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因相近而区分

五四学生运动前后的思想界的确存在各种“主义”间的对立和竞争，但思想界的主要特征毋宁说是各种流派的混杂难分；甚至时人特别看重的新旧之间的对立，也没有既存研究所陈述的那样强烈。[1]民初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就世界范围言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2]试举一个体现“特殊”的例子：五四运动几年后，身为内阁总长的章士钊同时自办刊物《甲寅》议政。他在言说中仍以士人自居，把吴承仕担任司法部佥事视为“沉沦下僚”；更在其致吴的公开信中攻击政府学务，说当时“士习日坏，学殖全荒。国家设学，且惟摧毁国学是务”。[3]

那时章士钊自己就担任教育总长，以中央政府负责教育的部长在自办刊物上攻击“国家设学”，这样的行为，在没有杂志的古代中国自不可能，在所谓现代政治中也相当特殊。这类“道统”和“政统”互渗的局面在“五四”当年似较显著，那时朝野间常常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资源，并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即关怀和思考的问题呈现出一致性）。大约在1919年6月初军警大量抓捕学生后，朝野间的对立趋于明晰，进行“区分”的必要也更加凸显，至少“民间”一面有这样的感觉。

先看双方相近相通的一面。我在十年前曾提出，参与“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各方有其共同之处，比较接近的大致有两点：一是中国必须借重西方的主义或学理，但却不能照搬，尤其是不能照搬资本主义；二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就是民生问题。观论战各方所提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案，虽然出发点和所用的标签不尽同，具体的措施也不一样，但均对资本主义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而倾向于某种社会的解决。[4]

这样的共同之处也体现在当时主导北京政局之安福系的思想上，该系报纸《公言报》曾发表留学日本的白坚撰写的社论，提出以实行“社会主义”来抵御马克思派“共产主义”的主张。社论说，共产主义“起于马克思之《资本论》，盖痛愤于［西方社会］资产分配之不均”，而“思有以革易之”。而中国“自来重农轻工商，工商之业，较之欧美及东邻，无足比数”，亦无相应之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故“欧美及日本资本家与劳动者之轧轹不平，无由而生于我国。即偶有之，亦不过少少者耳，无影响于大局也”。[5]

尽管如此，“五四”学生运动“不旬日，而罢市罢工之风几遍全国，则其潜势之不可侮可知”。盖当时中国“频年内乱无已，纲纪为摧，四民失业，人无宁处”；“朝野上下，无往非失业失所之民。巨猾神奸，欲有所为，每假欧美学说以为攻夺政权之利器。而此学说足为彼之利器者，必有适合于多数失业失所者之心；或且以为足矫方今之失，而开将来之正，务助其澜扬其波”。换言之，中国虽少见欧美日本那样的劳资冲突，民生问题却已相当严重，使“所谓危险思潮者，乘虚而入”，决非以严刑峻法条文吓唬可以解决。

不久王揖唐在安福俱乐部全体议员会上演说“本部之政纲”，也认为“所谓过激派，原由大地主及资本家垄断资财、奴隶劳动所激成。其实此种学说吾国数千年前早有倡者，即如许行之学说，自食其力，均田均耕，与近世之共产主义相近。惟在彼时已有认为此种学说与中国不适者，即孟子是也。孟子虽反对许行之学说，然亦主张社会主义者”。如孟子提倡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从人民生计上着想”的学说。[6]

陈独秀在稍后《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也指出“中国人工商业不进化”，其“好的方面”即“没有造成像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而且自古以来，就有许行的‘并耕’，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这表明“我们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含着许多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的成分”。[7]尽管具体的归类或不同，陈独秀和安福系同样注意到中国工商业不发达所造成的与西方社会的差异，也同样从传统中找到许行等的思想。

而且，陈独秀的侧重点也与安福系类似，他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盖“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若比较陈独秀三年前所说的“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8]即可见其观念的明显转变。关注社会大致已成当时新文化人的共识，胡适在大约同时也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9]

对安福系而言，既然“危险思潮”已风靡中国，又非严刑峻法所能“遏抑防阻”，白坚提出了几条因应措施，第一条便是“为政者与将帅宜究心社会主义”。他说：“凡一主义能得多数信从者，必其有可信从之真际。能得其真际所在，则自有因应之方。不然，则暌隔而不通。”若“以其有异吾素所执也，闻其声，徒有畏恶之情。畏之恶之，无当也。畏恶则益疏远，疏远则相背驰”。故“为政者而与多数国民相背驰，则祸之作必矣。谓宜人究其书，乃可言取舍，乃可言因应也”。[10]

