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闻一多在1923年曾说出一段很像狄更斯《双城记》里的话：“二十世纪是个悲哀与奋兴底世纪。二十世纪是黑暗的世界，但这黑暗是先导黎明的黑暗。二十世纪是死的世界，但这死是预言更生的死。这样便是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底中国。”[1]对身处中国的读书人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紧张的时代，许多人正是在各式各样的希望和失望伴随下蹒跚前行，与时俱往；还有人带着类似的经验走过了那一世纪，又走进了新的世纪。

在二十世纪之中，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十余年，又是一个激变的时代，那时的世局几乎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一年一个样。其间的五四学生运动确有些像是一个分水岭，将此前和此后的时代潮流大致区隔。时在中国的杜威描述进行中的五四运动说：“我们正目睹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而出生总是艰难的。”[2]

这大概是那时比较“亲中国”的在华外人的共识，据当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回忆，法国公使在五四运动之后即说，“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最令人惊异的重要现象，即中国为积极行动而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舆论”。芮恩施自己也认为，“中国人民从巴黎决议的不幸中产生出一种令人鼓舞的民族觉醒，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结合成一个整体”。[3]他们的言论中隐含着中国此前尚非一个“民族/国家”的意思，这且不论；但这些观察者都看出中国正在发生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却大致不差。

在差不多同时，北大学生傅斯年远不如这些外国人那么乐观，在他看来，中国当时不仅有严重的城乡疏离，且“大城市的一般社会”也以“互不接触”为特征；“职业一有不同，生活上便生差异，思想上必不齐一。在一个大城里，异样的社会，很少社交的关系。至于联合起来，而营社会的共同生活，造出一个团结的组织，又就着这组织活动去，更是谈不到的”。但傅斯年也从五四运动看到了希望，断言“从五月四日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4]

基本上，“五四”后出现一个具有诡论意味的现象：一方面很多人因为对政府甚至政治的整体失望，而如梁启超所说“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进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层变革；[5]另一方面，学生运动又使前此大受青睐的“个人”开始淡出，思想和行动都转而朝着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不少知识精英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向政治转移，并在新的意义上“再发现”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旧说。[6]

这其间一个显著倾向是“社会”的改造一度大受关注，梁启超总结的近代士人“觉悟”由器物到政制再到文化的阶段性演变常为人引用，[7]而傅斯年则认为“社会”是文化之后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他在1919年说：“中国人从发明世界以后，这觉悟是一串的：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8]傅氏心目中的“社会”有其特定的含义，[9]在这四层递进演变中，前两层和后两层又相对接近，多少体现出梁启超所说的“社会文化是整套的”，也分享着一些时人对政治的排拒。

傅斯年明言：“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了。”可知其所认知的“政治”与“社会”有着上下的对应关系，且隐约可见今人喜欢挂在口上的“国家”之身影。[10]郑振铎等人那时组织了一个“社会实进会”，要“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他们也强调其“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要“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11]

“德莫克拉西”一语点出了这类“自下而上”变革观的西来渊源，此实滥觞于清季。熊十力后来回忆说，他少时读严复所译《群学肄言》，曾引发“一个重大的感想”，即“感觉中西政治思想根本不同”：中国自古以来“论治，通同是主张‘自上而下’的”；而《群学肄言》表现的“西人言治，是‘自下而上’的”。他当初“极端赞成西洋的思想”，所以曾参与革命。辛亥后发现革命党“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比袁世凯也强不了多少；“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于是退而独善其身。到“九一八”之后，眼看“一天大乱一天，极于今而有亡国灭种之惧”，终“感到中国自上而下的主张确有其不可颠扑的真理”。[12]

这样的“后见之明”不一定为多数人所分享，但类似的反省心态可能是“九一八”之后相当一些尊西趋新的知识精英开始鼓吹“独裁”的心理基础，与稍后的“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一类争论大致同属一个“时代”，那是后话了。至少在“五四”到北伐期间，“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观还是更占上风。不过，对相当一些人而言，“社会改造”之所以受到青睐或许恰因“社会”带有调和或综合政治和文化两趋向的意味，它既不那么政治化，又比文化和思想更具体实在，同时还常能包容个人与群体两方面。[13]

