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热与大国梦

一、日本热与教科书问题

卓：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亚太形势，令人关注的动向有两点。一是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发生了苏联出兵阿富汗和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从东南亚的角度出发，我们比较重视越南侵略柬埔寨的问题。当时越南展开了“难民攻势”，把一批一批的民众驱逐下海，这些难民漂流到东南亚各国之后，给各国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压力。因此，东盟国家尽管在经济合作方面没有取得成绩，但是由于越南问题的出现触及到了各国的共同利益，于是就在政治上清楚表态，反对越南侵略柬埔寨。在这种对苏联和越南恐惧的情况下，东南亚各国对日本也有稍微松懈警惕的趋势。不少人认为，尽管日本方面有着各种恶劣的记录，但是如果日本能够在北方充当牵制苏联南下的角色，即所谓“以虎挡熊”的策略，也未尝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因此，各国对日本整军方面的注意力相对而言不是特别集中，尤其是在1978年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亚洲两个大国之间总算有了一个对话的环境。

另一方面，日本并没有因为1974年的石油危机而垮掉，这就使亚洲各国产生了如下的疑问：和欧美各国相比，日本只是一个资源小国，欧美各国都经不起石油危机的冲击而垮了下来，为什么日本能够渡过难关？日本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日本能，欧美为什么不能？

“天降人事” 发挥余热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撰写的《日本名列第一》这本书出现了。如果早些时候日本人写的畅销书《日本沉没》显示着日本人没有信心的话，那么《日本名列第一》的出现可以说是给日本人打了个强心剂。傅高义的目的也许只想唤醒美国人，告诫他们如果不及时进行改革，日本将会超越美国。但是有趣的是，该书并不是在美国最畅销，相反在日本却被炒得如火如荼。因为对于某些日本人来说，仅仅这本书的书名就足以让他们陶醉。从战后初期“白脸天皇”麦克阿瑟将军称日本为“第四等国”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称它为“名列第一”，阅读这本书几乎成为日本人一种很难拒绝的诱惑。虽然头脑清醒的日本人都可以看出，该书漏洞百出，但是当时的日本人都非常厚道，不愿意去揭穿它。当然，与其说他们厚道，倒不如说是因为这本书很能满足某些人的优越感。

日文中有一个词，叫amakudari，即指官员退休后受到特别照顾，转到相关的私人企业当顾问等的“天降人事”，现在已被认为是官商勾结的代名词，但在该书中却被列为日本制度的优点。另外大家都知道，终身雇用制也影响了日本的生产力，但该书却强调它的优点存在而遮蔽了由此带来的负面因素。在傅高义这本书的刺激下，从欧美到亚洲、从东南亚到中国，都掀起了一股日本热。新加坡曾提出了向日本学习的口号，将该书列为公务员必读的参考书目。马来西亚也提出了东向政策。记得中国有一本书在介绍日本退休官员到企业工作的amakudari时，也正面给予评价，喻之为“老干部发挥余热”。

我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本名为《从东南亚看日本》的小书，当时《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总局局长齐藤志郎在替我写序言时说，当他看到新加坡一边倒地称赞日本时，他感到有些忧虑与不安，因为他觉得大家对日本有一种过高的期待。后来看到书中收录的新加坡留日校友的座谈会记录，发现不仅谈到了日本的优点，也谈到了日本的缺点，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杞人忧天。因为，不少到日本留过学的新加坡留学生都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百年以来固然有不少成功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与此同时，它的失败经验更加值得我们借鉴。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亚洲各国基本上处于相安无事的阶段，亚洲各国都出现了“日本热”，但在1982年却发生了日本篡改教科书的事件。这一事件对留日的东南亚学生也许并没有太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在日本学习时就已经习以为常。但对于广大的东南亚人民来说，他们很难理解今日的日本居然还有人要为过去的所作所为涂脂抹粉。在教科书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曾经为纪念福田主义五周年到东南亚访问，但每到一处，当地的舆论界都对他提出善意的劝告。记得当时新加坡留日毕业生协会也向他提呈了有关留学生“密切关注日本教科书事件”的信件，并赠予他一套新加坡的教科书，婉转表达我们的看法。我当时在《星洲日报》写社论，也写了《从福田主义的五周年谈起》一文，提出如果日本方面要和亚洲人真心诚意地进行交流，教科书上的内容就不应该和福田主义三原则中的“不成为军事大国”及“和亚洲人心连心”的原则背道而驰。

