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赵秉文、李纯甫的诗学观

第一节 赵秉文的诗学观

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章宗明昌六年（1195），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宣宗贞祐四年（1216），拜翰林侍读讲学。兴定元年（1217），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晚年退职归田，因家有闲闲堂而自号闲闲老人。哀宗天兴元年（1232），因病去世，年七十四。赵秉文“自幼至老，未尝一日废书”。著有《易丛说》10卷，《中庸说》1卷，《扬子发微》1卷，《太玄笺赞》6卷，《文中子类说》1卷，《南华略释》1卷，《列子补注》1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10卷，《资暇录》15卷，不过这些著作现已湮没不闻。他所著诗文号《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以下简称《滏水文集》）共30卷，今传本仅20卷。事见《金史》卷一百一十。

赵秉文是金代“贞祐南渡”之后的诗界领袖之一。其诗歌创作篇什较多，现存于《滏水文集》的诗作有600余首。《中州集》收录其诗63首。关于他的诗文特色，元好问在《闲闲公墓铭》中做过这样的概括：

大概公之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折，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放纵，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大诗，则沉郁顿挫学阮嗣宗，真淳简淡学陶渊明，以他文较之，或不近也。

这一评价恰如其分。

赵秉文的诗学思想，可分为传统论、原理论、创作论和风格论四个方面。

一、诗歌传统论：提倡风雅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金代文学之所以能自立于唐、宋之间，的确有赖文学传统的经营与发扬。元好问说：

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

在初期，金“借才异代”，像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等，都是一时俊彦，但他们都来自宋朝，诗文作品带有浓重的宋代文学的特色，很少有金代文学的气息。有鉴于此，一些豪杰之士便联袂而起，在文苑上惨淡经营。他们有着共同的自觉，即皈依风雅传统。所谓“风雅”，是一个整合的概念，指称一种由性情、才力、学养的流溢而形成的浩然充沛的风神韵度。“风雅”作为一种文学传统，是指自《诗经》以来，诸多“发乎情性，止乎礼义”、典雅中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学作品。阮元《金元最序》称：“大定以后，其文章雄健，直继北宋诸贤。”正是从“风雅”的角度而说的。其中，蔡正甫最早倡导韩愈、欧阳修、苏轼诸家的风雅传统。郝经说他：“前胶续弦复一韩，高古劲欲摩欧、苏……不肯蹈袭抵自作，建瓴一派雄燕都。”元好问引萧真卿的评语，称他为风雅文学的“正传之宗”。其后，党怀英以北方淳朴豪迈的姿态，出入于风雅传统，他“文似欧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诗似陶、谢，奄有魏晋”。所以，郝经推他为金文之宗，云：“中间承旨掌丝纶，一变至道尤沉雄。岿然度越追李唐，诚尽简质辞雍容……混然更比坡仙纯，突兀又一文章公。自此始为金国文，昆仑发源大河东。”意思是说，党怀英的文章超越苏轼，直追唐代，文辞简质，气韵沉雄，有大河奔腾之势。紧跟着党怀英的是赵秉文，他进一步使风雅文学传统发扬光大，肩负起继往开来的使命。元好问从这一特定的角度对他们做了高度的评价：

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之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同之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豪杰之士！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汨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

元好问这则评价有些溢美，难逃谀墓之嫌。与其他作家相比，赵秉文的人格修养未必高出群伦，尤其是明昌六年（1195）牵连王庭筠下狱一事，更为士林所讥。《金史》卷一百一十载：

明昌六年，（秉文）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守贞可大用。章宗召问，言颇差异，于是命知大兴府事内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诘其仆，历数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尝与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郑赞道、高坦等私议。”庭筠等皆下狱，决罚有差。有司论秉文上书狂妄，法当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当时为之语曰：“古有朱云，今有秉文。朱文攀槛，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耻之。

造成王庭筠入狱的冤案，赵秉文本是直接的责任者。他为了洗清自己，出卖师友，自己得到了“宽大处理”，却使荐举他入朝的王庭筠陷入囹圄。他上书论宗室守贞可大用，也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

但是，元好问说他“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确是很中肯的，指出了赵秉文思想与创作中的儒学色彩和对风雅文学传统的重视。赵秉文的文似欧阳修，诗似陶渊明、谢灵运，正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刘祁云：“南渡（1214）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赵秉文率先学风雅，不仅是为了达到“健笔凌风骚”的理想境界，更是为金代文学寻找出路。

