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汗的大陆：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

1．《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与《鄂多立克东游录》

对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来说，大汗统治下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神奇美好的地方，它遥远广阔，像另一个星球。1250年前后，修士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出使蒙古，隆主麦人安德鲁率领的使团，也到达哈喇和林。然后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1275年前后到汗八里（北京）。马可·波罗离开刺桐港（泉州）时，约翰·孟德·高维奴到中国，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的大主教。鄂多立克1318年从威尼斯出发，沿着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的道路到刺桐，从南到北云游中国6年，离开汗八里的时候，正赶上孟德·高维奴去世。据说此时在中国的拉丁基督教教团，已有上千人。刺桐主教安德鲁在泉州城外半里路，有一座“华丽舒适”的天主教堂，可供20位教友住宿。1339年，教皇的使节约翰·马黎诺里从那不勒斯启程，三年后到达中国，在汗八里住了三年，返回欧洲的时候，距离柏朗嘉宾东行，已经整整一个世纪。

从1245年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到1347年马黎诺里从刺桐登船返回欧洲，蒙元世纪间到中国的欧洲人，历史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就不下100人。从1247年柏朗嘉宾写作《蒙古行记》到1447年博嘉·布拉希奥里尼完成他的《万国通览》，整整200年间，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其中包括游记、史志、书简、通商指南、小说诗歌——都出现有关中国的记述。这些文本现存的主要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247年）、《鲁布鲁克东行记》（1255年）、《马可·波罗游记》（约1299年）、孟德·高维奴等教士书简（1305—1326年）、《鄂多立克东游录》（1330年）、《大可汗国记》（约1330年）、《通商指南》（约1340年）、《马黎诺里游记》（1354年）、《曼德维尔游记》（约1350年）、《十日谈》（1348—1353年）、《坎特伯雷故事集》（1375—1400年）、《克拉维约东使记》（1405年）、《万国通览》（1431—1447年）、《奉使波斯记》（1436—1480年）。

现实世界的旅行，将商人传教士带到中国，是中西交通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文本世界中的旅行，将中国形象带回欧洲，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是西方文化史中的大事。我们从“大汗的大陆”这个起点开始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此时西方观念中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明确的国家，不如说是一片模糊的大陆，遥远、广阔、神秘。

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东行，写出《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与《鲁布鲁克东行记》，标志着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尽管，中西交通与西方有关中国的传说，可能远溯到古希腊，柏朗嘉宾走过的草原之路，可能是希罗多德《历史》中记载的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商队的“黄金之路”，也可能是托勒密记载的马其顿商人前往赛里斯国的商路。而西方有关“丝人”与“丝人国”的传说，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克泰夏斯笔下，一直到中世纪也未曾中断。但是，所有这些记载，不仅事迹难稽考，而且多有语焉不详之处。直到柏朗嘉宾介绍一个名叫“契丹”的民族，而鲁布鲁克进一步证明大契丹就是古代传说的丝人国，确定的中国形象才出现在西方。《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与《鲁布鲁克东行记》的叙述承前启后，不仅确认大契丹就是古代传说的“丝人国”，续起古希腊时代以来欧洲关于“丝人”或“丝人国”的传说，而且预见了以后几个世纪西方文本中中国形象的重要特征，如国土广阔、城市繁荣、物产丰富，盛产大量的丝绸、使用神奇的纸币，到处都是堕落又善良的偶像教徒。

蒙元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旧大陆带来的“世界和平”，瞬间推进了欧亚大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旅行与贸易、观念与知识，都开始了一场革命。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世界市场的雏形出现；二是世界地理的观念开始形成。在汗八里或行在，可以看到来自中亚、西亚、欧洲的商人；在威尼斯或里昂，可以买到西亚的织品、珠宝，印度、爪哇的香料，中国的生丝与瓷器。旅行与器物的交流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中世纪基督教狭隘的世界观念被大大扩展，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广阔，而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大汗统治的契丹与蛮子可能是最诱人的地方。“旅行已经揭示了在亚洲东部有一个帝国，其人口、财富、奢侈和城市的伟大均不仅是等于而且超过了欧洲的规模。抓住了拉丁欧洲的想象并改变了它的思想观点的，更多的是去中国的旅行，而不是去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当时大多数欧洲旅行家既前往中国，也到过波斯和印度，但是他们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

西方文化中最初的中国形象，是传奇化的、世俗乌托邦化的“大汗的大陆”。虔诚的高维奴在他寄自北京的第一封信的最后写道：“据我见闻所及，我相信在土地之广、人口之众、财富之巨等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王或君主能与大汗陛下比拟。”（高维奴出使一共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是从印度发出的。第二封信与第三封信都是从中国北京发出的，所以他的第二封信又是他从中国发的第一封信。）泉州主教安德鲁也说：“我不想谈这位伟大皇帝的富有、庄严和光荣，帝国国土之广，其城市之多而且大，帝国治理秩序之清（国内无人敢拔刀侵犯他人），因为如果一一描述，这封信就太长了，而且听到的人也不会相信。因为即使是我，虽然亲身在这里，听到这些事情，也很难相信。”