胡适后来说，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约以1923年为界分成两段，前一段多“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段则属于反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时期”。[14]若仔细考察，重群体的倾向在“五四”当年已开始兴起，或可将1919—1925年间看作两种倾向并存而竞争的时期，即瞿秋白所说的“新文化思想”与鼓吹社会主义、研究劳动社会问题两造的“混流并进”；[15]虽然是并存并进，毕竟“集体”渐占上风，到“五卅”后，“个人”基本丧失竞争力，终不得不让位于“集团主义”。[16]北伐的突飞猛进，多少也借此思想的东风。[17]

在个人与集体混流并进的同时，侧重文化和政治的两种倾向也在冲突竞争中互动。老革命党人张继在“五四”前夕给《新潮》杂志写信说，民国代清后，“中国的国门，只换了一块招牌，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依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的见解，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这样的思想风俗难以产出“共和政治”，故他认为，《新潮》诸君“主张广义的文学革命，即是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国的根本方法”；只要得着“多数有知识的人赞成，我们这个民国的招牌可望保的住”。[18]

《新潮》社的罗家伦在“五四”后几个月复信说，他“极力赞同”张继的见解，并“认定中国现在政治社会的不良，就是人民的思想不曾变换”。他以为，袁世凯等也是“中国的社会害他们的”；若其生在美国，而“中国的人民有美国的人民那种觉悟”，或不敢有做皇帝的梦。如果“大家的思想不从速受过一番革命的洗礼，则正如先生所谓，‘民国的招牌’是保不稳的”。罗家伦申论张继的见解说：“文学革命不过是我们的工具，思想革命乃是我们的目的。”[19]

类似见解那时为不少人分享，新文化运动之外的梁济和徐世昌都表示过类似的主张。希望以殉清而警醒世人的梁济提出“救亡之策，必以正心为先”；总统徐世昌也认为，对不良政治的“箴救之道，首在转移风气，使国中聪明才智之士，从事于社会经济实业教育，以挽此政争狂热之潮流”。两人的思虑相通，他们都同意政治上治乱的源头在思想社会，也当从思想社会着手解决。[20]

这也是罗家伦那段时间的一贯思想，他特别强调，“思想不革命，行为是不能革命的”；为保持行为的革命性，更需要思想方面的努力。盖“‘五四’‘六三’的结果，只是把全国的人弄‘动’了”。由于“动的影响”，群众运动的主体“群众”本身已感觉到“知识的饥荒”，要“赶快接济他们知识的粮草”。重要的是，“中国的存亡”可能“正在这一‘动’”，如果知识的粮草“接济得好，这一动就成了永久的活动；接济得不好，这一动就成了暂时的冲动”。[21]

罗氏对五四运动带来的转折有切身感受：“五四以前，我们受了多少压迫，经了多少苦战，仅得保持不败，已经觉得是很危险的；五四以后，形势大变，只听得这处也谈新思潮，那处也谈新思潮，这处也看见新出版品，那处也看见新出版品。”不过，“对于这种蓬蓬勃勃的气象”不能太乐观，中国在世界学术界的“失语”现象是明显的。故“中国的社会固然是毁坏学者”，那种“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的学生运动，“也是同一样的毁坏学者”。学生们应据性之所近有所“分工”，一些人不妨继续街头行动，另一些人则可转而侧重于“文化运动”。[22]

这样，在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辈选择出国留学之路的同时，一些老师辈反逐渐关注政治，胡适就是其中之一。这两种倾向都有时人感到失望：杨鸿烈对那些“了解文化运动真意义的人大多数出外留学，这样就丢下了他们未竟的工作”很为不满；[23]孙伏园则认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知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他强调，“胡适之”三字的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并希望把“已被政治史夺去了的”胡适“替文化史争回来”。[24]

从新文化运动初期读书人不议政不为官的普遍主张，到1922—1923年好人政治和好人政府观念的提出，是民初思想界的一大转折；两者几乎完全背道而驰，而胡适等知识精英两次都是倡导和参考者。对胡适而言，除了社会政治大背景的转变，也有一些个人的推动因素。在1921年夏秋，从他的老师杜威到美国名记者索克思（George E．Sokolsky），以及访华的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狄雷（James Q．Dealey），都共同责备中国读书人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良心”之责，终使胡适产生了同感。所以，针对孙伏园的质疑，胡适解之以“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也不应“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25]