在教科书事件爆发之后，另外一个让亚洲人感到难以接受的是中曾根康弘以首相的身份于1985年参拜了靖国神社。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和1985年的参拜事件严重破坏了日本的形象。人们普遍认为尽管我们主观上希望日本走和平道路，但日本方面还有很多地方不让人放心。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是中曾根上台之后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路线，这一路线的提出，说明日本在对于战前路线还没有完全清算的情况下，又匆匆忙忙地准备清理战后的和平路线了。换句话说，日本迫不急待地要回返与继承战前的体制和理念。20世纪90年代小泽一郎提出了“普通国家论”，其实就是中曾根路线的延长。这些都说明，日本要与战前思潮认同，它的路线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政治路线的提出当然令东南亚各国的人民感到担忧。

吴：对于历史问题，我觉得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谈话。周总理对中日的关系曾说过，中日关系应从两千年的交往来看，及从甲午战争后50年来看。两千多年来是友好的，甲午战争后50年来看双方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那么从两千多年来看两国的友好历史是长的，我们对友好的历史是尊重的，并且认为可以和过去一样友好的相处。总理多次谈话都说过，而且我们是这样做的，那么，刚才谈的赔偿问题、战犯问题、侨民问题和大力开展友好往来问题都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

陈毅有一次和日本人是这样讲的，这段历史过去了，只要日方认识了，我们就可以忘记；日方不认识的话，我们忘不了。这个讲话仍然是我们今天对待历史问题的一个态度，我们并不是把历史问题作为一个小辫子随时拿来批判日本。近几年来凡是发生历史问题都是日本先提起来的，日本篡改历史，不承认历史，而反过来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说明，是日本自己不反省而且老刺激中国人。我们还是尊重历史的，今天也是这个原则。江泽民访问日本的时候，加拿大华侨的报纸上写道：日本对韩国认罪了，为什么不对中国认罪呢？华侨很气愤。

ABCD包围论

卓：1982年当教科书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在新加坡《星洲日报》负责社论，我连续写了好几篇有关日本教科书问题的社评，日本报章也有详尽的报道。当时日本人认为我们的反应太过强烈，可是仍有不少新加坡人觉得过于温和。针对我们的社论，曾有20多名读者联名来函表示不够痛快，信中还附有自己的签名和地址。在新加坡，读者写信来投诉或者批评报刊是比较少的，20名读者联名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吃惊。后来我仔细一想，日本歪曲历史的问题，我早在60年代到日本留学时已经知道和体验过了，所以当我获悉日本在教科书中用“进出”这一字眼来代替“侵略”的时候，对我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闻，而是旧闻，因此我的反应是相对冷静的。但对于很多亚洲人，特别是很多相信战后的日本有别于战前的日本的广大亚洲人来说，他们就会感到很失望、很愤怒，他们没有想到日本到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