蒙元世纪欧洲把对世界“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而他们关于中国最美好丰富的描述，则留在了《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与《鄂多立克东游录》这三部游记中。1250年前后问世的《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与《鲁布鲁克东行记》，只提供了一个中国形象生成的起点，真正让中国形象鲜明地进入西方人的知识与想象视野的，是半个世纪以后陆续出现的三部著名的游记。三部游记在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还不是《马可·波罗游记》，而是《曼德维尔游记》。1500年之前，欧洲各主要语种，都有了《曼德维尔游记》的译本，保存至今的《曼德维尔游记》的手抄本，有300种之多。而《马可·波罗游记》则只有143种，《鄂多立克东游录》70余种。

1275年夏末秋初，波罗一家离开威尼斯四年以后，随着大汗御驾，从上都哈喇和林到大都汗八里——今日的北京，进入今日中国的领土。马可·波罗的三重身份，首先是威尼斯商人，其次是基督徒，最后是大汗的使者。商人的眼界关注的是物产。《马可·波罗游记》多描述旅行的里程、城市、物产与贸易情况。当然，除了丝绸、香料、宝石、黄金之类，马可·波罗也会注意到宗教信仰与风俗，这是基督徒所关心的。最后可能还有大汗的使者，蒙古帝国疆土辽阔，甚至超出大汗的想象与控制。骑在马背上奔驰的时候，土地一边出现一边消失，世界是流动的，也是没有整体的；一旦坐在王宫中，想象帝国的版图，一切都静止了，令人绝望地延伸到四面八方，延伸到知识与权力之外，征服的帝国成了无尽的、不成形的废墟。实际上大汗也确实需要关于他的帝国的知识。“马可·波罗又发现大汗喜欢听各地的风俗民情和异国他邦的奇闻轶事。因此，他每到一处，都注意搜集和采访这类材料，务求确实，一有所见或有所闻，必定详细记录，以便满足他的主人的好奇心。……马可·波罗处在这种优越的地位，凭他自己的观察或搜集别人的传述，得到了丰富的，当时人还不了解的东方各地的风土民情材料……”

《马可·波罗游记》内容丰富庞杂，有关中国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物产与商贸，2．城市与交通，3．政治与宗教。契丹蛮子，地大物博，城市繁荣，政治安定，商贸发达，交通便利。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见闻庞杂繁复，然而最让他记忆深刻的，还是中国的物质文明。每到一处，他都兴致勃勃地记述当地的物产、建筑、道路、行船与桥梁。中国城市，无论是契丹的汗八里，还是蛮子省的行在（京师），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从上都到大都，大汗宫殿的雄伟壮丽令人震惊。“汗八里城坐落在契丹省的一条大河边，以辉煌和威严而著名……在汗八里及城郊（城郊有12个大的城郭，分别延伸在12个城门外）居住的居民总数多得难以想象……各种珍奇稀有的东西从世界各地运到都城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能与之相比。”“……雄伟壮丽的行在（Kinsay，即杭州）市，这个名字是‘天城’的意思。因为，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这里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所以有‘天城’之名。”在汗八里城大汗的造币厂，人们制造钱币的方法如同点金术，一张纸上盖上印章，就变成纯金纯银一样。大汗领土之内每一个地方都流通这种纸币，“……帝国所有的军饷都用这种纸币支付，价值与金银无异。可以完全肯定，大汗用这种方法能最大范围地获得金银财宝，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君主都多。”

正如黄金是财富的象征，传奇化的大汗形象，则成为权力与荣誉的象征。马可·波罗说：“在这本书里我们要讲的是当朝大汗——忽必烈汗的所有伟大成就。‘汗’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王中之王’，这个称号加在他的名字后面当之无愧。迄今为止，他所拥有的臣民之多、疆域之广、财富之巨，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君主；没有人能享有像他的臣民对他那样的绝对服从。”《马可·波罗游记》描述大汗的战争、朝宴、狩猎，无不在渲染其阔大的场面。大汗的宫廷里一年举行许多节日庆典，每次庆典都有一万二千名男爵穿着金袍参加，金袍都是大汗赏赐的，每年他都要赏赐这一万二千名男爵十三套金袍作为节日礼服，大汗有一支由一万二千名骑兵组成的卫队，经常带着几万人的队伍狩猎，猎犬就不下五千只……

《马可·波罗游记》将大汗统治下的契丹与蛮子，描绘为财富与权力的世俗天堂，像是当时流行的骑士传奇。鲁布鲁克当年听说契丹富有广大，将信将疑，马可·波罗则将鲁布鲁克当年听到的传闻，渲染得神乎其神。欧洲中世纪晚期的中国形象，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出现，这些文本提供各种不同的细节，从经济到政治、从物产到民俗、从地理到历史；同时，这些文本也相互引证、相互参照，经常重复一些共同的内容，比如说中国的地域如何广阔，中国的城市如何繁荣，中国的道路如何通畅，中国的物产如何丰富，汗八里的宫殿如何辉煌，大汗如何威仪万千。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的文本中，都有对大汗威仪的描述。而对大汗的描述最多也最传奇的，要数《曼德维尔游记》。曼德维尔也像其他游记作者那样用几乎程式化的套语赞叹中国的物产丰富、城市繁荣，然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有关大汗的传奇。在《曼德维尔游记》关于中国的章节里，大汗的故事占去70%的篇幅。大汗国土广阔，统治严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长老约翰”也没有他伟大，大汗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100多位妻子，土耳其的苏丹也没有他富有。

