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强纲领与弱纲领之争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兴起，促使对科学的研究从“常规性”（regularity）向“社会建构性”（social construction）转变，突出表现在布卢尔关于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的论述上。所谓“强纲领”是指，比一般认为对科学史某个片断做出完整解释有时社会因素应该受到重视的传统知识社会学观点更为激烈的一种主张，它对“社会因果性”（social causality）的辩护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性质。按布卢尔的说法，强纲领包括四项原则：（1）因果性，指能导致信念（belief）或知识诸状态的条件都应该是因果性的；（2）无偏见性，指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公正地加以同样对待，这些相悖的两方面都得到相同的证明；（3）对称性，指在说明的样式上要求是对称的，同样的原因应同时能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指原则上它们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布卢尔的强纲领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十分诱人的科学图景，在这幅图景中，科学似乎又回到了孔德的大一统时代，因为按照布卢尔的彻底因果性原则，社会学也应如自然科学一样致力于因果性说明；不仅如此，对称性又强调同样的原因可以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而公正性又保证了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这样一来，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上出现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关系，似乎位于人类知识体系顶端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为此，布卢尔在《知识和社会意象》论述的开始，就大力指责把科学知识内容排除在知识社会学分析之外的做法，强调全部科学都是社会学的合法领地，批评传统知识社会学家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完全背离了社会学立场。
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纯粹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与把知识界定为真实的信念不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社会学家将特别关注那些被人类群体视为理所当然、被人类群体制度化或赋予了权威性的信念。
对于相对主义者来说，把某些标准或信念看作有别于这种仅仅在局部地区被接受的标准和信念，因而认定前者具有真正的合理性，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他看来，并不存在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因此他认为以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方式持有的信念不会构成本质上不同的两类事物。它们并没有成为两种本质上不同的需要诉诸不同人类精神的东西，或者与实在有不同的联系，或者要根据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来决定它们的可信性……因此，相对主义者的结论是，它们将以相对的方式得到解释。
强纲领关于知识的相对主义立场以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反实在论观点，与科学哲学和传统的知识社会学观点相去甚远，为此受到了以劳丹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家的强烈反驳。作为一名后实证主义者，劳丹对科学合理性的看法已经摆脱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绝对化、理想化模式，承认“科学半独立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他自称自己持有的是一种“弱化的合理性和进步概念”，主张一种信念、知识或理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只与它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关，与真理、客观性并无必然联系。在他看来，科学史上有一些例子说明哲学、巫术、神学都曾提出和解决过一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与科学并无本质差别。那种试图寻求科学与非科学本质差别的努力，必然是徒劳的。在知识社会学与科学思想史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他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理性主义者相比显然是“弱纲领”（weak program）的建议：“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劳丹把这个建议称为“外合理性原则”（the arationality principle），并强调这只是一个方法论原则，绝非一种形而上学学说，也不能由此得出“每当一个信念有充足理由予以说明时，它就不可能有社会原因”；而只是说，当一个信念有充足理由予以说明时，就没必要再去寻找社会原因的说明。而且社会原因的说明未必会更好。他对科学史上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进行考察后又补充说，社会学分析应用于科学思想史必须等到发展出科学的理性史或智力史之后才有可能，同样，认知的知识社会学（cognitiv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在通史中的出现也必需等到发展出某些全新的社会学分析工具和概念之后。在劳丹看来，这两个逻辑上在先的任务解决之前，任何断言科学知识的内容是由社会决定的提法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另一位科学哲学家牛顿—史密斯（NewtonSmith）据此得出结论说，在科学史研究中，社会学只用于反常（deviants）。
强纲领派的巴恩斯和布卢尔对劳丹等人的这一观点痛加挞伐，指出他们不公正地赋予科学知识以霸权地位的同时，极力贬低和矮化社会学是一门只研究“错误”的剩余学科；这一切适足表现出理性主义的独断和专横；与他们散布的相对主义是对理性、科学的一种威胁相反，作为对知识的一种科学理解形式，相对主义恰恰是人类学、制度史和思想史乃至认知心理学不可或缺的，理性主义才对知识和认知的科学理解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劳丹本人虽然不满意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学对科学合理性的僵化、绝对化解释，他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要求用解决问题的能力亦即有效性取代与真理性的联系，但这毕竟是理性主义营垒内部的歧见。而强纲领的对称性原理主张无差别地看待和说明合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真实的和虚假的、正确的和错误的信念，则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否定理性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去理性或反理性（derationality or antirationality）观点，这是劳丹所无法接受的。由此可见，强纲领与弱纲领之间在“对称性”和“外合理性原则”上的分歧实质上表达了在科学合理性上相对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