这倒像是采纳了李大钊的主张，李在同月稍早的《每周评论》中提出：“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然后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相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学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于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11]《公言报》社论提出的，正是先“认识”再“排斥”的因应方策，即使不是安福系有意采纳李大钊的看法，也说明双方无意中所见颇相接近。

白坚提出的第二条措施是“为政者与将帅宜凛然痛自革易”，以消除财富不均现象。他不讳言“今日之将帅及为政者，坐拥数十万数百万或数千万之金者，指不胜屈也；民生则益困穷，士卒则多冻馁。祸机一发，左右麾下之人，尽敌矣”。故既得利益者“痛自改革，即所以撤敌人目标之一道也”。而最后一条措施则是“逐次推行社会政策”，即贯彻他所认知的“社会主义”。在白坚看来，“社会主义之本旨，在裒多益寡，以厚人之生；使天下之人，各尽其能，各取所需。上无侵夺人之事，则下自无侵夺人之心；危险思想，无从而生，此社会主义之成也”。社论最后说，“无政府主义、均产主义与［中国］数千年习惯相异，傥欲急行，或诚危险也哉。惟社会政策，则毫无危险。今为政诸子，诚能自克而行社会政策，则危险思潮及今犹可矫易。不然，则恐祸至无日也”。[12]

王揖唐也提出，中国“屡经兵燹，人民之痛苦已水深火热，替人民直接谋生存，责任在政府；然间接替人民谋幸福及生存者，责任实在政党。吾党既以保育民生为政纲，且居国会之多数党，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拟在本部特别组织研究会”以探讨民生主义。安福俱乐部议员对此“全体均赞成，即嘱干事部着手组织”。《公言报》报道的提要称之为“社会主义研究之组织”。[13]

那时安福系并不仅仅是在因应国内问题，他们显然感受到了外来思想的冲击。王揖唐即说，“自世界潮流播及后，民生主义为不可再缓之图”。[14]而白坚更承认，以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为代表的“俄国过激派所倡导、所实行［的］一切破坏主义”这类危险思潮，已“使俄国土崩瓦解；德、二邦，亦行见为俄之续；英、法、意、美诸邦，无不见此主义之流行披猖、蕴蓄郁积；而日本及我邦处此，亦莫之能外”。更因中国政教之失已久，故“其来如疾风，当者为之披靡；其速也如流电，远迩无所不居；浩浩乎，滔滔乎，莫之能御”。[15]简言之，安福系正是因为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类“危险思潮”渐有风行之势，才要研究和实行某种社会主义，希望能收釜底抽薪之功。

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常把安福系视为当时最“落伍”者，而其关于“世界潮流”的认识，看上去却类似趋新者罗家伦的见解。罗氏稍早曾描述“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正由西向东，经太平洋而到远东。这一“20世纪的世界新潮”就是俄国革命。与以前法国式的政治革命不同，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凡所谓“潮”都是阻挡不住的，中国迟早会被“世界的新潮卷去”。既然抵抗不住，“就不能不预先筹备应付这潮流的法子”。[16]

可以看出，安福系和罗家伦对于“世界潮流”的认知和想要预为因应的思考方式都是相当接近的，不过安福系想以实行“社会主义”来抵御马克思派“共产主义”，而罗家伦的因应方策则包括“与其崇拜雷奴Richelieu的理财，不如崇拜马克思Karl Marx的经济”这类相对激进的主张。但双方确有不少共同或相通之处，大致可见。

罗家伦的《新潮》同人傅斯年也对俄国革命寄予厚望，他在1918年6月就认为，“近世史之精神，全在思想自由”。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思想自由“再现于政治革命”，即法国革命。此后“更待改革者何事乎？社会而已”；后者即体现在俄国革命之上。几个月后他更看到：“中欧各国起了社会革命了！俄国式的革命到了德意志了。从此法国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过往的事；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俄国革命可能失败，但若“经数十年之试验，得一美满结果，人类进化更进一层矣”。俄国的现状虽不如意，但人类“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着他做引子”。故“将来俄国于文明史上，非同等闲。德哲人尼采谓俄独有兼并一切之能力，吾则谓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17]