《曼德维尔游记》写得文采斐然，完全像是骑士传奇，游记主人公很可能是位朝圣者，或十字军骑士。他从欧洲出发游历东方，第一站就是圣城耶路撒冷，然后向东南，穿过伊拉克、波斯、埃塞俄比亚，到印度，一路艰险，但也见多识广，有各种圣迹、奇风异俗、畸人怪物，印度人长着狗头独脚、南方大洋有食人饮血的生番。最后从海上到中国，“离开都登岛继续向东航行许多路程，就会到达一个叫蛮子（Mancy）的国家（今长江以南地区）。这里仍属于大印度。这里有着世界上最精美，最丰富的商品。这是一片辽阔的疆域，共有两千座城市及许多的城镇，居民为基督徒和萨拉森人。这里没有穷人，无人靠乞讨度日。男人长着猫一般稀疏的胡须，女人则分外妖娆美丽。”有人发现，曼德维尔描述中国的这一段，是一字不差地从《鄂多立克东游录》上抄下来的。而游记中的其他内容，也是从当时可见的其他一些史志著作或传奇中搜罗来的，如博韦·樊尚的《史鉴》，普林尼、索林奴斯、塞维尔的伊西多尔的著作，亚历山大传奇，《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甚至《马可·波罗游记》。至于作者曼德维尔爵士，是位英国绅士，有个绰号叫“胡子约翰”，曾从英国逃亡到法国，最远可能还到过罗马，仅此而已。

马可·波罗的旅行从北方到南方，从契丹到蛮子；《曼德维尔游记》则从南方写到北方，先蛮子后契丹，而且地理概念不清。曼德维尔纯粹是位“座椅上的旅行家”，他杜撰的游记，却让他同时代人信以为真。在那个时代的欧洲，人们更容易相信奇迹，而不是现实。因为他们笃信无疑的《圣经》中，就充满各种各样的奇迹。当时人可以不信马可·波罗，因为他把真的说得像假的一样；但他们可能信任曼德维尔，因为他把假的说成像真的一样。欧洲人当时想象的世界，就是曼德维尔描述的那样，“圣经旧地”（指近东、西亚一带）充满奇迹，印度有狗头、独脚如伞、巨耳垂地的怪人，然后还有“长老约翰”广阔无边的土地，蒙古大汗的家世，一直可以追溯到诺亚的第二个儿子切姆（Chom），而大汗和他的大将们，就像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

尽管《曼德维尔游记》也像其他游记那样用几乎程式化的套语赞叹“大汗的大陆”的物产丰富、城市繁荣。然而曼德维尔最感兴趣的，还是大汗的宫廷生活：4000多位王爷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参加宫廷大宴，巫师发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号令，王爷们一会儿用手指塞住耳朵，一会儿又将手放在头顶，据说这是效忠仪式！大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国土广大，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100多个妻子，各种各样的鸟，大隼、游隼、雀鹰、猎鹰、鹦鹉，还有一万只大象，一万只狒狒、狨，许多炼金术士，200位基督徒，20位撒拉逊人……总之，越离奇越有人信。

《鄂多立克东游录》是那个时代最“实事求是”的东方游记。鄂多立克从海路到中国，将中国南部（马可·波罗说的蛮子省）称为“上印度”。“蛮子省有两个大城”，鄂多立克的旅行从南到北。他所见到的“辛迦兰”（Censcalan，广州）大城“比威尼斯大三倍”，从辛迦兰到刺桐，刺桐“有波洛纳的两倍大”，物品繁荣。再从刺桐到福州，从福州到“行在”（Kinsay，杭州），他说行在是“天堂之城”,“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简直不敢谈它”。他说“行在”的字义为“天堂之城”，大概是在中国听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鄂多立克从南到北旅行，在南京附近渡过长江，沿运河北上。他大概已经知道这条大江横贯的国土，江北叫契丹，江南叫蛮子。扬州、临清，从长江到黄河，鄂多立克的游历深入契丹。他见到一条名叫哈剌沐涟的河，也知道这条河“决堤时给该邦带来极大祸害”。鄂多立克是位细心的游行家，博闻强记、观察细致。在山东的临清，鄂多立克发现丝产丰富，但售价便宜得惊人。到大汗京都汗八里，鄂多立克看到的是“全世界最美的宫殿”。皇城宫阙巍峨，大汗的朝会、狩猎更是壮观。鄂多立克在汗八里居住了三年半，据说还有一次与四位教友去城外路旁迎接从上都回銮的大汗。

《曼德维尔游记》虚构最多，在当时也影响最大；《鄂多立克东游录》最写实，影响却最小。在当时欧洲的文化视野中，很少有人相信中国是一个现实中的国家，即使有旅行者去过，回来后讲述他们的见闻，也很少有人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而与之相反，如果有人凭空虚构，却与人们平时想象的一样，也会被信以为真。三部著名的游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在当时人们的接受视野中，基本上都变成了传奇。正如赫德逊先生所说的：“最早对中国的叙述确实唤起的只是无法置信，因为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成见是那么相反，那么像是神话。”

