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

1900年的美国在工业实力上就已经超过英国（从表3.2和表3.3就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进一步确立它的霸主地位。肯尼迪说，美国是唯一一个因为二战变得更富裕的强权。从1940年到1944年，美国的年工业增长率高达15%，是在此之前和之后从未达到过的；战争结束时美国的黄金储备接近世界总储备的三分之二；美国的制造业产量和生产总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一半和三分之一，出口量也占三分之一。1948年，美国以占世界6.3%的人口掌握着世界一半的财富。美国同时也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战后的海军规模已超过英国，又有绝对的制空权，美国驻军遍及欧洲和亚太地区，有的到现在仍未撤出。

虽然20世纪初美国在工业实力上就已经超过英国，但是在二战前它并没有变成霸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体系。实力本身并不一定能直接导致霸权，还要看国家意愿。二战前的美国长期存在着孤立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的争论，前者希望美国专注于自己的发展，少与国际世界联系，而后者主张积极地向外发展。这个争论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美国国内对于怎样向外发展、美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经济体系还没有达成共识，也可以说在国际层面各国也不存在一个关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共识。这个共识在二战后才最终达成，鲁杰（Ruggie）把这个共识叫做“嵌入性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它的根本含义是在对国内利益保护的基础上发展国际自由市场。在美国政治上的具体体现就是国际主义者同意通过关税保护国内农业利益，并因此使国际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的力量平衡倒向前者。“嵌入性自由主义”这个共识不但改变了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的力量平衡，而且也与上文提及的双重运动息息相关。它可以被看做双重运动第二阶段社会反弹的一个结果。这个共识的达成不仅建立在二战前政经发展的教训之上，工人阶级力量在战后进一步崛起以及国际共产主义的强烈挑战都使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政府认真考虑社会反弹的力量。建立在“嵌入性自由主义”原则上的新的国际经济体系则必须要把国内利益与国际市场的妥协制度化。

“嵌入性自由主义”原则具体体现在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此后简称美国体系）在形成初期时建立的多边机构上。从1945年至1948年，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共同建立了世界银行（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或World Bank）与国际货币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并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GATT）。世界银行主要用于支持西欧战后恢复，后来也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关贸总协定》则提供了一个各国商讨降低关税的机制，但讨论范围不包括非关税壁垒、农业、服务业等。另外，各国政府也有权对国际资本的流入和国内资本的流出加以控制。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会议确立了战后金融秩序，后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制（the Bretton Woods system）。虽然固定汇率仍然得到继续，但国际货币组织的建立为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提供了贷款机制，使其避免伤害国内经济和社会以达到收支平衡。这一系列规则和机构是美国体系的核心，也是与英国体系的最大区别。后者是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体系，而前者则建立在国际市场与国内社会的妥协之上。

由于基本原则不同，美国体系内各国对自己的经济有更大的自主权。自由贸易还没有在美国体系内真正实现过。《关贸总协定》的谈判都是以降低关税为目的的，而不是取消关税。各国也经常运用各种关税壁垒保护自己竞争力相对较弱的产品。即使这样，贸易还是有所发展。从1950年到1997年贸易占全球总产出的份额从7%上升到了22%。美国作为中心国家与边缘地区的贸易关系已经不像英国那样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而是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贸易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仍然是高附加值产品与低附加值产品的交换。另外，与英国体系不同的是，美国体系内中心—边缘的联系除了贸易以外又多了一个国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国外直接投资是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实现的。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建立分支，转移资金并投入生产，虽然在美国体系之前就存在，但是在美国体系内发展、壮大的。到20世纪末，跨国公司内部的跨国贸易已占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一，跨国公司对非相关公司的出口也占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一。这里要说明的是，跨国公司虽然是中心—边缘关系的连线，但它主要还是服务于中心国家之间的关系。从20世纪中期到末期，75%的国外直接投资都流入了中心国家。

除了贸易与国外直接投资，金融也是国际经济体系的一条主线。英国体系的金融运作基础是金本位，美国体系则是以美元与黄金固定比率、其他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为金融运作基础的。但它们运作的原理基本一致，英国体系实际是由英镑与黄金共同支撑的，这就与美国体系的运作更相似，只是后者对美元职能的规定更明确。既有相似的运作就会有相似的问题。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战后的快速恢复，经济发展和贸易对美元的需求越来越大，而美国因为相对经济增长速度变慢，美元的供给就无法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凭空多发行美元则逐渐带来对美元的信心危机。从1958年开始，美国又出现大量国际收支赤字。一方面，美国战后支持西欧、日本重建，大量资本流出；另一方面，汇率开始就固定在对这些国家出口有利的水平上，当美国经济增长变得相对缓慢时，无法通过调整汇率反映这一变化，这使西欧、日本的发展更加有利，而美国则进一步陷入收支困境。1971年美国被迫放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率并调低汇率，1973年后固定汇率也被放弃，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开始浮动，其他国家则把自己的货币与这些主要货币挂钩，这个体制一直延续至今。

如果从体系内相比较，英国体系与美国体系最大的不同是对国际市场和国内社会关系的权重不同。如果从体系外比较，英、美体系最大的不同则是它们与国家系统的关系不同。英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是与当时的国际政治体系基本重合的，国家系统里的强权也是国际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而美国体系则不同，它与二战后的国家系统并不完全重合。二战后的国际政治体系是典型的两极体系，苏、美两大阵营的军事竞争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但是，苏联阵营并不参与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使美国体系内经济与军事相对分离。经济竞争虽然很激烈，但军事竞争相对较少，体系内各国的敌对程度也因此相对较低，有利于国际经济合作。但是，苏联阵营的不参与也对国际经济体系有致命的危险，如果苏联阵营在争霸中获胜，那么这个国际经济体系也就不复存在了。当然，苏联阵营最终解体，并且也没有直接冲击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也是因为苏联阵营本来就与这个经济体系联系不多。所以，与英国时代的“体系重合”相比，美国时代的“体系分离”更有利于国际经济体系内部的合作，但体系的脆弱性更大。

按照以上分析的逻辑，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美国体系与19世纪的英国体系就更相似了。苏联阵营解体后国际经济体系与国际政治体系再度重合，虽然国际市场“暴死”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但体系内政治、经济、军事竞争与摩擦则会加剧。有学者指出，美国霸权的基础在冷战结束后已经开始由集体安全与经济合作的制度化转向军事主义（militarism），即以武力追求对全球的统治。使美国体系与英国体系更相似的还有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如果说一战到80年代是双重运动的社会反弹阶段，那么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过程就是市场的回潮，也可以说是第二轮双重运动的开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已经很多，这里不用一一详述。本章的讨论告诉我们，全球化既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也不可能是一个永久的现象。到现在为止虽然国际市场比19世纪扩大了，但全球化的程度，特别是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度还没有英国体系时高。更重要的是，社会有了第一轮双重运动的经验，应该已经有了更多自我保护的手段。再者，即使国际市场“大获全胜”，那么国内社会的强力反弹也就不远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美国体系如果因为与国家系统的重合和全球化的扩展变成19世纪的英国体系，那它的衰落也是必然的。

从上一章到这一章，我们首先探讨了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的崛起，然后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讨论了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但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在崛起中相辅相成，而且现代国家系统与国际市场在形成和发展中也是互相作用。在分析中我们特别注重国际、国内层面的互动。这里应该再次强调，我们更认同的是体系间、层面间的互相作用，而不是一个体系或层面决定另一个。下一章是本书历史部分的最后一章，我们从国际层面回到国内层面来探讨早期的主要现代国家是怎样在国际政经体系内生存、发展和竞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