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市场的特点与发展

在现代国家系统形成同时，国际市场也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在欧洲形成了。这个国际市场的最大特点是有一个中心—边缘关系，这个特点直接决定于现代经济的专业化的本质。就像前一章讲的那样，专业分工、生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只有专业化，才能使自己的产品生产有效率，才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但不同厂家、地区专业生产的产品各有不同，有的技术含量高或附加值高，有的则低，这取决于技术水平、资源禀赋等。中心—边缘的关系就是在专业化生产不同技术含量产品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一般中心是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地区，边缘则是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地区，两个地区的产品相交换形成中心—边缘关系。下面用一个简单的城镇—农村关系来说明这个关系（见图3.1）。

图3.1 中心—边缘关系

一般来讲城镇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如农具等），而农村生产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产品（如粮食），城镇需要粮食，农村需要农具。假设某个城镇对粮食的需求决定粮食的价格（P），假设在镇外粮食生产的成本（C）都一样，并低于粮食价格，那么决定农民是否把粮食送到城镇去销售的因素就是交通费用（T），离城镇越远，交通费用就越高。于是我们就可以以城镇为中心划出一个圆作为农民送不送粮的界限（如图3.1所示），在圆内交通费用加种粮成本小于粮食价格（T+C＜P），在圆外则大于粮食价格（T+C＞P）。所以，圆内区域的农民就会送粮进城，因为可以获得利润；而圆外区域的农民则要另觅它求。当然，随着城镇对粮食需求的伸缩，这个圆也随之变化。

从这个简单说明可以看出，越靠近城镇，交通费用就越低，农民就会获得越多的利润，农民就有将其生产向城镇靠近的趋势，但也是因为如此，越靠近城镇地价就越昂贵，农民为了能够获得更高利润就会转而生产附加值高于粮食的产品如奶制品等。于是像图3.1所示，越靠近城镇，产品的附加值就越高。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以产品附加值由边缘到中心依次升高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关系。

如果我们把城镇—农村这个中心—边缘关系扩大，就可以得出国际市场或现代国际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它由中心和边缘地区构成，中心地区的国家以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为主，边缘地区的国家则以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为主。这个体系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在欧洲形成，然后逐渐推向全世界，今天的全球化浪潮说明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仍然在扩张的过程中。关于这个中心—边缘关系，这里还有两点说明。第一，国际市场的中心—边缘关系开始于粮食与非粮食生产的分工，因此，就像前文所演示的那样，从国际市场在欧洲形成开始确实有一个地理上的中心—边缘关系。但随着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产品的多样性越来越大，纯地理上的中心—边缘关系已经逐渐被打破，不过只要市场经济专业化的本质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心—边缘关系就会继续存在，无论是可直观的还是不可直观的。第二，虽然中心地区生产的高附加值产品与边缘地区的低附加值产品对比，价格相对高、也不易替代，中心—边缘关系本身并不一定会造成边缘地区的贫穷。这主要取决于边缘地区人口与资源的比率。早期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曾以粮食生产为主，但由于人口比较稀少，生活水平并不低（下一章会专门讨论体系内发展道路与战略的问题）。

与现代国家系统一样，国际市场不但在空间上不断扩张，在时间上也随着经济要素、机制、结构的变化而不断演变。1926年康德拉捷夫（Kondratieff）通过对1780年至1920年生产和价格数据的研究发现了三个经济变化的“长周期”（long cycle），即：第一个长周期的上升期是从18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至1810年到1817年间，下降期是从1810年到1817年间至1844年到1851年间；第二个长周期的上升期是从1844年到1851年间至1870年到1875年间，下降期是从1870年到1875年间至1890年到1896年间；第三个长周期的上升期是从1890年到1896年间至1914年到1920年间，下降期则是从1914年到1920年间开始。与康德拉捷夫不同，熊彼特（Schumpeter）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观察国际市场的周期性变化。他认为，在不同时期都有以技术发明为基础的不同产业带动经济的发展，并指出了三个周期，即：以棉纺和炼铁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周期（18世纪80年代至1817年）、以铁路、蒸汽机和炼钢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周期（19世纪40年代至1875年）、以电机、化工和内燃机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周期（19世纪90年代至1920年）。更有学者把以汽车、塑料、电子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周期算作第四周期（1940年至1970年）、把网络算作当今的一个主导产业。还有的学者以利润率、再投资过程、初级产品价格或战争等作为变化点来探讨国际市场的周期性变化。