2．异域形象异想天开

《曼德维尔游记》多虚构而最流行，《鄂多立克东游录》多写实却倍受冷落，处在二者之间的，是后世最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三部游记中，虚构最多的，也流传最广。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关键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提出问题。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关注西方的中国观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现实，那么，首先是《鄂多立克东游录》的史料价值最可靠。历史记载中确实有鄂多立克这个人，确实有鄂多立克东游这回事，因此他的记述也最为可靠。其次是《马可·波罗游记》最值得研究，一则《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的中国内容最丰富，二则关于《马可·波罗游记》争议最大，究竟有没有马可·波罗其人、马可·波罗东游其事，尚待考证。最后是《曼德维尔游记》，完全是一部伪书，坐在椅子上向壁虚构旅行见闻，把东方游记写成充满神迹的骑士传奇，而且大段剽窃……不值一提。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形象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研究西方中世纪晚期的中国形象是如何构筑的，特征如何，其精神选择的机制是什么，《曼德维尔游记》的重要性反倒突出了。一个从未去过中国的人，才可能完全按照一般想象来描述中国；按照一般想象来描述中国的人，才可能赢得最多的读者。对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来说，大汗统治下的契丹与蛮子，与其说是现实的国家，不如说是一种传奇场景，只有出现在基督教《圣经》传说与中世纪骑士传奇语境中，才算可信。曼德维尔按照他那个时代的一般想象来描述中国，也恰好反映了他那个时代欧洲关于中国的一般想象。而对于跨文化形象学来说，那个“一般想象”才是最重要的。

以《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三大游记为典范文本研究中世纪晚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注的是这些文本构筑中国形象的方式、特征、结构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与传统史学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同，论题、基本假设与方法也都不同。最重要的区别体现在对待文本的态度上：传统史学假设文本反映历史的真实（事件的真实）并利用这种指涉意义，而跨文化形象学则认为文本是不透明的，文本是根据特定规则、感知图式、情感倾向构筑的，文本的现实性在于写作环境、知识范畴与话语模式对文本的制约，文本说明的是文本生产与交换的互文语境、话语文类、作者视野与意识形态。考辨当时文本有关中国叙述的真伪，是历史学家的兴趣，而有关中国形象的文化研究，重要的不是叙事的真伪问题，而是相关叙事如何在某一历史时期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构筑出一个表现性的异域形象，其话语结构与文化功能何在。异国形象是一种“集体想象物”，无所谓真实与虚构，正如巴柔所说：“形象学所研究的绝不是形象真伪的程度……形象学也绝不仅限于研究对简称为‘现实’的东西所做的文学置换。它应该研究的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研究那些支配了一个社会及其文学体系、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动力线。”

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要超越真伪问题。而中世纪晚期欧洲人的东方想象，也难辨真伪。毕竟那个时代从欧洲到过中国的人，就像今天去过月球的人一样稀少。在中世纪欧洲人的观念中，世界是上帝写下的一本书，《圣经》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创世记》1:9）于是，人居住的世界，就被封闭的大洋环绕着，上方是东方亚洲大陆，左下方是欧洲大陆，右下方是非洲大陆，而耶路撒冷就是世界的中心。在《圣经》规划的世界观念中，根本没有中国的位置。人们的世界经历与知识非常有限，所以难以区分真实与虚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在中世纪晚期欧洲人的世界观念中，想象虚构的东西往往比现实的东西更可信。因为想象构筑了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于是，与信念中的世界图景相像的就成为可信的。《曼德维尔游记》按照《圣经》传说的套路编撰“东方传奇”，与当时人们想象的世界一样，因此虚构最多的也最可信，流传最广。

想象与现实经常难以区分。中世纪晚期欧洲有关中国的文本，有的是游记却被当作传奇，有的是传奇却被当作游记，有的因为说了太多的真话超出人们的知识与想象的限度而变得不可置信，有的则按照当时人们的观念与想象虚构连篇却被当作真实。虚构与现实在作者那里，在读者那里，因为不同的原因，都被混淆了。一是因为传说中的中国跟人们知识与想象中的世界景象大不一样；二是因为经验无法验证。中世纪欧洲人所知的世界是狭小的，在信仰确定的范围内，一切都井井有条，而在广阔的未知世界，又无奇不有。诸如埃及的大山猫尿会结晶成价值连城的宝石；狗王在埃塞俄比亚统治着狗头西米安人；尼日尔的蚂蚁比猫狗还大，印度部族的怪人的八趾脚都朝后生长，一足怪人的脚掌巨大如伞，可以遮雨蔽日……