但精英取向的“好人政治”不久即宣告失败，此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传统观念可见明显的复兴（这对反传统的五四人实具讽刺意味）。对许多边缘知识青年来说，天下要担负在他们肩上是个非常直接的感觉。不仅学生辈的王光祈宣布：“世界的新潮流已经崩山倒海的来了，要想适应这新潮流，自然是全靠我们青年；”[26]老师辈的北大教授陈启修在1923年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五四纪念会”上演说，也主张打倒军阀和国民外交“这种政治事业，在中国全靠学生来担任”。[27]

到五卅运动之后，此前处于竞争中的各倾向基本有了结果：群体压倒了个人，政治压倒了文化，行动压倒了言论，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西来的“到民间去”的口号在“五四”前后已开始在中国传播，此时有了更明确而直接的意蕴，国共两党的工农运动以及“村治”派的出现等都可视为这一大趋势的不同侧面。更直接的政治变动，当然是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所以，国民革命不仅有其自同盟会以来的内在思想理路，也呼应着民初思想社会的演变。

在前引闻一多的同一文中，他也说到“二十世纪是个动的世纪”。[28]二十多年后，朱自清描述当时的社会说：“这是一个动乱时代。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29]这话大体适用于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这一激变时代，不过两个时段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异：在连年征战之后的四十年代后半段，“动乱”确已深入老百姓社会生活的基层；而在北伐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因为长期没有较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摇荡不定”的特征更多体现在相对上层的思想文化和政治，那时读书人眼中的“民不聊生”，其实颇具构建的成分。

然而即使对这样的“动乱”，读书人的反应也很主动。闻一多便说：“二十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自由’底伸张给了我们一个对待威权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现代文明底一个特色了。”[30]他说这话是在1923年，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真正厉害的“革命流血”还没开始，这一表述或更多是“预言”而已。不过，因向往自由而反抗威权乃是当时读书人的基本心态，尽管他们认知中的“自由”和“威权”都不免带有几分想像的色彩。而一步步走向“革命流血”也的确是北伐前的时代特征。

本书就是讨论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这一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引论处理“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态与政治的关联，以对认识后五四时期的政治走向稍作铺垫。正文分为三部分，上编探讨“五四”后士人与政治的互动，凸显当时思想界异常丰富而活跃的动态。下编论述北伐前数年的军政格局，侧重于政治军事的演变，尤注重区域（包括中外）、文武、新旧等文化因素与政治竞争的纠结。最后两文的时代断限有超出前文范围者，故置入外编，立足于帝国主义侵略所及的中国当地条件，从文化视角考察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及其对后来中外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各文写作机缘不一，也并不系统，甚至不妨说是零散的碎片；然而这些碎片之间并无清晰的边界，也少见明显的断裂，反呈现出相当密切的关联，即都在探讨这一时段里各种思想观念、行为取向和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以及这些因素在竞争中的互动。所谓竞争，既包括文化和政治领域里的权势和控制之争，也涵盖士人为寻求中国出路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上下求索。尽管所涉及的时段不过数年，各文基本仍是一种尽量压缩之后的“通论”，其中可以仔细探索申论之处尚有许多。除个别篇章外，本书在“写法”上与我其他专题论文稍不同，更偏重于叙事，虽然仍是一种分析的叙述。

过去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多体现其抗议和反抗的一面。其实没有什么重大政治变革的“五四”前一年，对许多时人来说却曾充满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学生参与校外活动受到鼓励，大型欢庆活动至少在方式上为五四运动进行了预备。当时政治和思想走向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内外缠结特点，不少人以为人类新纪元从此开始，希望借欧洲战胜的东风，由外及内，一举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进入世界大同境界。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代表着以会谈方式解决困局的尝试，两者的失败预示着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和缓取向的艰难。希望和失望都来得有些意外，举国的失落感强化了士人心态的激进。

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最能体现文化与政治的关联，而“问题与主义”之争恰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件。那次争论为时不长，却触及到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反映出“五四”前后各种流派混杂难分、阵线混淆的重要特征。包括安福系在内的朝野各方都以为“社会”的革命或改良不可避免，这样的朝野相似性使“新舆论界”一边希望有所“区分”，以确立自身的特性。简言之，那时的中国思想界远比我们过去认知的更为丰富而活跃。