这些国际市场的周期性变化与现代国家系统里霸权的更迭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就拿主导产业来说，经济实力是霸权的重要基础，而对主导产业的掌握往往是霸权形成的重要条件。英国崛起于棉纺工业，美国崛起于汽车工业，美国霸权的延续也许和它一直掌握着当今的主导产业——网络有直接关系。一直以来，学者们从各种角度来探讨国际市场的重要变化与现代国家系统中霸权更迭的关系。戈尔茨坦（Goldstein）根据沃勒斯坦对霸权更迭的划分观察到每次主要的争霸战争（hegemonic wars）都与价格指数的重大变化相关。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使荷兰成为世界霸权，1793年至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使英国成为世界霸权，1914年至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则把美国推上霸主的地位。而每次重大战争都在主要国际经济上升期之后。戈尔茨坦认为，经济上升使强权对市场、资源和战略区域的争夺更加激烈，也能够更大程度地支持军费开支，而且也容易使人从心理上有更大的侵略倾向，所以更易引发战争。

阿里吉（Arrighi）和索维尔（Silver）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经济的变化对现代国家系统中霸权更迭的影响。这两位作者认为，霸权的兴衰与解决市场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相关。他们的讨论从城市国家热那亚（Genoa）开始，热那亚商业发达，是财富的重要集据点，但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常受到其他较大政治实体（如王国）的军事威胁，因为国家规模很小，热那亚的策略是用金钱来换取保护。后来崛起的霸权——荷兰则通过建设比城市国家大的国家规模避免了用金钱换取保护这个不稳定的战略。但荷兰的发展焦点只是贸易，依靠各国生产的产品，在交换中取利，而之后崛起的霸权——英国则是更注重产品生产，主要通过对自己产品的贸易来发展。到了美国霸权，自己的生产已经可以通过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进行了。所以从荷兰到美国，霸权的发展是在不断把市场发展中的问题内部化来进行的。荷兰把军事保护内部化，英国把生产内部化，而美国则把国际生产内部化。

有些理论还进一步把国际市场与现代国家系统的关系推向单边决定论，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和霸权稳定论就是最好的例子。世界体系理论以国际市场为核心，认为现代国际经济体系是以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地带组成的，而这三者的关系是一个不平等的经济交换关系，中心国家经济最强，获利也最多，边缘国家最贫穷，受剥削最大，半边缘地区则是一个缓冲区域，使这个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能够稳定存在。这三个地带的经济关系不但由国家系统来维护而且也决定了国家力量的强弱，霸权都出在中心地带，国力最强，边缘国家则国力最弱，半边缘国家一般处在中间位置，有时对霸权的挑战者会出在半边缘地带。如果说世界体系理论是以国际经济体系决定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稳定论则正好相反。前文已经提到过，这个理论以国家系统为中心，认为霸权的更迭直接影响国际市场的开放和封闭程度（即贸易自由程度），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经济的霸主会以自己的政经力量保持国际市场较大的开放程度，而当它衰落时，各国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会增加关税壁垒，于是国际市场走向封闭。

对这两个理论的批评已经很多，这里不再叙述，只希望通过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做一个简单的讨论。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国家、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比较与分析，国内层面的比较与分析尤其重要。稍微思考一下世界体系理论和霸权稳定论就可以发现，它们对国内层面的看法都是很极端的。世界体系理论里的国际经济体系是由资产阶级的意志与追求所决定的，国家在国内层面只是阶级的工具而已，一个由阶级工具组成的国家系统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了。霸权稳定论则把国家看成一个独立实体，并不具体讨论国内层面，既然社会力量都不在讨论范围，国家的绝对统治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见，世界体系理论和霸权稳定论对于国际市场和国家系统关系的极端看法植根于它们对国内层面的极端看法。这并不是说社会力量（如阶级）或者国家不能在国内层面取得决定性地位，但它们力量的强弱随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方面这可以说明，这两个相反理论对国际市场和国家系统关系的解释各有合理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们同时存在且被人接受也表明，这个世界要比它们的解释复杂得多，也许我们更需要注重的是国内层面关系的演化，而不是一个力量实体永远决定另一个，这正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就像国内层面的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在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一样，国际层面的现代国家体系与国际市场也是在相互作用中演变的。

下面两节我们具体讨论两个国际经济体系的兴衰与变化，即英国霸权下的体系（19世纪）与美国霸权下的体系（1945年以后）。前文谈到，在众多关于霸权更迭的分析中，对1815年后的英国和1945年后的美国的霸主地位的认识是近乎一致的。它们的霸权时代不但和我们这个时代一脉相承，而且也是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因此下两节的讨论可以为这本书后面的分析打下一个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