中世纪晚期西方的中国形象不过是一段传奇。如此遥远如此强大的帝国，本来就难以置信，更何况一切又是那么美好。在中世纪晚期欧洲文化视野内，所有关于大汗的国土的叙述，都可能被当作传奇，或者本身就是传奇。《曼德维尔游记》主要流传在英国、法国、德国，《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主要在意大利半岛与伊比利亚半岛。这两部游记都用俗语写成，流传面广。文化语境中判定真伪的不是“事实”，而是人们借以判定的信念与价值。《马可·波罗游记》有事实也有夸大事实之处，但由于说出了太多跟人们知识与想象不一样的内容，让人们难以接受，或者，在当时人的观念中难以置信。为此马可·波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落得个“马可百万”的绰号，使自己变成了说大话、编造海外奇谈的骗子。14世纪威尼斯的舞厅与游艺场所，经常会出现一个讲荒唐故事的小丑，小丑的名字就叫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游记》在当时欧洲人眼里，是异想天开的传奇，大汗的国土在现实的地图上没有坐标。传奇中的契丹与蛮子，可能天堂般美好，毕竟只是“海外奇谈”，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视域相差太远。“直到13世纪末期，欧洲很少知道中国的情况。以后，当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于1295年从中国返回并开始讲述他的故事时，不少听过他讲述以及后来读到他的《游记》的人，还以为他是在编造一些天花乱坠的无稽之谈。”诚实的鄂多立克修士口述《鄂多立克东游录》，用的是高雅的拉丁语，很少有人读过这部书，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旅行，在人们的传说中，波登隆埃的鄂多立克是位圣徒，而不是什么旅行者。他的死曾经轰动了半个欧洲，来自各地的朝圣者云集波登隆埃的小教堂里，亲吻他的四肢、将他的衣服扯成碎布条，拔去他的胡须与头发，一位妇女说她久病的胳膊因为碰到圣徒的手而突然痊愈了，另一位疯狂的女教徒甚至掏出剪刀，剪下鄂多立克的一只耳朵。

传奇无需辨别真伪也无法辨别真伪。西方中世纪晚期不同类型的文本构筑的中国形象，其中有真实也有虚构，经常是真实与虚构难以分辨；其中有知识也有想象，往往是知识与想象纠缠在一起，难以分辨也不必分辨，因为形象本身就无所谓真伪。研究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中国形象，超越了真实与虚构的叙事界限，真正的问题就落实到形象本身：一、那个时代的文本是如何表述中国的？二、相关主题的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如何？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中国形象，是如何被类型化的？我们可以分别研究上述文本，讨论《马可·波罗游记》或《曼德维尔游记》中的中国形象，这只是研究的第一层次。在此基础上，将研究推进一步，比较不同文本中的相关描述，看不同文本之间关于中国形象的表述是如何互相参照互相引证的，哪些是重复出现的意象、词汇与修辞方法。形象具有符号化倾向，用萨义德的话说，异域形象是一种“文本集合体”，一种结构复杂的话语“织品”，其中个人写作的独创性是有限的，重要的是一种规范化（或东方化）的想象、思考、表述、写作的方式。所以，研究将最终落实在某种形象类型的发现上。在同一时代的文本中，究竟哪些特征、意象或主题不断重复，形成一种类型化趋势。

中世纪晚期欧洲有关中国的不同类型的文本，有游记、史志、书简、通商指南、小说、诗歌；这些文本的作者有教士、商人、文学家，有的去过中国，有的道听途说；至于文本的内容，庞杂琐碎，涉及经济与政治、民族历史与地理志、宗教与民俗、道路交通与物产环境。要从这些凌乱而丰富的报道中辨析勾勒出某种总体性的形象，最直接的办法，首先在特定时代构筑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众多文本中找出几部典范性的文本，代表那个时代西方的集体想象，这些文本不仅可能流传最广，也可能信息最丰富，关于中国形象的表述最清晰完整，最多地得到引述或复述，从而获得一种话语支配权。现存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十余种中国形象的文本中，最具典范性的，不外是《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与《鄂多立克东游录》。而这三部著名的游记，不约而同地将它们叙述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城市繁荣与大汗无上的君权上。它们反复赞颂大汗的国土广阔、物产丰富，行在城的世俗生活，汗八里的辉煌宫殿，大汗的权威与宽仁，最后几乎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的表达式：大汗的帝国，广阔、富庶、强大……

3．财富与君权的象征

中世纪晚期，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第一种类型，作为财富与君权的象征的中国形象，出现了。《马可·波罗游记》塑造的中国形象，有两个最动人的主题，一是财富，一是君权。中国物产丰富、城市繁荣，是物质财富的象征，而大汗无上的威严，是君权的力量与荣誉的象征。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曼德维尔游记》与《鄂多立克东游录》中。两部游记有关中国的介绍，集中在两点上：一、蛮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王国，“有着世界上最精美、最丰富的商品”和“世界上最优美的城市”；二、大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金银不计其数，军队战无不胜，许许多多的王国都臣服在他脚下。

作为君权与财富的象征的中国形象在想象中蔓延。中国是世俗的天堂，城市与桥、船只与路、宫殿园林、节日宴席、丰富的食品与酒……俗世商贾、神职教士，抑或是人文主义者，诗人与小说家，都拥有同样的视界，编织同一种关于财富与君权的中国神话。“大汗的大陆”形象表现的是一种游戏性的关于财富与权力的想象，渗透着萌芽中的世俗资本主义精神，其中包括一种对王权统一、商业财富、感性奢侈的生活风格的向往。这种对感性奢侈生活的想象，体现出一种刚刚萌生，一时还难以承认或难以表达的新的时代精神，一种与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完全相反，甚至对立的精神，它从文化根基上解构中世纪意识形态，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召唤并预示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商品方式与经济社会组织形态的出现。

