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的视角看欧洲

第一个与欧洲比较的地区是古印度洋与东南亚群岛地区。这个地区以贸易繁荣而著称，特别是远程贸易。商船往来于东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岛屿之间，繁荣的商业聚集点也分散于各地，并由海上贸易网络连接在一起。但是与早期欧洲的贸易类型一样，繁荣的远程贸易基本是互补性贸易，是各地特产的交换。虽然贸易繁荣，但并没有带动现代经济的发展，只是停留在物物交换的水平上。贸易类型无法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一个互动的政治、经济关系起推动作用。虽然在东印度洋、东南亚沿岸存在着各类政治实体，但它们与那些海上商业网络只是共存的关系，有时大陆上的王公贵族也会通过这个网络获取一些消费品，但通常只是旁观者而已。而被海上贸易网络连接起来的商业组织一般都规模较小，而且安于现状，所以它们既无能力也无动力去统一市场、促进经济转型。因此，古印度洋与东南亚群岛地区虽然有着繁荣的贸易，但没有互动的政经关系，所以难以完成贸易和经济的转型。相比于欧洲，缺乏持续的军事竞争和压力是根本问题。

第二，我们来看古印度地区。与欧洲相似，古印度地区也长期处在分裂状态，历史上只有三次统一，分别在3世纪、16世纪和18世纪，其中16世纪前的分裂最长。但是，古印度地区并没有出现欧洲那种持续军事竞争的局面，自然地理是一个重要原因。古印度地区的主要地理特征是高原面积大、可以航行的河流少，这使各地之间的联系不多，因此不利于政治实体（主要是王国）间保持长期的军事竞争和互动。另一方面，古印度的宗教也有对国家、经济发展不利的一面。婆罗门教以种姓制度控制社会，社会等级分明，社会分工固定而且世袭，使其缺少创造与进取精神，这都不利于推动经济转型。更重要的是婆罗门社会控制系统对国家的态度。在这个系统下，国王的责任只是保护社会安全，很难发展其他统治功能，国家没有固定的税收。霍尔（Hall）和伊肯伯里（Iken-berry）把这种国家叫做“容器型”国家（the custodial state）。因为缺少统治功能和经济基础，国家的行为一般都建立在短期利益上。因此，婆罗门控制系统下的“容器型”国家使古印度既无法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也无法完成向现代经济的转型。

第三个作比较的地区是古伊斯兰地区。与古印度宗教的影响相似，伊斯兰教对政治也有很强的控制力，对政府并不重视。但不一样的是，阿拉伯人把宗教和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积极向外扩张，从西亚到北非、南欧，到处都有他们征战的痕迹。另一方面，与古印度洋及东南亚群岛地区相似，古伊斯兰地区的贸易也比较繁荣，但与欧洲不同，古伊斯兰地区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没有很好地融合起来。贸易与商业往往集中于沿海城市，而军事力量则掌握在城市外的部落手中。每逢战乱，城市便向部落寻求保护，部落首领于是进驻城市，成为统治者。但他们进入城市后，生活开始腐化，一般经过几代人的统治便逐渐放弃伊斯兰理念，于是统治集团开始分裂，那些伊斯兰的忠于者就会引进新的部落入主城市。这样，新的一轮统治与分裂又开始了。霍尔和伊肯伯里把这种国家叫做“周期型”国家（the cyclical state）。对城市的短期统治只能带来与古印度“容器型”国家相似的结果，即国家的行为只建立在短期利益上。因此，虽然有比较繁荣的贸易和发达的商业，古伊斯兰地区的国家无法使自己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以至转型。

与上述地区相比，古中国有着不少有利条件。总结起来有三点：第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中国都有贸易繁荣、商业发达的阶段。北宋时期开封的繁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明朝时期还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第二，古中国的官僚机构比较发达。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就基本上没有间断，为筛选官员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机制。第三，在古中国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不深。儒家思想并不像古印度与古伊斯兰宗教那样轻视政府，而是把“出将入相”当作个人成功的标志。但是，古中国与欧洲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不在一个稳定的军事竞争系统之内。

