法家：《威尔逊主义之胜利》，《晨报》，1919年2月21—23日，均6版。

[20] 东荪：《虚伪与冲动》，《晨报》，1919年3月17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