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生产和分配理论

德国的Effertz是一位原创作家，可惜在很大程度上自学成才，他在几部著作（其中最早的一部与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为当一时期）中提出了类似于庞巴维克的观点，而且阐述得很好。

迄今为止，我们已尽可能地研究了实物以及满足我们所需劳务的定价过程。现在是时候来考虑现有商品（严格来说，也包括个人服务，只要服务的提供是以消费品供给为前提）如何维护、更新和更换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生产了。

正如已经指出的，除非同时关注生产，否则价值和交换的问题不能最终解决。而另一方面，正如实际发生的那样，生产也必须与交换和交换价值规律联系起来，否则无法理解。在现实中，交换及定价是生产的一部分。即使是个体劳动者用自己的资源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也总是存在交换（或选择），至少从这个词的广义来说；资源通过生产为媒介，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消耗于生产。因此，举例来说，任何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他是一个自由人，就有权选择将其时间用于休息、娱乐或通常意义上的生产性就业。当生产与外部劳动或其他因素关联，或者产品用于满足他人消耗时，正如时下绝大多数产品的情形，生产过程中交换的成分自然显示得更加明确。当然在前一种情况下，存在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直接交换必要的报酬：工资、租金和利息。后一种情况下，生产收益不仅要参考可以得到的产量，也包括可预期或市场已经确定的交换价值。在大多数时候，这两种情况都存在。

生产和交换只能通过抽象的方式分离；但这种抽象方法对调查和研究那些初看之下就立刻希望能够简化处理的现象是非常宝贵的帮助。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研究市场价值规律时假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市场供应在一定时期内是预先确定的；尽管实际上这些物资在现实中持续受新产品的影响，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通信情况下。用同样的方式，我们在处理生产和销售时，可以暂时忽略产品交换价值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生产和消费的持续相对变化引起的。换句话说，我们首先假设对于所讨论的社会这些交换价值已定，这近似于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生产者相对于整个市场的情况。一个具体案例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几个小区域只生产一种或几种大宗商品，并且其余需求全部靠进口满足，此时可以假定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已经由一些较大的区域甚至全球市场预先确定。

对于第一种近似情况，我们还可以提出另外一种重要的简化。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每一项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可以在两种使用方法之间进行选择：直接使用或者用于生产。即使商品的相对交换价值已经预先确定，个体仍需不断地在两种选择之间进行权衡。一面是他提供生产性服务交换到的或可以得到的产品；另一方面则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支配其所获得的乐趣，例如享受更多的闲暇。然而，我们暂时假设提供给雇主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用于直接消费后，各种生产要素中用于直接消费的效用与将它们用于生产性应用所得到的间接效用相比，已变得微不足道，因此可以不予考虑。对于许多生产要素作出这样的假设没有风险。城市建筑的私人业主很少会为了设置长廊而留下一部分空地。地主也不会让耕地荒芜或把它当做一个狩猎场使用，除非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资本所有者在这方面的选择更少，为了从他的资本中获得收益，他必须将其用于生产或者借给别人。对资金的个人、非生产性应用几乎相当于使其部分毁灭。业主自住住宅并不是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因为这类资本品唯一可能的生产性用途就是被用作住宅。

因此，土地和资本（或者说任何给定时间的资本）也基本是这样，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投入生产。但另一方面，我们说劳动也是这样则不近情理。从体能来说，劳动者不可能一天24小时均匀地工作，即使限定为从长远来看可以工作的最长时间，劳动者的状况仍然会苦不堪言，以至于只有最危急的情况才会阻止他将一些工作时间用来休闲。以前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劳动者的自然工资和平均工资正好对应于维持劳动者及其家人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很自然地就认为个体劳动量和劳动时间是固定值，仅受劳动者的体能限制。它的特点是，当亚当·斯密讨论劳动者是否有可能通过投入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来回应工资上升，他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们免于这种指责。如今工资已有幸高于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限制工作时间、为员工进行教育和提供文化活动机会已成为最急切的目标之一，所以尤其是在工人的方面，该假设已经不再成立。我们在此使用这个假设只是暂时的，是为了简化讨论。我们还必须牢记，某些行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工作时间（特别是每天工作的时间长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个体劳动者，而是通过集体协议决定的，可能是集中宣布，而不是单独宣布，除了个人偶尔可能会“放一天假”的情况。

我们这里还忽略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情况，即工人的身心健康和力量。因此劳动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收到的工资，并在一定限度内随工资的升降而波动。

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变化，如自然增长、迁出、迁入，在性质上与此完全不同，这里可以不予考虑。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因纯粹经济学以外的原因引起的，仅在很少的情况下能引起当前或近期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或减少。

当然从长远来看，不仅是总的劳动力供给，资本的供给，实际上还包括土地供给或者任何现有供给量，都将或多或少发生变化。劳动者的定性方面也是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教育和修养的提高，都能引起现有劳动力供给效率的显著变化。在对经济现象的全面分析中，当然必须对这些变化给予恰当的注意；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将满足于所谓的平衡问题的静态方面，即经济关系稳定状态的维护，或者定期恢复的必要条件。

如果上面所提到的国家或地区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元，生产的一切商品都通过共同账户和外面的世界交换，则生产的全部问题将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生产要素已知的话，这将仅仅是该国生产的特定商品的生产最大化问题。如果生产多种商品，且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的产品以确定的价格销往国外，则目标将是交换价值的最大化。因此，无论是产品分配或通过交换取得的等价物的分配，都将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并由纯粹经济考虑以外的其他规律确定。

当生产在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的环境下进行时，正如现实社会中那样，情况就不同了，至少在第一眼看上去时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不是尽可能更多地生产，而是尽可能便宜地生产，即以实现净利润最大化的方式生产。这又取决于其生产成本，换言之，生产要素在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因此它与分配问题密切相关。例如一个人有一个大庄园，却没有资金。如果他通过自己和家人的劳动来耕种土地而不是引入资金，产量相对于土地的规模自然将是非常小的。因此，他借入资金并雇用劳动力。但是，他做到何种程度，显然取决于以利息和工资形式所反映的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如果他能免费或接近免费地获得这两样要素，那么他对土地的开发程度将会比较高，投入的资金和劳动力也将多于资金和劳动力在产品中所占比重较高的情况，根据我们很快将讨论的收益递减规律，它们逐渐吸收全部盈余，几乎没给他剩下什么。对于那些拥有资金可能也有耕种技术但却没有足够的土地来使用它们的人来说，租金具有类似的效应。

同样，如果生产者能够在各类商品之中进行选择，商品的市场价格已知，但其生产所需要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的比例不同，那么他的目的将是选择最赚钱的商品进行生产；租金、工资和利息的相对水平再次成为决定因素。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只有当生产两种或多种商品同样有利可图时，它们才会被同时生产。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那样，在实践中生产和分配的问题不能割裂开来，它们是统一的整体，生产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既是技术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

我们将随后研究的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撇开分配问题，从物理角度而言集体生产是否优于个体生产（正如经常被社会主义者主张的）；或者从技术角度来看，是否我们不应该认为两种系统会产生基本相同的结果。

生产要素通常都被分为三大类：土地、劳动、资本，其中第一类指的是外界的自然力量服务于人类。然而，在狭义上，“土地”可以仅包含持续自我更新的那些自然资源，即用于生产和消耗的土地的实际成分（如黏土、矿石、泥炭、煤炭等），而不是指其资本的特性。劳动，同样，我们专指人类劳动，不论是体力的还是脑力的。资本的概念需要仔细分析，我们稍后再谈。此外，还有些重要的生产要素，其本质上是非物质的、无法恰当地归在任何这些种类之下，它们是特殊的，尽管得到它们需要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一类属于技术发明，只要它们是专利、商业秘密（否则它们成为免费商品），知名商标、企业的商誉等也在此范围内。然而为了简单起见，我们仍将维持三大类，特别是其他各种要素严格来说是以限制自由竞争为前提的。按照我们惯用的方法，我们将稍后讨论资本难题；而首先关注土地或所谓的自然资源（假定其为私人拥有），以及人类劳动；在自由竞争环境下，它们在生产中的合作、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

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曾试图在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提出第四种生产要素，即：组织，他在该书的几个章节中用较长的篇幅，启发性地论述了其在现代化生产机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确定知识发展、发明和发现的经济作用很重要（早期经济学家常常将它们和资本混为一谈），但这种分类带来的不便之处在于新引入的要素与已有的生产要素不同，除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之外，它缺乏量化精度。当组织天才或技术发现与某些杰出人才或受过专业教育的个体相结合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无法与“劳动”区分开；它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并一直被这样对待。此外，如果发明如同新知识和经验那样存在，就其本质而言可以被所有人使用，那么它们只有在被作为商业秘密或专利等来保护时才具有经济意义；或者除非他们的第一个使用者已经形成了实际垄断，正如某些大规模生产中发生的那样。否则，将如我们曾说过那样，它们将如空气、水、阳光那样被看成是免费的。它们促进了整体生产，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人类福祉提升到较高层次上，而自己本身却并未在产品成本中占有份额。因此，他们对价格没有影响。

在我看来，这一在科学分类上的缺陷可能与马歇尔的某些草率结论相关，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1． 无资本生产

首先，让我们假设生产是无资本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资本的存在。通常来说，不使用任何资本的生产是不可能的，尽管最原始的生产——只是采摘野果，可能是一个例外。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可以假设由于缺乏技术知识、只使用很少量的资本；但是可供给的资本数量相对技术知识而言如此之大，根据一级近似，它在生产中的份额可以被忽略。（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发生这种情况的确切条件）。我们不妨假设，所有的生产都是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早期在原始空地上的农业大致就是这种情况），所使用的少量简单的工具也是在此期间制造的并在此其间完全损耗。为了简单起见，我们还假设只有到年底才有产品，所有的工资在年底支付，而工人在下一年依靠今年挣得的工资维持生计（可能有人会争辩说这样的话他们也需要被视为是某种资本家阶级，但我们假设获利如此之小，无须考虑）。工人和地主之间或这两者与第三方企业家之间的所有协议，都是基于对本年底生产出来产品的分配。这种分配将依据什么原则呢？

我们这里有两组对应的立约人，劳动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按照我们的假设，他们之间或与第三方签订协议时，都基于平等的原则。土地所有者的确有双手，但他可能无法将其用于劳动，或者由于年老或者是因为不习惯手工作业。而且如果土地相当大，他自己的工作很可能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回报并达到税收的指标。因此，他对劳动的依赖程度不比劳动对他的依赖程度小。劳动者也不归属于其他企业家，因为按照我们的假设，他们能够通过全年的生产劳动维持生计。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土地所有者可以雇用劳动者，在生产周期结束时以实物支付工资作为报酬；而劳动者也可以租用土地，在生产完成时支付租金；或者存在第三个人，即一个企业主，他既雇用劳动力又租用土地，仍然是在完成生产后支付工资和租金。

为了防止产生任何误解，应该指出该系统只是一个逻辑结构，无论在当前或在以前的时间里，现实生活中都没有副本。相反，可以肯定地说个体对动产（即资本）的所有权、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存在的利息的个人所有权，在历史上是早于土地私有权的，因而也早于（私有）地租。尽管可用于原始生产技术的资本货物的数量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由于种种原因，资本积累和储蓄却有可能更不发达。因此，过剩资金，即使是相对过剩，也很少发生。相反，通常来说，有明显不足。在中世纪禁止高利贷并没有阻止人们通过变相集资形式获得利息。此外，贷款利息只是利息的多种可能形式之一。

如果我们回到现代，我们会发现在大多数国家中几乎每平方码土地都是私人拥有的（或在公共手中却不再免费使用），而租金，就整体而言，虽然波动却稳步上升。然而与此同时，利息在时下可能是比租金更大的收入来源。技术发明加之人口的迅速增加仍然能防止利率跌至一定水平以下，这种收益还需与显著增长的资本（即使与同时发生的人口增长相比）相乘。

尽管如此，上面假设没有资本的生产或者资本在其中被视为免费的生产，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因此，可以出于论述的目的进行这样的处理，正如在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将很快谈到），认为耕作是从“好”地向“坏”地发展，尽管历史上很多时候是按相反方向进行的。

A. 作为企业家的地主

我们先假设地主是企业家。“地主”概念的前提是所有的土地或者至少比较肥沃的土地和地理位置比较适宜于贸易的土地都已经为私人所有，在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几乎总是如此。同时，已经远远超出一定限度，在此限度内每个新的劳动力可以生产出同样多的附加产品，甚至有可能通过更好地组织劳动（即劳动分工），得到相比同一地区现有劳动力平均来说更高的产量。只要这种情况保持下去，即使土地私有化、并且假设地主之间存在活跃的竞争，仍然不太可能产生地租，地主将只能收到因他们参与生产而获得的工资，如作为劳动力的管理者。而现代社会通常与此大相径庭，由于人口的增长，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生产强度已经达到某种程度，在同一区域每额外增加一个劳动力，增加的产量将小于平均值。

同一地区土地的全部产量增长缓于投入工人数量的增长这一事实，已经作为规律提出，这一规律特别适用于农业生产或原材料生产，即收益递减或报酬递减的规律。只要用于特定制造的一种或几种生产要素的增长超过一定限度，而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该规律即普遍适用。我们有可能建立一种截然相反的、至少适用于一些行业的报酬递增规律，其隐含的假设为所需要的原材料可以按一个不变或基本不变的价格无限供应。如果同样的假设用于农业，换句话说，如果有优质土地可以无限量供应，那么“递增”规律或任何“固定”比率的回报也将适用。

像马歇尔那样主张这两个“规律”中的前者适用于大自然，而后者是人类劳动对生产的贡献，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没什么逻辑。这两种贡献永远不能被完全分开，只是在生产毛利方面有所区别，我们将稍后讨论。所谓的收益递增规律，从根本上是大规模生产优于小规模生产或孤立生产的另一种方法，一般情况下，它适用于各个领域的生产，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收益递减规律的适用更加普遍，只要我们假设一些生产要素是单方面增长即可。因此，这两种趋势之间的冲突在于收益“递增”可能在一时之间有效，而收益“递减”会从长期看来有效。

对土地所有者而言，雇用一名劳动者多支付的工资高于因雇用他而多获得的产品价值，显然在经济上不利。不过，既然劳动者之间存在自由竞争，（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一名劳动者和其他人一样胜任，已经从业的劳动者无法比后从业的劳动者申请更高的工资；因为如果这样，地主再雇用新的劳动者填补他的位置将更有利可图，而新雇员也会对略低的工资满意。另一方面，如果雇主之间存在完全竞争，工资不能显著低于某一数额，此时再增加一个劳动者将增加产量；或低于一定数额（如果工人的数量很多，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此时如果裁掉一个劳动者并将他的工作分配给其他人员时雇主会遭受损失。只要地主多雇用一名劳动者而多获得的产值高于增加的工资支出，这样做他就有盈利，而解雇一个劳动者，毋庸置疑是不利的。但是，如果此规律在全部生产商的范围内适用，他们对劳动力的竞争必然迫使所增加的产品与给最后增加的一个劳动者支付的工资之间的差额消失。因此可以说，从理论上看最后受雇的劳动者增加的额外产量将调节工资，在一般情况下，既不能超越它也不会低于它。同时，可以假设由于竞争这部分新增产量在所有生产分支中相同，无论是从物理意义上一种商品或特定的一批商品（如农产品）是一个企业生产的，还是多个不同种类的商品按给定的价格同时生产，额外增加产量一定相等。而且，从理论上说，在这种工资条件下，市场上所有的劳动者都会找到工作。