傅斯年对“革命”的青睐此后仍有表述，而且他比罗家伦更进一步，其眼中的“世界潮流”差不多就是“世界革命”。傅斯年在“五四”前夕评论朝鲜独立运动说，这一运动虽未见成功的可能，“但是就内里的精神看起来，实在可以算得‘开革命界之新纪元’”。盖其“对于未来的一切革命运动，有三层重要的教训：第一是非武器的革命。……第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革命。……第三是单纯的学生革命”。只要“世界的革命未已，这精神自必续继下去；这精神由现在看起来，好像愚不可及，然而顺着这世界的潮流，必得最后的胜利”。[18]

到五四学生运动后，罗家伦再次表明了对俄国革命的肯定。他对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俄国革命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间“有一个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的革命，是以金钱权位运动军队来的；而俄国的革命，是以思想主义征服军队来的——其实不但是征服军队，并且征服一切平民。所以俄国革命愈革愈好，中国革命愈革愈坏”。[19]与傅斯年从俄国革命中看到“思想”的“兼并”能力相类，罗家伦也从中看到“思想主义”的“征服”能力，两人的思路和倾向性非常相近。

不少研究“问题与主义”之争者（包括一些试图为胡适“翻案”的作者）都将傅斯年、罗家伦为代表的《新潮》派归到胡适一边，往往指出其与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激进者的对立和冲突。其实李大钊与新潮社关系同样非常密切，[20]而此时罗家伦和傅斯年至少远比寄希望于英美式民治的陈独秀更激进，他们放眼未来，看重的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选择后者，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一文中便屡次用“试验”来表述法国和俄国革命，而罗家伦那时更常常强调实验主义关注“此时此地”的观念。[21]大致可以说，胡适和李大钊的主张都是五四学生一辈人的思想资源，他们并未从中看到太多的冲突和对立，反而更多看到其相通之处。

同时，社会主义和一些与其相关的“主义”也确有令人困惑处，在“民间”一边或“道统”之内稍早已出现“区分”的努力。1919年三四月间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5号和18号上，即分别摘译刊登了倍倍尔的著作《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和王光祈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两文的共性是要“区别”各类不同的西方“主义”，尤其是与“社会主义”相关者。王光祈在介绍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之异同时，特别更正自己一个月前曾说俄罗斯的布尔扎维克自标其主义为无政府主义，“如今细考布尔扎维克的所为，似近于国家社会主义”，而非互助的无政府主义。[22]

前引罗家伦主张“崇拜马克思Karl Marx的经济”，也引起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黄凌霜表示他不但不“崇拜”马克思的“玄想的经济学”，而且“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他提出的理由非常符合时人尊奉的进化观念：在欧洲，“马克思的集产主义现在已不为多数社会党所信仰，近来万国社会党所取决的，实为共产主义”（具体指他们正在提倡的“无政府共产主义”）。[23]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安福系眼中的“危险思潮”，在不同程度上也都与俄国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安福系既不赞成以严刑峻法条文之吓唬来解决“危险思潮”，也不主张采取“畏之恶之”而“益疏远”的鸵鸟取向，他们自身要开展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并建议“为政者与将帅宜究心社会主义”。这样一种主动“介入”的愿望，似乎体现出“政统”意欲进入原来更多被“民间”占据的言说世界，以相近的议题来争夺对“道统”的掌控。或许就是这一点使“道统”方面警醒，并采取相应的防卫行动。

胡适那句“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表述出很强的警惕性，在许多人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时，胡适却感到这是“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他敏锐地觉察到，对于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和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与安福系相关的舆论机构采取了联合行动：“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这样一种呈现出“共谋”的举动，使他认为必须有所区分。[24]

胡适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大家都谈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我们今日当然知道那时各派所说的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甚至是实质性的区别，但多少也有其共性，如《时事新报》一文所说：“今日之言社会革命者夥矣，而各人研究之学理及实行手段的趋向，亦因之而歧：有主张政治革命者，有主张社会集产革命者，又有主张无政府共产革命者。其主义虽互有差异，然所盼望改革社会成一完美之社会的愿望则均同。”[25]

不过，前引王光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修正自己的看法以及黄凌霜试图以“万国社会党”采纳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来“反对”苏俄共产党实行的“马克思的集产主义”，提示出当时人实在有些分不清这些“主义”的异同。罗家伦曾以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来解释这些同源观念的演变，他说，“同是马克思的学说，为什么到英国会变成Guild Socialism，到法国会变成Syndicalism，到俄国会变成Bolshivism，到美国会变成I．W．W．呢？这都是各有历史和他社会背景的缘故”。[26]