二、诗歌原理论：“诚”是文学的根本

“诚”作为一般的概念，是指真实无妄、诚信不欺，与“真”有同义。不过，与“真”相比，“诚”的含义要狭些。“真”包括主观情感的真实性和客观事物的真实性两个方面，“诚”偏重于主观情感的真实性。在文学艺术中，“诚”主要是指思想情感内容的真实无伪。“修辞立其诚”是先秦儒家美学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意思是说，修饰文辞务必以真实纯正的道德情感内容为根本。

在赵秉文看来，“诚”是文学的根本，而文学则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呈现。他说：

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古之人不尚虚饰，因事遣词，形吾心之所欲言耳。间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于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动则平，及其石激渊洄，纷然而龙翔，宛然而凤蹙，千变万化，不可殚穷，此天下之至文也。亡宋百余年间，惟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者，亶亶不厌，盖非务奇之为尚。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

在文学创作上，赵秉文主张“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亦即内容重于形式。他强调诗文应是“吾心”的自然流露，不尚虚饰，因事遣词，随物赋形。尽管文章的形式千变万化，但它的本质是真诚，它的表现是词达理顺而已。他称赞欧阳修的文章平易、简约、晓畅，“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后来王若虚所说的：“以文章正理论之，亦惟适其宜而已！”与赵秉文的“主意”重“诚”之说同出一辙，王若虚的观点可能受到了他的影响。

三、诗歌创作论：在“师古”的基础上“自成一家”

对于诗歌创作，赵秉文诗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广泛模仿古人。在“师心”与“师古”之间，他更注重“师古”。他说：

“故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扬雄、韩愈，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学书当师三代金石、钟、王、欧、虞、颜、柳，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专师古人，亦非有意于专摈古人也。”“六经，吾师也。”“名理之文也，吾师之。”

无论写诗，还是作文，他都主张由模仿古代大家入手，从他所梳理出来的脉络看，他并不是盲目地照搬，而是偏重对风雅文学菁华的汲取；他所说的模仿，也不是拘泥于陈规旧法，而是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其最终目的是“卓然自成一家”。所以说，“模仿”只是一种手段，“创作”才是目的，就继往开来这点来说，强调模仿的观点正展现了积极的意义。他曾说：

太白、杜陵、东坡，词人之文也，吾师其词，不师其意；渊明、乐天，高士之诗也，吾师其意，不师其词。

他认为在模仿之中，要分清形式与内容上的模仿对象，把“师其词”与“师其意”很好地配合起来，才能逼近风雅，才不至于出现“规规然如晋宋词人蹈袭同一律”的现象。在他的文集里，拟诗、和诗一类的诗题触目即得，尤其是和渊明诗多达35首，可见，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见解是一致的。

在《答李天英书》中，他批评诗人李天英师心而不师古的观点，说：

足下立言，措意不蹈袭前人一语，此最诗人妙处。然亦从古人中入，譬如弹琴不师谱，称物不师衡，工匠不师绳墨，独曰师心，虽终身无成可也。

李天英作诗不是从古人中入，而是独师心，一味求变，追求奇异诡怪的诗风。在赵秉文看来，即使有所成就，也“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罢了，还不能达到“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创作境地。言词之中，隐约表露出对于李纯甫“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之说的不满。

四、诗歌风格论：强调“文如其人”

赵秉文在《答李天英书》中还阐明了诗人的才性与其风格的内在联系，得出了“文如其人”的结论。他说：

尝谓古人之诗，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渊明、谢灵运、韦苏州、王维、柳子厚、白乐天得其冲淡，江淹、鲍明远、李白、李贺得其峭峻，孟东野、贾浪仙又得其幽忧不平之气。若老杜可谓兼之矣。然杜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而韩愈又以古人之浑浩，溢而为诗，然后古今之变尽矣。太白词胜于理，乐天理胜于词。东坡又以太白之豪、乐天之理合而为一。

这段文字像一篇浓缩的诗歌风格史论。对于宋代以前的著名诗人，赵秉文从风格上进行了分类，他以“冲淡”“峭峻”“幽忧不平之气”“浑浩”“豪”“理”这些名词作为评论诗人风格的依据，指出诗人风格类于其才性，“古之诗人，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诗歌风格的丰富性正是由诗人个性的多样化所决定的。

