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争赔款问题今昔谈
卓：有关赔偿问题当时是怎样考虑的？日本的反应如何？
吴：当时中央考虑的确实是日本人民的负担问题。过去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要求我们战争赔偿，我们多少代人都因此而过着穷苦的生活，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所以，我们不愿让日本人民再重蹈覆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人的美德。我大概在1951年的时候就听说中国将来不会要求赔偿。当时只是内部谈论，并未公开。日本方面还有另外一种评价。早稻田大学教授安藤彦太郎在一篇文章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赔偿非常严格。后来德国出现了魏玛宪法，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希特勒就利用赔偿造成的人民贫困上台了，因此可以说，中国不要赔偿对于推迟日本军国主义化有很大作用。
卓：我想这跟当时的政治气氛也有关系。佐藤内阁的最大失策就是中国问题，佐藤荣作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问题。当时在日本国内，不管是从“国论二分”的角度看，还是从日本财界寻求新出路的角度看，或者是从日本外交位处孤立的角度看，日本都是非改变不可的。在这种情况下，田中角荣不仅要赢得民心，同时也得赢得财界的支持。日本的大众传媒几乎都不看好佐藤，因此在田中上台时，整个日本国内的舆论是清一色的支持，称他为“平民宰相”，全国上下对他的期待非常高。当时日本传媒对中国的报道与今天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田中或外相大平当时的决断是应该得到高度评价的。当时日本的传媒对中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认为那是“大人物”的外交。因此，当田中角荣将侵华事件形容为给对方“添麻烦”的时候，便有日本传媒讥讽日本的政治家怎么会想出如此没有水平的措辞。同时日本传媒对于中日会谈中的一些花边新闻也做了报道，由此可以看出传媒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还是热烈欢迎的。可以这么说，田中角荣是在日本全国举国的欢呼声中抵达中国并凯旋而归的。
关于赔偿问题，大家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当时放弃赔偿权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了外交上的突破，为了更好地促进中日友好关系。也许可以这么说，中国领导人当时对日本可能做出了过高的评估。因为“不要让日本人民增加负担”等说法有其外交的意义，同时也是对日本的一种期待。其弦外之音是中国方面不要求日本赔偿，日本人应该领情，应该知错就改。然而现在事隔近三十余年，也许不少人会认为日本人辜负了中国的期待，因为没有想到在经过几十年之后，某些日本人根本就连侵略的史实都要否认。这里有些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广州来客” 道听途说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们在东南亚经常看到引自“广州来客”的谈话的报道。所谓“广州来客”的谈话，其实不少是道听途说、不负责任的谈话。当时在香港，有一些人以反共和反中国大陆为生，对于中国的任何动作都会在报上借用“广州来客”之口大肆渲染或借题发挥，发表“伟论”，这些都是不足为信的。另外，也有些文人喜欢玩弄文字游戏，混淆视听。例如有人就故意歪曲毛泽东对日本看法的真意，说毛泽东曾讲道：我们还得感谢日本，没有日本，就没有新中国。我们知道，这是正话反说，就像对于朱镕基的访日，我在写评论时也会说：还得感谢日本死缠烂打，如此追问朱镕基才使他重提历史问题，也给了中国方面一个澄清问题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说，还得谢谢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所谓“毛泽东感谢日本论”、“毛泽东亲日论”，我们三四十年前就已经听说过了，但从来没有人相信，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一句反话，但是最近这十年却经常有中国的年轻人提出类似的问题，这使我们非常困惑，为什么类似“广州来客”的言论经过几十年的发酵会在中国的新一代中产生效果。
韩国人在谈起日本侵略时，有人认为，当时韩国太弱了，所以才会使日本有机可乘。有些日本人乘此借题发挥，说韩国人也承认被日本侵占韩国也有责任，即它“太弱”了。实际上韩国方面有人如此表述，目的是要呼吁国民团结，激励自己国民发愤图强以抵抗外来侵略，而不是让日本侵略“合理化”。
