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华文明的演进与边疆民族的特点

一、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地域问题，学术界曾出现过“外来说”（即“西来说”）与本土论、一元论与多元论的论战。1894年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编撰的《中国古文明西来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认为中华文明来自古巴比伦。随着我国史前考古的不断进展，中华文明起源的“外来说”（西来说）已被彻底摒弃，学者们坚信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其所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强调了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他认为中国文明是独自发生、发展的，而并非外来的。在坚持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的前提下，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地域问题的讨论，至今仍存在有两大类观点：一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说，这是一种传统的观点；一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说。苏秉琦教授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犹如“满天星斗”，最初在不同的地点分别起源，然后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文明。

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最早的起源地，中华文明由此起源，然后传播到其他地区。严文明先生认为，史前阶段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又处于中国核心地理位置，因而在中国史前文化中起着领导和突出作用，不但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而且为中国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格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河流域中心论是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地讨论中的传统观点。随着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进展，这一论点逐渐有被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论取代的趋势。

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夏鼐先生认为，与中华文明起源关系最为密切的主要有三个文化圈，即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长江下游三个地区的新石器晚期文化。也有学者根据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可分为四大区域，即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和辽河流域文化区。还有学者主张中华文明有六大发祥区，即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江浙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和燕辽文化区。

费孝通教授后来提出了“多元一体”论，将上述论战的二者协调到一起，为人们全面地、历史地认识中华民族内部民族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费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即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中国各族人民，是当代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他指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分别有两个较大的文化区，“中华民族的先人在公元前5000年到2000年之间的3000年中还是分散聚居在各地区，分别创造他们具有特色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格局中的多元起点”。费孝通先生认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由此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春秋战国的500多年里，由于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和各国的互相争雄，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高峰，这也是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育成时期，直到秦统一天下而告一段落。而汉作为一个族名则是汉人以及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周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民族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会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的民族意识。而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所以，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当时中原的原有居民在外来的人看来是一种“族类”而以同一名称来称呼，说明这时候汉人已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民族实体。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已经稳固。这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又一步，从华夏核心扩大而成为汉族核心。

费孝通还认为，新石器时代各个文化的交融与汇集，已经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格局，或是说是一种早期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各个文化已经开始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影响了。到了夏、商、周三代，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了。自秦汉以降，民族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深刻。民族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作为核心民族的汉族与各个少数民族也是如此。汉族对少数民族影响表现为先进文明向较落后的文明进行文化的“传导”，后进文明通过学习先进文明减少相互的差距，也就是所谓的文明的势位差，比如两个民族在生产工具方面存在的差距。汉族的农业文明较之于其他民族，有许多先进的成果，比如生产工具、耕作方式、社会制度等，这些对他们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为他们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地学习和掌握。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对汉族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以清朝为例，经过康雍乾几朝不断地兴兵征战，清代将新疆、西藏纳入了帝国的版图，最终为我们今天的疆域奠定了大一统格局的基础。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对于人们认识中华民族的演进史和当今处理好民族与边疆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我国边疆民族的分布及其特点

我国边疆地区，民族成分众多。在全国少数民族中，除高山族、畲族和黎族等少数几个民族外，其他50多个民族在边疆省区中都有分布。1990年我国人口调查显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为11753.5万余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边疆省区。其分布的显著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聚居地域，他们总体上虽分散在若干个省、县和乡，同其他民族交错杂居，但在一些省、县和乡里，又往往聚族而居，因而形成大杂居，小集中的分布状态。这是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发展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根据少数民族聚居的不同情况，建立了不同行政级别的民族自治区域，到1990年底建立了相当于省级的民族自治区5个、自治县或民族自治旗124个和民族乡2719个，其中大多数在边疆地区。我国各少数民族在边疆地区往往与相邻国家的民族关系密切，经济文化交往历史悠久，是我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往来的桥梁。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多为我国的牧区和森林地域。全国牧区有286万平方公里草原，仅内蒙和新疆就占165万平方公里。这里矿产资源、农产资源和水力资源等也十分丰富，是我国进行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根据少数民族的聚居状况，我国东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的民族分布有一定的规律与特点。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主要有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西北边疆省区有14个少数民族生活在辽阔的边疆地区；西南边疆各省是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个数最多的地区，主要少数民族有20多个。