很容易看出上面所论述的在本质上是引导我们确定市场价值原理的应用。同时，在产量与劳动者工资之间也存在交换，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交换，因为后者是得到前者的条件。而工资与最后一个工人所增加的产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我们后面所称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显然近似地与调节市场价格的、交换各方的边际效用相等。但他们不是一回事；不同之处在于，就工资而言相等是客观的，但是在直接交换的情况下，边际效用相等却只是主观的。

通常来说，支付以这种方式确定的工资后，地主仍然有一部分盈余（雇主本人工作的酬劳已包括在内），这部分的多少将视土地的面积和质量而定。这部分盈余，不管我们把它看成纯粹的地租还是地租与企业家利润之和（稍后将详细论述），按照之前的假设，（它）都是土地或其雇主在产品中的份额。在现代术语中：生产要素之一，即劳动的份额，独立确定之后（根据边际生产率），生产的第二个要素土地（或地主），将拥有剩余索取权，可以对盈余提出索取。

所有的劳动者都被视为具有相同的技能和力量。但如果我们将一个特定劳动者视为是一般劳动者的1.1，1.2倍或0.9、0.8倍等，那么去考虑仅在体力上的量化差别是很容易的。另一方面，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不能像曾经被认为的那样，可以被降至简单的非熟练劳动力；事实上，至少在任何确定的时刻，不同层次的工作代表不同的群体，其中每一个群体都依据其自身的边际生产率获得报酬。

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将举一个具体的、虽然有点牵强的例子。我们假设有10,000平方英里土地，大约是威尔士的面积那么大，全部用于农业生产，劳动人口是16万成年男性。假设将这片土地划分成10,000份，每份为1平方英里，肥沃程度相同，土地组成（田地、草地、林地等）大致相同。那么很显然，在平衡状态时，每块土地上恰好有16个劳动力。劳动力的分配，尽管从数据上看显而易见，事实上按照上面描述的方法，是双方竞争的结果。只要工资明显低于第16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每一个地主雇用16个以上的劳动者将有利可图的。但是，不可能所有的地主同时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他们的努力将造成工资的上升。同样，如果工资高于边际产出，每一个地主都将满足于16名以下的员工数量，这将导致失业，并且会因为失业人员的竞争造成工资的下降。最终的工资，对于所有劳动者都是相同的，一定会介于第16个劳动者和假想的第17劳动者的边际产出之间。

劳动者的数量和农业生产强度何时应该增加或减少，现在取决于根据一定区域土地总产量的变化规律确定的边际产出的大小。不幸的是，这个规律实际上是未知的，其数学表达式非常复杂。但是，正如讨论应用经济学问题时那样，这只是一个关于少量变量的问题，通常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表达式来表示；因此，我们先假设产量以劳动力数量的方根形式变化（例如平方根）。如果经验表明，每平方英里土地上有16个劳动力工作时的平均产量为1，600百升谷物，每百升谷物的价格是10先令，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下表：

当然，不能期望表中这种简单的关系适用于现实社会中的全部情况。但是，在那些“好地”仍被粗放耕种的地方，正如在一些新建立的国家那样，它并不会带来荒谬的结果。根据Schmollers Jahrbuch （1902）的一位作者所述，在圣达菲和科尔多瓦（阿根廷），殖民者仅雇用一个工人来耕种1平方英里土地，每年可以收获小麦一百千克。这种情况时我们表格的计算结果为（400×）约570升/平方英里。当然，这时，不会将任何收成以机械、运输、建筑物等的形式作为资本的利息扣除。

如果我们假定工资由虚构的第17个工人增加的产量决定，根据上面论述，在这种情况下它将是最小值，在这里就是每个工人每年500先令或16个工人每年8,000先令。土地所有者的剩余部分将是8,000先令而地租是每公顷80先令。工人和地主在产量总份额之间的这种相等并非偶然，只要收益定律有假定的特殊形式，无论强度如何，都会出现此种情况。

图8是用于表示地租和工资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如何确定它们的相对大小的一种简单方法（也是当今常用的一种方式）：在确定区域雇用的、连续的劳动者数量由横轴上距离原点的长度表示，在每一个单位长度上构成一个矩形，其面积或高度（以长度为单位）代表该劳动者额外增加的产量。如果劳动者的数量足够大，这些矩形的上限可以用连续曲线——生产力或总收益率曲线代替，并且不引起较大的误差。曲线下的面积（由横轴和变化的纵坐标确定）表示随劳动者数量增加而得的总产量。最后一个劳动者增加的产品是由最右端的矩形或它的高度代表；并且因为增加的这部分产量决定了最后一个劳动者和其他人的工资，所以工资的总和由高度相同、以整个到原点的距离为底的矩形（表示劳动者总数）面积表示。剩余的产量，或位于曲线之下的上面部分的面积，表示整个耕地的地租。

如果劳动者的数量为a，那么生产总值P可以表示为a的代数函数f（a）。最后一个劳动者及所有其他劳动者的工资，用导数f′（a） 表示。然后，我们得到地租的表达式：

R=f（a）-af′（a）

此外，如果我们假设上面的算式中，生产函数是劳动力数量的分数冥，因此P=f（a）=ka^α,其中k为常数，α＜1，则地租的表达简化为

R=P·（1-α）

上述关于工资与地租之间关系的理论是（就其基本原则：工资由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言）早在19世纪初由德国经济学家和地主范杜能（von Thünen）提出的。更早提出这一理论的还有安德森（Andersan）（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英国人），后来马尔萨斯和韦斯特（West）分别提出了地租理论，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采用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因而此理论通常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理论本质上是相同的。尽管范杜能的理论非常简单，它与李嘉图的理论至少在关于狭义地租起源的解释方面完全契合。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后者是基于两个假设：农业是向不那么肥沃或位置相对较差的土地上扩展的，因而好土地的所有者得到了地租形式的产量差异；或者已经耕种的土地因增加了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而得到深度耕种，所以，类似的级差地租因为后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递减收益（边际产品）而产生。按照李嘉图的观点，资本被视为一定数量的受这种资本支配和供养的劳动。他至少在这部分没有提到生产周期的增加或减少，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确定产品的资本份额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这部分理论与范杜能的理论相同。

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也同样适用于李嘉图理论的第一部分，无论雇用最后一名工人所增加的产品是源于耕种之前未开垦的劣地，还是对已经在使用中的土地更加精耕细作，在理论上是没有差异的。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有可能发生，被认为是企业家在现实中唯一关注的问题。如果这块土地，如经常发生那样，包括好地和劣地，在每种情况下他将选择技术上最有利的做法；同样的情况，即每一个新雇用的劳动者，采用可能采取的最好的方式，产量将得到一些增加。土地距离市场位置的差异，正如范杜能证明的那样，总会转化为运输成本的差异，也就是生产成本的差异，因为直至货物运至市场待售，生产才能算是完成。

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仔细检验

为简单起见，李嘉图假定工资（以产品或生活资料计算）是不变的；因为如果它们上涨，劳动者的数量将增加，结果工资会再次下降到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或劳动者视为正常水平的标准。在这种工资情况下，资本家农民（依照英国的情况，假定他与地主不同）在其资本允许的范围内雇用劳动力。另一方面，产品将成为他的财产，并且在扣除工资后构成他的（毛）利润。如果好地过剩，由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不会有任何可观的地租。但只要资金或者劳动人口提高到连较差的土地也会被耕种的程度，就会立即产生地租；因为以相同的资金，较差的土地生产出较少的产品，因而（因为计入产品内的工资保持不变）利润也较低。但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所有的资本，甚至那些用于好地的资本，现在必须要满足这种更小的利润，而更好土地的所有者会得到剩余部分。

同时，随着对劣地的不断耕种和好地（即除了最糟糕之外的所有可耕种土地）不断上升的地租，在已经耕种的好地上雇用更多的劳动力（资本）通常是有利可图的。但是，由于每次增加的劳动和资本的量或“剂量”（如詹姆斯·穆勒所称）生产的产量越来越小，因此新的资本必须满足于较低的利率，利息将全面下降，甚至包括以前投入、仍然在使用资本的利息，而因此增加的剩余产品将成为好地所有者的地租。

正如将要看到的那样，李嘉图认为资本的作用主要是预付工资（并提供必要的农业器具等）。但是，由于我们假设劳动者能够在生产期间维持生计（以及准备必要的工具），很显然，我们上面提出的关于土地所有者在产品中份额的理论和李嘉图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稍后将讨论那些不通过土地所有者，而实际上是在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如何分配产品份额的问题。另一方面，李嘉图和古典经济学家一般不考虑资本在很多时候是被用于预付租金的事实。一个农民养牛用于吃肉、产奶或者拉车，在使用或处置这头牛获利以前必须为他多年的放牧支付租金。在租来的土地上进行葡萄种植和水果种植的人更是这样。因此可以说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一方面，就其试图解释的一个理论而言，它太复杂；而另一方面，与现实相比又太简单。尽管如此，他的理论与尚存的早先关于此课题的晦涩的思想相比，即使是与亚当·斯密相比，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很多针对这一著名理论提出的反对意见几乎不值得关注，特别是早期的反对观点。反对意见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的观点，即历史上耕种不是从较好的土地向较差的土地发展，恰恰相反，是从较差的土地向较好的土地发展，即从高处的、因此更容易耕种但不太肥沃的土地（例如沙地），向较低的、难以开垦但更壤质和更加肥沃的土地发展。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对正在讨论的理论问题没有影响；因为李嘉图只关注哪一块土地被耕种了，哪一块土地在耕种过程的特定阶段可以盈利。技术改进、农药的发明等，很可能彻底改变农业的旧系统，并导致以前最好的土地价值下降，甚至被完全抛弃。但地租的规律依然有效，即使是它基于的假设已经改变。涉及上面假设的收益曲线已呈现出新的形式，但仍然保持其显著特点。

我们也不必浪费口舌去介绍卡尔·马克思的前辈、德国人洛贝尔图斯（Rodbertus）所做的用一种更好的理论取代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努力。洛贝尔图斯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部分地根据他从史密斯和李嘉图继承来的价值理论，认为产品的价值完全是由生产中的劳动量确定的。根据这一理论，劳动“本身作为一种商品”只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才能获得“生产成本”回报，即维持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其余部分，即马克思所说的“无偿劳动”被资本家占有。洛贝尔图斯认为在雇主之间存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剥削的程度是差不多的。但是，在合适的行业（这是洛贝尔图斯理论的精髓）资本主义企业家认为他的利润是两笔资本的利息：即养活他雇用的劳动者所需要的和他必须购买的原料所需要的，这是他为生产周期预付的数额。但原材料的生产者（土地所有者）没有实质性的后一种开支。由于与“无偿劳动”数额相等，因此他的实际资本所获得的利息金额较大，因为它只包含了劳动者的生活费。但是，如果他像工业资本家那样按同样数额计算资本利息，就会有盈余，他会认为这是他的土地租金。对这个理论最明显的反对在于它看上去太武断了，这意味着利息和租金必须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必须一起上升或下降，而这与经验不符。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仅仅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利息下降而其他条件相同，土地的资本价值比从前高，又由于租金不变，资本额和销售价值的收益百分率较低；当然这是一个完全次要的现象。

就事实而言，洛贝尔图斯的资金理论是循环论证。没有任何理由去认为自由竞争下不同行业的雇主之间“剥削的程度”应该是一样的，除非假设产品的价值总是与投入劳动的数量是成正比的。但反过来这又正是前提——剥削的程度是相同的。在现实中，所谓“剥削的程度”在不同的行业非常不同，按照投入的资本量与劳动者之比的不同或者投资资本的平均周期的差别（我们将很快看到，这是一回事）而异。这同样适用于产品的价值与其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的关系。

很明显，上述李嘉图-范杜能的地租理论过于抽象，我们无法期待通过研究现实世界得到它的任何直接的验证。除了所有其他简化假设，资本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在产品中的份额，在范杜能提出的理论中无迹可寻；而李嘉图对资本方面的处理过于粗浅和不完整。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对生产要素完全竞争、可移动性和可分性的假设极其不符合现实。在小规模的农业中，例如，所雇用的“最后一个”工人经常是唯一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土地面积是如此之小，以致它不容许除了业主之外雇用一个以上的劳动者，有时甚至连一个也没有。在另一方面，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人类劳动的异质性以及妇女和儿童替代男性劳动力的可能性。

不过，经验似乎表明范杜能工资理论的适用范围即使在农业以外的行业里也很广泛。没有什么比雇主在劳工组织强迫下承诺增加工资后迟早会解雇一些劳动者更常见的了，因为即使这些人全力干活（雇主）也已不再有利可图。如果劳动者不用工会的费用支持他们失业的同事——英国的工会中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虽然它可能只能达到某一个程度，也必然会迫使工资再次回落到以前的水平，即与所有劳动者就业情况下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

此外，就这一“工资法则”的有效性而言，人口的增长将对无产阶级整体地位有明显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在现存的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增加的后果不仅是新的劳动者会发现他们与老的劳动者相比谋生更难，而且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将使工资全面下降；因而地主在产品中的份额会相应增大。人们可能会认为经验往往与这一观点不符：尽管人口大量增加，有时候工资保持不变，甚至上涨。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技术和科学进步的结果，生产条件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影响，这一点我们还没有讨论到。同样，也可能是发现了新的供应来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人口保持不变，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以及工资通常会非常显著地上升。但是，如果人口增加，两者均会下降到其原来的水平。换句话说，就劳动者而言，技术进步只能保证他们免受否则无法避免的工资的绝对下降，而同时，却经常是很大程度地提高地主的盈余。

全部地租理论的基础——当劳动者的数量增加时，劳动者的平均收益率下降（即所谓的收益递减规律），一直以来饱受争议，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但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无关紧要的；那些否认这个规律存在的人，如果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必然否认地租的存在，在他们坚称地主在产品中的份额仅仅是他们或他们的先辈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补偿，因此这是资本的利息，也许部分用于偿还资本，而不是地租的时候，他们经常这样做。即使这样，地租的存在依然是该规律适用性的证明。然而，由于这个问题极其重要，我们将继续进行详细讨论。

人们可能认为，一旦注意力被吸引到这里，则没有什么比验证耕种深度越大则土地的边际收益相对减少这一简单规则更容易的事情了——如果事实的确如此的话。事实上，它可以通过直接实验非常容易地获得证明，就目前已经做过的实验来说（不幸的是它们太少了或者是范围太小了）结果似乎无疑地印证了这一规律。另一方面，要通过观察不同土地的实际农业产出来证实这一规律，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一块土地与另一块土地同样肥沃并合理耕种，则两块地的耕种程度相同，自然会产生相同的回报。而另一方面，在理性种植的情况下，两块土地肥沃程度上的任何一点差别都必然会带来耕种程度上的不同，但是这种差别的结果将与收益递减规律完全相悖。因此，如果在平衡状态下，好地上最后一份劳动者和资本的产出与劣地上第一份或唯一一份劳动力和资本得到同样的收益（好地上之前的劳动者和资本产出更高的收益），那么一般说来，比较精耕细作的土地上每单位劳动者（劳动者和资本）所产出的收益将高于粗种的土地。人们可能因此认为收益递减的规律已经不起作用，而是完全颠倒了，尽管这实际上正是这一规律作用的结果。如果在期间内，由于农业上的技术进步或者该产品的价格上涨，而采用了更加精细的耕作^注49，那么一块土地在不同时间点上的收益对比也是如此。

即使是专业的经济学家也会混淆农业的收益与盈利能力，这是很常见的。然而，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是总产量和投入劳动（或劳动和资本）的比率；后者是产量和支付工资（或工资和利息）的差额。因此，它们非常不同，甚至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例如，按照我们所示例的生产率规律，总产量按雇用劳动力的平方根上升，或P=k，则收益为P∶a=k∶，因此它将会随着耕作的精细化而下降，而地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将是P=k，因此地主的盈利能力将随着耕作的精细化而增加。