对于这样的表述，有些年轻人却不能理解。同样，就像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本来是在无情揭露本民族的劣根性，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在日本出版之后却满足了很多日本人的优越感。后来他与台独分子对谈的续篇版（日文版）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吴：1956年毛主席接见在日本很有影响力的南乡三郎，他非常感谢毛主席能接见他们，感谢毛主席对日本各界的接待。毛主席就说：还要感谢你们呦，你们来了，我们就团结起来了。毛主席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你们打进来了，侵略我们，所以我们才团结起来了，因此我们要感谢你们。这才是真正的意思，而日本人认为毛主席要感谢他们是一种断章取义的理解。港台的某些报纸也跟着日本媒体进行同样的炒作。
因为也确实是在日本人侵略之后中国才出现了统一战线，一致抗日。赔偿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到了赔偿，我们确实考虑到了日本人民生活穷苦的现状。另外与此类似的就是战犯问题。我们把战犯宽大处理了。侨民送回去了，并且他们还可以带自己的东西回去，对于困难者我们还进行了资助，这些都是我们的基本立场。而日本人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中国不要赔偿是要争取日本人的心。这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和日本人民友好，我们并没有别的想法，恰恰是日本人在这方面做文章。蒋介石不要赔款，所以他们就把蒋介石称为“大恩人”，这一点后来还成为吉田茂和蒋介石签订和约的借口之一。现在关于赔偿问题，国内也有各种意见，有人认为国家之间的赔偿不再存在了，但个人之间不应该也如此。针对有些日本公司利用侵略战争征用中国的船只、物品，强迫中国劳工到日本劳动以至于疲劳致死，以及慰安妇等问题，现在许多人提出了抗议。中国政府最近提出，这属于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人民还可以提，而日本方面应该予以妥善解决。至于蒋介石放弃赔偿的主要原因，目的是要利用日本侵华势力来打击共产党，冈村宁次就是他的最高顾问。后来冈村宁次的许多部下都为蒋介石做了不少事情，甚至一直延续到国民党到达台湾之后。冈村本人就曾秘密地去过台湾，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人，帮助蒋介石制定反攻大陆的计划，这和蒋介石对日本的宽大处理是很有联系的。
“赔偿”与“补偿” 严格区分
卓：有关赔偿问题，有两个层次。国家之间的赔偿问题虽然不能再追究，但民间的补偿还是可以谈的。日本方面就此区分比较严密，国家间的叫“赔偿”，民间的问题叫“补偿”，但在中国这两个词经常混用。在日本，“赔偿”涉及到的是侵略战争期间国家对国家的问题，而“补偿”则不同，如花岗事件等。具体的例子在德国也存在，德国在进行了国家赔偿之后，很多企业针对犹太人遭受的迫害还在进行补偿。一位有良心的日本学者曾指出，在德国，大使馆里还有专人负责补偿当时被迫害的犹太人，而对于那些未领补偿金的，他们还在四处寻找受害者或其后裔的下落。
与此相反，中国方面对民间的补偿要求，似乎采取过于慎重的态度。因为中国以发展经济和稳定为主，不想节外生枝，因此可能多少会有这方面的考虑。针对ODA（国家开发经济）问题，日本方面经常强调的两点是，第一，这跟赔偿没有关系；第二，低息贷款（2%）二十多年来给中国带来了莫大的利益。而中国人对日本的帮助不表示感谢使日本国民感到非常不满意。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不但不表示感谢，还要不断谈历史，中国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知道，日本战后是如何帮助中国的。如果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为此做出的努力，也许就不会再对日本存有不良的情绪。
其实，所谓中国应该感谢日本，日本国民有“逆反心理”云云的说法是不可理解的。事实上，日本贷款给别的国家也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听说日本强烈要求哪一个国家对他们表示感谢。与此相反，日本媒体经常批判ODA的负面影响，如它是促使印度尼西亚腐败的根源之一等，日本对东南亚的ODA贷款经常受到日本传媒的批判。
在日本国内，经常有人提起ODA犯罪论。中国的情况我不太熟悉，也许中国因为社会体制不同，日本方面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插手。但有一点很清楚，即ODA是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至于为什么要对中国进行援助，一方面是吴先生提到的“聊表心意”想法；另外一方面也与日本的对外经济战略不无关系，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日元增值，日本的资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日本企业被迫迁到国外去，加速“国际化”进程。而转迁国外就需要有一些基础设施的改善来支撑。因此这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互惠互利的，是符合日本经济的发展战略的。日元贷款数目激增是在20世纪80年代，所以日本也承认在1978年邓小平访日之后出现了中国热，因为他们觉得改革开放的中国是日本资本发展的一条新的出路，这也是1972年恢复邦交时日本工商界梦寐以求的新天地。