这并不是说古中国没有受到过外部威胁，其实从西北到东北古中国在不同时期都受到过不同游牧民族的挑战，有的造成政治割据，如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有的则使中原易主，如元朝、清朝等。但是，古中国与这些游牧民族的互动是不稳定的，游牧民族行动飘忽不定，崛起、消亡变化很快，从未与古中国形成一个长期对峙的军事竞争系统。没有这样一个竞争系统，国家就缺少不断完善自己的机构、制度以及寻找与推动新的生产方式的动力。另外，古中国的面积与整个西欧相仿，它对外部威胁的感知要比西欧一个民族国家弱得多。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下辖军队的规模与同时代的明朝军队的规模相仿，但明朝的人口是法国的七倍多。中国的规模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即使偏安一隅的统治者也少有进取之辈（如东晋与南宋）。再者，与欧洲不同，古中国作为一个大帝国常把与其比邻的、规模较小的游牧民族看成野蛮民族，对于游牧民族政权有很强的文化优越感，不认为与这些敌对政权是同等政治实体，因此即使失败也难以引发学习的过程。

没有持续的军事竞争，古中国的国家就缺少政治、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有甚者，为了阻止政治异己的崛起，各朝政府经常会把“重农抑商”奉为国策，即使在英主治下（如唐太宗）也不能幸免。当然，古中国之大，这些政策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地执行（霍尔和伊肯伯里认为古中国从来就没有足够数量的官僚组成一个高效的统治集团），但国家至少没有主动去推动和促进贸易的发展和寻找新的生产方式。因此，古中国只有贸易繁荣时期，而没有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契机。

应该指出的是，丰富的中国历史不仅为欧洲的发展提供了反例，也可能找到与欧洲相近的素材。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中最长的一次分裂，即长达五个世纪左右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例子。在这个时期，古中国内的诸侯国形成了一个持续的军事竞争系统。各诸侯国为争霸而竞争，在竞争中变革，从思想观念到政治制度、再到生产技术都有不断的创新。对于有些学者，有记载的中国历史中唯一的一次以内部机制引发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唯一的一次生产方式的转变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分裂中，这是历史的巧合吗？希望这个问题是一个新研究的起点。

下面我们来简单总结本章。本章的焦点是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的崛起。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经验来看，贸易的发展不一定能够自然引发现代经济。现代经济的形成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初始条件，如贸易的类型、市场的规模、产权的保护、资本的原始积累等等。而这一系列条件是由现代国家的政策与措施逐渐创造的。反过来，现代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又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强大的财政资源，是现代国家对抗外部军事威胁、完善国家机器的功能、加强国内统治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在形成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进而，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一个持续、残酷的军事竞争环境或系统。是这样的环境使持续的经济支持成为国家生存的必须，而国家则需要通过与社会达成一定的权力平衡来得到这样的支持，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以及国家、社会、经济的不断互动中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产生了。

从比较的视角来看，宗教也对国家的发展影响重大，但是，是否存在一个长期、激烈的军事竞争环境似乎更重要。古印度与古伊斯兰地区宗教的决定作用是以缺少一个持续的军事竞争环境为基础的，古中国没有很强的宗教影响，但因缺少这样的竞争环境也没有发展出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只有欧洲，以两者兼有为起点，通过发展，宗教势力衰落，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则脱颖而出。

从欧洲的角度分析，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的崛起有其必然性，而从比较的视点来看又有其偶然性，也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这种类型的国家与经济不一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没有一个欧洲以外的地区通过内部机制发展出来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但是，当它们一旦形成，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与机制发展下去，于是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逐渐由一个欧洲的政治、经济体系发展成一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就成了历史必然。下一章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