有些后来以为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反有相通之处。例如，中国社会改造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它所涉及的面向远比既存研究所论述的更为宽广。当时倾向于整体或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人相当普遍，其中不少人甚至不那么激进；而在主张根本解决的人中间，也有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整体或局部解决两种取向未必势不两立，反可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且“根本解决”也不一定意味着革命，而革命倒可能是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

另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则是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其中既有读书人在学理方面的探讨，也有革命党人实践中的困扰和因应。争论各方都承认中西社会的歧异，并从世界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注意的是，胡适关于输入外来“主义”应该考虑适合中国国情的观念，在中共党人探索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问题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呼应。基本上，胡适和李大钊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年轻一辈的思想资源，提示着这一争论未必像后来认知的那样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裂”，或即使“分裂”也不到既存研究所论述的程度。

胡适这段时间与中共的关系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表征，这与中共当年试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一政策相关。双方当年在对内对外的政治主张上皆有不少歧异，这些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适与中共的关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双方“求同”的愿望。真正导致中共不那么重视胡适及其政治派别的，应是国共合作及1925年五卅运动后，其“革命工作”已日益进入具体的工农运动甚至武装斗争阶段。尽管中共仍有“争取”胡适的努力，也相当欣赏胡适稍后对苏俄的公开赞颂，但双方在基本政治立场上的对立仍未能调和。

与这一系列思想争论相关的一个后续发展，是“空谈”成风导致“实行”的凸显。一旦实干成为主导的倾向，思想和知识都可能退居二线，甚至连“知识”本身的含义都可能转变。这样一种双重的转变可能意味着读书人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下降，那些欲追赶时代的读书人或不得不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约束，甚至自我否定；另一个选择是“参与”，对其中不少边缘知识青年来说，“到黄埔去”曾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出路，最能落实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转移。

在实际政治中，北伐前两三年间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化非常曲折复杂，北洋体系之新陈代谢造成的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从地缘分布的视角可以看到北洋体系中边缘挑战中心的态势，两者均揭示出北洋体系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倒戈促成直系垮台，吴佩孚稍后复出，却挽救不了直系的崩解；段祺瑞虽出山，皖系也未能再起；北洋系统中原较边缘的西北各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应运而出，一度颇能影响国是，而后起的奉系和新兴的国民军成为大主角。北伐结束后还能长期存在的北方军事力量正是北洋系统内非正统的东北军、西北军和晋军三部分，故后来的北方军事格局或可说先已奠定。

同时，南方的局势也发生较大变化。唐生智武装盘踞湘南，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成功控制广西；两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而层次相对偏低的新兴少壮军人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面目一新的广西进而与刚获统一的广东实行两广结合，复与湘南一起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形成一个国民政府治下的数省势力范围，提示出武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对久乱思安定的中国社会颇具吸引力。适逢北洋政府表现出明显的“失道”现象，反衬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遂为北伐的取胜打下了基础。

在广东，1925年3月孙中山弃世意味着国民党革命事业之孙中山时代的结束，广州政权在不长的时期里进行了带根本性的权力重组，确立了以孙中山的少壮幕僚和家属为核心的派系在党和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开启了蒋介石时代。过去对这段时间权势竞争的研究多侧重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当时广东各类“土客矛盾”相当严重，从英、俄两国到众多“客军”等饱含冲突对立的外国和外省新老因素聚集于广东一隅并相互缠斗，复与原处竞争中的各类新旧本土成分竞争，地方意识和国际冲突的奇特结合使广州政局的纠葛至为错综复杂。各方的矛盾显然更多是实际利益的冲突，但权势争夺的表述却往往回避实质性内容，而诉诸民族主义等更为高远的政治理念。

这既是当时政治运作的一个特色，也提示出外国在华存在的实质影响，致使中国问题的解决不能不与外国因素相关连。这就需要进而考察自西潮入侵以来的中外格局，特别是不平等条约体系形成后对中外关系和中国政治的影响和制约。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是曾经论述较多而近年相对淡出的议题，过去的研究明显侧重于实施侵略一方，而相对忽视侵略行为实施的场域以及侵略在当地的实施（通常述及被侵略地区的是特定的“反帝”活动）。

