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与民族问题

自19世纪开始，中国开始走下坡路。统治阶级更加腐败，政治黑暗，全国武装力量陷于瘫痪。国内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连绵不断，清廷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正如“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与此同时，欧美国家自18世纪中叶开始的产业革命取得长足的发展。拿破仑战争后，英国的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到1830年代，其产量已占世界工业产量的一半。尤其是纺织品工业，生产严重过剩，迫切需要扩大国外市场。为了寻求和开辟世界市场，以英、法、美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加紧了对外扩张与侵略，英国成为开拓殖民地的急先锋。中国很早就成为它觊觎的对象。1840年，英国发动了对华鸦片战争，拥有庞大兵员的清军，虽人多势众，但因制度腐朽、技术低下，大刀长矛终敌不过坚船利炮。清政府无力制止英国侵略祸水东流，被迫于1842年订了城下之盟《南京条约》。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转折点。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晚清中国国势大衰，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发展。它正如毛泽东指出，“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此，中国由独立自主逐步沦入丧失主权与领土的境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并没有吸取战争失败的教训，卧薪尝胆，励志图强，相反，逐步走向依附于帝国主义，共同对付国内日益高涨的太平天国及捻军的人民革命运动。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清帝国虽然依靠洋人镇压了太平天国及捻军农民运动，但是清政府已被折腾得财力殆尽，国势更衰。从此，近代中国不断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而中国的外患，无不是从我国的边疆民族地区开始的。可以说帝国主义侵华是我国近代边疆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一、帝国主义侵华与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

在晚清中国衰败之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输出逐渐代替了商品输出，成为列强对外经济侵略的主要形式，因而列强对殖民地的争夺更加迫切。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也表现得更加突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赶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日本通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之初击败法国，完成了日耳曼各邦的统一，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和最新的工业技术。此外，从1873年开始到19纪世末，资本主义世界连续发生四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为了摆脱自身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转嫁经济危机，列强竭力加紧对市场、原料及投资场所的争夺。也正是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各资本主义大国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

在对东方的资本输出与殖民争夺中，资本主义大国均看好中国。因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取得了在中国沿海口岸的商业特权，中国广大内陆地区尚未对其开放。它们迫切希望打开中国的门户，开辟中国内地的广阔市场。法国总理茹费理在法国议会中宣称：资本主义国家，在至今尚未开发的地区，在那个非洲、在那拥有巨大资源的亚洲，特别是那广大的中华帝国内，要极力攫取它们自己的一份，……我们要站在那富庶区域的门口。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占领中国四周的“门口”，加紧侵略中国边疆与周边国家，以便从中国的背后打入内地，开辟陆地通商捷径，发展势力范围。自古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种“藩属”关系。“藩属”体制可分为二种：一种是外藩即属国，对中国定期朝贡，中国皇帝不过问其内政外交，不将属国纳入中国版图，但对属国有保护的责任，如朝鲜、越南；另一种是藩部，要归顺中国皇帝，纳入中国版图，委派大臣管理，但对其内部事务采取分封制，藩部外交、国防由中央管理，如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但是，中国皇帝与宗藩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时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其内部事务干涉过多，导致属国国王或藩部土司与中国皇帝关系恶化以及民族间的矛盾。这种情况给资本殖民主义者以挑拨离间、分裂中国的机会。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全国性的边疆危机。

19世纪60年代，清朝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深感洋枪洋炮的威力，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故此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先出现的不是经济领域里生产的发展，而是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变革。在急于获得国外先进的装备技术的同时，人们也对提高国家整体战略防御能力提出了要求。此时，没有海军的中国传统国防体制在列强的侵略下，基本上失去了保卫疆土的作用。海洋在古代的条件下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国防屏障，但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之后，中国传统的国防体制已走向崩溃。东瀛日本的崛起，又在中国东方增加了一个强敌，这就迫使清政府改变历来专注陆防的传统观念。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成了侵略台湾的最危险的敌人。它当时有强烈的向外侵略扩张的要求，目标是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日本在强迫琉球国王接受其藩王封号后，便于1873年3月利用1871年琉球船民几十人因船失事漂流到台湾琅石乔地方遇难一事，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到北京，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交涉。1874年初，日本决定向台湾进兵。4月，日本设立台湾藩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局长，在长崎设立侵台的军事基地；同时又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藩地事务都督，负责指挥侵台军事。1875年，日本出动陆、海军3000余人，在西乡从道率领下，悍然进攻台湾。1879年还正式吞并琉球，废除其国王，将琉球改为冲绳县。

