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乐：忘情融物

庄子说他知道鱼的快乐，鱼的快乐是什么样的快乐呢？是鱼固有之乐，还是人所赋予？这涉及到庄子的重要思想。

庄惠之辩中，涉及到一个“情”字。人观鱼而知鱼之快乐，朱光潜先生等以为，这是一种“推己及物”、“移情于物”的观物模式[1]。万物无情，而人有情，人观万物，故万物皆染上人的情感色彩。但朱先生这个广为人知的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

庄子妻子去世了，惠子去吊唁，庄子盘腿而坐，敲着盆子唱歌。惠子说：“和自己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老了死去，你不哭，也就罢了，还敲着盆唱着歌，这不是有点过分吗？”庄子说：“她的生命来自于自然之气，现在她又归于自然之气，归于生命之大本。生死相替就如同四季的更替。她现在安然地睡在天地这一巨室之中，而我在这里嗷嗷叫哭，这不是太愚蠢了吗？”惠子所持为人之常情，而庄子所持为天地之情。

鸟兽犹爱其类，何况人乎？何况其妻乎？只是庄子看到，世所谓爱者，乃是一己之私怀，亲亲则爱之，类同则悲之，于是便有差别，便有等级，便有偏私。由此，庄子认为，人之爱是不真实的。顺应自然之道，以万物之情为情，方是真性情。庄子提出“不近人情”的观点，“不近人情”后面隐含的是“独重天情”，在相忘于江湖中各任天情。在《逍遥游》中，就虚拟一个与俗世情感相违背的人接舆，所谓“犹河汉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

庄惠有段关于情感的著名辩论：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人本质上都是有情的，庄子和惠子在这一点上没有不同，但他俩所说的“情”却有不同。惠子问“人本来是没有情的吗”，庄子以“是”答之，令惠子大为吃惊。庄子并非否定人有情，但庄子肯定的是人的“天情”，惠子肯定的是人的“人情”。人之情，具有一定的倾向性、目的性，也有盲目的知识性，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总是与功利欲望等联系在一起。情感与人先入的态度有关，人由于先天承继和后天习染，形成了一种看世界的态度，即所谓“好恶”——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等等。这样的情感在庄子看来，等同于俗念。庄子认为，这样的情会“内伤于心”，故说“不益生”。庄子所推崇的“天情”，就是因顺自然之情，独守精、神，以自然之情融入世界。庄子批评惠子劳心劳神，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喋喋不休地辩论，失却的是天情，心灵为俗世之情所充满。这不合养生之道，难有天全之想。态度决定一切，庄子要惠子放下知识的、功利的、欲望的态度，而以无情感倾向性的态度去对待世界。

我们可以联系另一个概念“爱”来看。这两位哲学家都被称为“泛爱万物”，但“爱”的方式却有不同，一是以理性去爱，一是以诗意去爱。以理性去爱万物，那是一种德性主张，如同墨子所说的“兼爱”，《乐记》所说的“易直子谅”，张载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等等，“爱”表现的是一种情感的倾向性。庄子认为，人们留恋于一般的喜乐爱恨，满足于一般的取与（如儒家哲学满足于仁爱慈善），终究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人间世》说了一个故事：爱马的人，用竹筐去盛马粪，用盛水器具去装马尿，对马真是好极了。有牛虻叮在马身上，养马人扑打牛虻，却被发怒的马踢伤，爱马而为马所伤。[2]相呴以湿救不了不在水中的鱼，不在于慈爱少，而在于鱼丧失了自然之性；爱马的反为马所伤，不在于你没有做好，而在于片面的爱是没有用处的。它不能带来心灵的最终安适。

《知北游》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山林啊，原野啊，使我心灵欣欣然而乐。然而乐还没有完，悲哀就接着袭来。哀和乐的感情向我袭来，我又不能抵御；它离开的时候，我又不能阻止。可悲啊！世上的人简直就是物的旅店罢了！庄子不是否定山水之美，他也爱物，但是超越具体的情感倾向，融入世界中，与世界相与优游，以生命贴近世界，在世界的江湖中游荡，这才叫“爱”。“爱”不是占有之，那样心灵就会成为万物的旅店。

正因此，我以为，庄子游鱼之乐，并非“移情于物”，而是“忘情融物”。因为在庄子看来，忘己忘物始能入于天，入于天，就是融于物，就是“物物”；在“物物”的境界中，人方自在、自由。哀乐不入于心，正是庄子哲学的起点。庄子的至乐无乐、忘适之适的思想，也与此有关。在“游鱼之乐”的辩论中，庄子所说之“乐”，是鱼之“乐”，所谓“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而不是人之乐，不是人的情感满足所带来的快感。这是人在纯粹体验中所发现的优游境界——人无喜乐，以世界之乐为乐。

在中国美学中，的确有类似于立普斯所说的移情理论，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不同于移情的审美体验理论，这就是以庄子为代表的虚静理论。虚静理论的起点就是虚廓心灵，荡涤尘埃，以不沾一丝的心灵进入妙悟的状态，所谓“虚则静，静则动”。苏轼所谓“静故了群动，空能纳万境”，就是对此的概括。在诗意的境界中，不入于哀乐之情，以纯然的心灵融入世界中，不以“他在”而以“自在”之心与万物相融相即。这是中国美学中的重要思想。庄子把它叫做“忘适之适”，禅宗把它叫做“非喜非乐”。忘适之适，是为真适；非喜非乐，是为真乐。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思想中超越一般情感悲喜的倾向。

情，是一种倾向；爱，是一种施与。有了情和爱，就有了“我”和世界的分别；在这样的心灵中，就没有纯然的体验，也无法有真正的美。庄子忘情融物的哲学，将人从情感的施与和获得、目的的占有和攫取中拯救出来，强调哀乐不入于心，强调忘适之适，人既不是施舍者、也非利益获得者的角色，在纯然物化之中，不爱不与，是为大爱。庄子的哲学不是“物皆着我之色彩”，而是“物皆无我之色彩”。庄子不是冷然于扁舟孤海中人，而是在相忘于江湖中独守天真。

庄子的讨论涉及到审美态度问题，庄子的审美态度就是无态度。

[1] 见《谈美》，《朱光潜全集》第二卷，20－2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2] 原文为：“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