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美交往的历史遗产

19世纪中后期，太平洋的波涛将两类社会地位不同的中国人由中国送往美国。一类是加利福尼亚金矿被发现以后，以“契约劳工”的身份登上美国国土的华工，一类是自1872年开始由清政府派往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清廷将选派“聪颖幼童”赴美国学习的宗旨视为“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这两类被太平洋波涛裹挟东去的中国人的自然生命都早已结束，然而，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社会归宿却大有不同。中国赴美劳工在金矿开采、铁路架设中为美国的经济繁荣流尽血汗，但美国在本身的西进运动完成之后，以“排华”代替了继续招雇中国劳工。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这一支中国人东去的人流中断了。他们对美国的看法，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除了留下一些在美国受尽歧视与剥削后写成的血泪斑斑的诗篇之外，基本上是无声无息。

赴美学习的中国人则不同。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代中国人通过各种途径负笈北美。这一支人流的声势不断壮大。与前者不同，他们有回流、有影响，不但架起了中美文化交流的一座座桥梁，而且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大洋彼岸的那一大片土地的确有吸引力。那一片土地曾毫不留情地吞噬了大批中国劳工的生命，但同时它又培育了一批批中国的精英。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为例，他在少年时代便赴檀香山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在研究了美国历史之后，孙中山先生最推崇美国总统林肯关于“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政治主张，遂将其与中国实际结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一创举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不可限量。

这里还特别要提一下“庚款留学”运动。1901年《辛丑条约》所含的不平等条款中规定，中国政府要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其中美国分得三千二百多万两，约合两千五百万美元。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早期留美学生）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减少赔款。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则于1906年正式向本国政府提出“退款办学”。将“退款办学”的本意阐述得最清晰的是当时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他在致老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得到最大的回报。对于商业来说，精神比军旗更可靠。”^〔2〕老罗斯福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经与清政府商定，美国将一千一百万美元自1909年至1940年逐年退还给中国，用于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的费用并创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其中更为具体的规定是，中国赴美留学生80%将学习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习法律、政治、经济等。庚款留学还规定，以庚款为经费的留美学生学成后必须回国。

20世纪初中国学子赴美求学时，美国本身也正在进行着革命性的变化。在美国国内，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但是仍在拼命追求工业主义、追求组织大生产的合理化和科学化。在国外，美国则开始寻求市场经济的“新边疆”。初次踏上美国土地的中国青年学子，面对着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一个开放的、竞争的社会，心情复杂而感慨不已。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往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叹。这个时期的中国留美学生，大多笃信“科学救国”。他们学成回国后，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工业发展、科学研究等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成为真正的奠基者、填补空白者和播火者。他们之中有桥梁专家茅以升，气象学家竺可桢，建筑学家梁思成，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化学家侯德榜、杨石先，航空学家钱学森，水利学家张光斗，经济学家陈岱孙以及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等人。实际上，以上所列的名字只是中国现代化大潮中留美运动的一批代表人物。从不久前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的“中国现代留美运动口述历史项目”来看，20世纪上半期的留美运动称得上是波澜壮阔，而其中的每一朵浪花也都有自身的夺目光彩。也许可以这样说，这些先驱者们除了在各自专门领域中的特殊成就之外，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贡献则是展示并实践了真正的科学精神，而这一点是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正如罗荣渠先生在仔细研究了这一段历史后指出的：“这段史实的重要性在于：真正的科学主义精神和科学人生观不是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而是中国留学生自己从外国输入的。”^〔3〕

美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既如此密切，那么美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在现代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动感情的问题。美国似乎总是与中国人的痛苦和希望联系在一起。中国人在看美国时，总难免受到一个复杂多变的外部世界和一个同样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制约和影响。由于中国在近代受到了太多的欺负，中国人在看待外部世界时总会受历史阴影的影响。历史学家章百家在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后曾说：“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并不在于旧的对外交往体系的彻底崩溃，而在于它刚踏入新的国际社会时一下子就被抛到了最底层，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卫的手段。在两种国际体系交错的过程中，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先进与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矛盾地共融于中国人的心中，交替起伏，因时而异。”^〔4〕应当说，这也是中国人同美国交往中在心理层面的一份历史遗产。不过，美国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与美国人对政治悲剧的全然无知之间是一道巨大的鸿沟。一位中国留美青年学者曾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他和友人开车从美国东海岸西行，在亚利桑那州迷了路，竟鬼使神差般地绕到一处早年华工的遗址。那儿有一座极其简陋的纪念室，室内有一些关于当年修筑铁路的华工们的介绍。这位青年在遗址边站立良久，感叹地对同伴说：“我们现在还是在替美国铺路，是信息公路。”看来，这些积淀很深的历史遗产，还将伴随今后几代中国人。这个故事也同时说明，当年华工苦力的经历和中国留美精英学子的思考可以跨越上百年的时空界限而汇合为一，其汇合点是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