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华经济圈”与华侨论

卓：在“中国热”的时代，“中华经济圈”的字眼也常出现在日本的报刊上。有关“中华经济圈”的提出与是否可能实践，这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东南亚的华人是东南亚各国多元民族组成的一分子，我们的效忠对象始终是当地，我们没有把父辈的祖国当自己国家看待。日本专家、学者或者欧美的“华侨论”，目的在于制造这样的印象：你们虽然成为了当地的公民，但和中国依然藕断丝连，你们真正的效忠对象还是中国。这给各国的种族分子提供了一个排华、反华的借口，印度尼西亚的排华事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如果你是当地的公民，而你还效忠外国的话，那么这样的国民是不可靠的。既然是不可靠的国民，只是来赚钱，那就是一种经济动物，这样的说法对我们来讲是莫须有的罪名。用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话来说，我们同文同种，有我们的优势，在这个东亚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如果不利用我们的优势来参与，是很愚蠢的。但是如果因为参与，而忘记了对自己本国的投资，忘记了我们自己的根，那我们是更加愚蠢的。

我的朋友黄枝连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本书《美国2003年》中第一次提出有关“中华经济圈”的概念。但他提出时是把它叫做“中国人共同体”，它局限在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中国人。20世纪80年代末，四小龙发展起来了，有些旅美人士和香港学者提出“中华经济圈”时，却把新加坡拉到中华经济共同体中来，这就难免引起大家的争议。

因此，当所谓“中华经济圈”的构想提出时，我们就明确表示，它与东南亚华人毫无相关。有人表示，四小龙里面的三小龙是属于“中华经济圈”的，再加上一条中国的大龙，“中华经济圈”是大有可为的。但是从东南亚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卷入和参与。因为我们不是“华侨”而是华人。为了迎合日本读者，有些旅日作者明知使用“华侨”的字眼是错误的，但书名还是写上“华侨”，因为如果书名是“华人”这本书在日本就卖不出去。可见华侨论在日本国内是根深蒂固的。我在《东京新闻》写了两年的专栏，最后的一篇稿也是以评论日本传媒的华侨论报道为结语，指出这是日本传媒亚洲报道的一大弱点，也是一个最易掉入的陷阱。对于我的专栏，不少熟悉亚洲情况的日本记者朋友都表示赞成，但据说最不赞成的就是我对华侨论的批判，他们仍然坚持其传统的看法。

不少日本专家把“中华经济圈”和“中国威胁论”相结合，强调中国势力不可忽视。对他们而言，中国有哪几种威胁呢？一个是政治力量，一个是军事力量，一个是文化力量，一个是经济力量。中华经济圈就被他们认为是对日本最有威胁的经济力量。日本最喜欢研究所谓“华商的网络”，这跟战前的华侨论之重视华商的“经济流通网”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是谁掌握经济命脉？

卓：战前华侨论有两个理论，一个是“利用论”，一个是“排斥论”。在占领东南亚之前他们强调必须排斥，因为当时东南亚像陈嘉庚这些华侨领袖都采取抵制日货、捐款救国抗日。“利用论”则强调利用华侨的经济网络，以便加强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日本有人提出华侨控制东南亚的所谓“经济命脉论”，这种提法本身是不客观的。事实非常清楚，在殖民地时代，控制当地经济命脉的是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美国人，像橡胶、锡矿、煤矿和石油全部都是掌握在欧美的殖民统治者手中。华人基本上是做买办、做小买卖、做流通行业，是做中间人，开杂货店，因为他们直接与消费者接触，最容易让别人认为他们是在掌握经济命脉。在战后，经济命脉其实是掌握在某些上层社会的精英及与他们相互依存的外国大资本家手里，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日本。但是美国人和欧洲人，特别是日本人，最喜欢播撒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调，比如说在印尼，3%的人口的华人，却控制着70%的经济命脉，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如果从国家的经济资源看，大企业控制在多国企业手里，虽然华人的一部分大资本家也跟当地官僚相勾结，但是说3%的华人控制70%的经济，这是欧美和日本刻意的宣传。华人中虽然有资本家、财阀，但也有贫穷的平民、知识分子和劳工。在印度尼西亚暴动中，西方媒体不断渲染上述论调。日本传媒在排华事件中，几乎是百分之百地站在所谓“华人剥削论”上。日本前驻印尼大使渡边就曾公开提出，好在日本没有跟华人勾结在一起，所以当地人不会反日，而且强调说这些华人与苏哈托的勾结。实际上他们忘记了与苏哈托政权勾结最厉害的正是日本的财阀。日本的一家报纸就以《印度尼西亚是“日本的生命线”》为大标题，描述日本与印尼的紧密经济关系。