当我们讨论马可·波罗、曼德维尔如何渲染“大汗的大陆”的财富与大汗的君权形象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鲁布鲁克、鄂多立克、马黎诺里，以至于乔叟、薄伽丘的文本中。文本无边界。薄伽丘的《十日谈》在第十天宣传人类美德的故事中讲到“一位门第高贵，富裕无比的”契丹人，在自己豪华的府邸款待四方宾客。故事的来源可能是鄂多立克讲过的“蛮子国中的一个富人”。“英国诗歌之父”乔叟把骑士传奇化的大汗形象安排在自己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侍从的故事》还描写了大汗盛大的生日宴会。乔叟很可能读过《曼德维尔游记》最初的手抄本。异域想象不仅限于文学，但文学想象更能说明异域形象中的潜意识内容。想象与虚构是欲望与恐惧的延伸。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视野中异域想象的结晶，也是西方文化无意识的延伸，因此，一个时代各类作者似乎在重复同一个文本，似乎在描绘同一种关于中国的财富与权力的神话。

跨文化形象学将异国形象当作社会集体想象物进行研究，关注该形象是如何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生成、转述或重复，并被惯例化、合法化。中世纪晚期欧洲构筑中国形象的典范性文本，具有一些不约而同的话题与主题。从这类惯例化或套话般的表述中，我们既可以看到那个时代西方有关异域中国的报道，又可以体会出欧洲文化本身的置换性表现。对中世纪晚期中西文明发展的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西方的中国形象对中国的美化。旅行者无疑在中国发现了一种更繁荣、更先进、更有秩序的文明。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又多少进行了夸大，而夸大的内容，则主要在财富与君权两方面。游记的作者可能是旅行者，也可能是纯粹的文学家，出于个人兴趣与爱好、知识与价值，从别人的游记见闻中抽取想象与虚构的素材。他们的选择与强调，就更能说明那个时代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的一般想象，因为写作是按照一般人的想象或投合一般人的想象进行的。

作为一种异域想象的中国形象，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由不同文本构筑的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形象体系，它具有某种表述的一致性或文化程式性，不同文本不断重复、引证同一套词汇、意象、修辞与评价，构筑一个大致相同的、类型化的中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一种社会集体的想象物。历史研究可能研究这些游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与中西交通的现实，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则关注在社会思想与文化结构中，这些形象是如何生成、运作并实现其文化功能的。形象本质上是一种象征，它描述异域，却在关于异域的描述中将自身文化中难以表达的欲望、不可名状的忧虑等以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形象学关注的就是这一象征过程，异域形象的表述者通过该形象反观、书写自我，认同、超越自我。

旅行改变了欧洲人关于世界的观念，也改变着欧洲人关于自我、人生、现世与宗教的观念。欧洲人开始思考人居住的世界究竟有多大，到底是什么样子；上帝许诺的天国与惩罚的地狱是否存在，它在什么地方；人除了为来世生活之外，现世生命自身是否就可以成为目的；在期望天堂之前，是否有权享受人间的幸福；清明的世俗权力是否能为人创造一种现世秩序，保证人的幸福与财富；人难道不可以在人的权威中生活？世界是亲切的，对所有的人都一样。人与人为什么不能寻找一种和睦的方式共处呢？为什么要让信仰把世界分割得七零八落？大汗帝国的宗教宽容与政治秩序让西方人感到震惊，同时也羡慕不已。欧洲人的世界观在不知不觉中变化。他们的心态矛盾极了，困惑与怀疑，倾慕与向往交替缠绕着他们。他们一边设法让自己的知识追得上大时代疯狂的想象，一边也在悄悄地调整自己，表达自己刚刚萌发的关于世俗生活、航海贸易、君主政治的向往与想象。

任何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至少都有三重意义：一是关于中国这个异在世界或多或少现实性的报道；二是关于西方与中国、自我与他者的现实与想象关系的体认；三是关于西方文化自我意识与无意识的置换性表现或隐喻。中世纪晚期世俗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表达了欧洲人新的世界观念以及欧洲对本土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想象认同，表达了他们对现代生活隐约的渴望。其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地中海不是地球的中心，耶路撒冷也不是世界之脐，更不会比其他地方都富有；偌大的一个家乡欧洲，在世界上只是一个被冷落的角落。其次，日升之邦的黄金和阳光一样充沛，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大汗治下的契丹蛮子最富强，那里即使不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最后，对世俗精神、商业利润、城市生活、君主权力的渴望，正在冲破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压抑表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形象可能成为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精神的表达方式，也正是这种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构成了最初的中国形象的象征意义。