满族，是东北古老的民族，其先民为肃慎、女真。现有人口约1000万，在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满族人口80%分布在其发祥地的东北。辽宁省满族人口比较多；吉林省的满族分布也很普遍；黑龙江省依兰被誉为满族发祥地，省内各地都有满族分布。现全省有满族人口120多万，仅次于辽宁省。内蒙古、甘肃、新疆、云南和广西等边疆省区也有满族分布。其中内蒙古的东部分布较多。

蒙古族，先民为蒙兀室韦，是大兴安岭西北部额尔古纳河东岸的游牧民族。全国蒙古族现有人口约490万，其中60%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三省也比较多，西北的新疆是蒙古族分布较多的地区，甘肃省和青海省也有蒙古族分布。

朝鲜族，是朝鲜半岛陆续迁入我国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现有人口约200万。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东部、中部沿江河地带。辽宁省朝鲜族主要分布在丹东、宽甸等鸭绿江流域。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长白县是朝鲜族自治州和自治县。黑龙江省的宁安、海林、东宁、密山、鸡东等市县都建有朝鲜民族乡。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江河沿岸也有少量朝鲜族分布。

回族，是我国分布最广泛的少数民族，现有人口860多万人，主要聚居在宁夏、甘肃、新疆等西北边疆地区。甘肃省有回族人口近100万，已建立临夏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州、自治县。新疆也是回族人口较多的地区。昌吉和焉耆建立了回族自治州、自治县。此外东北和内蒙，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回族人口也较多。

藏族，其先民公元前就生活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目前藏族人口约460万，其中45%以上集中在西藏，其余分布在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省。1965年9月1日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自治区内藏族人口约210万，占全区人口95%以上。此外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也有分布。

“国家主权”（sovereignty）、“国界”（borderland）等国际法的概念，是近代以来才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古代中国王朝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国家观念即大一统的天下观。在此观念下，只有大致的边疆的概念，而无确切的国界概念。由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居住于中原地区，而少数民族多居住于边疆地区。当现代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等出现时，我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就有了与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特点。我国境内“边疆少数民族”概念的形成，与1911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辛亥革命息息相关。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铲除少数民族主导的满清封建王朝为己任。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并建立中华民国后则将“五族共和”写入了新宪法。如今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带的这些少数民族，基本上就是“五族共和”里除汉族外的其他四个主要少数民族满、蒙、回、藏。他们所在的区域曾被称为“满洲”、“蒙区”、“回疆”和“藏地”。近百年来，“五族”当中除了汉族以外，其他族群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有了进一步的识别和细分，同时获得了有史以来首次法定的平等身份：在满洲有“赫哲族”、“朝鲜族”和“鄂伦春族”；回疆除了“维吾尔族”和“回族”以外，还包括了“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藏地当中，也分出了“门巴族”和“珞巴族”等若干族群。随着现代国际关系中领土完整和边疆稳定等近现代主权国家观念的确立，上述少数民族凸现出了他们的边疆属性。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跨国性与复杂性日益突出，边界问题因此而生。那么，怎样认识这些具有“边疆属性”的少数民族呢？

在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的范畴下，“边疆”的含义包括了地理、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

第一，作为历史地理概念的“边疆”：从广阔的历史地理视角来看，我国的边疆是基本稳定的，但并非一成不变。从亚洲大陆的历史传统来说，中国“地理的边疆”主要指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里各民族长期活动、交往的广义边界，也即“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这样的自然界限。在少数民族所居住的边陲地区，“边疆”指的是一个较大的地理空间。在长城内外和青藏高原，作为主体民族的“汉”和作为少数民族的“蒙”、“回”、“藏”民族间的连接与交往不断加强，逐渐融入到中国的版图。但是这一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并非是同时进行的。古代西南地区“吐蕃”与“南诏”，以及宋代的辽、金、夏等均自立为王，割据一方。从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长期演进的历史进程来看，我国疆域的分分合合，历史以来，处于某种变化之中，但是基本上是以中原为核心的稳定区域。