实际上，正是帝国主义实施侵华行为的中国当地条件制约了侵略的方式和特性。外来侵略者通过条约体系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又依“例外法则”在中国形成一套与西方基本价值时相冲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故这些西方代表在中国表述着“西方”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列强既要中国实行改革以维持西方标准的“正常”秩序，其自身又是与西方标准相异的中国秩序之构建者和维护者，扮演着改革推动者和既存秩序维护者的双重角色。从文化视角考察帝国主义侵略所及区域的内部因素，兼及其与外部因素的关联互动，可以增进对近代中外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这样一种中外关系的认识框架，有利于认识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内争与外力在中国的纠结互动。1927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派遣政务司长李锦纶作为政府代表使美。李氏在“非正式”的名义下与美国国务院官员频繁会谈，实际开启了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的官方接触，并推动了一项包括中国南北政府和美国三方共同参与的努力，试图组成一个南北联合的中国代表团与美国谈判条约修订。这一努力虽然为时不长也未获成功，但仍揭示出当年中国政治、外交和中美关系一些微妙的面相。

参与此事的核心人物是伍朝枢、李锦纶和韦愨，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更多毋宁是外国读书的共同经历和同为广东人的地方认同。其中伍朝枢是国民党右派而韦愨是左派（他从1925年起已秘密加入中共），出生在外国的李锦纶基本是个温和的技术型官僚，政治上或属中派，但与左右派的关系都不错。他和广东籍的中共要人苏兆征保持着联系，后来在中共策划广州暴动时，正是他向韦愨转达了苏氏要他返回广州的信息。共产党员韦愨在国民党“清党”中已成为整肃的对象，却在“清党”主要发起者之一的蔡元培帮助下出逃美国，更在那里代表国民政府和美国人洽谈。

在中美关系史和民国政治史都基本不怎么提及的这一小小事例中，不同人物的相关经历说明，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之分在当年未必高于一切，有时地方认同会弥合政治派别的歧异，有时同事之谊也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至少，在涉及对外交往时，内部的政治纷争可能暂时退让，使大家能够“一致对外”。而在中美谈判之中，文化层面的考量有时也超过实际的国家利益，成为双方争执的要点。这些都提示着当年文化与政治的关联互动程度超过我们已有的认识。

自清季中国新史学提倡“民史”以来，以“君史”为表征的政治史至少在意识层面曾被拒斥。梁启超在1922年提出，当时中学国史教科书及教授法的主要缺点，是其内容“全属政治史性质”，而将“社会及文化事项”视为附庸。其实，不仅“政治史不能赅历史之全部”，根本是“旧式的政治史专注重朝代兴亡及战争，并政治趋势之变迁亦不能说明”。他明确提出“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建议，拟将全部中国史纵断为六部，即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其中后两部的篇幅占全书之半，而政治仅占约六分之一。[31]

这里的“文化”本身兼有广狭两义，狭义的文化即作为六部类之一但又占据较多篇幅的文化史；但还有一种广义的文化是包括政治的。后者是一些时人的共识，胡适在大约同时也提出一种“专史式的”整理国故方式，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他进而将系统的“中国文化史”具体分为十种专史，其中就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和国际交通史。[32]

梁启超把“现行教科书中所述朝代兴亡事项”全部纳入“年代之部”中，由于“一姓之篡夺兴仆，以今世史眼观之，殆可谓全无关系”，故这一部分“所占篇幅不及全部二十分之一”。从今日眼光看这应算是“政治史”。他另外还为政治史留了一点余地，即在其设计的占六分之一的“民族之部”里，“专记述中华民族之成立及扩大，其异族之侵入及同化，实即本族扩大之一阶段也，故应稍为详叙；而彼我交涉之迹，亦即形成政治史中一重要部分”。[33]民族间的人我关系以及中外“彼我交涉之迹”，确为不论哪种意义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中一项特别重要的内容，其所占比重也反映出民初史学所受西方治史那“四裔”倾向的影响。[34]