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关于一个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异域的表述，其中包含着情感与思想、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因素。中国形象表现了西方从中世纪晚期过渡到现代那一段时期的文化心理，表达了他们的世俗精神、商业热情、君权思想、城市观念，成为西方中世纪晚期社会文化中的乌托邦。乌托邦是一种文化的理想尺度，它是文化中的升华形式，使人们从既定的现实中超越出来，消解社会普遍的失望所造成的焦虑并加强向往的力量。传说中的中国形象，是欧洲中世纪晚期集体记忆中欲望的天堂。漫长的一千多年中，封闭的欧洲基督教意识形态压抑了人的现世欲望，使它变成一种社会无意识。财富与君权装点的中国形象，从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与神权文化中，解放了这种无意识。他们不厌其烦地描绘渲染蛮子国的财富与大汗的威严，无外乎是在这种形象中置换地实现自己文化中被压抑的潜意识欲望。表面上看他们在谈论一个异在的民族和一方异在的土地，实质上他们是在谈论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世界。

在跨文化研究框架内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从什么角度提出问题，在什么深度上分析问题。我们从形象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研究形象的构成与意义、形象的类型化特征；我们在西方现代性的深度上分析问题，讨论中国形象的生成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的功能。就后一点而言，我们的研究关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世纪晚期西方人在什么观念视野下塑造中国形象；二是这种形象一旦形成，如何改变西方中世纪晚期的社会生活，启发西方现代文化。中国形象不能说是文艺复兴、资本主义产生、西方进入现代的决定性的必然原因，但至少是诸种原因之一。没有对东方异域与西方古典的发现，没有世俗热情与新教精神，西方现代性精神是不可能出现的。

异域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理想的描述，表达人们希望实现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乌托邦化的场景。通过这种隐喻的形式，本土文化不仅能够审视、体认自身，而且能够将本土文化无意识深处某些微妙隐曲的感受、想象、欲望与恐惧表现出来。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中国形象，是财富的象征，也是君权的象征，正是在这两点上，它表现着中世纪晚期与文艺复兴早期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

契丹与蛮子，最大的魅力在于其物质文明的繁荣。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蒙古治下的中国相对于中世纪晚期贫困混乱的欧洲来说，都是人间天堂。几乎每一位游记作者都会抱怨自己笔力不逮，无法描述曾经游历的繁华，并且恐怕写出来的这极少部分，也会使他们那些乡下同胞不敢相信。读者可以从这种惯例性的表白中揣摩时人的心思。中世纪晚期的西方物质化的中国形象，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追逐财富、重商好利是欧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动机。商贸活动刺激了人们追逐利润的经济冲动，商业资本与商人阶层作为一种世俗力量在进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同时也进入政治生活。中世纪晚期欧洲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商业贸易、城市生活、君主国家各个方面。欧洲城市有了很大的变化，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已不只是主教教堂，王公的宫殿或市政厅也很富丽堂皇，集市或商业广场的占地面积广阔，商品琳琅满目，是城市新兴的一大景致。建筑是文化的符号，世俗的王权与商业势力正在成长，当人文主义建筑师以同样的热情设计市政厅、王宫、集贸市场时，他们已经表达了现世之城存在的三种力量：教会的、君王或法律的、商人或经济的。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已出现三种势力，这三种势力的冲突与平衡，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在欧洲从中世纪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物质化的中国形象不仅激发了西方文化中的世俗欲望，还为他们的商业精神、君王权威提供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楷模。

大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大汗的形象给欧洲那个时代的绝对主义君主政治很多灵感，尽管此时君王的世俗权力还不足以明确挑战教会的神圣权力。西方人将自己最初萌发的君权理想，寄寓在关于大汗的天方夜谭式的描述中。和平是好的，哪怕是最专制的和平。大汗英明，马可·波罗眉飞色舞地给鲁思梯谦讲述大汗的故事。恰在那段岁月里，他的意大利同乡，阿里盖利·但丁，正忧心忡忡地构思他的“世界帝国”。后来他把自己的忧虑与理想都写进一本书里——《论世界帝国》：首先，权威、强大的统治者必不可少，只有统一才能和平，才能使人幸福和接近上帝，上帝是历史的目的，于是统一政体是神的意志。这是权威的统治者与世界帝国的神学基础；其次，公正、权威的世界统治者能够协调不同人、不同民族的意志，谋取最大限度的和平。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多头权威会导致混乱，权威必须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其社会基础；最后，权威必须有公正的尺度，统治者的公正取决于他的道德品行。伟大的统治者富有天下，无所不有而无所贪求，所以他的品行是高尚的，世界帝国的统治者最有可能公正。这是它的道德基础。但丁为他理想的世界帝国作了明确的定义：“我们的一统天下的尘世政体或囊括四海的帝国，指的是一个统一的政体。这个政体统治着生存在有恒之中的一切人，亦即统治着或寓形于一切可用时间加以衡量的事物中。”