正当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点燃侵略台湾的战火时，英国又在中国的西南边疆挑起了衅端。1876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口马嘉理事件对清政府大肆讹诈。马嘉理事件发生于1875年初的云南边境上，其根源在于英法殖民者企图从境外抢先侵入中国云南。1868年，英国第一次派出所谓探险队从缅甸的八莫出发，闯入中国边境，妄图从腾越（今腾冲）进入大理，由于遭到控制这一地区的杜文秀回民起义军的阻挡，未能达到目的。法国则于1866年组成探测队，从越南的西贡出发，探测从湄公河（澜沧江下游）通往中国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该河上游不能通航，于是把注意力移到北越，想从这里取得进入云南的通路。1874年，英国又成立一支由193人组成的武装探路队，由上校军官柏郎率领，从缅甸的曼德勒出发，北上探测滇缅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向清政府谎称这是少数人的探路队，是来华游历的，还特地选派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官马嘉理前往云南接应。1875年2月，马嘉理带柏郎的武装探路队擅自越境，闯入云南的蛮允附近。2月21日，马嘉理被当地人民盘问，他态度蛮横，并开枪行凶，愤怒的群众把他打死，柏郎被迫退回缅甸。马嘉理事件完全是英国蓄谋侵犯中国边境引起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却向清政府提出以断绝外交关系，增派军舰来华相威胁。1876年2月，英国派出4艘军舰，由印度来华，为威妥玛的外交讹诈助威。在英国的多方威胁下，9月23日，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16款，规定中国赔偿白银20万两，派专使赴英赔礼道歉。另外，还议定了英国人入藏“探路”专条，规定英国可派“探路队”从北京出发，经甘肃、青海，或者由四川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派员由印度进入西藏。英国侵略者通过中英《烟台条约》和“另议专条”，除攫取更大的通商、领事裁判权外，更觊觎中国的西南边疆，尤其是对西藏虎视眈眈。

在西北边疆，野心勃勃的沙俄把魔爪伸入中国新疆。1864年10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此后，沙俄妄图鲸吞整个新疆，进而南下与英国争霸南亚地区。1864年，新疆回民在陕甘回民反清斗争的影响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举事。这些武装暴动一开始就被反动封建主窃取了领导权，他们实行封建割据，有的甚至进行通敌叛国的罪恶活动。喀什噶尔封建主金相印为了攻下汉城，竟向浩罕汗国乞师。浩罕的统治者派部将阿古柏于1865年乘机自中亚进入南疆，1867年阿古柏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意即七城国），自立为汗。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南疆全部和北疆的一部分。阿古柏妄图同时勾结英国和沙皇俄国。但俄国为了防止阿古柏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并乘机侵略中国，竟借口安定边境秩序，于1871年7月悍然出兵强占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美其名曰代为收复，实际上却设官分治，占地垦殖，对当地中国居民征收重税，把伊犁地区置于阿拉木图的沙俄行政长官管辖之下。英国见沙俄侵入新疆，也不甘落后，梦想以印度为基地，侵占西藏，插足新疆，以排挤沙俄侵略势力。1874年，英国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承认阿古柏政权，并以提供枪支弹药为条件，取得了在阿古柏统治区通商、驻使、设领事馆等特权。所以，中国西北边疆的危机，归根结底是英、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活动及其相互矛盾所造成的。

资本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扩张，对中国的边境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国的边疆地区大都受到外国侵略的压力，危机几乎同时出现，标志着中国边疆普遍危机的开始。中国的陆疆和海疆同时发生了危机，“海笨之波涛未息，山瞰之游缴纷来”。这种陆上和海上两个方向同时吃紧的安全形势是清王朝从未遇到过的。尤其是从来为中国所“小视”的日本侵略台湾并签定中日《北京专约》后，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边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展开了一次内部大讨论，以图调整国防战略，确保王朝安全。

