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韦伯

对人文社会科学有兴趣的读者，大多知道韦伯的生平著作，因为他这位德国社会学家太有名了。尽管他80多年前就去世了，但他的思想还活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不仅被研究着而且被实践着。所以，虽然韦伯生前自称社会学家，其实还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文化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这种说法见证于他的世界宗教系列比较研究。不过，我们还是尊重韦伯本人的意愿，按他的说法，把该项研究称为宗教社会学。

· 文化史的问题思路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虽计划庞大、著作很多，但问题集中、思路同一。他陆续发表的论著均致力于一个主题：宗教伦理传统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这个主题是通过反省世界文化现象而确定的。

韦伯陆续发表的世界宗教系列比较研究成果，后来编成《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三卷本，1920—1921），主要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和《古代犹太教》等。他在“导论”里指出，现代欧洲学者研讨世界历史问题时不免反思：西方特有的文化现象应归咎于哪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呢？显然，西方文化现象的特性在于“理性化”。这种理性化遍及科学、音乐、建筑、政治、法律等领域，尤为深刻地反映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决定命运的最大力量”——资本主义那里。

例如，只有西方的科学才是理性化。诚然，其他古老的文明传统里也有精确的知识。可是，古埃及的天文学没有数学基础，古印度的几何学没有推理证明，它们缺少的这些知识都是古希腊文化的产物。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高度发达的历史学，却从未出现像修昔底德那样严谨的历史研究方法。

艺术领域也是如此。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复调音乐、器乐合奏和多声合唱等。但是，真正理性化的音乐是由全音程构成的，基础则为“三个三度迭置的三和弦”。就此而言，下列音乐风格或形式都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半音等音、管弦乐队、低音伴奏、记谱系统，奏鸣曲、交响乐、歌剧等。

再以建筑为例，作为装饰手段，尖顶拱门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普遍现象。但是，合理地运用哥特式拱顶，将其作为分散压力和覆盖空间的方式，作为雄伟建筑的特征，并推广到雕塑和绘画领域，作为艺术风格的基础，所有这些做法只见于欧洲文化传统。

在政治领域，民主议会（定期选举出的）和内阁政府（议会监督下的），显然是西方文化的独特产物。如果把国家理解为政治联合体，基本特征在于，有成文法、受律法制约、让训练有素的官员来管理，那么，如此完备的国家形式也是在西方最早出现的。

究其原委，上述或大或小的理性化现象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性化。为说明这一点，韦伯先排除了一种常见的朴素的误解，这就是把资本主义视同为“注重金钱、追逐利润”。几乎可以说，任何时代或国家的人都有贪婪欲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抑制，至少可起合理的缓解作用。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理应解释成“依靠诸多交换机会来指望获利的行为，即依赖于（形式上）和平的获利可能性的行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行为要适于进行货币收支比较，至于比较方式多么原始则没有多大关系。从经济史料来看，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或地区早就出现了，像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古代地中海地区、中世纪西方国家等。

但除此之外，现代西方还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即以理性化的自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它主要有三个特点：（a）形成了与市场相协调的理性化的工业组织；（b）把劳务和家务分开；（c）采取了理性化的簿记方式。可以说，这种独特的劳动组织形式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至多是略有迹象而已。因此，就世界文化史研究而言，核心问题并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而是这种以理性化的自由劳动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起因何在，即使只从经济角度来看，也应把它作为考察重点。

那么，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起因何在呢？回答这个问题时，显然不能忽视科学、政治、法律、特别是经济的重要作用，但还应意识到如下事实：

那些神秘的、宗教的力量，以及基于它们而形成的有关责任的伦理观念，历来就对行为动机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就问题与思路而言，韦伯正是为了阐明“那些神秘的宗教力量”在现代文化兴起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致力于世界宗教系列比较研究的。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等。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因为该书不仅是宗教社会学的奠基石，而且提出了当代人文研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文化传统与现代性。

· 资本主义精神根基

何谓“资本主义精神”呢？这是韦伯首先阐明的一个概念。如果“资本主义精神”一词有所指的话，那么，对象只能是“历史的个体”（a historical individual）。显然，对于历史个体，不能按“种加属差”的一般公式来加以规定，必须先从历史实在中逐一析取要素，再依据这些要素的文化意义来构成概念。