在指导后学诗人时，赵秉文同样提倡风格多样，强调不拘一格。刘祁说：“赵闲闲教后进为诗文，则曰：‘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又说：“赵于诗最细，贵含蓄工夫；于文颇粗，止论气象大概。”可见，赵秉文在提倡“文章不可执一体”的同时，对平淡含蓄的诗风更加推崇，与李纯甫标举奇险的做法大异其趣。

总之，赵秉文是一位风雅文学传统的维护者，他的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函容了前人的菁华，主盟文坛三十年，岿然而为一代宗主。郝经在《闲闲画像》一文中评曰：

金源一代一坡仙，

金銮玉堂三十年。

泰山北斗斯文权，

道有师法学有渊。

郝经把赵秉文比作宋代的苏东坡，又称颂他是“泰山”“北斗”，由此可以看出他在金代诗文创作和诗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性。

第二节 李纯甫的诗学观

李纯甫（1177—1223？），字之纯，号屏山居士，弘州襄阴（今河北阳原）人。章宗承安二年（1197）进士，后荐入翰林。南渡初，丞相术虎高琪擅权，纯甫审其必败，以母亲年老为理由，辞官归隐。宣宗兴定三年（1219），高琪事败被诛，纯甫复入翰林，连知贡举。哀宗正大八年（1231），因取人逾新格，出倅坊州（今陕西黄陵县），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汴，年四十七。

李纯甫从小就很自负，学无所不通，“谓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赋》，以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又喜谈兵，慨然有经世心。章宗南征，两上疏策其胜负，上奇之，给送军中，后多如所料。”南渡后，术虎高琪擅权，李纯甫虽然官位卑微，但敢于上万言书，援引宋代史实为证，辞意甚切，却遭当权者贬抑。由此他更加狂放不羁，不屑仕进。“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纵酒自放，无仕进意。得官未尝成考，旋即归隐。居闲，与禅僧、士子游，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出礼法外，或饮数月不醒。人有酒见招，不择贵贱，必往，往辄醉。虽沉醉，亦未尝废著书。至于谈笑怒骂，灿然皆成文理。”事见《金史》卷一百二十六、刘祁《归潜志》卷一。

金室南渡，李纯甫与赵秉文同时主盟文坛，分领风骚。他天生爱惜才士，乐于奖掖后进。刘祁说他：“天资喜士，后进有一善，极口称推，一时名士，皆由公显于世。又与之拍肩尔汝，忘年齿相欢。教育、抚摸、恩若亲戚。故士大夫归附，号为‘当世龙门’。尝自作《屏山居士传》，末云：‘雅喜推借后进。’如周嗣明、张伯玉、李经、王权、雷渊、余先子（姓名刘从益）、宋九嘉，皆以兄呼。”“然屏山在世，一时才子皆趋向之。”于此可知他在士林中的威望。

据《金史》卷一百二十六载，李纯甫晚年喜爱佛教，探其奥义，并把自己的文章分类编排成册，将论性理及有关佛老文字编为《内稿》，其余应酬文字，如碑、志、诗、赋，编为《外稿》。又有注解《楞严经》《金刚经》《老子》《庄子》，另著《中庸集解》《鸣道集解》等，共数十万言。他的作品大都亡佚，今《中州集》及《全金诗》录其诗29首，《金文最》及《金文雅》录其碑文、赞序共3篇。

关于李纯甫的诗论材料所存极少，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材料只有李纯甫为金代中叶诗人刘汲《西岩集》所作之序，以及刘祁《归潜志》所载的零散言论。李纯甫的诗学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诗歌原理论：诗为“心声”，“唯意所适”

李纯甫《西岩集序》云：

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谓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何后世议论之不公耶？齐梁以降，病以声律，类俳优然。沈宋而下，裁其句读，又俚俗之甚者。自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此可笑者一也。李义山喜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号西昆体，殊无典雅浑厚之气，反詈杜少陵为村夫子，此可笑者二也。黄鲁直天资峭拔，摆出翰墨畦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不犯正位，如参禅着末后句为具眼。江西诸君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高者雕镌尖刻，下者模影剽窜。公言：“韩退之以文为诗，如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学退之不至，即一白乐天耳。”此可笑者三也。嗟乎！此说既行，天下宁复有诗耶！