至于在哪一点收益递减规律开始起作用，我们必须从个人与集体，或社会的观点进行区分。从个人观点，这个规律大概从开始就起作用，或者从大自然自发生长的产品如草地、树木开始有交换价值开始。这些不劳而获的产品与投入的劳动相比是无穷大的，因此与通过劳动所获得的产品相比，都代表了收益递减。换句话说，对于一个有一块土地可以任意处置的人，与雇用大量劳动力相比，一定是雇用较少的劳动力会获得相对更大的回报。

而从集体的角度来看，开拓者在新建国家通过相互照应、共同抵御野兽或者敌对部落、修建道路、建立学校所相互提供的服务，以及从劳动者的合作与分工中所获得的好处，随着人口的增长，必定会超过由于每个个体只能得到较少的土地而引起的不便。这两种对立的影响在哪一点平衡以及人口的最佳密度，当然只能在每一个特定的情况中，在考虑该国的总资源后才能确定。

B． 劳动者（或第三方）作为企业家；企业家的利润

我们可以同样地从把劳动者本身看作企业家开始。现实环境中由于他们没有资本而妨碍他们具备这一职能的情况在我们的假设中不存在，因为我们假设每一个劳动者都被提供了在生产期间维持生活的金钱，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了。因此，他们可以通过向地主租用所需要的土地，在生产周期结束时用实物支付费用，而自由地单独或合伙建立农业或其他生产型企业。这种情况下最终达到平衡的过程与前面描述的完全类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完全一样。劳动者得到的土地越多，产量就越大；然而它不会按照所种植的土地量成比例地增加，而是慢一些，因此每次新获得一块土地，在劳动力供应不变的情况下，回报越来越少。换句话说，报酬递减规律适用于土地数量的单方面增长。因此，如果从在经济上划算的角度行事，劳动者必须扩大他们的土地，直至最后一块土地所增加的收益完全等于所需的租金。然而，正如我们对劳动力所作的那样，我们必须在此假设所有可租用土地是品质相同的。的确，如果我们能够假定无论劳动强度如何，不同种类的土地可以被视为有相同的品质，较好的土地总是可以由较差土地的特定倍数表示时，那么这个假设将不那么重要。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不同种类的土地必须像不同的劳动那样处理，即作为多种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土地”和“劳动”仅仅被视为两种独立的生产要素。这种方法是有效的，至少对于某些特定时刻是有效的；把一种土地变成另一种的可能性是必须单独考虑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单独考虑一种劳动力可以通过训练和教育转化为另一种时一样。

如果不是所有的土地同时得到耕种，或者相反，劳动力对土地的需求无法全部满足，那么很显然前者的情况下是地主之间的竞争，而后者的情况是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这将引起租金的下降或上升，直到完全恢复平衡。总之，这时租金由土地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反过来工资由剩余产品在这组劳动力中的分配决定——劳动者成为盈余的剩余的索取者。

要分析这个问题，仍然可以使用与图8基本相同的图，差别是横轴的单位（横坐标）现在代表的是由一定数量的劳动者所耕种土地的英亩数，而纵轴（或矩形）是可以得到的边际产品数量。因此纵坐标到最右端代表最后一英亩的收益（土地的边际生产率），或者，同样的，每亩土地的租金。大矩形表示总租金，而曲线之下的上半部分代表工资总额；与前面的情况刚好相反。

如果土地数量为b，生产总值P=φ（b），每亩土地的租金是φ′（b）；那么劳动者在产品中的总份额为

L=φ（b）-bφ′（b）

如果函数P=φ（b）=k，其中k是常数，则L=k=P，即与我们在假设的总产量随劳动者数量的平方根变化中所得到的是一样的结果。这种一致性的原因，很快就会揭晓。

现在一个值得注意的有趣问题出现了，在每种假设情况下，产品在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都是一样的吗？或者，以另一种方式问同样的问题，如果企业家作为第三方租用劳动者和土地，并且根据边际生产率的规律向双方进行支付，于是全部的租金和工资会耗尽所有的产品，因此，企业家什么也没剩下？

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从抽象理论看上去是这样的；大多数将边际生产率作为他们分配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家也这样认为。按照我们的假设，无论是劳动者还是土地所有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自由地选择是自己使用劳动和土地还是把它们租给别人。如果两种情况下劳动者的产品份额不同，通常认为这种差异很快会因为竞争而消失，土地的份额也是如此。同时，很明显，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的利润总是趋于零。企业家投入到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工作和思考，当然应该像其他脑力工作者一样得到工资。此外，如果他在为生产服务的过程中也投入了财产（可能是土地或资本，尽管我们不太关注后者），那么他当然应该像其他土地所有者（或资本家）那样因此获得产品份额（租金或利息）。另一方面，如果只凭着他的企业家能力而获得产品份额（并非基于任何劳动或土地的份额），那么每个人可能都急于获得如此容易获得的收入。

但在另一方面，正如已经充分地证明了，劳动者和土地的边际生产率与总产量之间或者劳动者与土地边陆际生产率二者彼此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关系。然而，如果它们具有工资和租金加起来构成全部产量的这一特殊属性，那么显然其他一些条件必须得到满足。这样的情况是存在的，并且非常重要，尽管它有时被经济学家们所忽视。这种情况可能由于是大规模生产和小规模生产有同样的生产率，所以当所有的生产要素以相同的比例增加时，总产量也以同比例增加；或者是至少所有生产企业已经达到了极限，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已无利可图。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将不能再调用竞争的平衡影响，因为我们很快将看到，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由竞争根本不存在。

我们先举例说明第一种情况对于应用此规律是充分的（尽管不是必要的）。试想一个公司，比如说一个农业企业，其中100名劳动者在被等分成100份（不管规模是多大）的土地上劳作。我们用P代表每年的产量，并且仔细观察通过先增加一个劳动者再增加一个单位的土地来连续增加产量，P会如何增长。首先增加的产量是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只要我们可以认为由第101位劳动者在给定区域土地上生产的附加产品大致等于第100位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如果100位劳动者中有一位被解雇或放弃工作，这部分产量将损失。我们用l来表示这部分量，根据我们的假设，它将决定支付的工资金额。如果所耕种的土地中现在增加了同样好的一单位的土地，因此101位工人可以散布在101单位的土地上，那么显然产量将增加，而这次增加的正是我们所说的土地边际生产率；我们可以看出，正如同对劳动者的情况那样，当101位劳动者工作的土地面积从100单位增加到101单位时，所增加的收益与100位劳动者劳作的土地从99单位增加到100单位相比没有显著差别。既然根据我们的假设，最后一单位的产量决定土地的地租，即等于一单位土地的租金，我们用r来表示它，则l+r代表所增加产量之和。另一方面，全部的产量均匀地按照土地面积和劳动者数量增加了，根据上述假设，最终的产量恰好按照第1/100增加，这样，我们得到：

l+r=P/100或者100l+100r=P

换句话说， 100名工人的工资和100单位的土地租金之和正好对应原来的总产量。

下面是一个更常规的例证。如果把产品P作为劳动者的数量a和土地单位的数量b的函数，a和b都是连续的，则边际产量可以表示为P对于a和b的偏导数；因此，如果满足条件，就必须有

另一方面，如果P保留了相同的形式，但α+β＞1 ，则P是a和b的齐次函数，但比前一个更高阶，我们会得到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企业规模越大生产率就越高，而投入的劳动力和土地均按照边际生产率的规律支付，则其份额总和将超过全部产品，所以企业将出现亏损。

与这一结果相联系的情况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平衡是不可能的。大规模的运营比小规模更有利润，因此可以给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提供更好的条件（或给消费者更便宜的商品）；如果小企业寻求竞争，它的利润实际上是负的；也就是说，竞争将淘汰它。只要另一个更大规模的企业出现，同样的命运也将发生在大型企业上。

如果α+β＜1，情况将相反；换句话说，即企业越小越有利可图。那么我们会得到：

也就是说，企业家这样做必然获得利润，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家都会想成为一个企业家，结果是所有的企业最终将分裂成小的个体单位。

当然第一个假设，即相对生产率与企业规模不相关，在特定的生产部门很少被意识到是普遍的原理。企业的运营规模几乎总是对其平均产量有一些影响。然而这并不是说，其影响始终朝着相同的方向。与此相反，通常所讨论的公司总是在某些特定的规模时得到最佳收益。如果超过这个值，集中的优势将被必须要去开发用于提供原料或辅助材料的更大区域所带来的以及产品销售所增加的成本所抵消。在特定情况下的运营规模，从经济角度来讲，企业总是倾向于被“最佳点”所吸引；并且（该点）处于从“增加”向“收益递减”（相对于生产规模）过渡的点上，此时公司将符合固定收益规律^注50。工资和租金将继续根据边际生产率的规律确定，而企业家的利润将趋于零，这都是基于假设所讨论的企业是在同一个产品分支，数量足够多因此可以有效率地竞争。

令a和b分别代表这个企业投入的劳动力和土地的数量，而l和r是实际支付的、用货币或产品所表示的工资和租金；令P代表用同一价值单位表示的年度产量。则企业收益和生产成本的比值k将是

这里P_a和P_b代表因多投入一个劳动者或一个单位的土地所引起的产品P的增加值，换句话说，（可变的）劳动和土地的边际生产率。即使企业家有利润（k＞1），工资和租金一定与边际产量成正比；这是很明显的，因为假定劳动和土地在边际时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如果即使在企业都已经达到了最优规模时，它们的数量仍然多得足以保持完全竞争，那么工资和租金必将增加到直至企业家的利润为零的程度上，这或者是因为新的企业家进入了这个行业，或者是因为那些已经从事这一行业的每个企业又将建立一个以上的公司。事实上，严格来说，只要有一点获利的可能性，就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一变化不会影响公司获利的最佳规模，因为P，P_a和P_b只是a和b的函数，即使（1）中l和r按照相同的比例增加或减少，只要a和b不变即可满足方程）。只有当k=1，因此，l= P_a且r=P_b；时，才能建立充分均衡；进一步地，当：

P=a·l + b·r  时

另一方面，如果报酬递增规律的适用没有限制，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企业的最佳规模是如此之大，因此这样的企业数量如此之少，那么企业主可以很容易地形成一个帮派、托拉斯或者卡特尔；那么就不再存在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那种平衡。整个行业将或多或少地被完全垄断联盟控制，所有较小的公司都会消失。

但在现实中所发生的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由于某些原因，特别是由于公司和市场的当地特点，一个小企业可能在地理位置上比较偏远，有时候可能与其他地方的大公司并存。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大公司享有小公司所缺乏的在良好组织和劳动分工上的优势，并从而获得除了工资和租金（以及利息）以外的收益，或者更确切地说，垄断利润。大公司不会失去这个利润，因为较小的企业在它的局部区域之外的任何事实上的竞争都将是徒劳的。另一方面，如果较小的企业通过巨大的经济上的努力，试图和大企业站在同一个位置，这只会导致双方都受损，因为市场上在同一行业，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两个这样大的企业。因此，大企业拥有实际上的垄断地位，只是因为它首先出现，而这种垄断可以与依法建立的垄断一样有效。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现代通信的发展必然增加大规模运行的优势，因此会提升它们的支配地位。农业，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对这一趋势都呈现出最强的抗拒，但也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也可能是向着大规模经营的方向。

人们针对“联合小农场（通过建立购销联盟、合作企业，轮流地使用联盟租用或购买的昂贵机器）的作用是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的反对意见，其实是支持上述假设的论点；因为这些联盟实际上带来一种规模化经营，而且这些朝向联盟的脚步一旦迈出，极有可能被其他人效仿。

但是，尽管垄断企业或多或少地不断扩张，但是自由竞争仍然在一些领域中盛行，无论是在那些大规模经营或者小规模经营利润几乎相同的地方，还是在最赚钱的规模，就整体而言，相当小的地方。在这些领域我们的理论完全适用；通常企业家没有狭义上的利润。在没有资本的生产中，工资和租金将单独共享产品，并且它们各自的份额将由劳动者和土地的边际生产率决定——无论是劳动者、地主或者其他任何人作为企业家。而且，只要存在任何这种规模相当大的活动领域，它就会确定整个生产领域的工资和租金标准，因为享受垄断优势的企业家给劳动者或者地主的回报不会超过其在竞争条件下被迫付出的。而且，在后一种企业，边际生产力的规律仍然适用，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者和土地的份额与它们的边际生产力成比例。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租金和工资之间存在一种几乎完全的并行性。特殊的租金理论是没有必要的，但可以用处理劳动者的相同方式来处理每一亩土地；在土地私有制之下的土地所有者必须因其贡献得到回报，就如同从市场上奴隶劳工的所有者在奴隶劳工被租用时得到回报一样。几乎所有的生产都是土地和劳动的综合结果；任何一方，至少土地不能完全从生产中省去，而且在边际生产时，任何一方也不能取代另一方；并且事实上任何一方的单方面增加，而另一个保持不变，都将导致产品增加越来越少。

在这些限制条件下，这种增加的产品将决定工资和租金的尺度。劳动者或者土地对产品的总贡献不能确定。但是这种贡献总额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正如已经说过的，它们两者都不能，当然劳动也不能单独地进行生产。只有在边际生产时，也就是说，在达到平衡点时，任何一方的贡献可以假定为独立的角色，于是它不仅确定在这一点开始参与的生产要素的报酬，而且根据无差异或者竞争原则确定总体的工资（和租金）。

仅需说明的是，随着我们考虑一个单独的生产企业通过多投入一个工人或一亩土地而额外增加的产品，或者考虑在劳动者或可耕种面积的总体数量增加一点时全部社会产品的增加的这些情况，可以很容易看出来，上述情况既适用于个体又适用于总体。然而，我们不应忘记“收益递增”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整个社会。如果国家的土地和人口数量均匀地增长，例如通过两个自然条件类似的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盟，或者仅仅去除它们之间的关税壁垒，那么由于劳动者之间社会分工的增强而增加的联合产品数量将大于社会人口增长的比例不但是可能的，而且非常有可能。当然，如果两个地区的条件不同，则更会是这样；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将是另外一个问题。然而，在最后这个限制条件下，如果其中的量代表社会上存在的全体劳动者和土地，那么我们上面所使用的图表和公式仍然适用。这种评述的重要性将在下文中逐渐变得更清楚。

C. 技术发明对地租和工资的影响

我们现在来对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理论验证：即技术和机械发明对生产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特别是对工资。当然，在讨论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前，我们无法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然而，机器除了具有或代表资本（我们将在后面更详细地说明）的性质，还具有改变边际生产时劳动和土地互相替代条件的特性。换言之，根据我们的理论，它可能会改变它们的相对边际生产率，进而改变它们在产品中的份额。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正是机器的这一特点。目前，我们不应该让这种复杂的问题因为引入第三个生产因素——即资本，而变得更加复杂化。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将机器视为被间接雇用（而不是保存或“储存起来”）的劳动和土地。