第二，作为地缘政治概念的“边疆”：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边疆问题，也可从内外两方面观察。“边疆外沿”即指国界，代表国家间的领土分野。所谓边疆民族，无论其具体的族群身份如何，均体现和承载着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外”接壤、交往乃至对峙、并存的功能。“边疆内沿”主要体现一国之内的族群区别与国内的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往往是省区界或县乡界，属于“软性”区分，开放的特点较为显著，族群往来也因此方便得多。这样，“少数民族”在边疆就有了内外不同的向心力和流动感。“边疆”的内外区别及其双重作用，无疑是在强化与境外之分的同时，使境内族群日趋“内化”并增强彼此交融。“边疆外沿”由于代表国界与主权，通常有军队驻守，警备森严，堪称“硬性”疆界，在族群交往上因涉及国家关系，一般较为封闭，同时还会受国际局势的影响而发生变异。例如，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境内的大部分“边疆外沿”，在20世纪90年代前代表的是“中苏边界”，体现着中国同另一个多民族大国的关系。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境外之方变成了中亚的多个独联体国家。“政治的边疆”意味着不同利益集团在一定时期里的势力范围。在东亚古代，政治的疆界每每模糊不清，并随朝代更替，分分合合，具有周期般的历史“弹性”。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东亚大陆的政治边疆也演变为现代意义上国家之间的领土分野。这种领土分野以确定的国界为标志，使古代社会各分散民族间许多重要的缓冲地带和历史“弹性”差不多荡然无存。例如，越南在古代为中国南部的藩属国，而在近代中法战争后变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二战后获得了独立。再如，外蒙古在古代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在近代沙俄侵略与斯大林的蛊惑下独立于中国领土之外。在国家划定的疆界内，“国民”的身份往往压过了“民族”的认同，甚至使后者在“国籍”的归属上不得不以“边”为界，化整为零，出现所谓的“跨国界民族”。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跨国性相当明显。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等诸民族以及内蒙的蒙古族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作为民族文化概念的“边疆”：“文化边疆”的界定显得要宽泛和综合一些。它代表着某种相对独立、稳定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伴生的族群意识乃至价值观念。每一文化都有自己的地域中心。由中心向外推延，自身的辐射和影响难以企及之处才被视为边界。边界之外是与“我”不同的“异邦”、“异文化”。例如，若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从所谓“中原文化”看去，在其西面北面，那世世代代以牧为业且“逐水草而居”的草原牧区，便是自己“以农为本”的文化边疆；反之亦然，农耕之地，即成为牧业民族眼中的“他邦”所在。但彼此之间只是相互不同而已，并无高低优劣之别。从“超大规模”的帝国视野来看，可谓“长城内外是家乡”。虽然两地之间的地域呈现出“边疆形态”，但若将内外两边合观而论，“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正是我国边疆在民族文化上的丰富多采与宽容性，中华文明既有了汉族主宰的汉唐盛世，也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蒙元帝国与大清王朝。

总之，我国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具有鲜明的特点。其历史演变的长期性，民族分布的跨国性，以及与宗教和社会文化关联的复杂性，为人们认识我国边疆与民族问题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画卷。

三、中华文明中心的东移及其历史地理成因

由于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中原华夏文明在向周边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受到了我国西部高山大川的阻隔，而不得不主要作东向与南向扩展，并成为东亚文明圈的中心。春秋战国时代，作为汉族前身的华夏族的势力逐渐由中原扩散，东到海滨，南及长江中下游，西抵黄土高原。中华文明核心的扩展对周围的其他民族即当时所谓的夷蛮戎狄，采取了两种趋势，一是包进来的“以夏变夷”，一是逐出去，赶到更远的地方。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走了，南匈奴汉化了，就是具体的例子。长江中下游原来不同于黄河中下游的文化区，比如楚文化，曾是一个与中原华夏并立的多元统一体，是一个农业经济发达的文化。秦灭楚后，楚汉从相争到合并为统一体也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再如岭南文化融入汉民族的进程。早在秦代，汉人已越南岭进入珠江流域，广西桂林的灵渠就是见证。汉族文化越岭入粤主要始于汉代。当时的南越王还只是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南岭山脉以南地区成为以汉人为主的聚居区，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这两个例子旨在说明中华文明在早期的演进过程中具有东向性或南向性的扩散特点。这一历史演变的进程，较好地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许多“孔雀东南飞”的现象。