这篇序文较为系统地表达了李纯甫的诗学原理方面的一些观点：他认为诗歌是“心声”的率真流露，主张文学贵真。他还以《诗三百》的“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为根据，强调“文无定体”，“唯意所适”。由此出发，他认为那些社会下层的“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只要发自内心，亦可沁人心脾，“与圣贤相杂而无愧”。这一主张冲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藩篱，肯定了来自社会底层的诗歌及其所抒发的悲愤不平之气。

接着，他对齐、梁以降出现的追求作品外形与声律之美的艳丽诗风深表不满，指摘它们是“类俳优然”！至于沈、宋以下的诗人，不求风雅，只顾刻意于句读上，他更加鄙视，认为这是“俗俚之甚者”。

宋初的西昆体诗人一味模仿李商隐僻事奇字，毫无典雅浑厚的气象，却攻击杜甫为“村夫子”，对此，他付以轻蔑的一笑。他仰慕黄庭坚的“天资峭拔”，更欣赏黄氏在诗歌创作上善于“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本领。但他对于江西诗派雕镌尖刻，模影剽窜的风气，则颇有微词。这正如元好问所说的：“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

上述观点表明，李纯甫主张诗歌艺术的创新，是以“诗为心声”为逻辑起点的。他反对那种无关乎诗人之“意”的形式雕饰，单纯的声律追求与模拟剽窃的行为，认为形式的创新乃是诗人“各言其志”的自然结果。在“以意为主”的命题上，他与王若虚等人并没有什么分歧。

二、诗歌创作论：力主创新，自成一家

李纯甫的诗歌创作观，似乎深受黄庭坚的影响。黄庭坚曾说：“听他下虎口着，我不为牛后人。”表现出另辟蹊径的创新意识。李纯甫从这里得到启示，也说：“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这话可视为创新的宣言。刘祁《归潜志》卷八载：

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剌底，人难及也！”赵闲闲教后进为诗文，则曰：“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李尝与余论赵文曰：“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枝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赵亦语余曰：“之纯文字止一体，诗只一句去也。”又赵诗多犯古人语，一篇或有数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尝序其《闲闲集》云：“公诗往往有李太白、白乐天语，某辄能识之。”又云：“公谓男子不食人唾后，当与之纯、天英作真文字。”亦阴讥云。

“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与“不食人唾后”，所强调的就是创新。李纯甫“文”取左、庄、柳、苏，所以具有雄豪的气象；“诗”取卢仝、李贺，所以具有奇诡的风格。他既然别转一路，不步人脚跟，那么只有机杼自出一途了。于是，“奇险”便成了他诗歌创作的追求，一时名士，如李经、雷渊、宋九嘉等人，尽趋其门，蔚为壮观，从而形成了以“尚奇”为创作倾向的诗歌流派。他们与尚平易、主集成、出入古人语的赵秉文分庭抗礼，使金代诗坛显示出多姿多彩的景象。

附：王郁、赵衍的诗学观

李纯甫所奖掖的文士中，王郁、赵衍两人的诗学观点也值得重视。

（一）王郁（1204—1236），字飞伯，大兴（今属北京）人。少有文名，游京师，为赵秉文、雷渊所称赏。天兴元年（1232），汴京被围，王郁上书言事，不报，后突围出，遇害。临终，怀中出书曰：“是吾平生著述，可传付中州士大夫，曰王郁死矣。”事见《金史》卷一百二十六。

王郁不务科举时文，以古学称。刘祁称他“为文闳肆奇古，动辄数千百言，法柳柳州。歌诗飘逸，有太白气象”。王郁论诗也有自己的见解。《归潜志》卷三叙其论诗的旨意，曰：

其论诗，以为世人皆知作诗，而未尝有知学诗者，故其诗皆不足观。诗学当自三百篇始，其次《离骚》，汉魏六朝，唐人，近皆置之不论，盖以尖慢浮杂，无复古体。

他论诗以《三百篇》、汉魏、晋代为归，鄙薄唐以后的诗“尖慢浮杂，无复古体”，体现了金代后期师古的风尚。其批评与创作的态度大致折中于赵秉文、李纯甫二家。又据《归潜志》卷三记载，他为人以才气自负，“颇骜岸不通彻”，“不以毁誉易心”，可见他性格豪放尚气，又接近李纯甫，但不像李纯甫那样狂怪。