吴：1949年的时候，日本人民的生活是非常苦的。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拿到了8亿美元的军火订货，还有他们靠妓女交税得到4亿美元。日本在这种用12亿美元来维护经济的情况下，怎么拿出500亿美元来赔偿呢？所以从学术上可以讨论战争赔偿问题，但是从道义上讲，我们放弃赔偿后，从来没有再提过这件事。我们没有说过要日本表示感谢。因为没有给中国战争赔偿，日本人想给中国一些低息贷款帮助中国进行建设，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日本也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这样做的。为什么到1972年就可以，因为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非常发达，日本它有这个能力了。当时日本表示低息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建设，这本是友好的。但是现在日本老是要我们感谢他们，这就是日本人的做法，中国人不这样做。中国从来没有提过要日本感谢取消战争赔偿。
“分裂国家”的悲剧
卓：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是他们不会忘记的，所以过分强调ODA对中国的利益以及要求中国表示感谢的做法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要求中国就日本的经济援助广加宣传。日本方面总在抱怨许多中国人对日本的援助知之甚少，实际上如果我们对日本国民做过一项调查，知道中国放弃赔款以及由此给日本带来多大影响的人也是少之又少的，而我们却从来没有听说亚洲国家（包括中国）要求日本对此表示感谢。
吴先生提到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担心日本人民受害，这也许是发自内心的，也许是出自外交上的考虑，另外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分裂国家的悲哀。如果中国没有分裂问题的存在，也就不可能会出现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而如果没有蒋介石开这样一个先例，赔偿问题也许不会如此这般的敲定。在战胜国分裂（朝鲜半岛分裂为南北朝鲜、越南分裂为南北越）而战败国（日本）统一的局面下，摆在当时北京领导人面前的选择空间是比较少的。另外，中国方面从大局出发，真心诚意地替日本人民着想，相信日本会得到战争的教训，更加珍视和平，对日本人的期待很高。中国既然对战俘的待遇都很好，那么对于在军国主义体制及其教育下，直接或间接参与战争的日本老百姓也就更为宽容，中国是从期望日本人民能得到教训的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的。但是今天看来，这种想法是否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呢？
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到日本留学时，日本还停留在一个非常落后的阶段，日本人民从早到晚辛勤劳动，生活水平非常低，相当贫困。有人将日本经济形容为一只火凤凰，渐渐重生了起来。日本人民勤劳刻苦、发愤图强，这确实是事实，但是如果在战争结束初期，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就全面要求日本以我们所受害的代价进行经济赔偿的话，那么1964年的奥运会就不可能在日本举行，1970年的万国博览会也不会选在大阪，因为它得付出更多的精力和代价来摆脱经济困境。在中日恢复邦交的1972年，或者和平条约签署的1978年，日本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极大的好转，如果当时中国要求赔偿的话，那个数字恐怕也是不小的。
日本推行“等距离外交”
吴：在中日发表建交联合声明时，就提到要在适当的时候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因为结束战争、恢复邦交应当以一种条约的形式出现，这样才具有法律效力。从1972年提出这个问题到1978年8月缔结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中间相隔了6年。从条约内容的谈判（1974年）开始也经历了四年，这么长的时间没有结果，主要在于有关反对霸权条款的讨论。在和平友好条约里加上反对霸权条款本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因为在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七条中已经谈到了中日双方均不谋求霸权，也反对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的努力，所以这一点本来不应该成为难点。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苏联对日本的威胁最大，日本对苏联有一种惧怕心理，这首先因为日本在某些资源上要依靠苏联；另外，日本在北方领土方面也怕得罪苏联；还有就是怕卷入中苏对立之中。当时苏联对日本的军事威胁是很明显的，苏联军舰在一年之内大约就会通过对马、宗谷和津轻海峡280船次，飞机飞过日本上空也有280次，所以日本确实感到了强大的军事威胁。基于怕得罪苏联，日本提出了“等距离外交”的政策，和中国、苏联都保持相等距离。