然而罗家伦眼中这些同源的“主义”又各自争斗不休，吴康稍后描述说，那些谈“社会改造”者，“你今日鼓吹一个马克思的主义，他明日主张一个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后日再出来一些个什么‘工团主义’（Syndicalism）、‘行社主义’（Guildism）”；大家“各捧着一个洋偶像”，“出奴入主，互相掊击，有如泥中斗兽，闹得个不亦乐乎”。[27]社会主义名词之下这样错综复杂的争斗与联合至少混淆了各自的主义认同，这即是胡适所针对的，故他首先要以一条线将安福系与所有的“新舆论家”划开。

李大钊在“五四”前已注意到：“世间有一种人物、主义、或是货品流行，就有混充他的牌号的，纷纷四起。……‘社会主义’流行，就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出现”，其实“都是‘混充牌号’”。[28]“五四”后他更观察到，“近来出了许多新鲜名词。例如日本的‘帝国社会主义’，‘皇家中心社会主义’，中国某君的‘军国民教育社会主义’”等。[29]一方面“近来有很多的印刷物，被政府用‘鼓吹共产主义’的罪名禁止了；可是政府举行的文官考试，却出了‘共产主义’的题目，给考试文官的人以大鼓吹而特鼓吹的权”。他特地指出：“有人说那是官家的共产主义、孔子的共产主义，毫不带着危险的性质，与你们小百姓们所研究的不同。我想这话也不错。”[30]

尽管做出了这样的区分，李大钊仍然对“我们谈主义罢，王揖唐也来谈主义；我们非主义罢，阎锡山又来非主义”这一现象感到无奈，并发出“究竟如何是好呢”这样的感叹。[31]他所描述的现象及其多少有些无奈的感叹既凸显出其希望有所“区分”的明显意图，也体现了朝野的某种“一致”。的确，包括安福系在内的一个时代共同点就是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不论是否发自内心地赞赏，各方都视之为一项不可避免的举措。然而意味深长的是，为什么那时掌权或接近掌权的一方总要仿效民间的言说？[32]

那时发生的一个插曲颇能提示各方关系的复杂：

自学生爱国运动发生以来，有人造出一种谣言，说北大的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去了。上海有一家大报的驻京访员竟把这种谣言用专电传出去！那些鱼行的通信社自然不消说了。近来有许多朋友写信来问究竟这事是真是假。我们正式回答他们：“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33]

这里以“我们”身份发言的就是胡适，发表的时间是1919年6月初。但或因发表此言论的刊物《每周评论》读者不够广泛，或由于“国中缺乏常识的人太多了，居然有人相信这种谣言，居然有许多通信社和报馆极力传播这种谣言”，致使胡适、李大钊等不得不于一个月后又在北京《晨报》上刊登一则《辟谣启事》，重申傅、罗被安福俱乐部收买是“近来有人散布谣言”，而“我们心里不平，不能不替他们两位辩个清白”。《启事》再次以“十字街头”的口气宣布：“安福俱乐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这两位高洁的青年。”[34]

这样的“谣言”竟然可以不胫而走，广泛传播于京沪之间，多少可见当日世风之一斑。[35]那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6月初军警大量抓捕学生，使朝野对立趋于明晰。有人“散布谣言”的活动和胡适等想要“辩个清白”的努力，都非常能体现当时思想界阵线不甚清晰的状态，也反映出其间的一些倾向：

如果“散布”者就是安福系，则他们显然认识到北大清流的力量，希望与之有所关联；[36]或者“谣言”是想表示“学生”已被分化而非整体，也不排除暗示安福系对军警的行为有保留。[37]不论是哪一种，都别具深意。如果“谣言”的起源是新潮社在民间的竞争对手，则说明当时朝野的对立已非常显著，且民间已经公然不承认当局的统治正当性，故任何与政客官僚的“关联”，包括想象的或实际的，都可能使新潮社显得不够“高洁”和“清白”，从而毁损其言论信誉。[38]

从“许多通信社和报馆”共同参与“极力传播这种谣言”的活动看，舆论对此是非常关注的。而安福系以“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来界定其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也的确很像后来不少人描绘共产主义的用语。[39]相差甚远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派别都聚集在相同的名词之下，很能提示“社会主义”这一标签在那时的吸引力，至少大家关怀和思考的问题是相通的。