为此，韦伯选了一份史料，即著名美国作家、政治家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的两篇文章，《给一位年轻商人的忠告》和《给希望发财致富者的必要提示》。这份史料不但如实记录了资本主义精神，更难得的是，跟宗教信仰没有直接关系，可使研究者摆脱先入之见。下面节录几段：

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一个人靠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10先令，而他却跑出去或闲呆着半天，尽管花了5便士，也不该只算这些；他实际上花了或不如说仍了另外5先令。

记住，信誉就是金钱。要是一个债主到期后还把钱放在我手里，他便把利息给我了，或者说，把这期间利用这笔钱所能挣到的全给我了。

记住，金钱有繁殖且多产的本能。钱能生钱，生出的钱还能生出更多，以致生生不已。影响信誉的事，哪怕很小也要留心。要是债主清晨5点或晚上8点听到了你的锤声，那会使他半年都觉得宽心；可工作时间，如果他在台球房或小酒馆听到了你的声音，那他第二天就会派人讨债。

小心，莫以为你拥有的统统是自己的，这是债权人常犯的错误。要避免这个过错，就要坚持记账，每天过后逐笔记下你的收入……

就资本主义精神而言，上述格言式的忠告或许没有概括无遗，但表达得很地道。它们不仅传授了从商的精明，发迹的路数，而且道出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一种新的伦理观。从核心内容来看，富兰克林所主张的“至善”——尽力赢利，祛除了享乐主义成分，使赢利不再是满足物质欲望的手段，而直接成了人生的目的。因而，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只要挣得合法，便是精于“天职”（calling）。

其实，人负着天职的责任，这种我们今天很熟悉、却并非理所当然的特殊观念，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富有特点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所在。

韦伯指出，从西方文化传统来看，上述“显著特点”或“文化根基”有着深远的宗教背景。那么，资本主义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何在呢？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禁欲主义的“亲和性”（affinity）。

宗教改革过后，欧洲的新教主要形成了四派，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和浸礼宗。它们在伦理观上都倾向于禁欲主义。因而，可把它们统称为“新教禁欲主义”。同时，由于新教徒的职业观来自英国清教传统，韦伯主要从该教的伦理权威巴克斯特（Rechard Baxter,1615—1691）入手，考察了新教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

研读巴克斯特的伦理著作，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在财富问题上刻意强调《新约》里伊便尼派的观点。按这种观点，财富是世间最大的危险、永恒的诱惑。因此，财富不但在道德上很成问题，而且跟天国相比，追求财富毫无意义。在尘世生活中，要想确保神恩殊遇，必须干好本职工作，因为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上帝指派的。也就是说，只有辛勤劳动，才能荣耀上帝。在清教徒看来，虚度时光是万恶之首，爱闲聊，好社交，图享乐，甚至晚起床，都应受到道德谴责。

上述看法实际上反映了清教徒的救赎观。巴克斯特一再告戒信徒：务必从事一种职业！如果未能直接服务上帝，你就投身合法的职业吧！在你的职业中辛勤劳作吧……由此可见，这位伦理权威不仅沿袭了传统教义，把劳动当作禁欲的手段，还进一步把劳动看成人生目的，视为上帝圣训。

在劳动分工问题上，巴克斯特不再像路德等人那样，把阶级差别和劳动分工说成偶然现象，而是强调上帝为每个人都安排了工作，这是绝对命令。因而，人人均须服从神意，各司其职，辛勤劳动，即使百万富翁也不例外。

那么，怎样衡量一种职业是否有益，能否得到上帝赞赏呢？巴克斯特认为，当然要以道德为准绳，衡量该种职业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标准，就是检验个人通过工作获得了多少利益。根据清教教义，既然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那么，如果上帝让某人赢利，那就理应听从召唤，竭力利用天赐良机；反之，则违背了献身职业的根本目的。

最后，在行为观念上，清教徒很重视《旧约》里的摩西律法。按他们的解释，尽管该律法包括某些只适合犹太人的内容，但作为成文的自然法，一向有效，必须遵守。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剔除那些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形成了洁身自好、严以律己的守法精神。