当时苏联对日本的压力很大，苏联驻日本大使曾公开讲，如果中日之间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那么苏联就要重新考虑日苏关系。1978年5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希季科夫会见《朝日新闻》董事长广冈知男时说，这个和平友好条约有反苏倾向，如果日本同意在其中写入反霸权条款，苏联将重新考虑对日政策。民族院外委会委员库德里夫采夫也说，如果日中缔结了包含反霸权条款的友好条约，苏联就不得不对日本采取包括军事措施在内的对抗措施。苏联驻日大使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甚至说，这个条约相当于当年日德意三国的反共同盟。日本的压力很大，日本才踌躇不前。
1974年9月，副外长乔冠华向日本提出了举行副部长级会谈，商讨有关签约问题，两国大使也举行多次会谈，均没有任何结果，因此条约的谈判就搁浅了。到1975年9月，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在联合国和乔冠华外长就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举行会谈时，宫泽喜一谈了四条：首先，霸权不是针对特定的第三国；第二，中日两国都不谋求，也反对第三国谋求霸权，但在该问题上，两国不采取共同行动；第三，反霸权不只限于亚太地区；第四，不违反联合国宪章。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宫泽四条件”，这和联合声明里的第七条比较起来又后退了不少。所以，一方面中日两国外长在就此问题进行磋商，另一方面又是苏联的压力。到1976年1月，葛罗米柯会见了三木首相，说日本如果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就必须重新考虑日苏关系。勃列日涅夫也两次写亲笔信给当时的日本首相，且两次都谈到这个问题。
另外，当时自民党内部的亲台势力和右派势力也在唱反调。他们说如果中日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就要在其中明确尖阁列岛（即中国的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日本的外长到中国去谈判，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就不要去谈。
福田赳夫上台之后起用了园田直，而园田直和中国的关系比较近。他1954年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了和平大会以后，就从苏联转道来到中国。那时他所参加的是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包括左﹑右两派的社会党和劳动党成员。这其中属于保守派的有中曾根、园田直和樱内义雄，中曾根后来做了首相，而园田直和樱内义雄当了外相，樱内义雄后来还当了众议院议长。园田直有一个抱负，就是要为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做一件大事。因此在他出任官房长官和外相之后，他就致力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重新谈判。后来福田在这个问题上也比较积极，他可以影响自由民主党保守右派的各个派别，因此，他上台之后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在此之前三木执政时，他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在日苏关系上。
这其中有一个插曲，就是在谈判的时候，日本人想要明确“尖阁列岛”（即我们的钓鱼岛，中国政府早已声明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的领有权问题。当时我们的渔船为了追逐鱼群而在钓鱼岛附近活动，因此日本方面就此提出了一些要求。1978年4月15日，日本人针对领土争端提的方针是：要明确写明尖阁列岛属于日本，对于中国渔船到该岛附近打鱼表示遗憾。
尽管苏联对日本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主要还是因为美国方面出现了一些转变。美国感到在美苏对峙的局面中，中国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苏联。从美国保持均衡的角度来看，中国应当是可以与苏联抗衡的力量，日本后来也有相同的看法。同时，日本认为如果中苏对立，则可以使日本和西方联合起来，帮助中国建设四个现代化，这样中国以后就不容易脱离西方。基于这个考虑，美国对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就开始积极起来。
领土纷争 搁置处理
