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曲

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国，所谓天朝者已失其天朝的威严，所谓真龙天子者也渐渐失掉了一般人的信念，而欧风东潮，随着外侮而来的，同时乃亦有欧洲的科学与文明。一八九四甲午之战又现于日本，不但遥远的西洋望尘莫及，即同在东亚的岛国也得俯首屈就，朝野人士经过这一次大打击后，才觉悟于中国的毛病除了没有坚船利炮之外，全盘的文化亦都有需要改革的地方。于是朝廷亦迁人东渡留学，当时的学者如严复则出而译西洋科学与哲学方面的著述，林琴南遂翻译西洋司各特诸人的小说，谭嗣同在《仁学》中更主张废除汉字，其间关系最重要而与新文学运动影响最大的则为梁启超。

戊戌政变失败后，梁氏亡命于日本，于是创《清议报》，又创《新民丛报》，为中国报章杂志的开端，之后复发现小说有改良政治的功用，于是又创《新小说》，均以感化社会为目的，如《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及科学小说《海底旅行记》，他自己说他为文：

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这并非自己吹嘘的话，当时稍为年青一点的及头脑稍为维新一点的人，没有不受他这魔力的吸引的。这新文体的目的，本来在能够唤醒民众，因为戊戌政变的失败，使他觉悟于一般人太没有知识，太如醉如痴，所以必须笔锋常带情感而条理复极明晰的文章，才能唤起全国的同情与赞助，然而在无意间，他带到文人眼中以“平易的俚语”，以“外国的语法”，使得白话已开始得到它尝试的机会，启示了后人以一个伟大的运动的先声。

与梁启超同时亦以同样目的而专致力于文字改革的，则有王照，他在他《合声字母原序》里说：

余今奉告当道者：富强治理，在各精其业，各扩其职，各知其分之齐氓，不在少数之英隽也，朝廷所应注意而急图者宜在此也。茫茫九洲，芸芸亿兆，呼之不省，唤之不应，劝导禁令毫无把握，而乃舞文弄墨，袭空论以饰高名，心目中不见细民，妄冀富强之效出于策略之转移焉，苟不当其任，不至其时，不知其术之穷也。

所以他更主张“官话字母”“专拼白语”，其实在他之前谭嗣同已主张应废汉字，而粤之王炳耀，闽之蔡锡勇，厦之卢戆章，苏之沈学，亦先后倡改造文字之说，卢戆章有“切音新法”，曾由都察院奏请颁行天下，蔡锡勇先有“传音快字”，后更与其子蔡璋改良为“蔡氏速记术”，遂开速记之始。

不过这些字母都是方音字母，足以使“同国渐如异域”，所以他主张拼音应以北京话为标准，他说：

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必与当时语言无异，此一定之理也。而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孔子所谓述而不作，系指礼教之实而言，非指文字而言。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之文，则改变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系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凡也、已、焉、乎等助字为夏殷之书所无者，实不啻今之白话文增入呀、么、哪、咧等字，孔子不避其鄙俚，因圣人之心专以便民为务，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借文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

他以为文、言应当一致，文、言能一致才能“便民”才能教民，他的字母在当日因此很得许多名人的赞助，袁世凯、吴汝纶、周馥、严修、劳乃宣，都是他的同志，劳乃宣并采用了“官话字母”作成《简字全谱》，在光绪戊申（一九〇八）年有进呈《简字谱录》折，亦说明：

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

其时张百熙、张之洞等的《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里亦即规定：“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官话的使用遂畅行全国，当时并有白话报的诸丛书的刊行，至宣统二年（一九一〇）中央教育会议乃更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遂成为民国前白话运动的最后的成绩。

当时的白话其目的纯为可以教民，因为民不懂得文，所以非白话不可，至于懂得文的人自然还是用文言，这仿佛外国教士们因为要传教，所以把《圣经》翻成中国俗语，至于教士们自己自然还是用原来的文字或拉丁文。白话运动的意义当时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