或者正因这样一种有意无意的“混同”，使新文化人想要“区分”的努力变得更加明显。[40]“道统”一边对“政统”方面任何试图以其道来“正统”的努力，不论是想象的或实际的，都已相当警惕。胡适和李大钊都表述出类似的意思，其“区分”努力的最初一步就是划清与王揖唐或其他与“政统”相关联者的界限。在胡适看来，既然在“主义”方面已经到大家不太分得出彼此的程度，则回过头来研究具体“问题”或不失为一种选择。[41]

[1] 更实际的情形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且新派的进攻性要大大强于旧派。说详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国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5期。

[2] 一般而言，已树立地位的社会精英是既得利益者，最不支持任何形式的革命。但民初中国的情形则反是，许多士人因鼓吹、参与、或支持各种“革命”而先一举得名，继则获得社会承认，或入名大学获高薪教职，或竟直入政界为高官，成为名实俱获的社会精英。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在树立地位即成为社会学上所谓既得利益者之后，仍不同程度地提倡、支持或参与文化、思想、学术、社会、家庭等各种革命，其中也不乏身与政治革命者。这个问题牵涉甚宽，我会另文讨论。

[3] 章士钊：《孔传考——答吴承仕（1925年8月1日）》，《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5卷，90页。

[4] 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年7月），28—29页。

[5] 本段与下段，参见白坚：《论危险思潮敬告为政者与将帅》，《公言报》1919年6月27日、28日，均2版。是邓野先生的论文《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近代史研究》，1985年6期）提示我查阅这一社论及下面述及的王揖唐演说。

[6] 《昨日安福部之议员会》，《公言报》，1919年7月9日，2版。

[7] 本段与下段，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29—30页。

[8]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2卷3号（1916年11月），《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224页。不过，要注意陈独秀那时所谓“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是偏向自由主义的，他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故中国若实行民治，要“拿英美作榜样”。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29、32页。

[9]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胡适文集》，第2册，558页。

[10] 白坚：《论危险思潮敬告为政者与将帅》，《公言报》，1919年6月28日，2版。

[11] 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原刊于1919年6月1日的《每周评论》第24号，收入《李大钊文集》（2），327页。

[12] 白坚：《论危险思潮敬告为政者与将帅》，《公言报》，1919年6月28日，2版。按“社会政策”在当时或指谓某种带有“均贫富”倾向的系列社会改良措施，毛泽东稍后曾列举五种“世界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第一种就是“社会政策”；而他认为这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参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22—23页。

[13] 《昨日安福部之议员会》，《公言报》1919年7月9日，2版。李林认为，安福系研究民生主义也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南北正议和，安福系谋与孙中山接近，并在国民党的推动下至少表面上赞同“孙文学说”，可备一说。参见李林：《还“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来面目》，《二十一世纪》第8期（1991年12月）。

[14] 《昨日安福部之议员会》，《公言报》1919年7月9日，2版。

[15] 白坚：《论危险思潮敬告为政者与将帅》，《公言报》1919年6月27日，2版。

[16] 本段与下段，参见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1918年11月），《新潮》1卷1号（1919年1月），19—23页。

[17] 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1918年11月12日），《新潮》，1卷1号，128—129页。

[18] 傅斯年：《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1919年），《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687—688页。

[19] 罗家伦：《覆张继》（1919年11月8日），《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366页。

[20] 罗家伦后来回忆说，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是当时趋新师生两个相互问难辩论的聚会场所之一，而他和傅斯年两人几乎天天都在那里。参见罗家伦（口述）：《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台北）54卷5期（1978年5月），15页。

[21] 例如，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新潮》2卷5号（1920年9月），863—888页。另一方面，罗家伦在此文中也明确引述了经济决定论的观念。

[22] 若愚（王光祈）：《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2版。后来毛泽东曾列举出五种“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不仅有“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包括“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与“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22页）。甚可见时人认知中这些“主义”间既相互关联又歧异的复杂性。

[23] 黄凌霜：《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进化》1卷2期（1919年2月），收入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5—16页。按黄凌霜1922年到苏俄后有大转变，他对陈独秀说：现“己确信”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此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见凌霜致仲甫，《新青年》9卷6号（1922年7月），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90页。又，在论战中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来立论驳论是那时的风气，稍后在“科学与玄学之争”时，张君劢也指胡适等人所信奉的“科学”观念是欧洲16—19世纪的主张，已被20世纪的欧洲人抛弃。参见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观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3期。