二、“海塞之争”与中国近代海权问题

面对俄国在西北陆疆和日本在东南海疆挑衅的双重边防安全困局，清王朝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和边防重点。1874年，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此进行了一场广泛的讨论。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这次争论，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来“重陆轻海”的国防战略思想，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中国数千年的地缘战略史上，以中原为政治中心的封建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蒙古高原和东北山林地区游牧民族的侵扰。这些封建王朝几乎无一例外的以北部和西部两个方向作为国家安全的重点防御方向。依据这个战略重点建立的庞大的陆军部队，起到了保家卫国的作用。而古代的东南沿海疆域基本没有真正遭到过外敌入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欧亚海上航路开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海洋在古代的条件下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国防屏障。清王朝入主中原后厉行海禁，使海防空虚，武备废弛，最终直接导致了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中抗击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的失败。在经历了这两次打击之后，传统的国防体制已走向全面崩溃。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清朝统治集团内就国防战略重心的部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有名的“海防”和“塞防”孰重的持续争论。争论的结果使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地缘战略重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场争论以“筹铜”（即筹备军费）为导火线。无论是加强东南海防，还是向新疆进军，都需要筹集巨额经费。而清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却已捉襟见肘。如何处理海防和塞防的关系的争论便以“筹铜”为导火线在大臣之间激烈展开。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官员，鉴于筹办海军需要大量军费而清政府“财用极细”，主张停止在西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放弃新疆，改变“历代备边多在西部”的国防战略重点，将国防重心从西部边塞转移到东南沿海，“移西铜以助海防”，专重海防，确保东南财富区的安全。在李鸿章的鼓动下，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出兵必败论”甚嚣尘上。如吏部尚书崇实认为新疆“纵能暂时收复”，“万里穷荒，何益于事”？山西巡抚鲍源深亦持此论。湖南巡抚王文韶、漕远总督文彬、山东巡抚丁宝祯、江苏巡抚吴元炳等则代表了传统的观点。他们认为俄国与中国东北和西部接壤，而今又占据伊犁不归，其“心自贪欲逐，骏骏有日逼之势”，所以当务之急在于防俄，否则“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挑衅于东南”。他们主张以西部陆上防御为主，全力注重西部塞防，神速进军西部，及早收复新疆。这种观点实质上仍以西部陆上边塞防御作为国家安全的惟一防御方向。

1875年4月，督军西部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提出，从国家整体安全的角度出发，新的国防布局应海防塞防并重，“窃维时事之宜筹，漠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以两个方向共同作为国防战略的重心，在西部和东南同时加强军事防御的建设，二者不能偏废。不过当前应当侧重于解决新疆问题，因为海防是否巩固，也与西域边疆得失关系密切，况且此时日本侵入台湾事件已经了结，东南海防并非燃眉之急，而西北边疆却强敌压境，事态还在急剧恶化。片面地强调海防而忽视塞防，不仅不能有利于海防的发展，而且会由于塞防形势的恶化而影响到海防，最终给国家的国防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左宗棠驳斥了李鸿章放弃新疆的谬论。他认为从战略形势上看，新疆为国家西北屏障，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中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西北至北各关隘连成一线，构成完整的国防北线防御体系。重视新疆是为了保卫蒙古，保卫蒙古是为了拱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才无隙可乘。这就是著名的“新疆—蒙古—京师”战略关系判断。左宗棠的意见极大地影响了朝廷的决策。虽然朝廷此时已深知国家海防建设刻不容缓，但新疆问题关系到蒙古甚至京师的安全，因此他们视此为国家安全的首要矛盾。最后，清政府权衡利弊，决定采纳左宗棠的建议，决心不放弃将西部塞防作为国防战略重心的选择。但同时基于对现实形势的考虑，清廷又将海上方向作为国家战略防御的另一重要方向，并明确告谕天下：海防“现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台湾之事现虽权宜办结，而后患在在堪虞。……延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西征，负责收复西部领土，以固塞防；并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祯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这就打破了中国漠视海权的传统。1878年，清军收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粉碎了英俄利用阿古柏分裂新疆的阴谋。

很明显，晚清决策者们希望以东南海防和西部塞防两个重点方向，作为国家地缘战略的重点，海防塞防同时兼顾，既抵抗陆上强国俄国的侵略，又对海洋强国日本等国进行防御。中国传统的以塞防为主的地缘战略重点发生了些微的变化，开始重视海防了。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设立台湾行省，同一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海军领导机构——海军事务衙门。在李鸿章的实际主持下，中国政府大量进口欧洲列强的铁甲舰，建立了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海军。中国近代安全防御战略体系初步建立。但是，数千年来中国人重陆轻海的传统疆国观积重难返。在东亚的国际关系竞争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立即走上了“海军强国”之路，早已将中国视为主要敌人。作为海岛国家的日本，早已将筹海战略置于重中之重。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证明了近代中国海洋战略与海权观念的严重落后。