另外，园田直在1978年给廖承志写了一封信，他希望在他做外相的过程中促成这件事，并且表示了他的决心。之后在日美首脑会谈时，园田直就通过美国方面对日本的首相福田赳夫做了促进工作。会谈之前，园田直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万斯说，现在中苏不睦，但在10年、20年之后形势不一定会继续保持下来，如果中国和苏联团结在一起，那对世界和平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日本想要帮助中国搞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和美国、和西方走在一起，但是只靠日本的努力是不行的，美国也应当参加进来。美国现在国内有问题，所以应当首先由日本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然而，我们的首相在这一点上总是举棋不定，所以能否请美国总统在背后推动一下。从后来的结果看，园田直的这番话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万斯在日美两国首脑正式会谈前一定做了一些工作。第二天，美国总统卡特在和福田赳夫会谈时就主动问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进展情况。他说，反霸权条款在美国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还说，预祝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成功。从此之后，福田就开始积极筹备这一事情，决定派园田直领一批人带着方案去和中国谈判。
园田直到中国来的时候带着四种方案，其中主要是关于反霸权条款的表达形式：第一就是发展中日和平友好关系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但没提霸权问题；第二，和平友好条约不损害缔约国对第三国关系的立场；第三，写上霸权条款不影响缔约国与第三国关系的立场；第四，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无意损害第三国的利益。他们就拿着这四种方案来和中国进行谈判，当时中国的外长是黄华。此次谈判中我们同意了第三种方案，谈判进行得也比较顺利。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钓鱼岛问题。园田直一开始并未就此发表意见，因为这个问题要在会见邓小平的时候讨论。在这一点上他有所犹豫，因为他知道一旦提出钓鱼岛问题，中国方面肯定不会让步，这样整个谈判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这一问题是在别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之后才提出的。园田直试探地说，希望在钓鱼岛附近打鱼的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邓小平说钓鱼岛我们不会动手，再搁置20年也没有关系。园田直没有就此再发表任何看法，就这样他回去向福田做了汇报，和平友好条约的内容就这样敲定了。
条约8月签订，10月经过我国人大审议、批准之后就具备了法律效力。11月邓小平副总理应日本邀请访日，主持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这样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中日建交的法律手续就齐备了。现在中日之间有三个文件，一是中日建交联合声明，二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三就是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时发表的中日面向21世纪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声明。
刚才谈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过程时说到两点，在日本外交活动中，国内的影响因素是经济，国际的影响因素就是美国。中日和平友好谈判之所以在四年之后能够取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1978年11月邓小平结束日本访问回国之后，接着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中国要改革开放、实行大的经济发展的时机。而日本经济界看到了这个机会，他们知道日本经济要发展，完全依靠美国市场是不够的，日本要开辟新的市场，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这个时机上的吻合并非偶然。从美国方面来讲，1978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以后，第二年中美就建交了。在中美建交之前，美国对中国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有所改变。它认为在亚洲，可以有两大支柱使它和苏联保持均势，一个是日美关系，一个就是中美关系。但是它也考虑到了如果日、美、中三国联合起来，对苏联的刺激会很大，所以它主张中美和日美分别搞双边关系，这样对美国在亚洲与苏联保持均衡会有利。因此，美国反而促进日中的友好。在这两个因素的推动下，实际上在1978年8月的时候时机就已经成熟了，但是不能否认园田直、福田赳夫的积极因素。
卓：20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对日本有何影响？
