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易传》

《周易》是周代人问吉凶的卜筮之书。现存《周易》一书中，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谓《经》，大体记载周人卜筮的卦辞、爻辞；另一部分是所谓《传》，记载后人对《经》文的解释，和阐发《经》的基本思想等。《易传》共有十篇，传统称为“十翼”。其中，《彖传》上、下两篇是说明每一卦的基本思想，解释卦辞。《象传》上、下两篇，一部分是说明如何按照卦的基本思想去行动（又称为“大象”），一部分是解释爻辞的（又称为“小象”）。《文言》是专门论述乾、坤两卦的基本思想的。《系辞传》上、下两篇是总论《经》的基本思想的。《说卦传》是总述八卦代表的各类事物及其原理、变化等。《序卦传》是对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的说明。《杂卦传》是说明各卦之间的关系的。

关于《易传》的作者和形成时代，有各种不同说法。但根据《易传》各篇内容来考察，它既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也不是同一时代的作品，即使同一篇，也可能经过前后许多人的讲述、整理，最后才成为今天所见到的这个样子。根据现有史料判断，《易传》十篇大概是战国末至西汉初一些研究《易经》的学者的作品。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文物中有一部《周易》，除《经》外，包括《传》的《系辞传》部分和几篇佚文。其中《系辞》不分上下，前半部与今本上篇基本相同，后半部则与今本下篇出入较大，今本《系辞》中有些段落，则存于帛书《要》篇之中。此外，今本《说卦》首三节文字，存于帛书《系辞》后半部中。由此可见，今本《系辞》和《说卦》的基本内容大约形成于战国末，而《彖》、《象》、《文言》、《序卦》、《杂卦》等也可能是战国后期的作品。

上面讲到，《易经》是记载向神秘主义的“天”或鬼神问吉凶的卜筮之书，它的基础包含着一些迷信成分。《易传》在解释《易经》时，吸收了一些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唯物主义思想家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等，包含有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易传》的作者是把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纳入到《易经》的整个体系中去。

在《系辞传》中，对《易经》中的神秘主义作了发挥。《系辞传》作者认为“圣人”设立八卦，观察卦象，使人们与神秘的“天”沟通起来。他们认为，“天垂象，见吉凶”，即“天”通过各种隐秘细微的迹象来暗示事物的变化、吉凶。“天”又专门生出一种“神物”——蓍草和龟，供给“圣人”用以探索这些隐秘细微的迹象。因此，他们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意思是说，“易”是“圣人”用来穷尽深远的道理，研究微妙的变化的。正因为它是深远的道理，所以能够沟通整个世界的意志；正因为它是微妙的变化，所以能够成就整个世界的事务。这也就是说，《易经》的体系是“圣人”认识世界，处理事物的万能法宝。

《系辞传》作者在讲到八卦产生过程时说：古代包牺氏（伏羲氏）统治天下时，上观天象，下察地理，观察鸟兽的花纹，近以自身为样式，远以万物为样式，于是创造了八卦，用它（八卦）来表达世界变化的性质，表示万物的情况。在这段论述中，《系辞传》作者虽然讲到八卦是从观察事物、模仿事物中创造出来的，但它把这些观察都看做是对天地隐秘细微的道理和变化的探求。其结果是把世界变化的情况归结为一个神秘的八卦体系。

《系辞传》作者明确地讨论了一般原则（“道”）和具体事物（“器”）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道”是没有具体形体的，所以叫“形而上”；具体事物是有形体的，所以叫“形而下”。在他们看来，“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就是“易”的八卦体系，“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器”是由“道”派生出来的。紧接上述讲包牺氏创造八卦的那段话之后，《系辞传》作者就明确把那个神秘的八卦体系，作为人认识世界、创造各种器具的出发点和模式。例如，他说，人们用绳编结成各种网来打猎捕鱼，是按照“离”卦的原则（“离”是附著的意思）；制造耒耜（农具）是按照“益”卦的原则（“益”是丰富的意思）；建筑房屋是按照“大壮”卦的原则（“大壮”是宏伟壮大的意思）等等。他们把《易经》看成是包罗万象，总括了天地之间一切事物及其规律的永恒绝对真理。他们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包括）天地之道”（《系辞上》），就是说“易”与天地一样是万物的准则，所以它能包括整个天地的规律。又说：“夫易开物成务，冒（尽）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同上）即“易”的作用就是开创各种器物，成就各种事物，包括尽天下的所有道理，如此而已。

《易传》作者区别所谓“天尊地卑”，说八卦中乾、坤的高、低地位确立了，社会上的“贵”、“贱”地位也就随之确定不移了。《易传》作者还认为，只有“圣人”才能探测天地万物的秘密，才能“观象设卦”，“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才能创造出各种器物“以为天下利”。“圣人”通过“易”来与神秘的世界沟通，同时也通过“象”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系辞上》借孔子之口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就是说，圣人通过画卦象来体现他的意思，通过设卦爻来体现人们的所作所为，通过对卦和爻的说明来表达他的思想，通过卦爻的变化使各种事物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用生动活泼的言语来体现神妙的作用。

《易传》的哲学体系，对以后历代哲学思想影响极大。其中讲到的“道”、“器”关系问题，也是以后哲学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