在已经缩微的政治部分里，梁启超主张“对于一时君相之功业及罪恶，皆从略”；而“专纪政制变迁之各大节目，令学生于二千年政象，得抽象的概念”。这虽是针对中学生的有意省略，且有明显的道德考虑（即淡化传统政治中“机诈黑暗”的成分），然矫枉过正的倾向性仍太强。试想一部全无“君相之功业及罪恶”的中国政治史，的确也只剩一些“抽象的概念”，恐怕难以达到梁氏希望使学生产生兴趣的目的。把上述内容加起来，政治史在整体史学中所占的比重也低于四分之一，的确是面目一新的通史。

不过，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民史”倾向是说得多做得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包括近代史在内的中国史仍以政治史（逐渐包括经济史）见长。只是到了近一二十年，关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史学论著开始减少，而以思想、社会和学术为主的专门史逐渐兴起。这里既有学者的自觉努力（即有意弥补过去所忽略者），也受到海外学术发展的影响，可能还隐伏着传统的某种再现。[35]

在政治史几乎成为史学“普通话”的年代，各专门史在保全各自的“方言”层面多少带点“草间苟活”的意味；今日政治史雄风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掺和着一些专门史的“方言”风味，多把政治放在文化与社会的大框架中进行论证分析。我以为这是一个好现象，盖任何“新”领域的探索都可能使学者对一些滑向边缘的既存领域产生新的认识；部分因为葛兰西的影响，权力意识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入各专门史之中（在性别、族群等新兴专门史中尤其明显），这些专史所提供的新权势关系很可能改变我们对“政治”的观念，从而导致政治史这一过去积累丰厚的领域之“复兴”。

其实近年政治、外交等专史的淡出多少也因为一些学人的边界和门户意识太强，非此即彼，不免存在西人所说倒洗澡水连同小孩一起倒掉的倾向，而忽略了文化、社会、思想、学术等与政治之间那千丝万缕的关联。尤其中国士人重视政治的传统在近代不仅没有减弱，甚至有所增强：从头发到脚的身体处理一直未曾离开政治的青睐，常呈现出泛政治化的倾向；就连“读经”和讲授“国学”这类看似“迂远”之事也每次“出现”都受到相当广泛的社会关注，引起许多争辩，往往牵连到国家民族的发展走向等重大问题。可知近代中国能“脱离政治”的课题其实不多，若没有坚实的政治史基础，治其他专史也很难深入。

不论史学各子学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边界明晰的学科认同原非治史的先决条件，各科的“边界”多是人为造成并被人为强化的。史学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学科，治史取径尤其应该趋向多元；最好还是不必画地为牢，株守各专史的藩篱。《淮南子·论训》所说的“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一语，最能揭示思路和视角“定于一”的弊端，也最能喻解开放视野可能带来的收获。梁启超和胡适当年“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设想虽未免有些矫枉过正，至少也提示了一种结合文化视角考察分析政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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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段话已多次出现在拙作的序言之中，仍愿重复一遍：本书倘幸有所得，都建立在继承、借鉴和发展既存研究的基础之上。由于现行图书发行方式使穷尽已刊研究成果成为一件非常困难之事，对相关题目的既存论著，个人虽已尽力搜求，难保不无阙漏。同时，因论著多而参阅时间不一，有时看了别人的文章著作，实受影响而自以为是己出者，恐亦难免。故在向既存研究的作者致谢之同时，我愿意申明：凡属观点相近相同，而别处有论著先提及者，其“专利”自属发表在前者，均请视为个人学术规范不严，利用他人成果而未及注明，请读者和同人见谅。

本书参考和所使用的一些资料，承谢国兴、汪朝光、王汎森、陈力、杨奎松、王奇生、冯筱才先生和李杨女士指点，特致谢忱！也非常感谢国家图书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特别是万仁元馆长）、台北国史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特别是庄素华小姐）、中研院史语所图书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特别是馆长马若孟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档案手稿图书馆（Seeley G．Mudd Library）的热情帮助！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张淑雅教授的助理林志菁小姐、中研院谢国兴教授的助理黄申如先生、四川大学图书馆的何艳艳小姐、国家图书馆的窦红玉小姐、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季宵瑶、潘颖同学、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波同学等曾代为查核、影印材料，谨此一并致谢！也要感谢《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史林》、《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各刊惠允将曾经刊发于该刊的拙文收入本书！