实际上我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已经历过了这样的文化震荡，比如说我在上某个为外国学生特设的课程时就听到老师说日本发动战争是因为受到ABCD的包围，A指美国，B指英国，C指中国，D指荷兰，日本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发动战争的。当时班上不少同学都深表不满，窃窃私语。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震惊，我们原以为这一类的想法早就不应该存在了，可是在日本的课堂里，或者某些人的口中还在反复宣传。另外，当时在日本还有人重复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所提出的口号是“解放亚洲”、“共存共荣”，认为日本的本意是好的。所谓“解放亚洲”、“共存共荣”论，明明白白就是为达到侵略的目标而挂的旗号，我想在亚洲任何国家都没人会相信这个鬼话，特别是在战后，可日本国内还有人信以为真，而且这些人还不是一小部分。有些人认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是好的，只是做法不好，对此我也感到很震惊。1983年，《朝日新闻》在“人物专栏”上曾经介绍过我和我的新书《从东南亚看日本》的一些观点。后来我接到一封从日本国内发出的长信，我不认为这封信是出自军国主义者之手，而是出自一名日本老百姓“真挚的情感”。他说我误解了日本的真意，他还现身说法指出，他当年为了亚洲的解放，为了马来亚摆脱英帝国主义的统治到过马来半岛打仗并受了伤。他还说他们当年是真心诚意要解放大东亚的，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不懂事，日本打败了，就往日本人脸上抹黑，这是不应该的。战争结束已经几十年了，日本还有这样一些人有着这样的看法，我是非常震惊的。这也意味着战前的思想根深蒂固地留在不少日本人的脑海中。

日本朋友在和我谈起此事时表示：“这些都是老一辈的想法，只要这些老一辈的政治家和接受战前思想教育的人死去，新一代的日本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他们都很乐观，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出现，可是后来呢？事实说明，老的一代走了，新的一代并不见得就比老一代更爱好和平。以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战前的老一辈中尽管有一部分是继承了战前的思潮，但还有很多人因为身临其境，知道自己干过些什么事，他们在深刻地反思，他们痛恨过去，他们在尽力搞一些有益于与亚洲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合作的工作。可是新的一代呢？有些是出于无知，有些在为日本制造新理论，如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即凡是其他国家能做的事日本没有理由不可以做，日本不能成为不拥有军力的“单肺国家”。其看法和石原慎太郎的“战后日本宦官论”，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为什么持这种观点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呢？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尽管日本国内在一批和平人士的努力下对战前的一切做过一定的反省，但总体来说日本对战前并没有彻底地检讨过，这当然有一定的国际因素，包括冷战及美国远东战略的改变等等。由于对战前没有彻底的反省，日本战后的和平教育其实并不是根深蒂固的。有人认为日本政府一再保证和平宪法不会修改，应该相信它的许诺，但了解真实情况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是讲给不了解日本真相的外国人听的。日本一边高喊坚持和平宪法，请大家放心；一边又在积极摸索和推动怎样曲解和修改宪法的途径。种种迹象显示，日本当局是在等待时机的成熟。关于时机问题，如果我们从冷战后日本的动向来看就更加清楚。冷战结束后，日本出现了两个特征，一个是日本国内政治“总保守化”，日本政坛的重新组合中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过去坚持和平宪法的社会党消亡了，这个党本来在国会中是最大的反对党，拥有约30%的议席，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易名为社会民主党的该党却变成了只有不到3%的小党，而且这3%中也不完全都是坚持和平宪法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随着日本国内阻止宪法修改的势力越来越弱，日本越来越走向背离和平宪法的道路。

洗脱罪名 耀祖扬宗

卓：不少日本人要为过去翻案，一方面是他们想光宗耀祖，清洗“侵略”的罪名；另一方面是要摆脱战后宪法的牵制，积极参与军事活动。他们认为战后经济大国必须要有军事力量做后盾。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的“神国论”之所以受到批判，原因也在于此。日本虽然不会，也不可能重现一个与战前一模一样的军国主义的体制，但它对战前的思想却有“乡愁”的情绪，或者说通过美化军神等鼓吹这样的情绪。几年前，日本右翼在大阪和平中心举行了一个惹人注意的集会，否认南京大屠杀，甚至称之为“本世纪最大的谎言”，这样的集会在一个旨在促进世界和平的大阪和平中心举行是够讽刺的。它是得到官方的默许的。大阪和平中心的性质有如长崎、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纪念馆。在一个以反对战争、传达和平声音为宗旨的和平中心歪曲历史，日本政府和大阪市政府是完全可以以不符合和平中心的宗旨为理由拒绝有关的集会的，但当局却以“言论自由”为挡箭牌批准了，这是一件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如果这也叫自由的话，那么日本当局是不是可以允许在广岛纪念馆举行一个支持核战争的聚会呢？肯定是不会的。荷兰战俘要在日本长崎的和平纪念馆展示他们被日本“皇军”虐待的记录，但不被长崎政府批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日本的所谓言论自由论对内对外是有双重标准的。