《易传》作者在论述“道”、“器”关系的同时，还着重论述了“易”的“变”和“通”的思想。他们说：“一阖（合）一辟（开）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系辞上》）所以在《易传》的体系中也包含了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易传》作者认为，“易”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变”，“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上》），“易”就是说不断发生，不断日新的道理。《系辞下》还说：“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位），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是说“易”卦所讲的规律、原则（“道”）是经常变迁的，不固定的，它体现在整个卦的六爻位置（“六虚”）的变化之中，上下没有固定地位，刚柔互相变易，所以不能有一种不变的标准，惟一的是适应变化。至于卦中的各爻，更是各种变化的具体体现。所以《系辞上》说，“爻者，言乎变者也”。

《易传》作者充分肯定变革的作用。他们在《革》卦《彖传》中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是变化的意思，这是说，天地发生变革，才有一年四季的形成；商朝成汤革夏桀的命，周朝武王革殷纣的命（这里“命”是指“天命”，夏商都自称为是接受“天命”而当统治者的，汤和武取桀、纣而代之是体现了“天”改变其“命令”的意思。“汤武革命”的“革命”一词的原义与现在讲的“革命”一词含义是不同的）也都是合乎天和人的要求的，所以说，变革时期的作用是十分伟大的。

《易传》认为，一切事物的形成和变化都是由阴阳、刚柔、动静这些对立面的消长、交感、相摩、相荡所引起的。他们认为，“易”的整个体系就是一层层地分化为两个对立面的。《系辞上》说：“易有太极（包括对立两面的统一体），是生两仪（天地或阴阳），两仪生四象（四时），四象生八卦。”所以说，“天地缊（交合），万物化醇（纯），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二气（阴阳二气）感应以相与（彼此交接）,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彖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彖传》）。这些都是说明万物的产生、变化都是由于两个对立面的交配、交合、交接的结果。于是《系辞上》总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里把“道”，即最根本的规律，概括为一阴一阳两种对立因素的互相作用，这是我国古代的“两点论”，十分可贵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易传》作者还具体讲到日、月的推移，形成白天、黑夜；寒暑的推移，构成一年四季。《系辞下》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易传》作者已认识到，日月、寒暑这些相反的两个方面，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然后才能构成“一天”、“一年”这样的事物。在《睽》卦的《彖传》中，更明确地说明了这种既对立又依赖的关系。“睽”是背离、相反的意思，《睽》卦，上面是表示火，下面是表示泽，是两个互相背离、相反的东西。《彖传》作者对这种现象解释说：“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这是说，天地虽然相反，但他们的事功是相同的；男女虽然相反，但他们的志趣是相通的；万物虽然相反，但他们的功用都是相类似的。所以说“睽”（相反）的作用是很大的。

《易传》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对立两方互相转化的关系。例如，《序卦传》对在《泰》卦之后为什么接着就是《否》卦作解释说：“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意思是说，“泰”是通达的意思，事物不可能永远都是通达的，到一定限度就要变为不通达了，所以《泰》卦后面要继之以《否》（阻塞）卦。又如，《剥》卦和《复》卦的关系也是如此。“剥”是剥落的意思，“复”是反本的意思。《序卦传》说：“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这是说，事物不可能都剥落净尽，到一定程度就要“上反下”，走向反面，回到它的本原。所以在《剥》卦之后要继之以《复》卦。《序卦传》作者，对六十四卦中两两相对的卦象，大致都作了类似的说明。尤为突出的是在对最后两卦《既济》和《未济》的解释中，透露了他们认为事物发展不可穷尽的辩证思想。“既济”是已完成的意思，“未济”是尚未完成的意思。《序卦传》作者认为，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所以是“未济”，那是因为“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这是说，事物发展变化是不可能有完成、穷尽的时候。

《易传》作者还认为，事物变化都是从微小的变化开始，逐渐积累起来形成巨大的变化。他们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系辞下》）微小的变化是吉凶的先兆，所以必须重视微小的变化。他们说：“君子见几（微小的变化）而作，不俟终日。”（同上）这是说，一个君子见到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就要立即行动起来，不等一天都过去了再去行动。

据此，《易传》作者提醒统治者要注意对立两方的转化关系。他们借孔丘之口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这是说，所以有危险，那是因为只安于已得的地位；所以有丢失，那是因为只注意保住已得的东西；所以有混乱，那是因为只看到已取得的治理。因此，他们说，作一个统治者，应该“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系辞下》），时时注意对立双方的转化。

《易传》中所讲的变化、发展大部分是抽象的，有的甚至是牵强附会的，只有一部分是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意义。而且由于受到它解释神秘主义八卦体系的局限，就是这一部分辩证法思想，也不能贯彻到底，以至被其体系所扼杀。例如，他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何）能与于此？”（《系辞上》）这是说，“易”的“卦”本身是不会思维，也无所作为的，它是“寂然不动”的，但是受了“感”应之后就能对于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无所不通。他认为这是一种十分神秘的“至神”的作用。

例如，他们又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意思是说，易的道理是到了尽头就要变化，变化了就通畅，通畅了就能够长久保存。这样，他们就对原来讲的“易”“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作了自我否定。结果，他们要求适应时势，应付环境的变化。如《艮·彖传》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而天地的根本规律，则是恒久不变的。这就是《恒·彖传》中讲的“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由此可见，他们虽然着重变化，但最终的希望还是要达到“久”，也就是不变。

此外，《易传》对发展、变化的看法，还归结为“终则有始”（《恒·彖传》）“无往不复”（《复·彖传》）这样一种循环论。他们赞叹《复》卦“无往不复”的思想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赞叹《恒》卦“恒久”、“终则有始”的思想说：“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这就把循环往复当作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