民族学和社会学为我国提出了关于中华文明中心扩展和东移的良好解释。中华文明中心的扩展和迁移源于汉族本身的扩张，民族融合的趋势和汉族农业经济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先是在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然后才逐步成为一体。例如新石器时期，在黄河中下游有不同的文化区，这些文化区逐步融合出现汉族的前身——华夏的初级统一体。当时长城外牧区是一个以匈奴为主的统一体，和华夏及后来的汉族对峙。经过多次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向四方扩散，才逐步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经过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汉族形成了强大的核心，主要聚居在平原和盆地等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此外，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其他民族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逐步形成了大一统的格局。

历史地理学对中华文明从黄河中心到长江中心的南向变迁，有一个更为有意思的解释。历史地理学认为，黄河流域孕育出华夏文明，长江流域孕育出荆楚文明，这两大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流。这两大文明的发展程度还是有所差别的。华夏文明比荆楚文明发展得更迅速更成熟，最终占了上风，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但是，学术界提出了质疑：既然黄河流域的环境比长江差得多，那么，是什么契机使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发展得反而比长江流域的荆楚文明更迅速更成熟？历史地理学让后人茅塞顿开。黄河从春秋时代至今决口1500多次，大改道26次，的确是一条害河。春秋至今近三千年，那么春秋之前的黄河呢？而中华文明恰恰是距今七八千年前到三千年前的这段时间产生的。《中国文化概论》指出：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基本为草原覆盖，而且拥有大量森林，极适宜作物生长和人类繁衍。这一带甚至有白猿、犀牛、大象，可见其环境比现在的长江流域还好。这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结论同样可以在汉字中得到映证：河南省的简称为“豫”，以象耕田之意。从春秋战国起，边缘政权就希望“逐鹿中原”。良好的植被生态环境自然使得黄河灾害较少。中华文明的始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因此均起源于黄河中下游。距今四五千年前在长江中下游产生的屈家岭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之一。但为何发展程度较低，而只有黄河文明才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呢？这与当时的物质条件有关。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农耕文明虽然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但由于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长，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的水平，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也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而长江流域是黏性较大的红土层，而且多为水田，显然不适于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古代的长江流域并不像现在这样，既然当时黄河流域温暖湿润得能有犀牛大象，可以想见长江流域会酷热潮湿到什么程度，大概有点像现在的亚马逊原始热带雨林。《说文·林部》云：“楚，丛木也，一名荆。”这说明楚人的祖先曾活动于荆山丛林之中。湖北省嘉鱼县蛇屋山一带有红土型金矿，这种矿床只能在很长历史时期的热带雨林中发育，证明长江流域在古代的确曾为热带雨林气候。古代典籍中经常提到南方山林中的“瘴气”“瘴疬”，使中原人视南方为畏途。《辞海》称：“瘴气，旧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气”，“瘴疬：内病为瘴，外病为疬。南方湿热之地有之”。由此可知，南方气候湿热，瘟疫横行，毒蛇猛兽出没，使长江流域成为不适于人类生存的蛮荒地带。西周初期华夏文明已发展到较高程度，荆楚仍处于艰苦创业阶段。“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所以中原人称南方为“南蛮”、“苗蛮”、“荆蛮”、“荆楚”。直到汉唐北宋时代，岭南（广东）仍属流放地，故有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哀怨，和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自慰。由此可见，原始的工具、黏性较大的土壤、湿热的气候及艰难的环境使长江流域的荆楚文明没能发展为中华文明的主流。