机器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取代了人类劳动，即允许我们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与此前相同数量的商品；从而通常来说，用同样的劳动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一方面，人们认为更高的劳动生产效率应该带来更高的工资，或者至少使其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它通常会导致一部分劳动力过剩，因而失业人员之间的竞争会压低工资。似乎这两种对立的趋势同时起作用，因此，当一个趋势或另一个趋势占优势时，引入机器将使劳动者受益或受损。关于这点的看法随时间而变化。以前在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人们毫不怀疑省力的机器从劳动者嘴里抢走了面包，而且不只是他们，当局也顽固抵制将机器引入某一个制造部门。重农学派的胜利引起了突然的变化，根据它的理论，尤其是让·巴蒂斯特·萨伊（J. B. Say）的学说，货物最终总是必须交换的，因此将形成对其他货物的需求；劳动生产率提高本身将增加对于迄今不消耗的或仅以小规模消耗的商品的需求，因而需要劳动者生产它们。因此机器顶多引起某些群体或劳动者的暂时性失业和不便。从长远来看它是有益处的，它可以增加劳动机会，而且会提高而不是降低工资。但是这种乐观的观点经受了挫折，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中专门关于“机器”的一章里无可辩驳地证明（正如通常认为的那样）：如果企业家的净利润同时增大、引入机器等省力的方法对雇主在经济上是有利的，即使它不增加而是减少产量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无法因为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增加而得到补偿。

时至今日，这个问题始终处于这种有点不尽如人意的状态。我相信边际生产率的理论将使我们能够把它放在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上、用更好的解释来替代这个模糊的甚至是部分错误的分析。实际上“劳动生产率”的表述应用于生产整体时没有可理解的意义，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生产总是劳动和土地综合的结果。因此，机械增加的是劳动和土地共同的生产率，哪些增加可以归因于一种或另一种生产因素的作用无法确定，所以进一步考虑它们各自在产品中的份额并不重要。就此而论，只有边际生产率才是决定性因素。但在生产过程中技术变化所带来的全部产量增加，并不一定引起两种生产要素边际生产率的增加，更不会是一致的增加。可能是一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降低，同时另一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增加更多；或者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以土地为代价增加，进而是工资以租金为代价增加，或者反之租金以工资为代价增长。前一种情况出现的例子也许是这样的：由于一些发明的出现，现有自然能源的供应可能增加了，因此某些迄今被忽视的能源，如煤炭、水、电有了新用途；以前没用的土地经过或没经过预处理都显得是肥沃的了；林业被园艺取代，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或者至少可以想象，地租在绝对上和相对上都会下降，所以生产所增加的利润，甚至更多地将归属于劳动。也许可以反驳说，实行这种违背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的改变，绝不会被允许发生；但我们将很快地看到这种反对意见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可能担心相反的结果，刚开始看上去一种发明在没有引入任何新的自然力的情况下会使劳动者过剩，例如某些用于播种、收割和脱粒等的农用机械，在未改变实际耕种方式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使用耕畜的人力劳动或其他非人力劳动。这时候不排除产品总量增加，后面我们将看到在理论上总是这样。例如，如果投入较小数量的劳动就得到相同的产量，那么被替代的劳动者总要能够生产出一些东西，因此最终的结果是产量增加。但这个结果可能仍然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大幅下降共存，因此最终工资会下降。

反对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地主不愿也不能直接消费以实物形式增加的租金，这是真的。因此，他们会将消费转向奢侈品，进而增加其对人类劳动的需求，从而使工资再次上升。但是很容易发现这种情况只是次要的。它可以或多或少地调整第一种情况的结果，但几乎不能扭转它。如果我们沿用上面的假设，即一个经济社会，因自然条件只能生产一种或几种大宗物品，因而必须从其他地区或国家采购所有其他商品，并且（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已由世界市场确定，与他们本身的行为无关，这时该反对就没有意义了。例如，假设地主用玉米地增加的租金从其他地方或国家获得最精巧的制造品，这将使他们自己的那些或多或少地与土壤捆绑在一起和劳动者受益，至少如同他们以实物形式消耗了一样——作为赛马和猎犬的饲料等等。在两种情况下都不会涉及对工人给予劳动的其他需求形式的补偿问题。

另一方面，经过仔细检验（在我看来事实很有趣），李嘉图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在理论上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很难想象生产总值或者价值（假设和以前一样，即商品的价格已知且保持不变）的减少是技术改进的结果。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能够通过已知的生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产量，并因此像企业家那样获得利润。李嘉图未能从自己的假设中得出最终的结论。在所提到的文章中他的立足点确实是资本，他将其分为流动资本（或工资基金）和固定资本。但他的分析，正如他自己所说，同样适用于我们简化假设下的没有资本的生产，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容易招致同样的反对意见。

让我们假设节省劳动力的农业机械（干草机、马拉耙等）的引入，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使得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比耕作农业利润更大；因此尽管产品的价值少了一些，却由于节省劳动力而产生了较大的净收益。那么结果必将是一个或多个农民转向更有利可图的生产形式。如果大家都效仿他们，则必然会出现总产量（或其交换价值）的显著缩减，可是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一旦这种改变致使一些劳动力成为过剩，工资也相应下降，那么老式的生产方法（这里的情况是旧式的耕地种田），将变得更加有利润——李嘉图没有发现这一点；他们将精细化耕种、吸纳过剩的闲置劳动力。可以严密地证明，这种情况下的平衡必然以旧式和新式的生产方法之间的分工为前提，结果企业家的净利润在两个生产分支中同样巨大，而且全部产品或其交换价值将达到最大值，因此最终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我们先用一个例子进行说明。假设有10块土地，大小相同，自然方面的优势相同，各按照老办法投入100个工人。工资为500先令，每块地的生产总值100,000先令，因此每一位土地所有者最终的净利润是50，000先令。

现在我们假设其中一个地主采用了新式方法。他辞退了50个劳动者，在其余50个人的帮助下，他获得了价值77,500先令的总收益，因此他的净利润为77,500-（50×500）=52,500先令。

50位失业劳动者中，我们假设其中45人被吸收到其他9块土地，每块地5个人，这5名工人增加的产值为：

与此同时，结果一定是工资全面下降，比如说降至450先令，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块土地的老板可能会发现重新雇用他以前的5名（比如说）员工前员工更有利。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他们额外增加的产值与上述情况相等，即2，400先令。最后的结果为：

因此结果是生产总值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而且由于老庄园雇用了更多的劳动力，他们从工资的下降中受益更多，最终他们将和“新”产业有同样的利润，因此转向新式方法就没有吸引力了。

一个更通俗形式的证明如下：图9代表旧的耕种方式，而图10代表新的方式，两者土地面积相同，后者雇用更少的劳动者，总产值也略小，然而净利润更大（曲线下的上半部分）。

我们假设一个或多个地主转向新式种植方法。一些被解雇的劳动者于是到使用老式方法耕种的土地求职。因为他们数量较少，所以使每块土地增加的产量几乎与之前雇用的最后一位劳动者所增加的产量一样大。既然采用新方法的土地净产品比以前有所增加，总产量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因为边际生产率和工资已经下降，所以地主的份额，即使是在采用旧式方法的土地上，也变得比以前更大一些。每当一块土地采用了新的耕种方法时，相同的过程都会重复。由于采用旧式耕种方法的土地上工资的下降给地主带来了更大的利润，并且他们这里劳动者的数量比采用新式耕种方法的土地上多一些，那么迟早会达到这样一个点，即此处两种方式耕种的土地净利润相同。因此，从旧式方法向新式方法转变的动机消失了。在这一点上，生产总值也将达到最大值。

这确实和上面所说的一致，它也可以直接通过代数形式证明。如果x和y分别代表每英亩土地上采用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耕种的劳动者数量，且在一种情况下的生产率函数为f（x），另一种是φ（y）；如果我们假设m亩用第一种方法耕种，n亩用第二种方法耕种，我们必须寻找使表达式

mf（x）+nφ（y）

达到最大值的条件，如果同时：

m+n=B

且

mx+ny=A

f′（x）=φ′（y）

和

f（x）-xf′（x）=φ（y）-yφ′（y）

因此，虽然乍看上去一些公司转向新的耕种方法后似乎总产品减少了，实际上总产品量达到了最大值；但只要我们假定新方法土地的总产品少于老式耕种方法，那么工资必然同时下降。

如果我们假定工资处于维持生计水平（通常认为不能再下降），情况也不会有不同。在现实中，如果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通过贫困救济填补这个差距，如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英格兰发生的那样，工资不仅被迫降至比它低一点，而且可以无限期保持低于生计水平。如果我们假设，在任何情况下，对劳动者的供给必须以某种方式由地主支撑，则将工资降至自由竞争可能达到的位置、再通过慈善使收入增加至必要的最低限度，对他们实际上更有利；这样做比坚持每一位劳动者应获得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要更好一些。特别是所讨论问题中的这种技术改进被发现后，这种最低工资调节可能造成很多工人失业，而他们的家庭将完全依赖于贫困救济。

虽然我们目前只是在关注一些起作用的力量，我们仍然可以暂时得出结论，即自由竞争通常是保证生产最大化的充分条件。但这种最大化可能与劳动要素之一的分配份额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是劳动）相关联，甚至是以此为条件。这说明了那些将自由竞争看作是能最大程度满足全体社会成员需求和愿望的一个充分手段的人是严重错误的。

可以进一步推测当劳动者作为企业家时，造成工资下降的结果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另一方面，因生产中的改进而造成的地租减少也绝不会被作为企业家的土地拥有者接受；然而，这两个结果在自由竞争情况下都非常有可能产生。对于企业家个体而言，在面对一定市场价格的租金或工资时，能够增加他纯收益的技术改进始终有经济优势。一般情况下，当所有企业家的效仿不影响个体的行事方式时，可能会有相反的效果，除非协议、卡特尔等取代自由竞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注意到，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在普遍自由竞争的情况下生产（仅限于我们假设范围内）达到其最大值。工人为提高工资的联合，与雇主和地主为降低工资的联合（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土地必然得不到开垦）都会导致产品的减少，只有合作引起了社会集体主义的结果时，才能再次达到物理和技术上可能的产品最大化。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瑞典的森林地区，比如在诺尔兰或斯莫兰（Norrland or Smàland），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如果林业产品升值，那么很有可能农耕将不再是盈利的，在这些地区以前这样的事情有时是有可能的，这时从地主的角度来看，放弃耕种、而在他的地上种树会更好。尽管事实是在一定的区域内，林业显然无法支持哪怕是在最差的农业中所能支持的人数。土地的所有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巨大和不劳而得的财富，而与此现时工资却由于劳动者的过剩而被迫下降，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肯定应该被纠正。但是，如果我们的观察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有些人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并且甚至试图通过立法来解决的私人和公共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其实并不存在。事实上，如果林业可以在任何从私营经济利益角度上看起来最有利可图的地方自由扩展，总的国民产值可能会更大；而多余的劳动力（就不能被林业产业吸纳而言）可以在那些由于自然优势而继续从事农业的区域寻求就业。

换言之，这里需要矫正的弊病只涉及收入的社会分配问题，而不是经济上最有利的生产方法。

如出一辙的是近年来被广泛讨论的“寄生”职业，那些劳动者，通常是妇女和儿童，没有拿到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而是由其他人（父母、亲戚等）提供部分资助。有人说，为了社会的利益，这些雇主们不愿意或者不能提供全额工资的职业应该被禁止。然而，这样做的唯一的结果很可能是目前在这些岗位工作的人生活状况非但得不到改善，而且将不得不完全依赖别人的供养。

就整体而言，想当然地认为除非该国人口过多，否则所有健康且能够工作的人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经常发生。相反，完全可以想象一个社会的总产出对社会全体足够大，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仍然很小，以至于劳动仅具有微小的经济价值。即使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情况下所支付的工资也只是对应于必要支出的一部分，而其余的则来自社会的租金和利息。

当然，这并不排除大多数的发明和技术改进在两个方向上都有利的可能性：即其既可以增加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可以增加土地的边际生产率，并同时提高它们在产品中的份额。事实上，根据概率的一般规则，这样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只要总生产率的增加足够普遍。如果在过去的（比方说）两个世纪中所有生产领域的巨大的进步只是比较轻微地改善了（在许多情况下还很值得怀疑）劳动条件，而租金却已成倍增长，如我们所述，其首要原因是在此期间的人口的大幅增加所造成的生产要素之一（劳动）的单方面增长。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这种增长必将不断降低劳动的边际成本并迫使工资下降；或者，阻止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否则不可避免的工资上涨，这其实是一样的结果，但肤浅地分析很容易忽视这种联系。不幸的是，集体主义并不能给劳动者本身所带来的这一弊端提供补救措施，至少从长远来说是不能的。

几乎不可能找到一种简单易懂的标准来指示生产工艺的变化本身是否能够提高或降低工资。但是根据我们对李嘉图理论所作的评论可以断言，每当生产改进的主要影响是迫使雇主减少员工数量，但并非是因为工资上涨的原因时，就表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已经下降，并且或多或少的工资下降可能也会随之而来。另一方面，对劳动者有利的技术改进最初必然以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并提高工资的方式显现，就像类似在前文所述的方式那样，技术改进常常使土地耕作比畜牧更有利可图，而不是与之相反。我们在这里所述的主要适用于工资和租金，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资本在生产领域的出现给我们的结论带来一定的调整，然而，这不代表整体是无效的。

2．资本化生产

A．资本的概念

现在我们探讨第三种生产要素：那些通常包括在术语“资本”中的要素。说明资本的真实性质和它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其拥有者（如同土地和劳动的拥有者那样）索取其在产品分配中的依据，比其他两个要素的情况困难得多，在经济学家之间引起了无数的争议。主要难点之一是生产资本在现实中多样的、不断变化的形式。这个术语的通常含义，包括除了以其原型存在的自然力量和直接的人类劳动以外的所有生产从属品。它首先包括进行工作或商业活动所必需的房屋和建筑^注52；使用的器具、工具和机器，以及更重要的群体——家畜。资本还包括工作所需的原材料，最后（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类别）是如果在生产期间需要供养劳动力的话，则必须储存或准备好的生活物资和其他商品。当然，这就是这个术语被普遍接受的含义。一些作者，如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竟然认为最后一项基本包括了全部资本，也就是说，投资于生产前以自由资本形式存在的所有资本。但是，我们将很快看到，这个观点太片面了。

初看上去所有这些必需品只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它们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因此可以把它们一起看作是一笔钱，一定数量的交换媒介——货币。这似乎也是其名为资本的原因，因为这个词最初的意义是借出的一笔钱，capital is pars debiti——对应一定利息的一笔贷款的本金。但是，既然生产收益也是用价值来衡量的，资本如同贷款的钱，具有其在产品中的份额，即利息，与资本本身是同一种东西的特性。利息是资本衍生出来的，是资本的一定百分比；而工资对于劳动以及地租对于土地都是异质的东西。土地肯定有资本或者货币价值，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其租金也可以说成是一定的百分比，比如3%，4%，5%，或者更高，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是衍生的和继发的东西。即使法律禁止所有的土地购买和出售，因而土地不再有任何交换价值时，租金仍将保持基本不变；这就像劳动现在的情况一样，与早期相比，现在已经不能再以奴隶劳动的形式购买或出售了。

在这方面，所有我们所称的资本，或者至少其中的大部分，还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其本身是一个产品（“生产出的生产资料”是一种普遍的、某种意义上非常好的对资本的定义）。在这里，它又与劳动和土地或者至少是与非熟练劳动和未开垦的土地形成对比。人类是生出来的而不是生产出来的 （除了在“繁殖奴隶”时），而自然能源的总和，就像物质的总和，是不能人为地增加或减少的。

上述情况以及资本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一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被视为是对利息的充分解释和辩护。有人说资本代表“以前完成的”劳动（我们将很快看到，实际上它代表的不仅是“以前完成的”劳动，还包括以前土地所提供的贡献），而这，如同所有其他的劳动一样必须要得到报酬，即利息。麦克库洛赫（McCulloch）、巴斯夏（Bastiat）和其他人都这样认为。以这种简单的方式，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利息现象的哲学和道德基础。后者特别必要，因为众所周知，所有真正的利息，至少如果它采取借款利息的形式，过去是长期被天主教所禁止的，在某种程度上新教世界也是这样，尽管很少有人对地主收取租金（即使他根本没有耕种土地）提出反对，或者说根本没有人这样。