三、传统疆国观的历史局限性

以大一统的天下观为代表的古代疆国观念，作为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遗产，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我国疆域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础。但是，它也有历史的糟粕性。

第一，“重农轻商”、“重陆轻海”的守土思想，在近代以来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阻碍了中国人对开拓海洋重要性的认识。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东亚农业大国，因此，在国防战略上表现为“重陆轻海”，明清时期甚至出现了“海禁”。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在古代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北部和西北边疆，中国一直以来不重视对海防的建设和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宋朝设立了市舶司，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明朝中国的海疆受到倭寇和海盗的骚扰，中国沿海数千里居民惨遭荼毒，严重影响了明朝的海上交通，也影响海外国家的入贡互市。明朝对此不得不采取海禁措施。清朝与历代统治者一样，均重视陆防而忽视海疆。清初为了防范台湾郑成功和荷兰人的骚扰，也实行海禁政策。统一台湾以后，清朝的边防出现较大变化。随着俄罗斯的东侵和中亚少数民族的来犯，中国的治边重心转向西北陆地边疆，而东南海疆的保守局面开始形成。统一中国后，康熙帝曾一度设置对外贸易港口，建立海关，及时调整海禁为开海政策。但是到了康熙后期，由于东南沿海海盗的骚扰，以及康熙帝对外国传教士和对台湾地位认识的改变，清朝又实行海禁的政策。这一政策被雍乾两朝所继承，并且随着西力东渐的不断加强，对海疆的防范限制不断加强。乾隆以后，以英国为首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侵华步骤，清朝海疆政策随之发生深刻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东南海防被迫打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海防的大门进一步打开。而中法战争中海战的失败，清王朝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开始筹建新式海军。但是，为时已晚。“重陆轻海”的传统思想，迟滞了中国海疆战略与近代海军的发展。只有扬弃传统中国的“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旧思想，而走依靠大陆、面向海洋的新战略，解放思想，积极谋求海外发展，中国才有出路。这也是近代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给后来中国人的教训。

第二，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大一统观念，在封建社会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国家的统一，但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进程中，却相反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与进步。首先，表现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限制了地方因地制宜的权利。而在当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往往表现为中央政府“统得过死”。而地方自治与联邦制恰恰是现代西方国家社会进步的根本性标志之一。其次，国家疆域的统一与发展，需要国防思想与军事力量的统一。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国防观念不利于近代国防建设。儒家强调“皇帝就是国家”，于是在军队中也强调忠君忠上的观念。国家的军队成为“某家军”。这正是我国近代军阀制度的起源。以李鸿章为例，在上述晚清“海防塞防”争论中，李鸿章意识到东南万里海疆成为列强入侵为患的门户，数千年来中国以海洋为屏障为大防的情势不复存在，国防战略的重点应由传统的西部塞防转移到东南海防。其思想虽然有许多先进之处，但他放弃新疆塞防、专注海防的看法显然有私心误国之嫌。李鸿章后来出任北洋大臣专管北洋水师，但是，他养兵千日，不在保家卫国，而在以“李家军”拥兵自重，而不敢与洋人开战。面对日本对台湾、琉球和朝鲜的不断侵略，李鸿章认为日本是中国的“十年之忧”。十年后的中日甲午海战中，貌似强大的北洋水师执行李鸿章的避战求和的作战方针，落得被动挨打，结果全军覆没。而南洋水师却按兵不动。甲午战争的惨败证明，仅仅依靠军事强国，靠技术保卫边防是不够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也是利用中国的军阀割据，从东北向华北，各个击破，将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大半个中国大好河山落入敌手。

第三，“华夷秩序论”，不利于民族平等观念的建立。基于华夷秩序论的“华夏与边缘”的民族关系，事实上是大汉民族主义的表现，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贱视夷蛮狄戎的一面。在处理与落后民族和周围国家的关系中，我国封建王朝往往使用文化和道义的力量，以行“仁政”的理念，来处理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但是，作为封建统治者，他们对边疆民族的“不顺”之举，更多采取了“恩威并举”中的武威一面，使得中国的民族关系与边疆稳定常常出现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将之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与睦邻外交方略，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崛起与复兴的时代终于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