尽管本书各文尚不成熟，恐怕会有辱师教，但我仍愿意在此衷心感谢成都地质学院子弟小学、成都五中（烈五中学）、四川大学、新墨西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各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以及这些年来我所私淑的各位老师。他们在我修业问学的各个阶段中都曾给我以热诚的关怀和第一流的教诲，在我毕业之后继续为我师表，诲我不倦，这或许是我比一些同辈学人更为幸运之处吧！本书各文若幸有所获，悉来自各师的教导。当然，所有谬误之处，皆由我个人负责。

[1]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1923年6月），《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14—115页。

[2] “John Dewey from Peking，”June 1，1919，in John Dewey and Alice C．Dewey，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ed．by Evelyn Dewey，New York，1920，p.209．

[3] Paul S．Reinsch，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Garden City，N．Y．：Doubleday，1922，p.373．徐中约显然同意杜威等的看法，他以为五四运动标志着作为一种“新力量”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出现”。Immanuel C．Y．Hsu，The Rise of Modern China，2nd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605．

[4]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承王汎森所长惠允使用（此文早期整理稿曾刊发于《中国文化》第14期，196—201页，有缺漏）。

[5]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2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45页。

[6] 冯友兰当时区分新学生与旧学生的标准颇能体现这类倾向，他认为“新学生之生活为群众的，旧学生之生活为单独的”；且“新学生注重实际，旧学生注重空谈”。冯友兰：《新学生与旧学生》（1918年9月），《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卷，621—62页。并参见本书《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中关于“行动的时代”之讨论。

[7] 参见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43—45页。

[8] 本段与下段，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

[9] 参见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

[10] 前人之“国家”观较严，梁启超在清季便曾区分朝廷与国家，而民初人也常欲区分政府与国家；而今人则放得甚宽，乡村中包揽税收者颇近往昔之夫役，也多被视为国家代表。

[11] 郑振铎：《〈新社会〉发刊词》（1919年11月），《郑振铎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3—4页。

[12] 熊十力：《英雄造时势》，《独立评论》第104号（1934年6月10日），11页。

[13] 时人的相关思考可参见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1921年1月），《新潮》3卷1号（1921年10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25—52页。

[14] 《胡适日记全编》（以下简作《胡适日记》），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933年12月22日，第6册，256—257页。

[15] 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1926年1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460页。

[16] 参见鲁萍：《“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历史研究》2006年1期。

[17] 关于北伐，可参阅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18] 张继致《新潮》杂志，1919年4月29日，《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366页。

[19] 罗家伦复张继，1919年11月8日，《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366—367页。

[20] 参见本书引论。

[21] 罗家伦致张东荪，1919年9月30日，《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日，3张4版。按原信未署年月，此据报纸时间及信中说“现在大学已开学”推断。

[22]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1920年5月1日），《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858—861页。

[23] 杨鸿烈：《为新青年社的老同志进一解》，《晨报副刊》1924年2月4日，1版。

[24] 孙函收入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集》（以下径引书名），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册，361—362页。

[25] 《胡适日记》，1921年6月30日、6月25日，第3册，346、334页；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第3册，366页。

[26] 若愚：《学生与劳动（四）》，《晨报》，1919年2月28日，7版。

[27] 《北京之五四纪念会》，《教育杂志》15卷5号（1923年5月20日），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影印，21693页（原杂志每期未统一编页）。

[28]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全集》（2），110页。

[29] 朱自清：《动乱时代》（1946年7月），《朱自清全集》（3），朱乔森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115页。

[30]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全集》（2），111页。

[31] 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192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26—27页。

[32]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3年），《胡适文集》，第3册，14—15页。

[33] 本段与下段，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27页。

[34] 章太炎1924年指出当时史学的五项弊端之中，就有一项是“审边塞而遗内治”，说详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4期。

[35] 思想史和社会史在今日西方均已呈衰落之势（关于社会史可参见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学术》第1辑，2000年春），而学术史似从未成为西方史学的重要门类，故学术史在中国兴起的动因恐怕更多要从内部寻找，且不排除其体现着对民国代清以后经学被摈弃的某种反动，虽然未必是有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