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有很多缺陷的。当然，以前完成的劳动必须得到它的工资；但这些工资不是用利息支付的，而是用资本本身支付的。如果有人做一把铁锹、一个刨子或任何其他资本品，通过使用它们，他得到了对其工作的报酬，他显然没有要求更多的东西。不可思议的是拥有资本，至少表面上，确实获得了更多的东西，那就是在不损失资本的情况下或者是资本在不断被偿还时，仍能获得利息形式的永久收入。

的确，一般来说投入资本后总产量增加值大于生产中所消耗的资本（即以更大的产品数量或产品价值）。但这种情况本身就需要一个解释。我们可以和庞巴维克一起提问为什么竞争没有把产品的价值降低到，或者把资本品^注53的价值提高到能使前者和后者正好相当，而不给利息剩下任何东西的程度。我们不能简单地、理所当然地认为资本可以索取全部盈余。

严格来说，资本对于所有生产都是必需的。当资本不存在时，产品或多或少可以忽略不计。但因此资本就可以索取全部或较大部分的产品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公平而言，劳动可以索取全部，土地也可以。必须有一个划分，但以什么为依据呢？上述说法根本没有提供答案。

早期著者中范杜能对利息的本质和起源的理解肯定是最先进的。正如他认为“最后一名工人”增加的产品决定工资一样，他认为利息由“最后增加的资本的收益”确定，但他并没有对这一问题探究到底，事实上，他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正确的。更清晰的是由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所提出的解释，但不幸的是他的资本理论仍然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片段。直到庞巴维克发表了他的伟大作品，我们才有了关于资本的本质和功能、利息的起源以及确定的理论，他的理论清楚详尽，即使是最苛刻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然而尽管庞巴维克才华横溢，但他的论述由于过于发散而受损；其丰富的实例有时让读者混淆。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他对这个主题一个重要方面的逻辑分析不是从尽可能把其解释清楚的角度来进行的。因此，我打算在这里展示庞巴维克的主要思想摘要，如果可能的话，我将使用更清晰、更易于理解的形式。

B．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投资期一年

如果暂时撇开资本生产率（或价值创造能力）的起源问题，并把它作为一个经验事实，我们可以很容易将上面所提出的理论应用到资本上面，即某一特定生产因素的份额是由其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其实这就是范杜能尝试去做的事情。正如最后一名工人增加的产品调节工资，因此范杜能认为，所有资本的利率是由最后投入的那部分资本的收益调节的^注54。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只要一个企业家投入生产的资本得到的回报大于其借入资本所付出的利息，或者大于他通过把自己的钱借出所得到的回报，他当然会倾向于提高资本的使用。相反，如果借入资本的利息比在生产中使用或者最后投入那部分资本的回报率高，那么他会尽量将资本缩减至生产必需之处，或者相对盈利的生产部门。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这种类推（一方面是利率，另一方面是工资和租金）是不完整的。对于劳动和土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适用于边际生产率的规律时有一定的限制条件，无论是对于整体经济还是私人经营。如果在一些地方或国家，存在过剩劳动力或土地，它们每个人或每亩地所能增加的生产低于普遍的工资或租金水平所对应的水平，那么工资和租金将趋于下降。（事实上有可能存在一个限度，实际工资不能或者社会因素不允许其下降至此限度以下，这是一个需要个别考虑的问题。）但是这个理论只适用于资本，按照通常的设想，当我们从个体企业主的角度来看时，工资和租金是由市场所决定的数据。当我们考虑社会总资本的增加（或者减少）时，那么随之出现的社会总产品的增加（或减少）完全不可能调整利率。首先，新的资本与原有资本相竞争，从而首先导致工资和租金的上升，这可能不会对产品的技术构成或收益大小造成太大的改变。由于这个原因，利息必定会下降，但不会下降至零或者类似的程度，即使新资本所增加的产品几乎为零。工资和租金的增长会吸收多余的资金，因此后者现在就足够满足生产的需要，尽管实际上生产几乎根本没有扩大。

这种奇怪的差异很容易解释。劳动和土地都是用它自己的技术单位来衡量（例如工作日或工作月，每年多少英亩），而资金，前面已经讲过，按照一般的说法，是按照一笔交换价值（货币或平均产品）来计算。换句话说，每一个特定的资本品都是用一个与其自身无关的单位来度量的。无论这样做的实际好处是什么，这种理论上的不规则扰乱了所有生产要素之间本应存在的对应关系。一件技术资本品的生产贡献，例如蒸汽机，不是由其费用，而是由可以提供的马力或者类似设备的过剩或稀缺性决定。如果资本品也用技术单位来衡量，该缺陷会得到纠正，并且对应关系也就完整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本就必须分配到多个类别，因为有多种工具、机械和材料等，统一处理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将是不可能的。即使如此，我们也只需知道在特定时刻各种对象的产率，根本不需关注货物本身的价值，而这是为了计算利率所必须要知道的，这一利率在均衡状态时对所有资本都是相同的。其次，瓦尔拉斯和他的追随者们试图从资本品的生产或再生产成本中推知它的价值，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实际上这些生产成本包括资本和利息，而我们对生产成本规律的分析所作的假设是无资本生产。因此，我们是在循环论证。

但是，如果我们指的是共同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各种资本的起源，我们则可以从这一困境中脱身。我们已经指出，资本本身几乎总是一种产品，是两个原始生产要素：即劳动和土地合作的成果。所有资本品，尽管看上去不同，总是可以最终分解为劳动和土地；而唯一可以将劳动和土地的量与那些我们以前所讨论的区分出来的是它们是属于早年以前的，那时我们只关注了直接用于消费品生产的当前的劳动和土地。但这种差异足以证明建立一个特殊的、与劳动和土地一样的、称其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种类的合理性；因为经过这样的时间间隔，所累积的劳动和土地已经能够呈现出其在天然状态下所不能呈现的形式，它们借此在许多生产性用途中获得更大的效率——庞巴维克正是以这样一种巧妙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和表述，在这一点上他比任何其他的现代作家都做得更好。

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找到对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或所谓的生产率的整体解释。所显现的无非是生产中时间要素的重要性。当然在真正的意义上，只有活着的人类和自身永远存在的自然力量，尤其是太阳和地球的物理和化学力量，是名副其实的生产性的；即只有原始要素——人与自然。但是如果用于迂回生产，则两者的生产力变得或者至少可能变得大于它们被直接用于生产商品时的情况。正如有人说的，这一效率的增加是利息的必要条件；这是它的源头（就像土地的肥沃是租金的来源，而劳动生产率是工资的来源）；但它不能因此调节利率。部分生产率的增长应该归因于而且必须归因于其他生产要素，因为它们的结合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本身就是对资本的应用。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资本是在岁月中储存的劳动和储存的土地的结合体。土地的增量很重要；英国政治经济学由于忽视资本的一部分是由储存的土地所构成这一事实而一直蒙受损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其断然予以否认。然而，资本的这一部分毫无疑问地与其他部分同样重要。精心制作的工具和机器可能主要是因为人类劳动而产生；但是家畜、原材料等资本品则主要是因为包含其中的土地资源而存在。树木、野味、鱼等，在野生时是大自然的产品（我们暂且放弃常用的术语并将产品这个术语的概念扩展至包括纯自然产物）。绝大多数的资本品是由储存的劳动和储存的土地共同组成，但是如果这两个要素在现实中是不可分离的，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把它们分开，就像我们将劳动和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处理那样。因此在下文中，我们将用劳动资本和土地资本从概念上将其与实物资本进行区分，我们用它们表示已经使用了的劳动和土地——如果是被别人使用，是购买了并付了钱的：这一劳动和土地还没有变为成品，即不是现在或当前可用的劳动和土地。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来源于早期植物、在煤炭和矿石沉积物中发现的存储能量具有特殊地位。它们代表了比任何其他投入生产的资源都更古老的土地存储资源。但是因为没有人从一开始拥有它们，所以在经济上可以将它们视为自然产生的库存原料或半成品。与土地的肥沃性相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资源可以根据我们的意愿来决定是将其用完或者闲置；但是另一方面，它们无法被再生。从后一点看，严格来说，它们不能被包含在一个稳态经济体系中。

现在我们必须结合时间来考虑资本量的这一分层。而且，我们要逐步接近我们的目标；我们首先假设与可以直接用于本年度生产的劳动和土地资源一起，存在着资本品形式的与上一年储存下来的相同种类的资源，而且这些资本品全部消耗在当年的生产中。当然，如果预期目前用于商品生产的全部可用劳动和土地资源是直接消耗的，这将带来总产量的大幅增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优势显然会相当短暂，只能与此前原始的无资本状态一样，通过牺牲上一年度并把生产留到下一年而得到。因此，我们必须假设当年相应部分的资源以资本的形式储存起来供给下一年的生产，以此类推，等等。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应当假设静态条件是我们观察的基础。这不会妨碍我们考虑相关的数量改变，条件是我们不考虑实际的过渡阶段 ，这（实际过渡阶段）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我们假设这些变化已经是最终状态，因此“静态平衡”（静止状态）被重新恢复。我们相应地假设每年所储存的劳动和土地的数量是一样的。这是以我们假设的、对这两者的数量先前已经进行了调整为前提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在一定条件下，资本家储存比较多的劳动资源和比较少的土地资源可能是有利的，反之亦然。资本一旦形成，用于每年的生产和消耗的劳动和土地与最初在无资本生产状态中所用的是一样多的。但是由于这些资源的一部分是上一年以资本形式存留下来的，所以通常全部产量将会比之前大得多，至少会达到某个限度；当投入的储存形式的劳动和土地资源增加时，产量也将同比增加。

图11

用上面代表1928年当年生产情况的图（图11），更容易理解。用于生产今年供应的商品所直接投入或者以资本形式投入的劳动和土地数量，用两个矩形表示，左手区域的（0，0）表示当年的生产资源，即当年直接投入的部分。右手区域的（1，1）表示储存下来的、用于今年消耗的劳动和土地，而上面两个同样大小的（0，0）矩形表示当年的且将于下一年度使用的资源。

虚线矩形一部分表示1929年的资源，和那些今年储存、将用于下一年直接生产商品的资源，一部分表示将被储存起来并资本化的、满足下一年需要的生产资源，等等。

我们像此前一样假设是自由竞争状态，至少在主要生产领域是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问题将基本上与以前相同，所不同的是现在生产要素增加了两个，即储存的劳动和土地资源。而且，每个特定生产因素的总贡献是不能预先确定的，甚至无法分析。因此它在产品中的份额，必须通过其他的东西确定，出于和以前同样的原因，其他的东西即边际生产力。既然经验表明，同样种类、同样数量的储存资源代替一定数量的当前劳动和土地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我们假设储存的数量也只够在这些情况下使用（甚至不是全部），那么，储存的劳动和土地资源的边际生产率大于当前资源的边际生产率——至少在尚未实际达到的一定程度上。这种边际生产率以及由它所确定的产品份额，首先补偿生产中所消耗的实际资本，此外，还提供了更多的东西。在静止状态下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价值必然一年一年保持不变，因此一个在某一年购买劳动和土地以便将它们转换成资金用于次年生产的人，总能指望可以得到比他所支付出去的更多的产品或者价值。剩余的这部分就是所谓的利息。我们由此得出了以下定义：

资本是储存的劳动和储存的土地。利息是储存的劳动和土地与当前的劳动和土地的边际生产率之差。

如果情况不是静态的，那么我们当然必须要考虑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类似商品（甚至同类的货物或劳动）价值的变化，这可能造成实际利率利息为负值，而不是正值。不过这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什么比一大笔资金进入某一行业造成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从而所投入的资本暂时亏本而不是获利更常见的事情了。真正的理论难题是去解释在稳态条件下，资本的占有是如何能成为永久收入之源泉的。在非稳态的条件下的应用大体上没有困难。

据我看来，一切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说法都在上面用斜体表述了。庞巴维克关于“现在”的商品比未来的商品具有更高价值（或过去的货物比现在的货物价值更高）的三个主要理由中，第一个指的是需求及其满意度在当前和未来之间的差异；第二个是主观上对未来需求的低估和对未来供应的高估。但是，这些方面的考虑，对于资本生产性使用的重要性只是间接的。那些借入资金用于生产目的的人，不会因为预期到未来的供应或主观上的高估而付出相比实际上通过专业地使用资金所得到的更多的利息。（他们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被诱使将一些借来的钱用于非生产性的自我消费，并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资金的供应，从而提高了利率。）

另一方面，这些考虑在实际资本积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相反的资本的非生产性消费中，就像用于消费的贷款，也是如此。出于逻辑分析和论述的目的，似乎应该首先研究已经积累起来的资金的特定供给的影响，然后调查影响并最终改变这一供给的原因。这样，就只剩下庞巴维克的主要原因中的第三个，即较早阶段可得到的比那些只能在稍后的时间才能够得到的商品或生产资料的技术优势。他在这方面的分析与我们已提出并将进一步继续的基本上不谋而合；但是，对比的结果将显示，它要复杂得多，可能因此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好理解。这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庞巴维克忽略了将他的论点置于静止经济条件的根本简化假设之上，尽管他并没有真正实现任何更大程度的通用性。此外，当他坚持认为，“目前的”生产资料，例如现有的一个月的劳动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比未来可得的在技术上先进时，他也不能完全因试图说明太多问题而免责。当然，情况并非像他所说的。在很多情况下，出于技术的必要性，目前的劳动和土地必须以其原始形式投入，而不能以储存形式的生产力替代。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后者的边际生产率更大，只是由于目前的劳动和土地对可以投入的目的较丰裕，而储存的劳动和土地对于它们有优势的很多用途上不是同样程度的充足。这同样也会从限制资本积累的那些情况中得到解释。

同样清楚的是利息，至少在这里考虑的一年期投资范围内，根据我们的定义，在所有企业和所有各类使用中必须相同，特别是储存土地的边际生产率（以及在产品中的份额）与当前土地边际生产率所处的关系，必须与储存的劳动和当前的劳动在边际生产率上的关系相同。否则在下一时刻储存更多的劳动和更少的土地将是有利可图的，反之亦然。我们顺便提醒读者，这里假设的年复一年的资本技术更新，绝不排除个人用于可能在将来使用的资本积累和资本保全。这样的个体需求只是在市场上以器具、屠宰牲畜等形式在一年中尽量买进劳动和土地，并在下一年出售，再重复相同的操作。换句话说，“私人资本”的期间，或者更确切地说“私人资本”的所有权，与“社会”资本^注55严格意义上的技术性周转期无关。

如果我们假设工具和器械、家畜、原材料等形式的全部积累资本，由A劳动年、B亩年构成，即去年A个劳动者和B亩土地的总产量，并且如果l代表每个劳动者的工资，而r代表每亩地的租金，那么，用货币或产品表示的资本价值是A·l + B·r。如果在当年，投入到某特定业务中的是a个劳动者b亩土地，以及以某种形式转化为资本的前一年的a₁个劳动者和b₁亩土地，那么这一年的总产量将被视为是所有这些量的函数，即：F（a,b,a₁,b₁）。

一方面此函数对于每个变量的偏导数，F_a=l，F_b=r，即当年劳动的工资和土地的租金，另一方面，F_a1= l₁（＞l），F_b1= r₁（＞r），或称为储存劳动的工资（含利息）和储存土地的租金（包括利息）。在平衡时显然要求l₁∶l = r₁∶r。则下面两个相等的量