不爱民机爱军机

日本传媒另一个重点是关心日本的侨民，但实际上与其说关心他们的侨民，还不如说以此作为一个借口要派兵海外。这就是所谓“保护邦人论”。针对1997年柬埔寨和1998年印尼发生动乱时日本派空军到曼谷和新加坡，我曾写了一篇文章《不爱民机爱军机》，指出如果日本真要救援他们的侨民，它可以通过民营的日本飞机把他们载回，日本当局不愿这样做，因为他们要突破派遣空军的禁忌，要送军机出国，军机所能载者的人是很少的，而实际上几经他们磋商之后，五架军机和一艘巡洋舰抵达新加坡时，印尼的事件早已解决，但这一来就开了日本军机也可以派往海外的先例。

西方媒体喜欢渲染华侨论，是有它的渊源的。在战后的冷战体制下，反共反华是西方媒体包括日本媒体的一个主要的标志。在反共反华的远东战略下，尽管东南亚各地有很多反共或非共的华人，西方媒体都有意无意地把华人渲染为受社会主义中国影响的“华侨”。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来分析东南亚问题，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容易、也比较方便的。实际上，即使在批判苏哈托政权的时候，他们也在鼓吹“华人剥削论”。

不过，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在印尼反华暴动期间，不少无辜的华人受到迫害，妇女受到凌辱，西方媒体还比较关注人权，日本却始终低调处理，能不提就不提。一名来自印尼的留学生就曾为文批判日本媒体对印尼华人存有成见。相对而言，日本几乎全面封杀了有关新闻，直到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日本媒体才略为报道。

曲解“99”为“久久”

卓：西方媒体对亚洲存有偏见，最具体的是体现在香港回归问题上。1997年7月1日当时我到现场采访，深深地感受到香港居民热烈庆祝回归的气氛。第二天我看到美国的一家报纸什么都不登，只在头版刊登民主党主席李柱铭举着一张反对回归的标语的照片，而实际上当时李柱铭的队伍是寥寥无几的。在日本也是同样的情况。早在回归的前一年，日本的传媒就在渲染香港回归后的不安，突出“回归前最后的圣诞节”、“最后的农历新年”等标题，给人一种感觉好像7月1日之后香港什么都完了。正是在这样的气氛当中，日本媒体后来不得不向日本的小市民解释说，7月1日之后到香港照样可以不用签证，照样可以吃点心，照样可以买名牌货。

日本的传媒和日本的“中国通”们不断宣传香港回归的负面而不谈正面的意义。首先，日本主流传媒与其说是正面肯定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屈辱时代的结束，不如说是强调香港繁荣、民主与人权是英国统治下的产物。日本的一名“中国通”甚至在其著作中及电视上牵强附会地说英国对新界的租期虽为99年，但中国读音“99”与“久久”是相通的，是含有永久的意思，其弦外之音是英国可以永远占领不必归还了。实际上，英国人的土地法里有三种：一种是永久地契，一种是三个9即999年，另外一种是99年。英国人在亚洲的殖民地，在非洲的殖民地也实施此类的土地法令，但居然还有个著名的“中国通”将香港报上刊登的99年契约的房产广告列为证据，说什么中国人的观念里，99等于“久久”，从而有意引申为：英国可以永久占领香港和新界。当香港回归时，《朝日新闻》在回归前夕的6月30日的社论虽然没有指出引述出自哪一个人的口，居然也提到99原本有“久久”的含义，这使我感到很震惊，“开明”的《朝日新闻》的社论竟然也有如此的心态。可以这么说，在香港回归问题的报道上，日本传媒虽然没有像欧美那样极端，但基本上是采取负面的、否定的态度。借用著名作家加藤周一的话来说，在幕府时代，日本知识分子还看清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受到英国人的欺负，还会有一种同情心和危机感，并以亚洲人的心态来看待邻国，但到了20世纪的今天，日本人对香港回归的问题还比不上幕府时代的知识分子，他有所感叹，在《朝日新闻》上写了《香港回归所感》的短文。