[24] 本段与下段，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胡适文集》，第2册，249—250页。

[25] 刘华瑞：《社会改革之正趋》，《时事新报》，1919年9月22日，1张1版。

[26] 志希：《评〈解放与改造〉》，《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361页。

[27] 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1921年1月4日），《新潮》3卷1号（1921年），37页。

[28] 李大钊：《混充牌号》（1919年4月6日），《李大钊文集》（2），311页。

[29] 李大钊：《新鲜名词》（1919年10月5日），《李大钊文集》（3），60页。

[30] 李大钊：《“鼓吹共产主义”》（1919年11月16日），《李大钊文集》（3），90页。

[31] 李大钊：《主义》（1919年12月7日），《李大钊文集》（3），125页。

[32] 在湖南的毛泽东就注意到，在世界新思潮的冲击下，当地一些“官气十足的先生们，忽然屈尊降贵研究起来”。其所“研究”者，当然是与新思潮相关者，故有人说他们的行为“是青叶上青虫的体合作用”。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其进行》（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湖南出版社，1990年，368—369页。不论是变为与环境相类的体色以自保，还是确实有意争夺对“道统”的掌控，“官方”在思想上趋近于“民间”的现象是很明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之《发刊词》稍后也指出：辛亥革命以后，虽然专制改成共和，实际却是“反革命的势力冒着民主的招牌，以行他们的抢掠之实”（《先驱发刊词》，收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9年，第二集下册，528页）。

[33] 胡适：《他也配》，原刊《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收入《胡适文集》，第11册，18页。

[34] 胡适等：《为新潮社辟谣启事》，原刊《晨报》，1919年7月6日，收入《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卷，293页。按当时一般的习惯，共同文字的作者通常署名最后，然从两文相近的表述看，《启事》或亦为胡适所做。

[35] 李大钊稍后观察到，以前相对疏离于政治的北大教授社群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受到各方面的拉拢。李大钊：《致胡适》（1921年1月18日），《李大钊文集》（5），299页。

[36] 从无风不起浪的角度言，也不排除安福系真有想要“收买”二人的尝试。连胡适等人也是先说安福系不配“收买得动”二人，然后才改说不配“收买”。

[37] 当年的民间舆论和多数后来的研究者都将安福系视为那时的当权派，但前引王揖唐的演说，就曾明确区分“政府”和议会“政党”的不同责任，而《公言报》的社论也明言不赞成以严刑峻法遏阻“危险思潮”的做法，提示出安福系确有与执政的政府有所区分的自觉意识。进而言之，民间舆论将议会党团视为当局者的做法提示出，似乎许多受过西方训练的自由主义读书人反而不如安福俱乐部那样注重立法和行政的分别，这是很可思索的现象。

[38] 蒋梦麟曾回忆说，因傅斯年“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语出蒋梦麟《忆孟真》，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16页）。可知当时确实存在类似的做法。

[39] 实际上，这恐怕也是那时与社会主义相关的各种主义最能相通之处，前面提到的黄凌霜转而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后，陈独秀对他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两句格言，不但共产党不反对，我想除了昏狂的人，没有人愿意反对；现在共产党所争持的所努力的乃是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的作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样使生产事业集中成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增、生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想努力实行这些理想，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这道理吾兄一定是明白了，尚请向旧日真的安那其诸同志详细解释，以免误会才好。”陈独秀答凌霜，《新青年》9卷6号，91页。

[40] 那时思想界的混同当然不仅在朝野之间，“五四”后罗家伦便看到“我们的文化运动有种危险：就是许多投机的人，也办了些假冒招牌的杂志……夹在里面胡闹，弄得鱼龙混杂，大众受欺，使我们的运动也发生许多障碍”。他也同样具有明确的区分意识，故希望《时事新报》能“辟一栏‘蒲鞭’，将他们鞭策一回”。参见罗家伦致张东荪，1919年9月30日，《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日，3张4版。按原信未署年月，此日期据报纸时间及信中说“现在大学已开学”推断。

[41] 当然，就像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胡适自己也在大“谈”杜威的实验主义。而且我们现在知道，他本人不仅不反对、且曾长期向往社会主义。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