吴：用言论自由来掩盖篡改历史、否认战争罪行是行不通的。中国人一谈历史，日本就说我们打历史牌，那么中国人也有言论自由。

本来是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有一个很好的趋势，对侵略战争一般人都有很好的认识。我们到日本去的时候，好多人都讲，我们虽然是老百姓，发动侵略战争我们没有责任，但是作为一个日本国民，没有阻止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有责任的。战后日本主张和平、反对军国主义的运动对日本民族是有利的，这样可以使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现在恰恰是整个社会有一种右倾化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政治家，他要想得到选票，他们不能只得到一方面的支持，主张和平的选票他们要，主张右翼的选票他们也要，所以有时看日本的政治家，这样讲是给老百姓看，那样讲是给另外一些人看，现在的形势和当时的形势不一样了。所以中日关系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新形势，我们要怎样争取日本人民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光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人有利，对整个亚洲都有利。我们研究日本问题不单纯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日本能够走和平的道路。今天如果日本再发动一次战争，那日本的结果就不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他们会更惨。

要求删除“抗日”二字

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日本人包括年轻人都对日本没信心，特别是谈到历史问题的时候，他们觉得当日本人很丢脸，其中有些人甚至不敢到亚洲去旅行，觉得没有脸去。我对这种消极的观点是不赞同的，这种消极的态度也是造成日本现今对亚洲缺乏认识的根源之一。一些开明的教授们严厉地批评学生到亚洲国家住高级酒店而没有罪恶感，我曾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我认为年轻人到亚洲去看看并不是坏事，特别是对于生活费高昂，被喻为“国富民贫”的日本小市民来说，他们偶尔到亚洲买名牌货、住高级酒店也无可厚非，问题是这些年轻人是不是对亚洲仍然有一种偏见和无知，他们是不是真正认识到历史问题并进行努力？不少开明分子们表示绝对不去亚洲，但认真分析，这是他们心灵上的另一种“脱亚”的情绪，亚洲对他们不是具体的存在，他们作品中关于亚洲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他们对研究亚洲有一种恐惧感，最后造成他们不了解亚洲。现在就可以发现不少开明的、有良心的研究者对亚洲反而一知半解，停留在抽象的概念的认识，这是令人感到惋惜的。与此相反，为当局出谋献策、为财界服务的一些知识分子却常带着厚厚的日钞在亚洲各地走动。这就使日本战后的亚洲论一直停留在战前，比如说“中国非国论”，或者是把中国的一切都抨击为妄自尊大的“中华思想”，这些都是战前“支那学”的遗产。一来是日本对战前的思潮没有丝毫反省，二来是他们对现在的亚洲不愿真正去了解，没有以真诚与平衡的心态去理解，日本的亚洲论仍然还离不开以日本为中心的思潮。

今天，日本方面强调要坦率地对话，可是在很多的情况下，他们都是以日本人为中心、为本位来考虑问题的。比如说在《读卖新闻》和新华社共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日本的前任驻华大使佐藤就曾公开地要求将中国国内各地的抗日历史纪念馆中的“抗日”两个字删除，中国前驻日大使杨振亚当场表示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是一个很坦率的态度。杨振亚当时表示这是触及了中日关系最根本的历史问题。

这使我联想起在7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长驱南下的时候，当时不少旅新的日本商人认为日本经济实力席卷东南亚，可以样样称心如意，他们财大气粗，对新加坡市政厅附近的一个“日本占领期间死难人民纪念碑（1942—1945）”觉得让日本人太不光彩，说这个纪念碑位于市中心，有损日本人的面子。因此意图施加压力把我们的纪念碑迁移到郊外。这个消息一传开，引起了新加坡舆论界的哗然，各方面都给予抨击，日本人知道形势不妙，赶快偃旗息鼓，草草收兵，从此不再提及。这就看出某些日本人考虑问题，完全是出自他们狭隘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些问题如果没有正面说清楚，坚持我们的主张，他们会认为他们是有理的，而得寸进尺。说这些话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日本有多少歌颂“大东亚圣战”的纪念碑，全国各地都有，他们要求别人删除“抗日”字眼或者要求别人将纪念碑迁移，却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在日本国内要求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大小“大东亚纪念碑”移开或拆除，这就看出他们对内对外是两张面孔，对这种做法有时候是应该针锋相对的。