综上所述，清教徒的职业观是根据“救赎论”建立起来的，主要包括这样几点内容：（a）把劳动直接看作人生目的的求职观念；（b）以服从神意为宗旨的分工观念；（c）以履行天职为目标的利益观念；（d）以严于律己为特征的行为观念。这种“天职观”便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根基。

· 世俗化的宗教伦理

何以断言清教徒的天职观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根基呢？韦伯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这种以宗教面貌出现的天职观，令人对世俗经济活动采取了一种新的评价态度。如前所见，与传统宗教伦理不同，天职观不但转而重视世俗职业，而且重新设立了评价个人行为的最高原则——能否顺从神意，干好本职工作。这无疑为世俗经济活动注入了宗教信仰底蕴。

对每个人来说，能被上帝认可的惟一生存方式，并非以修道僧般的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实现尘世地位所赋予个人的义务。那就是他的职业。

不难看出，以这种天职观为特征的新教禁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世俗化了的伦理观”。它在历史进程中势必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下述几方面。

（1）合理地限制消费

新教禁欲主义强烈反对非理性地使用或享用财产，严格限制消费，特别是奢侈品。任意动用或享用财产，这种在封建头脑看来自然而然的事情，却被清教徒斥为“肉体崇拜”。但他们同时认为，按照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精神来使用财产，这既是上帝的旨意，又能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他们并不想把禁欲主义强加于有产阶级，只是苛求人们，动用资产要有合理目的。

（2）合法地追逐财富

这被新教禁欲主义看成上帝的意愿。让赢利活动合法化，这就在社会心理上把经济冲动从传统宗教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了。新教禁欲主义谴责欺诈与贪婪，反对出于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拜金主义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成果，那么，这种来路的财富便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

更重要的是，在一种世俗职业中不满足、不懈怠、有秩序地劳作，这样一种宗教评价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作为转生与笃信的最可靠、最明显的证明，对于我们在此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人生态度的扩展来说，无疑曾是最有力的杠杆。

（3）有力地推动资本积累

在前述两种影响下，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出现了：力主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积累。因此，新教禁欲主义强加于消费行为的诸多合理性限制，有可能使大量资金转化为生产性投资，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推动了资本积累。

（4）哺育了现代经济人

在西方社会，现代经济人主要是以两种面目出现的，资产者和劳动者。这两种人都是在新教禁欲主义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在新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下，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形成了。资产者意识到，自己深受上帝的恩宠，只要仪表得体，道德行为不沾污点，财产使用上不遭非议，那就可以任凭个人利益的支配，放心大胆地追逐利润，况且这么干是尽天职。同时，新教禁欲主义还让资产者安然自得：财产分配不均纯属天意，自有上帝的神秘目的。

就劳动者而言，历史上所有的宗教禁欲主义几乎都主张“为信仰而劳动”，新教禁欲主义在这一点上没提供新内容。但是，新教禁欲主义不但强化了这种思想，而且独创出一种有决定性影响的实践力量，即在社会心理上认可：劳动是天职，是一种至善，是确保每个人成为上帝选民的惟一手段。于是，对一无所有的劳动阶层来说，禁欲主义的新教教规就显得格外严厉了。如同资产者把赢利看作天职，劳动者则不得不把劳动作为天职。

上述两种人生态度，便分别构成了现代西方资产者和劳动者的主要心理特征。

分析过新教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韦伯总结道，只要重读一下富兰克林的格言就不难看到，我们刚讨论过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基本要素和清教禁欲主义并无二致。因此可得出如下结论：

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或者说，不仅是指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而且包括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以职业观为基础的理性行为，就是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中产生出来的。

这个基本结论在韦伯考察其他几大宗教传统的著作里得到了系统的反证。这里需要指出，国内学者研讨韦伯论著时，易就他关于中国宗教的材料和观点提出批评质疑。这种兴趣是自然的、可理解的，但就此下功夫却不值得。因为这部分内容并非韦伯思想的核心或关键，值得深思的是他发现的问题特别是思路。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我们留到“宗教文化学”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