在香港回归前后几个月的报道里，正面评价回归的文章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比较明显地提出这个看法的是加藤周一和华人作家陈舜臣。加藤周一是一名著名作家，是当代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代表。

吴：中国学者对“大中华”这个提法也认为不科学。1989年和1990年的时候，香港没有回归，台湾问题还很遥远。这个“大中华”的说法本身就给人一种威胁感，所以当时我就认为提这个看法是不明智的。日本亚细亚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学者拼命鼓吹这件事，还做了统计，比如说香港港口有多少集装箱吞吐量，台湾有多少，新加坡有多少，金融业务上怎么样等，他们都做过统计。我认为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联系，光靠经济运作是不可能的。这两者必须要联系起来才能起作用，光一个经济往来，就能构成一个经济圈，是不可能的。像日本一直想要搞个日元圈，到现在也没形成，因为必须在政治上有配合才可以，所以当时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可以中兴，现在中国也处于中兴，我不同意这样讲，我也接触过很多不同意这样讲的人。

“捧杀论”与“棒杀论”

卓：在西方和日本的华侨论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捧杀论”与“棒杀论”的影子。所谓“棒杀论”是一棒子打杀，比如说排华、反华，大家都会很气愤。但是对于“捧杀论”，很多人也许还不能意识到它的危害性，有些人也许还会感到飘飘然。有些人渲染“大中华经济圈论”，其实是出自“捧杀论”的心态。西方某些专家在大谈“未来的世纪是华人的世纪”时，我们东南亚华人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心理。“捧杀论”者的惯用伎俩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往你脸上贴金，比如说日本有一位教授写了一本《了解客家就能够了解亚洲》的书，其根据是邓小平、李光耀和李登辉都是客家人。客家人当然有值得骄傲之处，也有自己的特殊背景，但这个特殊性一旦过分被夸大，被人贴上“东方的犹太”的标签，其实对客家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了解历史的人知道被人称为“东方犹太”，紧跟着而来的是什么后果，但是有些对历史不熟悉的人却飘飘然。在这本书里这名日本专家提供了不少不符事实的信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是客家人，他的长子李显龙总理当然也是客家人，但是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并不是客家人，而在前述的书却把他列为客家人，然后把新加坡前副总统吴庆瑞也列为客家人，把新加坡前内政部长王邦文也列为客家人，并绘声绘色地编造一些故事，然后将新加坡定位为“客家人国家”，这是荒天下之大唐。像神户大地震后中华街的复兴，日本竟然有人说是因为客家人的精神所以很快复兴。我有一位神户老华侨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他们那里客家人是少数的。但是这种“捧杀论”在华侨华人研究当中很流行，不少华人对“棒杀论”很反感，马上会反论；但对“捧杀论”的诱惑，很多人也许还未有所察觉，无法断然拒绝。我觉得这十分危险。我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也许因为我是来自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新加坡，又是来自一个对华侨问题搞得最火热的日本，我对这个问题有特别的感受。

吴：台湾出身的已故旅日教授戴国写了一本华侨论，你的印象如何？

卓：他是在努力地让日本人了解华人与华侨之间的区别，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样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可能并不新奇，只是常识而已。但在20世纪70年代，在传达有关信息方面，他的确做出了贡献。但是，他的言论在日本始终不是主流，他本人后来也改为研究台湾。还有其他华裔学者像游仲勋教授等，早期在这个问题上也持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但最近几年他的调子似乎有些走样。他提出的一些字眼我就不太赞同，比如“中华系人”或“中国系人”。这在汉语中是没有的，是日本人创造的。戴国教授也是反对用这种字眼的。