吴：首先，在中日建交之前，中日贸易额为10亿美元，据估计在建交之后会发展到100亿美元。日本经济发展之后也需要市场，而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第二是政治上的影响，当时苏联是政治巨人，它的南进政策对日本尤其不利，相比之下，甚至美国的威胁都要差一些。所以当时日本的战略是：依靠美国，借助中国抗衡苏联。
中日友好大跃进
卓：有人认为，中日邦交的进展太快了，这是美国最不能接受的。
吴：中日建交，中心是解决台湾问题。中美建交也是如此，断交、废约、撤军。田中对周恩来很敬佩。我到田中家去，一进门就看见他和总理的合影，是中日建交时照的，他觉得和周总理有这个关系很自豪。周恩来有气质。在会谈时，总理讲过“言必信，行必果”，他就记住了。一次我采访他还说到了。
卓：田中同时也讲了一句被日本传媒流传的话。说他见了周恩来之后，觉得周恩来是一个很伟大的政治家，后来见了毛泽东后，觉得周恩来也没什么。日本有传媒批评他为了捧毛泽东，也没有必要贬低周恩来，素质太低了，是小人外交。那个时候日本基本上对中国是又敬又畏。
吴：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2年中日民间开始往来，直到27年后的1972年才建交。这要看当时的形势。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战略部署有调整。尼克松上台后，认为二战后美国在国际上所保持的优势地位有所下降，美国在国际上有些被动。因此尼克松就考虑要调整和中国的关系。他在一次讲演中谈到，国际上不单纯是美国和苏联两个国家，还有欧洲、中国、日本，因此世界上有五大力量。美国应该联合欧、日、中，来和苏联对抗，以保持势力的均衡。这个讲话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重视。196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斯诺的时候说，中美关系我更寄希望于美国人民，但也要和美国的当权派谈。后来又对斯诺说，让尼克松来，作为旅行者的私人身份来也好，以总统身份来也可以。根据美国的战略调整，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当时毛主席有一个很大的战略考虑，就是考虑苏联对整个世界和平的威胁。当时中苏关系在珍宝岛事件后的确十分紧张，但不单单是苏联对中国威胁的问题，还因为苏联这样做，对整个世界形势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个形势就导致了1971年9月基辛格的秘密来访，谈完后公开发布消息说尼克松要来华访问。1972年2月，尼克松来了。美国现任总统到没建交的共产主义国家来访问，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的想法很大，美国领导人的响应快，动作也大，这样就对日本人产生了影响。日本人想既然美国人能去，为什么日本人不能去。外务省认为尼克松访华对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日本要想根本改变对中国的政策，恐怕要建立一个新内阁。从日本来看，佐藤荣作政府的反华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所以到1971年夏天，田中就想应该怎样竞选自民党总裁，他就找了一些人研究怎样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考虑建交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后来研究的结果就是在保持日美安保条约及和台湾结束外交关系这两个条件下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后来他当了通产大臣的时候在国会上公开说，日本过去给中国造成了很多麻烦，对这件事情进行反省是日本和中国建交的先决条件，讲得很好。后来在1972年4月，他请古井喜实到中国来传话，这是很机密的传话，说如果田中当首相的话他决定到中国来，还有请大平做外相，尽力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古井喜实是中曾根的接班人，他过去是警察头子，对中国看法不好，但是后来想法转变了。
我再讲讲田中当时的心情。战后日本的每一届内阁都要做一件大事：吉田茂搞了旧金山和约；鸠山内阁恢复了日苏邦交；岸信介重新修订了日美安保条约；佐藤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然后是收回冲绳的行政权。那么田中内阁干什么呢？他也想干一件大事。田中说我相信毛泽东、周恩来，虽然他们是共产党，但是他们都是九死一生，都是从死亡战线上走过来的人，是久经锻炼的创业者。为了日中友好，他们懂得应该如何谦让，懂得对日本如何让步，所以应该趁他们还健在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尽快解决好。这就是他的心情。