如果我们现在比较两个类似的静止状态，都投资一年，其中之一有较多的资本投入，也就是说，每年都比另一种多储存劳动和土地用于下一年，一个难解的但特别重要的问题产生了，那就是这种增加的资本投入对工资和租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换句话说，对于归于当年的劳动和土地的产品份额有什么影响？

事实上，它们的边际生产率比储存的劳动和土地的少（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并不会阻碍它们因资本使用的增加而增加。这可能很明显；因为对于任何特定年份，参与直接生产商品的当年劳动和土地越来越少，资本化生产方法扩大得就越多；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将必然预示着那些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相对增加。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当然，其他条件不变时，一种生产因素的供应量减少将会增加其边际生产率；由于资本而增加的产品将部分归于资本、部分归于其他生产要素。但是，如果资本的积累恰逢技术发现和技术进步，就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则完全可以想象尽管资本投入和生产增加了，但当前劳动和土地的边际生产率及其分配份额将减少而不是增多。只有在这种已知技术条件下的生产达到了资本饱和时，工资和租金一定会上升——通常两者都上升，而利率下降。翻译成我们的术语，这意味着劳动和土地的边际生产率在最后一种情况中逐渐增加，而储存的劳动和土地的边际生产率下降——所以它们之间的差异会持续降低，并且最终可能完全消失；利率降得不值一提，资本家在产品中的份额只包括对投入的储存劳动和土地的报偿，即对资本本身的报偿。

在下面的部分中，我们将把这个结论应用到更复杂的资本投资期超过一年的情况。

C．一年以上的资本投资

在过剩的资本引发利息下降至几乎为零之前，现实生活中一年期的投资将会失去优势，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投资期是几年。我们现在来研究这是如何发生的。假设劳动和土地只是储存两年，就足以满足我们的目的；因此投资可以是一年，也可以是两年。毕竟我们这里所描述的过程很容易扩展到任意一段时间的生产和资本投资。目前，我们还应当忽略资本被首次积累并适当地分布在所讨论的生产过程中的过渡期；我们将只关注完全恢复平衡后的状态。

现在每一个特定年份的产量源于（1）当年的劳动和土地，（2）过去两年储存并资本化的资源。另一方面，如果保持静止条件，必须从当年消费品生产中取出两份劳动和土地（正好对应于这些），并把（1）用于下一年产品生产，把（2）用于再下一年的产品生产。即使这样也不会用尽现有的资本品；因为同时存在着一些前一年储存将在下一年投入生产的劳动和土地。由于这个原因，在当年可以将它们仅视为要带到后面去的存货——也可以说是过渡商品。（当然，在现实中，不同年份储存的劳动和土地并非总是那么严格区分的，而是混合在同样的资本品中，这一点以后再讨论）。同样，如果资源储存3年，在任何时候可以得到的劳动资本（以及土地资本）将不仅是3个，而是3+2+1=6个不同的组（详见下面的段落）；对于更长期的资本投资，以此类推作必要的修正。因此可以说，资本组的数目在高度和宽度上都将按照年数的平方增长。我们将看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

下图表示此时当年以及储存的劳动和土地供应，（1）一年和两年的资本投资，（2）一年、两年和三年的资本投资，看图即可明白。数字1，2，3表示资本组的时间是1年，2年，或3年，即来源于1927年，1926年，或1925年。0表示当年的劳动和土地资源，无论是用于当年直接生产、还是被储存并资本化的用于后续年份的储存。标在左侧的年份代表的是同一水平线上现有的、用于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化生产力所处的年份，且这自然地意味着它们将部分地与当年现有的劳动和土地部分一起，以及部分地与那些前几年储存并资本化的劳动和土地一起，供将来使用。

由1，1和2表示（图12），或1，1，1，2，2和3（图13）表示的矩形之和代表该年年初存在的全部资本品供应，尽管其中只有部分被投入或者消耗于（两者是一回事）当年的生产。高一层的矩形，尺寸和数量相同，用0，0和1表示（图12），或0，0，0，1，1和2（图13）表示，代表年底的资本供应^注56。

如果我们回到1-2年的资本投资，很显然，储存两年的劳动和资本将按照其边际生产率得到报酬。如果我们考虑可能是一年期投资的农具、家畜等的极其原始的本性，以及可能有两年投资期的许多领域中生产工艺的巨大改进，我们将很容易看到，两年期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很大的范围内，要大于一年期的资本，更不用说要大于当年的劳动和土地了。但是应该注意，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这类情况下投资两年将是盈利的。要做到这一点，上面提到的三个量之间必然保持着某种确定的关系，与其相对应，其中存在用复利的计算。

换句话说，如果一年期的资本（储存一年的劳动和土地）与当年资源的关系，比如说是1.05∶1，因此一年期资本得到5%的利息，那么两年期与一年期资本边际生产率之比一定至少也是1.05∶1，因而与当年的劳动和土地之比是（1.05）²，所以两年期资本两年来的投资收益至少是10.25%。这是显而易见的，否则任何希望将资金储存两年或更长时间的人将更愿意将假想的两年期投资拆分成两个连续的一年期投资，结果技术上资本周转期仍然是一年。

另一方面，可能有人会问，是否两年期投资的利息永远不可能超过一年期投资的一倍以上，比如说是3到4倍。在相反方向上的平衡不会发生得如此直接，因为可能有人认为，那些期盼一年后收回资本的人除了一年期的资本投资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在一个先进的经济系统中，信贷此时成了调节因素。只要社会资本的总量每年保持不变（当然如果它持续增长，还会更多），对于个体资本家来说，技术上的投资期无关紧要。对于那些在一年期投资中，希望提取并使用全部或部分资本的人，同时至少有同样数量的人希望积聚相同数量的新资本。资本从前者向后者的转移，以及相应地以货币或消费品形式的交换价值从后者向前者的转移，从技术角度可以通过简单的信用操作来实施，而不必同时释放任何实物资本。在现实中，长期和短期利率往往相等；实际上存在的差异部分应被看做是长期贷款所增加的风险溢价，部分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在现有经济条件下安全性好的短期债务主要使用现金（货币替代品），这一情况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因此在所假设的情况下，技术意义上一年期的资本投资将越来越多地交换为期两年的投资，直至后者的利息比翻一番多一点，或者按照每年计算与前者一样大。如果已经达到这个平衡，而且全部恢复了均衡，很容易看出，这一年使用的各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盈余，即当年资本的全部收益，构成了全部资本价值的一年期利息，连同应得利息，每个资本组代表所投入的劳动和土地的价值。这些也自然地适用于较长期的资本投资，因此理论和实践完全一致。

全部可用的资本现在将在一年期和两年期的投资之间按确定的比例分配——因为就目前而言，我们忽略了较长期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将获得上述边际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如果资本增加，也就是说，如果劳动或土地，或者两者的累积量增加，我们可以假定新的资本也将如原有资本一样按相同比例在这两个投资期之间分配。然而，这通常不会发生。鉴于我们已经论述过的，除了同时带来技术发明外，这样的资本增加本身将降低储存资源的边际生产率，同时提高现有资源的边际生产率。除非两者的统一增加具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减少两年投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倾向，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每个边际产出以相同比例下降，那么很容易看出，两种形式资本收益之间的关系必然会破坏长期投资的优势，一年期资本和两年期资本的利息都会下降，但是两年期的资本利息比一年期的资本利息翻一番还多（也许2.5倍到3倍那么高）。因此投资两年将比以前更有利润，并且延伸到一些它以前没有进入的领域；而一年期的投资扩张比较少，甚至可能会收缩。因此，最后，二者的相对边际生产率将回归正常的关系。不仅如此，投资三年、四年，或者五年等在以前尽管边际生产率高却无利可获，现在则有了利润，因此可行。

如果我们分别用l₂和r₂表示两年期的劳动和土地的边际生产率，则在均衡时，我们必须要有：

l₂∶l₁=l₁∶l=r₂∶r₁=r₁∶r

如果我们用1+i来代表这个共同的比值，那么

l₁=l（1+i）,l₂=l（1+i）²=约l（1+2i）

r₁和 r₂同样如此。现在如果l₂和l₁相对于l以相同比例下降，（例如1∶1-ε,其中ε是一个适当的、不太小的分数），我们得到

l₁= l（1+i）（1-ε）或者，近似的，=l（1+i-ε）

但是，另一方面，

l₂= l（1+2i-ε）＞l（1+i-ε）²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ε＞i，则一年期资本投资呈现亏损，肯定会收缩；如果ε＞2i，两年的投资也会收缩，投资重心转向更长周期，等等。如果在上面的例子中，年利率是5%，而且如果由于新资本的积累，一年期和两年期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与当年的劳动和土地相比降低比如说1%，则一年期的利率将因此下降到4％，而两年期利率仅为9%，而不是平衡状态的数值，即（1.04）²-1（或者说比8%大一点）。因此两年资本投资变得（绝对量小了，但是）相比以前更合算。在一些简化假设的情况下，如由庞巴维克和我们在本书下一章中所提出的情况，这个事实是可以用数学证明的普遍原则，它对整个资本理论都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性已经被李嘉图认可。

这对当前劳动和土地的报酬，即工资和租金会有重要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增加资本投资本身往往会降低每年直接投入生产的可用劳动和土地的数量，从而提高它们的边际生产率。然而，如果在这部分资本中有比以前更多的份额被用于两年期投资，则资本会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中一部分只用于下一年，那么显然每年投入的储存劳动和土地将会减少，至少相对来讲是这样；与此同时，当年必须储存并且资本化以更新消耗掉的那部分劳动和土地的量也将减少。其余的大部分仍将用于当年直接生产消费品，但与此同时，它的边际生产率将下降。这就是资本的特性，即当它增加时，既增加高度也增加宽度，并以此来平衡资本增加提高工资和租金的趋势。

但是，当其他的条件都相同时，这种持续下去的趋势永远无法完全克服。不可避免的是工资和租金（或者至少其中之一）^注57最终将上升，尽管不像刚开始想象得那么多，这是资本增加的必然结果。但当技术发明给长期投资带来回报时，情况将有所不同，即使此时没有资本增长，也会比之前更有利润（绝对值），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只要没有更多的资本储存，其结果必然是“水平维度”的减少和“垂直维度”的增加，因此用在一年期间的资本将下降；结果每年用于直接生产的当年劳动和土地的量将增加；尽管这未必引起它们的边际生产率和在产品中份额的下降：因为技术发明同时提高了总产量，但显然可能造成下降。因此，从根本上说，资本储蓄者是劳动者的朋友，而技术的发明者常常是其敌人。经验表明，那些不时地给工业带来变革的伟大发明，最初使一些工人沦为乞丐，却带来了资本家利润的飙升。没有必要援引“经济摩擦”等来解释这种情况，因为它完全符合理性的、一致的理论。但是，的确不应该由资本来承担这个责任；随着积累的继续，这些弊害必将消失，资本的利息将下降，而工资将上升，除非劳动者一方的数量同时大量增加从而抵消了这种结果。

流动资本向固定资本转变，即从短期向长期资本投资转变，可能经常会伤害劳动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李嘉图错误地认为这种结果是由于总产量也同时降低造成的。很容易证实，这在理论上是难以置信的。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这里可能就是这样），总是大体上倾向于使用现有的生产资料得到尽可能最大化的总产量。

在我的作品《价值、资本和租金》（耶拿，1893）（Über Wert, Kapital und Rente） （Jena, 1893）第104页，我指出了易于理解的事实：如果有资本的雇主一致同意延长生产周期和投资期，因此投资期超出了他们在自由竞争情况下的利益点，他们的利润会上升，因为在资本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以货币或商品计算的工资和租金不可避免地会下降。

但是同时，每年的产品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这似乎与自由竞争会从生产中得到最大的回报的普遍原理相冲突。

然而，正如我们应该做的那样，如果我们从资本的起源（即若干年劳动和土地积累的全部数量）来看，那么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社会资本的数量，即实际资本积累增加了，这是以牺牲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为代价的，他们没有得到它带来的好处，除非他们由于合作，成功地通过利润分成等在未来得到更好的条件。由于企业家在货币和信贷市场的操作，会产生某种类似的现象，这些我们将在下册中看到。

但是以上概述的原则所基于的假设是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有一个已知的、稳定的量，在这种程度上它保持得很好，尽管在这个概念上绝对精确地定义社会资本的量可能很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在现实中，它是相当复杂的量。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静态资本理论的基础。从抽象的理论转到现实中的具体现象，我们还要考虑的难题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数学处理细节方面的困难。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一方面，不同年份的劳动和土地结合于同一个资本品；而另一方面，如我们迄今所假设的，资本品不是在一年（直接）生产中用完，而是通常使用几年、有时长达数年，因此体现在这个资本品中的生产力连续地投入使用。通常，消耗于每一个特定年份的确切数量无法确定。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平衡时也必须完全满足边际生产规律，否则在生产的某个时刻转换资源，无论是在生产期的某些时刻通过同时减少（或增加）投入的生产要素，还是通过同时增加（或减少）资本品的价值，无疑都将是可获利的。例如，假设一台机器经过三年制造完成，并在完全报废之前使用了12年。如果在机器的制造阶段，增加了劳动的数量，比如说第一年制造时增加了一个工日，那么机器的效用可能提高了，比如说在它使用的最后一年增加了三个连续工日的价值。这一天的劳动会产生大约8%的利息，因为（1.08）¹⁴约等于3。

这个利率必然与其他地方普遍盛行的一致，因为如果它高了，（在今后的生产）制造这种机械时聘用更多的劳动者将是有盈利的；如果它低了，在将来降低机械的质量和效用以减少生产它们时投入的劳动和土地成本是有利的。

某些形式的资本（如房屋，铁路，对土地的某些形式的改良，等等）通常存续时间很长，理论上实现平衡所需的定量和定性调整在实践中很难实现，这当然另当别论。除非我们希望延长观察期让一百年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片断，否则我们只能满足于观察到总是有一种趋势，可能没有完全实现，但沿着上面所述的方向进行。有关工业大发展时期的限制条件特别重要，它通常因为均衡的缺失而引人注目。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更加详细地考虑若干这种问题。

对庞巴维克利息理论的评论

上面论述的内容修正并补充了庞巴维克的理论，他的这个理论已经成为众多经济学家尖锐批评的对象。在我看来，绝大部分反对意见完全是由于误解或者没有充分了解其论证。但是有一些，至少是其中之一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尽管以我看来这绝对不会有损他的理论基础。因此，我将把庞巴维克利息理论按照他提出的方式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和评述^注58。

我必须省略他的主要作品《资本与利息》中的第一部分。在我看来，庞巴维克完全成功地展示了所有那些早期的解释是多么站不住脚，他认为它们或者是没有充分强调或者是根本没有考虑^注59时间因素在生产和价值现象中的重要作用。早期的作家，如范杜能、西尼尔以及其他人确实考虑了这一因素，在我看来庞巴维克的批评太过分了，有时甚至是吹毛求疵了。我尤其同意卡塞尔（Cassel）的意见^注60（但非常不同意他对庞巴维克的总体评价），即他对李嘉图的评价极不公平。尽管李嘉图的利息理论可能比较凌乱，但看上去是正确的。此外，它以颇为不同的方式包含了庞巴维克自身理论的基础之一。我指的这部分是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章第五部分。李嘉图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工资高时使用节省劳动的机械比工资低时盈利更大，虽然刚看上去时好像是因为机器本身就是劳动的产物，所以当工资提高时它的价格上涨。李嘉图非常敏锐地指出事实并非如此：机器的价格包括利率和工资，如果工资整体上升，而其他条件不变，利率一定下降。（出于同样的原因，使用机器的购买者必须对购买机器的价格估计一个较低的利息）。这与庞巴维克所证明（正如我们上面所做的那样）的工资上涨必然导致生产期或资本投资期延长的推理基本相同。