但是，从距今三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为何长江文明日益发展起来，而黄河文明却逐渐衰落呢？学术界提出了种种解释。其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自然现象的演变为后人提出了更加圆满的答案。第一，铁器时代的到来为先人开拓南方提供了可能。铁器大致产生于战国时代，有了铁器和牛耕，才能高效地在长江流域的红土层上耕作。从考古材料看，我国南方的楚、吴、越，是最早制造和使用铁器的几个国家之一。尤其是楚国，已掌握了冶炼铁、钢的先进技术。第二，气候的变迁使南方更适于人类的发展。从距今三千年前起，中国大陆的气候逐渐变冷变干旱，使北方草木萧杀，灾害增加，而南方则变得更适于人类活动。第三，北方过度的开发，使人类遭受了惩罚。黄河流域成为文明中心后，过度垦殖和频繁战火破坏了良好的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和黄河肆虐，人民流离失所。中原优秀的农耕男女大批南迁，从而使长江流域得以开发。史载“河患萌于周季，侵淫于汉，横溃于宋”，可见周代以前黄河河患较少，正是因为产生了华夏文明后才使黄河变为害河。第四，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侵扰，迫使北方王朝经常南迁，偏安一隅，从建都南京的六朝一直到南宋偏安杭州，经济文化中心南移，逐渐使长江流域高度开发，超过了北方。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曾在一篇题为《中国周期性的内部冲突战》的论文中指出：中国和平与内乱的循环有一种很精确的周期性，大致是几百年一个周期，直接原因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周期性的冲突引起的。而游牧民族的南侵浪潮的背后也同样与气候的变化规律有关。在较冷的三千年中，年平均气温有2～3℃的摆动，寒冷时期大致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殷末周初）、公元400年（六朝）、公元1200年（南宋）和公元1700年（明末清初）。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期。殷末周初，落后的周人灭了先进的商人。公元400年的六朝时代主要指南北朝。所谓“五胡十六国”，是指北方五种主要游牧民族南侵，建立了北中国王朝，并最后融合于汉族的过程。南宋时期，北方的女真、蒙古等多种游牧民族南侵，最终灭了宋王朝。明末清初时期，北方的女真族南下灭了明王朝。这些时期全是寒冷的年代。气候温暖的汉唐两代恰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北方游牧民族节节退让。

为什么气候冷暖与治乱更替如此巧合？这绝非偶然。气候寒冷时期，北方草原区水草不丰，畜群无以为食，游牧民族自然要南侵劫掠。而北方农业区也因气候寒冷，作物歉收，灾害频仍，农民起义不断，中原王朝国力衰微。游牧民族是有利则进，不利则退，故而战乱发生，中原王朝南迁或崩溃。气候温暖时期，北方草原水草丰盛，游牧民族缺乏南侵的动力，北方农业区也灾害少，收成好，国力强盛，即使游牧民族南侵也往往“不利”，因此可保长治久安。

四、从“多元一体”论看我国民族问题与边疆问题的关系

1988年秋，费孝通教授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著名论文，阐述了他一个重要论点，即中华民族以汉族为核心，在长达几千年复杂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一种“多元一体”的大格局。文章以大量考古成果及历史文献为根据，系统说明了这个格局的起源发展与民族关系的内容特点等。此论一出，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事实上，关于我国民族关系的格局问题，从前一直处于百家争鸣之中。到了“文革”结束后，才有较为一致的观点。学术界普遍认为，汉族的前身华夏民族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始于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区之所以会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地理环境的优越和气候的适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争洗礼（阪泉大战，涿鹿之战，征伐三苗），洪水治理和实力政治同样为逐鹿中原的霸主们提供了基础。还有学者认为，“整个中国的古代文化就像一个重瓣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围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里圈花瓣，再外围的文化中心则是外围的瓣。这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因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华文明的历史之所以几千年延绵不断，是与这种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

用“多元一体”的观点观察我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在当代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论与本土论，否定了起源问题上的一元论和外来说。这为在民族关系中树立民族平等观、反对大汉族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汉族在中华民族中的核心地位并非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汉族的形成、发展壮大以致最终成为核心民族也是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的，而非一些人认为汉民族“天然”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这一结论在当代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上的意义。比如有的汉文文献认为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继续在中原发展者最终成为汉族，迁徙到边疆者发展为“四裔”各民族。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大汉族主义”在民族起源问题上的体现，既不科学，也非常有害。“多元一体”论打破了“大汉族”的话语霸权，也是对国家倡导的“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方针做了一个较好的历史注释。要尊重民族的多样性，尊重各民族的历史及多姿多彩的文化。

与此同时，“多元一体”格局论号召包括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要自觉维护边疆安全与国家的统一。特别是在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主要就是从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的。他们利用中国的民族矛盾，企图分而治之，破坏中国的统一。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我国各民族人民为救亡图存，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