吴：只有日本人自己这样用。

创自日本的“中国系人”

卓：这个“中国系”中的“系”字是最近二十年才特别流行的，在20世纪60年代我很少看到。日文中有“日系人”，是指日本海外的日裔。前面提到戴教授和我都不使用这字眼，认为“系”字过分强调了种族与血缘。“中国系人”这个词汇根本是不存在的，华人就是华人，但日本人在最近20年很喜欢用这个字眼。游仲勋教授写文章时喜欢引用数字，有时过于夸大“大中华经济”的实力，他的“中国系人”也包括台湾、香港、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华侨华人，这样算当然经济实力就很吓人。但日本传媒在使用这个字眼时却是因时因地而异，比如说，在为香港报纸分类时，日本媒体或专家学者会将有中国大陆背景的报纸如《大公报》称为“中国系”报纸，而有别于其他的报纸，但在夸大大中华经济圈的影响力时，则持另一种态度。现在一些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或者在日本住久的中国人，他们对此字眼已经麻木，有时也跟着日本人随意使用。有一名在当地从事文化工作的华人，甚至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一个中国官方数字时说中国也用“中国系人”。后来我向有关方面求证，知道中国官方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词。我想可能是个别人士在翻译日文书报时“引进”的词汇，我想应予以纠正，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与误会。

吴：前几年人大代表中有一个入了中国籍的日本人，日本报刊在报道时就说中国又多了一个少数民族——日本族。

卓：因为不少日本人的确对所谓“系列”和血缘血统看得很重，他们存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观念。但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我们是多元民族社会，对这种问题始终是很敏感的。

吴：对华侨华人可以有所区别。对华侨可以说爱国，对华人就不能这么说，可以像对待国际朋友一样。

卓：10年前我参加一个研讨会，当时有位老先生就对此有所误解，以为我们还处在侨报的时代。他认为，海外华文报的使命首先应该是热爱祖国，也就是中国。我们当时就清楚表态，东南亚的“侨报”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是新加坡人。他当时感到很不能接受，认为我们太没有中国心了。这主要是不了解情况的结果。

台湾的朋友也有相似的情况，一种是把我们当作自己人；一种就是台独分子，说既然你们新加坡能独立为什么我们不能独立。我说这两种情况完全不同，新加坡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新加坡是华、巫（马来人）、印（印度）三大民族组成的国家，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

台湾国民党当局也曾把东南亚华人当作自己的子民。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是不允许有耳机的，要利用耳机必须去登记，不登记是犯法的，因为当局担心利用耳机偷听北京广播电台。在蒋家王朝时代，有些马来西亚的学生到台湾留学，因为不知道这个规定或者没当回事，在宿舍里戴耳机而被警察抓到监狱里。马来西亚大使馆出面交涉，才释放出来。因为这些留学生是马来西亚人，而非“中华民国”的子民。这件事情当时在报纸上引起轩然大波，大家才知道原来台湾是这样不民主的地区，也认识到尽管我们东南亚华人的国籍与效忠对象已经转变，而台北当局的态度还处于原有的状况。

另外，在1989年，中国有一部电视片叫《河殇》，其中有些情节当时我们看了以后十分反感。他们的主观愿望和情绪是可以理解的，都是年轻人嘛。但是这部片子反映出来的对历史和现状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纪录片开始不久就出现李光耀，好像他是一个中国人一样，这就把东南亚的华人问题和中国问题等量齐观来看待，这是不对的。里面在说到黄河的时候，就忘记了黄河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抗战中所处的地位，没有对此进行相应的评价。歌颂蓝色文化的时候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似乎是在咒骂自己的祖宗，即郑和当时下西洋的时候没有把东南亚拿下来。一方面反对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本身却流露出一种潜在但却强烈的对强者的羡慕与认同的心理。这种心态是十分狭隘和封闭的，我们看了怎样也无法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