（二）赵衍（生卒年不详），号西岩，碣石（今属河北）人。王恽《西岩赵君文集序》称：“西岩赵君系出辽勋臣开府公后，遭世多故，家业中衰。西岩崛起畎亩，从龙山吕先生学。”龙山吕先生，即吕鲲，雁门人。曾为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的《双溪醉隐集》作序。《元史》卷一百八十《耶律希亮传》载，蒙古取燕中后，耶律铸（双溪）曾问学于吕、赵，后又携子希亮赴燕受儒业，“师事北平赵衍”。元好问《双溪集序》也称：“近时燕中两诗人各擅名一时。”

赵衍今存《重刊李长吉诗集序》一文，载于所刊李贺诗前。序曰：

龙山先生为文章，法六经，尚奇语，诗极精深，体备诸家，尤长于贺。浑源刘京叔为《龙山小集序》云：“《古漆井》《苦夜长》等诗，雷翰林希颜、麻征君知幾诸公称之，以为全类李长吉。”乱后隐居海上，教授郡侯诸子。卑士先与余读贺诗，虽历历上口，于义理未晓，又从而开省之，然恨不能尽其传。及龙山入燕，吾友孙伯成从之学，余继起海上，朝夕侍侧，垂十五年，诗之道颇得闻之。尝云：五言之兴，始于汉而盛于魏；杂体之变，渐于晋而极于唐。穷天地之大，竭万物之富，幽之为鬼神，明之为日月，通天下之情，尽天下之变，悉归于吟咏之微。逮李长吉一出，会古今奇语而臣妾之，如“千岁石床啼鬼工”“雄鸡一声天下白”之句，诗家比之“载鬼一车”“日中见斗”；“洞庭明月一千里，凉风雁啼天在水”，过《楚辞》远甚。又云：贺之乐府，观其情状，若乾坤开阖，万汇濈濈，神其变也，款骇人耶。韩吏部一言为天下法，悉力称贺。杜牧又诗之雄也，极所推让，前叙已详矣。人虽欲为贺，莫敢企之者，盖知之犹难，行之愈难也。至有博洽书传，而贺集不过一目，为可惜也。

双溪中书君诗鸣于世，得贺最深，尝与龙山论诗及贺，出所藏旧本，乃司马温公物也，然亦不无少异。龙山因之校定，且曰：喜贺者尚少，况其作者耶？意欲刊行，以广其传，冀有知之者。会病不起，余与伯成绪其志而为之。此书行，学贺者多矣，未必不发自吾龙山也。丙辰秋日碣石赵衍题。

李贺诗好以神仙世界及鬼物等为描写对象，怪怪奇奇，想象丰富诙诡，意象重迭密集，色彩斑斓绚丽，情调哀艳凄恻，常不顾事物之间的客观逻辑，而任随一己的主观情感为转移，故前人谓其诗远去笔墨畦径间。宋严羽目之为“鬼仙之才”，称其诗为“李长吉体”。

金代“贞祐南渡”后，师古之风渐长，于是燕蓟一带师法“江西诗派”的人转而师法李贺，以奇古、气势为重，龙山吕鲲是力倡此风的诗人。赵序称：“龙山先生为文章，法六经，尚奇语，诗极精深，体备诸家，尤长于贺。”“《古漆井》《苦夜长》等诗，雷翰林希颜、麻征君知几诸公称之，以为全类李长吉。”赵序还引吕鲲之说，将诗分为两类：五言与杂体。五言盛于魏，杂体极于唐，其标志就是李贺。他强调诗歌当“穷天地之大，竭万物之富，幽之为鬼神，明之为日月，通天下之情，尽天下之变，悉归于吟咏之微”，认为“李长吉一出，会古今奇语而臣妾之”，可谓较准确地把握了李贺诗师心、逐奇的艺术特征。

赵序末尾说：“此书行，学贺者多矣。”可见当时燕中人作诗效法李贺的风尚。金末与龙山吕鲲同时的诗人，如雷渊、麻知幾、王郁等，或师李贺，或师李白、韩愈，他们均体现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扬弃宋诗而取法唐人的倾向，从而构成元代诗学中“师心”一流的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