可见，一是美国要改，二是中国有考虑，三是田中非常积极。还有就是时机成熟了。6月田中竞选总裁时就提出了以改善中日关系作为政策的中心。到了7月，他就开始组班子，把自民党中主张日中友好的派别都联合起来，如三木派、大平派、中曾根派，还有自己这一派。7月5日自民党改选，他就当了总裁。6日参议院选举，田中当了首相；7日组阁；8日新华社发布田中组阁消息。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的讲话中特意提出日中关系问题，他讲到：在日本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这些话实际上就是和田中互相通过报告来相互对话。讲话发表之后，日本的自民党很快就开会，研究和中国进行政治谈判应该怎样做。
1971年7月开始有这个想法，1972年行动起来了。田中的决心对改善中日关系起到关键作用。长期以来民间外交的成果现在也体现出来，这时候民间交往频繁活动，以民间推动政府改变政策，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主要是台湾问题，但也有对侵略战争的认识问题。还有一个台湾归属未定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有。1971年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已经恢复了代表权，这就给日本民间要求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运动提供了动力。所以社会党啊、“总评”啊等纷纷成立了很多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社团。公明党有竹入义胜，他和田中的私人关系非常好。他率团访华时，公明党提出来废除日华条约，后来社会党也来了，提出了很多原则来恢复中日邦交。我们根据这些原则归纳出三条，叫做中日恢复邦交三原则。这三原则就是：废除日蒋和约；中国是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集中了所有民间外交的能量。后来到了7月25日，竹入来访，又见了总理，谈了三次，他把总理讲的话归纳成八条，就是竹入笔记。这八条实质上就是台湾问题、战后赔偿问题、结束战争状态问题等。他综合的是总理谈的，但不一定是原话，所以我们在正式的谈判中都将此视作为参考。长期以来我们推行的民间外交到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1972年7月田中最忙的时候，中国也很忙。7月10日，总理就亲自派人去日本传话，就是派孙平化率领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日本。总理说：我说田中内阁要加紧实现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又讲：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我们要紧跟。这是在当时国内的情况中，必须强调的一点。总理还说，让田中来北京谈，来了就好，谈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而且还说要抓紧，这一回不是旋风了，这回要落地。孙平化来到日本，见了许多老朋友，让他们了解中国的意图，他四次见到了大平。8月15日，田中接见孙平化，表示希望来中国。到了9月9日，古井喜实带了日本方面的方案来到中国，这个方案叫做《中日共同声明纲要日方基本方针要点》。这样在中日的正式谈判之前，中日双方的底牌就已经亮出来了。到了9月14日，田中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向美国表明希望和中国建交，美国很支持。二是派椎名悦三郎去台湾进行安抚，另外派小坂善太郎来中国。这支一百多人的队伍中有支持田中的也有反对田中的，带来的意图就是希望中国出来进行说服工作。当时总理讲：我特别要对第一次来中国的人多谈。这次小坂善太郎领来的人回国的时候都成为支持田中的力量。
当时还有许多人反对，台湾帮也还有相当的势力，因此田中组阁的当天就找来了任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的桥本恕，让他拟定和中国谈判的要点，因此桥本是有特殊贡献的，这个周总理也知道，他到中国时还专门和他碰杯。
田中角荣在战争期间当过兵，到过中国。我第一次见他是在1972年他访华的时候。他是属于行动型的人，脑子很快，行动也很快。他是计算机加推土机，谈话时像连珠炮似的。
卓：田中角荣上台之前，佐藤荣作政权已经持续了七年多之久，在当时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他提出了第四次防卫计划，遭到了当时国内反战和平人士的极力反对。当时日本学运、工运势力十分强大，新闻媒体也经常对这个反体制运动作巨大篇幅的报道。记得当时对佐藤政权的抨击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就是极力反对自民党跟着美国走，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佐藤就是跟美国跟得太紧，结果反而被美国甩了，这在当时对日本冲击是很大的，被称为“尼克松震荡”。当时舆论认为这样的追随外交必须结束。传媒方面也拼命批判佐藤，因此佐藤首相十分讨厌记者。我曾写过一篇通讯，介绍佐藤在最后一次记者会上向日本新闻记者大发脾气的经过。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怒喊道：“记者都给我滚出去，今天我要和国民直接对话，电视摄影机请移向前些。”他认为一经过记者，很多东西就都被歪曲了。他的这种粗暴态度引起了新闻界的强烈不满，各报都提出严重抗议。