但丁与马可·波罗是同时代意大利人，他们几乎同时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个君王的时代。社会秩序、民族情绪、商业冒险、世俗精神无不期待着强大的君权出现。它以世俗权威对抗教会权威，保证世俗精神的发展；它可以凝聚民族力量，保护商业发展；它可以结束封建割据的混乱，保卫和平。14—16世纪，在欧洲是君王的时代。法国从路易十一世（Louis Ⅺ）即位到1494年出征意大利，英国1485年亨利七世（Henry Ⅶ）建立都铎王朝（Dudor Monarchy），西班牙1479年卡斯蒂利亚腓力国王（Philip of Castilian）与阿拉贡女王（Isabella of Aragon）联姻，德国1519年推出日耳曼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of Germany），除意大利之外西方主要国家文艺复兴的历史都出现了强大的君权与民族国家。许多优秀的人文主义思想家，都是君主强权的辩护者。那个时代的文人、商人、军人、农民、手工业者，都认为君主的强权专制的和平比封建大地主割据的混乱好得多。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一再表达这种观点。我们只有在当时西方文化语境中，才能理解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中国形象的意义，既解释它产生的原因，又解释它发生的影响。就产生的原因而言，它在反映中国文明的部分现实的同时也表现了西方社会的潜在欲望，是事实与虚构一体的文化象征；就发生的影响而言，中国形象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乌托邦，西方文化在中国形象中体会到自己的欲望与幻想，找到超越自身、改造社会的灵感。

中世纪晚期出现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想象中的一种解放力量，其世俗象征对基督教禁欲主义构成的否定性暗示，已足以诱发西方文化自身的一场革命。旅行改变自我。乔治·罗伯逊研究旅行的文化叙事时指出：旅行与旅行叙事不仅表示出空间的移动及其地理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以隐喻的方式表现出内在精神生活的深入过程，因为旅行与旅行叙事在探索世界的同时也在探索自我，旅行叙事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对西方社会来说，蒙元世纪大旅行最有收获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不是实际的贸易中的物资，而是有关物质财富的传说。因为那个时代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量实在是微乎其微，奇珍异宝，丝绸锦绣，远不如旅行者的见闻更流行，更让人不安与兴奋。中国形象挑逗起欧洲人的世俗精神，发现自身的缺憾与欲望。

从1250年到1450年这200年中，资本主义城市经济出现，世俗君主制准备取代中世纪的教权，人们热衷于现世与感性生活：丰富的食品、华丽的服装、文明的城市、繁荣的市场、节日与宴会、艺术与文学……而所有这些刚刚萌发的新的生活风格，正是那些旅行者在中国看到，在欧洲传播的中国形象中所表现的内容。异域形象是本土社会文化无意识的象征，它可以将特定时代本民族精神与现实中一些刚刚萌芽的隐秘期望或忧虑的、尚未确定或成形的因素，转喻到关于异域的想象中去，于是，异域经验就成为一种自我经验，往往对异域的兴趣与热情越多，对自身的反思与发现也越深。首先，中世纪晚期西方在自身文化视野内塑造中国形象，中国形象表达了他们的缺憾与期望，是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评价，也是他们试图超越既定历史现实的乌托邦。其次，西方化的中国形象一旦具有了乌托邦式的超越价值与否定力量，它将解放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中世纪晚期的西方社会。

旅行改变自我也改变世界，从物资到观念。旧世界不同文明区，中国、印度、波斯、伊拉克、埃及、拜占廷、西欧，在财富、技术与知识上都达到一个新的成熟期。不同文明圈之间，由于短暂的“蒙古和平”，开始了贸易与文化交流，旧大陆的“世界体系”基本形成。中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而边远隔绝的西方，开始“走向世界”，旅行、贸易、观念，都开始了一场革命。其中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恐怕还是观念中的革命。旅行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草草收场，而即使在蒙元世纪内，欧亚大陆东西通道，也是时断时续。旅行艰难，长途洲际贸易就更难，即使在最顺利的时候，也只能进行少量的珠宝香料之类奢侈品贸易，无法真正影响社会经济生活。只有东方之旅引起的人们观念中的变化，才是持久而深远的。

想象是一座桥梁：从观念到现实的桥梁，从中国到欧洲、从他者到自我的桥梁。欧洲人探寻新航路、阅读注释古希腊罗马文献，发现新世界与发现古典文明同时进行。中世纪结束了，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开始。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观念、全新的生活风格，正在改变着国家民族与个人家庭。新发现的中国形象与复兴的古典精神一道，构成西方文化发展中近代精神的一种非我的或自我超越的神话。对于中世纪的西方而言，古典世界与东方世界都是异在的世界，它意味着一种超越的价值，也意味着一种自我否定。复兴的古代使欧洲人在比较中认识了当代，发现的东方使西方人认识了西方。在种种游记的文本中，叙述者时时透露出一种不自觉的比较意识：中国的财富与欧洲的贫困，中国的秩序与欧洲的混乱，大汗的权威与欧洲教权王权的分裂与虚弱。中国形象已变成一种欲望发动的幻想的解放力量。

不同文化的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形象，虚构或现实，传奇或地理，都在表现、影响着现代文明前夜西方的文化生活风格，启发了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成为那个伟大时代的文化灵感。在中国形象中，西方人体验到缺憾、渴求、自我批判的痛苦以及觉醒的希望。想象一点一点地渗透现实，改变现实。收藏家与学者如饥似渴地阅读与传播各种知识，意大利贵族富商的私人图书馆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斯特拉波、梅拉、托勒密的著作与马可·波罗的游记，但丁、彼得拉克的诗，薄伽丘的小说排在一起。而且，很快，在古滕堡印出第一本《圣经》之后，这些世俗著作将在德国、荷兰印刷，再流传到欧洲各地。最后，终于有人将传奇当作事实，扬帆驶向未知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