这也与上面所述的一致，即工资上涨可能引发另一个增加机器使用的原因：如果租金上涨的程度和工资不同，机器会成为土地替代劳动的一种手段。

庞巴维克作品的第二部分《资本实证论》（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将始终是经济理论的杰出成就之一；但是，即使在这里，他也没有成功地完全统一他的理论。它似乎是基于两个（甚至三个）有差异的、不完全协调的基础。

早在其前言中，我们就已发现他才华横溢的建议：我们应该把生产的资本化过程（“采用明智选择的迂回方法”）作为主要的概念，而把资本本身作为次要概念——“迂回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出现的中间产物的集合体”。这种对资本概念的本质和内容不必作进一步讨论的想法，在杰出的第二卷“资本在生产中的职能和资本的形成”（On the Role of Capital in production and on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得到了后续发展。然而，这个理论到了关于利息的来源和利率的大小^注61的章节才最终完成，特别是后一章的第二部分关于市场上利率的确定。这是第一次在经济学文献中，提出了工资和利息关系的合理解释，并在这一程度上提出了自由竞争下分配问题的解决方案，尽管这是在大大简化的假设和刻意排除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基础上得出的。他著作中的这些部分顺理成章且通俗易懂，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具有非常伟大的科学意义和价值。然而，庞巴维克在这部分也不是完全前后一致的，当他对决定利息的定量因素进行解释时，可能是为了阐述，倒退至早期杰文斯的资本是一笔生存资金（一笔潜在的工资）的概念，于是，资本再次成为第一位的，而资本化生产进程成为了衍生概念。

该书这两部分之间的大段文字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也正是这部分内容受到了最多的批评。在详细地（极其有效地）解释了价值和价格（以其“奥地利式”的方式）的现代理论后，他提出了其为人熟知的广义利息理论（以“经济生活中的现在和未来”为标题）。他在这里提出了利息最初是一种交换现象的学说（因此不仅限于是生产和分配的结果），它是产生于现在商品和未来商品之间交换的差价。就利息确实是比生产资本更广泛的概念而论，这种论述可能是合乎情理的。利息仅在现有商品和未来商品或服务的交换中就可以产生，而无须生产的介入，因此也没有资本的真正积累和使用。但其证据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在庞巴维克看来，形成差价的现有和未来商品之间的价值差异，如同所有其他的交换价值，源于各自不同的边际效用。但在早些时候，庞巴维克本人对边际效用的定义为“现有某种商品可以满足的最小实际需求或部分需求”，我们可以顺着他的推理分析思路加上“在给定的消费期间内”。但是，如果我们试图将这些直接应用于现有和未来的商品时，困难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那就是（未来商品）的供应和消费期间都是非常不确定的。这个难题无法通过庞巴维克有时所采用的对现在商品和过去商品进行比较来解决。在那种情况下，当然，后者的供应是已知的（它是可用资本品的数量），但消费期间仍然不确定；并非全部已有的现在商品和过去的商品都在当年消费使用。

庞巴维克努力地回避这个很大的难题，他清楚地断言：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或者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in aller Regel），当前商品的效用绝对大于相同种类和数量的未来商品的效用（并小于过去商品的效用）；因此它们的边际效用、价值和价格，也一定更大。但这个立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所列举的造成现在商品具有优势的三个原因中的第二个原因是相对最成功的，即由于缺乏想象力和愿望薄弱、主观上对未来需求的低估和对未来资源的高估。这种现象无疑是普遍的，只要它存在就会造成一种（主观上）对现在商品的过度强调。但是其第一条主要原因，即客观上存在的对需求的更大未来满意度，显然不是普遍情况。庞巴维克所引证的情况，即那些预期自己的需求满意度不那么大的人总是可以囤积现有的商品（尤其是贵金属和其他耐用品），本身并不能确保利率是正值，只能预示利率不会在负面方向上跌至低于储存这些商品所对应的风险和成本。

同样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对第三个主要原因的处理；现在商品比未来商品具有技术优越性，包括现在的生产要素。事实上，庞巴维克的这一部分论述所遭受的批评最多。从他迂回生产方式盈利能力的通用理论出发，他认为现在一定量的生产要素（例如一个劳动月）必然会比未来某日（例如明年）等量生产要素的价值更大，前者可以比后者处于一个更长的生产过程的环节，因而必定更有成果，无论在未来什么时候被视为生产的最后节点。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迂回生产的优势绝不意味着生产过程可以成功地无限期延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下“所有的生产可能被无限延长”的荒谬论断，庞巴维克提出“第一和第二主要原因”是将“经济重心”提到一个较近的日期；但这仅仅是其不得已而为之罢了，不能太认真对待。真正限制生产期的原因，庞巴维克本人也在后面（第三卷第五章^注62）明确指出了不是这一点，而是更长的生产期，即使在技术上更有效率，在可用的劳动和资金供给之下，为企业家（无论是资本家、工人或第三方）所创造的收益会少于生产过程实际开始时的情况。前面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庞巴维克真正的错误、也是最主要的错误，正如Bortkiewicz所说，是他在试图解决利息存在的问题（不同于它的实际值）时所进行的论述没有提及资本和劳动市场。瓦尔拉斯已经指出了这个错误，事实上，这是庞巴维克唯一重大的错误^注63。

在他作品的后续部分，庞巴维克本人完全纠正了这个错误。因此可以有根据地说，这部作品，尽管不够完美，却包含了真实、明确的资本理论，而瓦尔拉斯和他的继承者们（帕累托、巴罗内以及其他人）仍然继续坚持的利息理论，既有形式上的不足也有实质性的不足，是非常不完整的。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瓦尔拉斯的利息公式〔参见《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E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pure）第二版及再版的前言〕，在静止条件的假设下，自行简化成了等式F（i）= 0，其中F（i）是年度储蓄量，它被构想成利率i的函数。换言之，它表达了一个常理，即在静止状态下，进行新储蓄的诱因必定已经消失了；但它没有回答为什么一定量的现有社会资本会导致某个利息既不高也不低。瓦尔拉斯和他的学派从来没有认识到时间要素在生产中的重要性。我们已经说过，生产期和资本投资期的概念从未存在于瓦尔拉斯—帕累托理论之中；在他们的理论中资本和利息的地位与土地和租金相同；换句话说，即使考虑了耐用的、明显不易损坏的设备，它也仍然是基本上在无资本条件下的生产理论。同样，在前面所引用的论文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中，巴罗内比较赞同庞巴维克的观点，但似乎在同一期杂志后面的一篇文章中他又回到了其早期不令人满意的观点上^注64。

D. 利息和分配问题的另一种解释

下面研究利息的方法将提出时间因素的重要性，这是资本概念的真正核心。

让我们从可以想象的、最简单的资本使用情况开始，毫无疑问它将发生在这种形式的生产中：土地或劳动（或两者）这些原始因素在生产中只使用一次，因为它处于不可分割的时间段内，在这之后其果实在免费的自然力量的作用下自发地成熟。这种情况的一个具体实例（至少是近似的）是贮藏消费用的葡萄酒——经济学家非常喜爱的一个案例；或者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树木，等等（毫无疑问在生长期不涉及租金）。在这些情况下，资本的功能仅仅是将所涉及的劳动和土地保存或长或短的一段时期；或者，当雇佣劳动或使用土地时，预付相应期间的工资或租金。如果劳动和土地的供应总量已知，时间长度将因此成为资本的唯一变量。如果在这种简单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推断出资本和利息的一般规律，这种推论也许可以被视为解释资本在实际使用时的更复杂现象的基本要素。

让我们设想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就其土地、劳动和资本而言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而且由于土地和气候条件的原因，只生产单一的商品，比如说某一种酒，通过交换它获得来自邻近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其他商品。

我们进一步假设酿成的酒在市场上的价格是这样预先确定的：在一定限度内（实践中没有限度）它随酒龄连续增加。每年的葡萄酒产量，比如说是一亿升，我们仅将其看作土地和劳动的产物；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忽略了葡萄种植时使用的资金，尽管在实际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葡萄酒的价格是V₀（每百升）可以完全分解为工资和地租。如何在它们之间分配（因为我们忽略在后续阶段所需要的劳动）是与我们在上一节（第二部分）中已经讨论过的完全相似的问题，这里我们就不再讨论了。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土地是免费使用的，从而产品的整个价值只包括工资，这并不影响我们原理的普遍适用性。

价格V₀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必须将其与新葡萄酒现在就用于消费的价格W₀仔细区分开。但是，我们应当假设不会选择后者，因为这在经济上太不划算了。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全部的葡萄酒都被生产商或其他企业家储存若干年。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存储多久仅仅取决于现有的资本额，根据我们对封闭经济体的假设，资本额既不能通过外部投资增加，也不会通过出口而减少。这个经济体的流动资金将全部由储存的酒构成，在任何时候它都可以被全部或部分地转化成货币；我们仍然不对这部分资本的货币价值作出确定的假设；但我们假定它足够保证每年的葡萄酒储存一个特定长的时间（例如4年）。

通常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体葡萄种植者的角度来说，4年储存期一定是利润最高的。因为，如果按照当前的葡萄酒价格，或者换言之，在当前工资（或工资与租金合计）条件下，5年保存期会更有利（会产生较高的利息），那这将是全部或部分葡萄酒拥有者的首选；但如果总资本不足以这样做，那么在随后的收获季，将只有较少量的资金可以用于购买葡萄酒，因此葡萄酒的价格以及工资和租金将下降。但是，如果新酒的价格较低，则可以很容易地证明（我们下面的例子将说明），较短的储存期将比此前可以取得的最好回报利润更大。

其次，如果新酒（在国内市场）的价格太低，那么从个人角度来说3年的储存期是最有利的，根据我们的假设，此时资本将是过量的，因此每年将有更多通过销售获得的资金可以用于购买新酒。因此新酒的价格将上涨，从个人角度来看，储存期长一点将比较有利。因此平衡状态要求大家的贮存期相同——储存期的长度正好是全部现有资本都用于葡萄酒的储存。通常来说这些都是事实。我们稍后考虑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例外（虽然它看上去比实际更加重要）。

现在我们进一步假设酿成的葡萄酒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是固定的，即销往国外时，3年酒的批发价格是90先令/百升，4年酒的价格是100先令/百升，5年酒的价格是110先令/百升。

我们现在有了确定（大致上）这些未知数所必要的数据了，它们是：

（1）经济体中的均衡利率。

（2）葡萄酒的价格，或者说是工资加地租的总和（这两者之间的分配，我们已经说过，均由在无资本生产新酒中的边际生产规律决定，这是我们前面假定的）。

（3）以货币计算的经济体资本数量。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均衡利率必须大于10％，否则的话5年贮存期的利润会至少和4年贮存期的一样高，纵使不是更高的话；因为4年的葡萄酒销售价格是100先令，折算成5年的销售价格是110先令，产生的年息正好是10％。

同样，现行利率必定小于11％（或准确地说，小于11.11％），否则贮存3年后销售葡萄酒的利润与此相同，或者盈利更多，因此在价格为90先令时，把酒再放一年可以得到的最大利率大约是此时价格的11%（4年贮存期酒的价格是100先令）。因此实际利率必然在这两者之间，比如说10.5％；如果要得到一个更精确的值，我们必须知道葡萄酒在3年和4年之间以及4年和5年之间的售价。

利率已知，其余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很明显，3年葡萄酒在持有人之间的交易价格（我们可以称之为V₃）一定是这样的：按现行利率一年的资本化，与4年葡萄酒的售价相同。换句话说，我们得到下面的等式：

V₃=（1.105）^-1× 100先令（每百升）

V₀=（1.105）^-4× 100=67先令（每百升）

因此，这将是生产100升新酒所支付的工资（和租金）。年度工资和租金总额将是67,000,000先令。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除了进行交易和其他一些必需品供应所用的现金外，经济体的流动资金完全用于四个连续年份的葡萄酒存储。因此在每年度之初，当陈酒已卖出或已经与外国交换了商品、新酒刚刚开始贮存时，其货币价值是：

K⁴=（（1.105）^-4+（1.105）^-3+（1.105）^-2+（1.105）^-1）×100百万先令，

或者，另一种表示方法:

67百万先令×（1+1.105+（1.105）²+（1.105）³）=67×（（1.105）⁴-1）/（0.105） 百万先令=314百万先令。

到年度末下一次销售之前，所贮存的葡萄酒已经又多存了一年，它的价值提高到

67×（（1.105）⁵-1.105）/（0.105）=347百万先令。

67×（（1.105）⁴-1）=100-67=33百万先令，

314×10.5%=33（大约）。

如果通过不断的储蓄，社会资本增加到了刚好够5年的储存，那么（在同样的限制条件下，后面我们将详细讨论）这种存储期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一定是最赚钱的。为了计算这种条件下的大致利率，我们还必须知道6年葡萄酒的销售价格，我们假定为120先令/百升。在均衡状态下，利率一定低于10％，但大于10/110（约9％）。我们假设它正好是9.5%。因此新葡萄酒的价格将是V₀ = 110×（1.095）^-5=69.88，或者说将近70先令。现在工资和租金合计近7，000万先令。资本年度报酬将近40百万先令，在每年度之初经济体的总资本为：

69.88×（（1.095）⁵-1）/0.095）=40.12/0.095=422百万先令。

这种资本的大幅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工资和租金，同时降低了利率。不过资本在年度产品中的份额也有所增加，40∶70＞33∶67，这种关系必将随着资本的增长而最终发生扭转，当资本增加至足够大时，会使资本在产品中的相对份额下降，并最终使绝对份额下降。

利率以“等待”的边际生产率这种最简单的形式出现。通过将贮存期延长一年（即生产期或资本投资期，这里是重合的）——从4年到5年，年产值从1亿先令增加到1.1亿先令，或者10％；如果再延长一年，将从1.1亿先令增加到1.2亿先令，约9%。这两者之间正好是5年贮存的实际利率。

另一方面，我们从这个推理可知，当研究以货币（或消耗品）计算的全部社会资本时，范杜能的由最后投入的那部分资本收益确定利率的学说给出的值太低了。资本增加了422-314=108百万先令，并引起年产值增加了1,000万先令，在此基础上计算，对应的利率不足9.25。资本进一步增加，生产期上升至6年，理所当然相对产值增加更小；这两者之间是恰好是5年生产期时最后投入资本的产值。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它低于9.5％，在此基础上我们计算出了资本的货币价值。这种关系看上去具有普遍性，只是在数值上有差异。

所选的例子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体的资本用于4年的存储期多了但又不够5年存储期。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新酒的价格）会上升，直到4年和5年的存储利润相同，资本在它们之间分配。也可能发生一个或多个年份的酒（如5年或6年葡萄酒），虽然比新酒更有价值，但可售出的市场价格相对较低，把这些酒售出消费不划算。随着资本的增加，贮存期将会不连续地从4年跳至7年。这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例外情况。

事实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在同一个行业，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或更多的方式（瑞典制鞋业有这样的情况），所需资本和生产周期完全不同（例如手工制鞋和机器制鞋）。仅当（投资期）的增长与资金（和工资）的增长成比例时，长周期的投资才会最终取代短周期投资（可能除了某些特殊情况）。