正确批判不是“敲打”

在原则问题上没有必要用外交辞令来表述，当他们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或者日本方面出现一些小动作的时候，中国或者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民众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击，这不能说是敲打，不能定位于“敲打论”。敲打论很容易引起误会，会让人以为我们要主动地、无缘无故地敲打日本。我们与其说是在“敲打”，不如说是正当地、合理地提出批评，这应该不会引起明辨是非、知情知理的日本人的反感。如果是在六七十年代日本不乏反思的时期，肯定有一些有良心的日本人会出来说话，认为这不是敲打，他们认为应该感谢亚洲人民提醒他们，因为他们认为日本自己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一点，而亚洲人民帮助他们提醒这一点。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的有些老师和同学会主动表示道歉，他们说日本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有的时候会看不到这一点，谢谢你们的提醒。我们反而要安慰他们：这问题与“民族性”或“国民性”无关，而是当局的政策与传媒使然。现在不同了，不少日本人认为这是外国人在抓他们的小辫子，前后真是天壤之别。

吴：我觉得有些情况客观地考虑一下，也可以想得通。从历史来看，每个人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他的感情也不一样，比如我有时候看到一些抗日战争的影片的时候，我会非常激动地流泪，而我的儿子他就不会有这种感情，这是事实。反过来，让日本年轻人和老一辈的人一样来反省也不可能。关键是要一点点地加强理解和教育。我觉得今后中日关系要发展，首先还是要解决一个平等问题。平等就是平等互惠，指经济方面，不能够像过去一样不等价交换，这样经济关系就维持不下去了。过去是日本发达，我们不发达，只好不等价交换；现在我们经济发达了，就应该要求等价交换。我们也不会在和其他国家做生意的时候，自恃我们发达了就要求不等价交换，我们不能这样做，和日本也是这种关系。日本方面有它的强项，也有它的弱点，我们也是这样，双方应该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上，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加强民族之间的感情。

第二就是互相信任，这要慢慢地培养。比如一些友好人士每年成批地组织一些日本青年到南京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很多青年在那里流下了泪。我们不要求他们反省，但我们希望他们看到事实后了解这一事实，这些本身是增加互相信任的工作。老一辈领导同志为了做好对日工作真是千辛万苦。我们现在的工作大而化之，没有耐心细心的工作。我还是相信别的国家要破坏中日关系是不容易的，廖承志有这么一句话，说中日两千年前友好时，美国、俄国连国家都没有，这些话当然有些讽刺，但这是一个事实，历史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我对中日关系抱乐观的态度，一个从历史渊源来看，一个是我们现在有条件这样做。解放前的中国很穷，怎么能和日本平等相处。

从历史上来讲，只有现在中国发达了，才是中日两个国家真正平等相处的时候。唐朝时期，日本的水平差多了，解放以前，我们总是挨打，我们怎么可以平等相处呢？互惠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想要一些日本的尿素都很困难，现在不然，比如新干线，是日本的，还是德国的，我们可以站在和你平等的地位上来考虑。我们现在有条件和日本互惠，是有条件的，这样的关系可以维持的长一些、深一些，可以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一些问题，如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都会发生，但是发生这些问题后，我们有正常的关系，有各种层次的会议，有很多渠道可以平心静气地谈判来解决问题。这和过去比较是很不一样的，过去一个是强者一个是弱者，哪有谈判的问题。现在，关系正常化之后，发生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会突然变成一个不可，比如1982年教科书问题发生了，北京广播了这一消息以后，看日本有什么反映，在舆论上进行很多工作，说明发生问题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