现在我们回想，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他的政策特别是中国政策触了礁。在田中角荣上台前，尽管大家都知道新一轮的首相宝座争夺战是一场金钱的战争，就是“角福之战”（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之战）。在“角福之战”过程中，两方面可以说是用尽了收买手段，当时一张票多少钱都是有市场价格的。田中角荣照理应该是佐藤的当然接班人。因为田中是属于佐藤派的，福田纠夫是属于岸信介派的。但是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佐藤并不愿意把政权交给田中角荣，而宁愿交给他的亲兄岸信介的接班人福田纠夫，因为福田纠夫毕竟是日本人所说的“保守本流”，就是保守势力的正统派，而田中角荣尽管在佐藤派里拥有极大的势力，特别是掌握着“钱脉”的势力，佐藤还是不愿意把政权交给他。角福两派之间的恩恩怨怨后来发展成为自民党内部一直纠缠不清的两大派阀。田中角荣知道他的对手的最大的弱点其实就是中国问题，他也知道佐藤下台是因为中国问题。因此，对他来说，中国问题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
“经济动物”与经济援助
卓：1972年的时候，日本传媒认为日本的政治家搞的不是“大人的外交”。再比较现在，日本只知咄咄逼人，其外交水平连田中时代都不如。
吴：大平和田中决定搞日中关系之后，大平曾讲过，他就算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干。来中国之前，他和他的朋友们讲：“如果谈判不成功的话，我可能就回不来了，我的家人就拜托你了。”从上海离开回日本上飞机时，田中站在飞机上向周总理深深地三鞠躬。总理对大平的评价比较高。
谈到ODA问题，日本的ODA和欧美的区别有两点：一点是有附加条件，即用我日本的钱就得用我的东西，把ODA当作出口商品打头阵的东西。受援国就感觉到，自己想利用这些钱来建设什么都不成，必须得买日本的商品。第二点就是别的国家在ODA里面赠予的部分占相当大的部分，即没有利息没有条件，白送的，这些钱可以自己支配。日本的赠予部分相当小，和美国、德国相比就差多了。美国的ODA有一大部分是赠予的部分，日本则特别的小。
卓：日本早期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数额当中，ODA是很少的，多数是与加强日本商品输出紧密挂钩，日本人称之为“附带绳子条件的经济援助”，因而名誉不好，曾被冠上“经济动物”、“寄生虫”等等的称号。到了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当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遭遇到反抗的时候，为了改善形象，日本不得不增加ODA。ODA比普通的经济援助口碑要好一点儿，但担心受到批判，因此日本政府最初提出了“只出钱不开口”的口号和方针。当然，在实际上也未必是如此。可是几年前日本对此做出了修改，它认为这样太便宜对方了。美国是以其国际战略、经济利益和“人权”为标准的，那日本也应该定标准。日本的ODA定出了几个原则，实际上就正如日本专家公开提倡的，是日本“既要出钱又要开口”。日本一些“知中派”学者就说道：日本的ODA要更加明确地为日本国策服务。换句话说，日本要积极打“ODA牌”。最近几年，更公开主张要向中国施压，要中国军事开销透明化，要中国方面少谈历史，要中国方面感谢日本，这就说明日本在ODA政策上比过去更加具体化了，也更具战略性，所谓“出钱不开口”的时代已经结束。这种转变也是与今日日本对内准备修改宪法，对外要发展成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方向密切挂钩的。
吴：应当肯定日本的贷款对中国是有用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的贷款是定期的、一定数额的。ODA是属于资金合作的一部分，日本在向中国提供ODA的同时，它的经济也得到好处，援助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现在日本把ODA和历史问题联系起来，它是要树立它的大国形象，这是它的一个战略手段。比如说历史问题，明明知道篡改的话肯定会遭到中国、朝鲜等一些亚洲国家的谴责，但日本照样干。部长讲话“失言”，他明知道还要讲。对靖国神社问题，日本认为外国元首到别的国家去时都要去参拜纪念碑，那么到日本为什么就不能去参拜日本靖国神社？现在日本提出修改办法，想让外国元首可以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什么问题？日本想要改变形象。如果日本没有很好地进行历史上的清算就想树形象是不可能的。日本认为篡改历史，利用舆论上的力量，造成一种声势，好像是日本没做什么事。ODA也是如此。日本这几年对ODA提出了四个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第一是受援国的军事问题，军事预算要透明，不能用在军事上；第二就是要民主化。日本想利用这一点来发挥它大国的作用。最近日本一个评论家公开讲，在日本军事力量还没有强大的时候，ODA是日本外交上惟一可以使用的一个手段，所以日本一个是要改变形象，一个是要使用手段让别人承认他们的力量。这两点结合起来是和日本推行大国外交、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