读者可以参考下文中对上述原理更精确的推导，以及对更常见情况的论述，即劳动和土地的投入不是同步的（如我们这里所假设的），而是在不同的时间。

进行代数处理时，从连续的生产和销售开始是最简单的，即每天生产这么多升的葡萄酒，并销售等量的酿成酒，假设这两个操作在时间上相隔t（年）。

如果我们仍以V₀表示100升葡萄酒的价格，而酿成葡萄酒的价格是年份的函数，用W_t或W表示（区别于V_t，之前我们用它表示国内市场t年葡萄酒的资本价值），于是显然我们可以得到：

W=f（t）=V₀（1+i）^t

W=V₀e^ρt（1）

ρ最大化的其他条件可以写成：

W′∶W=W″∶W′

通过在（1）和（2）之间消去ρ，我们得到V₀一定，ρ最大时的t值。相反，如果我们假设ρ的值是已知的，那么同样的公式将给出V₀最大时的t值。即当种植者以ρ为利率为他们的当期费用借到钱时，他们将采用的储存期。

现在我们假设经济体的资本可以满足t年的储存期——假设t是已知的。根据公式可以得到经济体在均衡状态时与工资（或工资加地租）和利率相对应的V₀和ρ的值。

如果葡萄每年收获一次，V₀是全部年收获品的价值，W_t具有相对应的意义，那么社会资本的货币价值显然是：

由最后一个行列式可知，δV₀是负值，而δt的符号与其相同，而δV₀和δρ以及δt和δρ则具有相反的符号。δK和δt具有相同的符号，在这里是必然的，但可以很容易地直接证明。在（5）的基础上，对（4）进行微分，我们得到：

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得到：

如果我们用图形表示这些结论，最简单的方式是取生产函数的自然对数，即y=φ（t）=log_e（W_t）作为纵坐标，时间t为横坐标。同样，我们用世界市场上新酒的固定价格W₀（与变量V₀区分）作为衡量W_t的单位，因此logW₀=0。

这时曲线一定通过原点。

如果log（V₀）用y₀表示，那么对于任意t值，，因此ρ是角函数，是连接y轴上y₀点与y=φ（t）=log_e（W_t）曲线上点的直线的正切函数，当这条直线成为曲线的切线时，ρ最大。根据上面所述，曲线基本是抛物线，且凹向t轴，因为y₀和t增大时，ρ减小。如果在特殊情况时，曲线在某个点向下弯曲，那么这个点一定是在曲线的两个切线之间，资本将分配在两个同样利润的投资（或生产）期t₁和t₂之间；而ρ和V₀保持不变，直至经济体的资本增加到大于全部资本足以维持周期t₂的程度，此后，V₀又开始上涨，ρ下降。

我们可以简略地研究一些更普遍的情况，即在一段几乎不可分的时段内仍投入劳动和土地，但是在商品完成前不同的时间点投入，如果葡萄是大自然赐予的礼物，那这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尽管存在租金，却不需支付工资，而且酿葡萄酒时的劳动也是在稍后投入的，并没有确切地提前决定。对于一个单独的公司来说，在一定的时间单位内（例如一年）的可用成品的价值W显然是所投入劳动和土地数量（a和b）的函数，也是其各自被投入到生产中的时间周期（t和τ）的函数：

W=f（a,b,t,τ）

工资、房租、累计利息均从W中支付。如果l代表的工资、r代表租金，我们因此得到

W=f（a,b,t,τ）=ale^ρt+bre^ρτ（1）

f_a=le^ρt（2）

f_b=re^ρτ（3）

f_t=ρale^ρt（4）

f_τ=ρbre^ρτ（5）

从这5个方程式中，可以确定未知的a，b，t,τ和ρ。从（2）和（3）中，我们很容易地得到

af_a+bf_b=f（）=W

然而，只要W =f（）是a和b的齐次线性函数，并因而是的形式，此方程是一个恒等式；换句话说，即大规模和小规模的生产（至少在达到了一个不是特别大的生产率以后）获利一样^注65。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方程减少到四个，但我们仍然可以确定t,τ,ρ以及a与b之比，因为将方程（1）除以b，可得到

如果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只有一个且都是同种类型，我们可以根据上述假设，简单地用年度劳动和土地总量（A和B）替换a和b。这些都被认为是已知并且恒定不变的；经过这样处理，上面的5个方程（1）……（5）可以确定l和r（以及t,τ和ρ）。然而，由于其中只有4个是独立的，因此还需要一个方程，它可以通过假设T或τ是已知的（或它们之间有一些特定关系），或者假设社会资本的货币价值是已知的来得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的货币价值将等于t年的工资、τ年的租金，再加上以利率ρ获得的利息。

把（4）和（5）相加，我们得到

同样，很容易了解方程（2）和（3）的意义。对a和b（A和B）的偏微分不再与实际支付的工资和租金相关，而是与产品完成时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可以得到的数量相关；不然这部分将会以利率ρ，在t或τ的时间折现。

在这里，我们不对这些公式进行详细讨论。我们已经说过，增加资本不一定导致工资和租金都增加；其中之一可能保持不变，甚至下降，而另一个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加资本而恰好工资和租金下降，看来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先验例子——尽管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现在必须设法解决一般情况下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其中基本生产要素在一个或多个离散点投入，而在整个生产周期分配。这种分配情况在很宽的范围内变化——仅仅只是部分地由不同的行业技术决定，且实际上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努力中被改变。

显而易见，即使从一个纯数学的观点看，如果它需要将社会的生产和分配作为一个整体论述，要找到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但经济学家必须回答的唯一具有现实重要性的问题是生产方案中经常出现的、相对较小的变化（其影响因素可以从经验中得到）；以及预期这样的变化对社会内部生产和分配所造成的影响（即使是转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也会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相关，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它可能会对生产和分配的技术经济方面影响较小^注67）。

即使有这样的限制条件，这个问题也可能必须被视为是目前没有能力解决的，主要是由于缺乏可靠的工业统计。另一方面，一旦原理成立，在数学方面应该不存在任何无法克服的困难。

如果生产期和利率两者之一比较小或者两者都比较小，因此我们即使使用单利也不会造成较大错误（如庞巴维克在他的论述中所做的），问题就简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资本和土地资本的平均投资期与利率无关，它将只等于投资的各个周期的（加权）算术平均值。如果我们假设生产函数f（）只是两个平均投资期t和τ的函数（与a和b或A和B一样），则一切可以简化为上面的公式（1），等式右边的指数函数用1+i,t和1+i,τ代替。

这也不是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在一个或多或少稳定的社会——正如我们将进一步表明那样，人们可以完全忽略长期投资；那些已经存在的资本品（如房屋、铁路等）与流动资金和劳动的关系，与土地和它们的关系类似。因此，流动资本的投资期限降低到数年，资本估价时使用单利就可以了。当然，划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界限必然多少有些武断，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永远只能达成大致有效的结论。

或许应该在这里指出，平均投资期与利率（即单利）无关的假设，严格地说只适用在几个不同的资本投资与同一个未来的消费行为相关的情况（如庞巴维克的例子）。在相反的情况下，当在单个资本品或耐用消费品中投入一个（或多个）生产要素时，可以容易地看出，平均投资周期受利率影响，即使是单利。

总体来说，利率和“等待边际生产率”理论的一致只适用于某些理论假设下的数学方程式。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等待作为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通常也是个体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简单的量，而是正如我们刚刚指出的那样，一个复杂的量；“平均等候期”通常只是作为一个数学概念存在，没有直接的物理或心理的意义。但它应该被作为反映了生产性资本本质的一个简洁的一般原则予以保留。

E.关于资本理论的争论

在继续之前，根据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我们来讨论一些涉及资本的、在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吸引并仍旧吸引着经济学家注意力的争论。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些问题提出新的阐述，这将是新理论确实取得科学进步的最好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仔细的研究将表明，难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纯粹形式上的，而且只是因为对所争执问题的不完善阐述。

（1）事实上，很多问题涉及资本的概念，特别是土地是否应该纳入资本的范围。毫无疑问，我们将资本这个词的含义外延以使其包括土地。此时，如同几乎所有经济学的定义一样，我们所关注的是对一个原本含义受限的概念或多或少有意识的外延。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其进行外延——没有改变实质的含义。如果我们将资本（等同于物质生产资料）与劳动进行对比，那么它当然也包括土地。甚至更进一步，如同瓦尔拉斯和帕累托那样，将人本身（人的技能和能力）也视为资本，尽管现实中很少这样做。那么，后者的概念将等价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力资源，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与收入本身相比的任何形式的收入来源。只要不出现误解，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像谈起“狭义的资本”概念那样使用“广义的资本”。然而，我们相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这种划分方式在经济学家中是最常见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长期被忽视的土地和劳动之间的相似性，在现代边际生产理论看来，是非常清楚的；与这两个基本的、当前或现在的直接生产力相比，资本似乎是积累的劳动和土地的组合。

不可否认，界定资本和无资本、间接和直接生产力是困难的。土地上投入的人力劳动、早期积累的用于同样目的的土地资源（例如牲畜为土地改良所做的工作、肥料、修路的木材、农业和其他建筑物等）无疑应被视为资本，只要所讨论的方式或消耗是用于在未来某日获得利益——就如同所有其他资本的情况。对土地进行这样的改良往往会留下永久的剩余收益。例如，为了保护山区水资源进行的大规模爆破作业、修路、防护造林等，就是这种情况。这些一旦获得后土地将一直为后人所保留的新特质，无论是从物理上还是经济上，都无法与最初的土地资源分离；将来，它们不是被视为资本，而是土地。此外，人类技能同样适用，为了在国内引入新的行业而招募熟练外国劳动者的制造商进行了资本投资，几年后获得全部回报。但是，国内延续下来的行业技术在未来将是劳动的价值，而不是资本的价值。

或许可以进一步指出，几乎所有的长期资本投资和几乎所有所谓的固定资本（房屋、建筑、耐用机械等），从经济角度上来说，介于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和土地之间。我们已经说过，资本规律的运作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具体的资本货物在这样的投资和生产过程无休止的重复中不断调整。但是这仅仅在相对短期的资本投资中具有实际重要性。

因此，如果我们的分析只适用于一个相当短的周期，那么，严格地说，只有短期资本品（换言之，流动资本）可以被视为真正的资本。而固定资本数量，从长远来看，可以通过流动资本转换为固定资本得到增加——这通常是有利润的，但它不能明显减少——相反的过程通常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大多数方面，它与不变的原始生产要素，即劳动和土地，是同样的。这种情况有时在繁荣时期显而易见，此时，大量流动资金转化为固定资本，而且不可能迅速取代前者。在随后的萧条期，状况通常相反：有大量的流动资金——然而将其转换成固定资本已不再是有利可图的。

（2）同样，将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列入生产资本的问题只是在理论上具有意义，至少部分是这样。它们一直被认为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杰文斯认为从根本上说所有的资本尤其是在其原始的免费状态下，都是由生活资料构成的。庞巴维克似乎持反对意见，他将这些商品完全排除在生产资本或社会资本以外；因为在他看来，后者是在生产过程出现的并直到最后阶段的中间产品的总和，而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是成品，是消费的直接对象。人们可能认为，这种几乎是直接的对立表明两位作家在资本概念上的深层次差异。然而，他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被认为是十足的现代资本理论的代表。事实上，全部争议仅仅是形式上的；如果我们把销售过程看成是生产的一个阶段，在技术层面上，成品送达消费者之前，也可以被看作是中间产品。既然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劳动都是雇佣劳动，至少在工业上是这样，劳动者所消费的成比例的生活资料（换句话说即实际工资），可以被视为资本家交换劳动的价格，并以一种或另一种储存劳动的形式计入他的资本品库存。劳动者本身是企业家的情况与此类似，劳动者的工资可以被视为他出租劳动时可以在市场上获得的等量商品的数量。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看这个问题，杰文斯和庞巴维克的观点没有真正的区别。

因为杰文斯建议把资本简化到只包括劳动和生产资料，他对资本的定义过于狭窄这个事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通过这样做，他只需要考虑资本中的一部分——尽管通常是较大的一部分；而事实上另一部分，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不是由储存的劳动和提前支付的工资构成，而是由储存的土地和提前支付的租金构成。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由于这部分无法从根本上和其他部分分开，所以可以被同等对待。

因此，当庞巴维克为支持他的观点提出，如果劳动者的生活资料都算作资本，那地主和资本家消费品也必须如此计算，这种评述的第一部分（关于土地所有者）无疑是正确的。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显然构成了资本利息、而不是资本的一部分。它也不是预付的，谁能够向资本家提前支付呢？相反，他们是在商品的生产在资本的帮助下被完成以后得到的^注68。

（3）更具实质性并且仍在持续进行的争议是关于资本是否是工资的来源，以及该来源是否不应在年产量中，即生产的结果中，被发现。前者是权威的观点，是庞巴维克赞同的，事实上杰文斯也赞同——尽管他看上去好像是在反对它。而后者是社会主义学者以及美国人F.A.Walker和更突出的支持者——他的同乡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所热心倡导的。在欧洲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中，查尔斯·纪德（Charles Gide）大体上也支持这一观点。支持它的人是基于这个明显的事实，按照生产的比例，成品既被工人消费也被其他人消费，在那些由劳动者消耗的（因此按照经典理论应视为资本）和那些由其他社会群体消耗的之间并没有预先存在的、固定的或难以逾越的障碍。

前面关于这个极具争议问题的论述表明，真相不属于任何一方，尽管与古典理论比较接近。只要劳动的产品是直接消费，不需要资本用于劳动报酬——即使在最彻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的，特别是对于所有的个人服务和实际生产的最后阶段所投入的劳动——例如面包师，而对销售其面包的店主更是这样。工资在这里可以说是由一个简单的——尽管是间接地、工人所消耗的商品与其所生产的产品的交换产生的，这些工人生产的产品或多或少也同时被雇主或其客户消费。事实上，这些劳动者确实间接地受益于资本的存在，因为当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时，这像总是随着资本的出现而发生的那样，由于竞争的作用，这适用于所有执行了的工作，即使对于那些不需要提前较长时间用资本支付工资的工作也是这样。然而，在劳动者与资本家（即用于支付工资的流动资金的所有者）的产品之间没有分界线，劳动者享用自己的产品并不减少。或者，如果有需要的话，他必须只与土地所有者和固定资本所有者分享。（除其他的之外，烘焙面包还需要烘箱；出售面包需要一个面包店，等等）。当然，并非总是那么容易确定一系列生产过程中最后一部分的价值；我们必须依赖于指导我们整个过程的同一个标准，即边际生产率。通过更加精心地烘烤面包，例如在这个面包房中再增加一个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产品的日销售值将增加，比如5先令。在扣除机械和设备增加的磨损、扩大空间的成本等项之后，将是该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平衡状态时它将决定劳动的工资，以及所有类似劳动的工资。

然而，在大多数生产环节中，在投入劳动和把用于销售的物品最终生产出来之间存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间隔。既然劳动者通常不是在全部过程中一直等待着拿工资，而是在开始劳动不久就得到工资，那么显而易见的，他并不是从他的劳动产品中获得工资，无论是直接获得或者由该产品与其他产品交换而获得。而且，严格地说，时间段必须从投入劳动、计算到产品完成并可以用于消费时。例如，如果一个劳动者受雇去制造一台收割机，他的生产在机器完成准备出售时并没有真正地结束，而只能是当在收割机的帮助下、收获了的作物被售出并转换成面包时才真正完成。而且还应该记住的是，相同的机器可以用于几年的收割，因而也是几年的烘焙。一些其他的人或人们必须预支工资，而这一点，如上面的例子所示，比通常假定的时间更长。还应该注意，在这个过程中，预付的工资可能从一个资本家转移到另一个资本家，正如收割机从被制造商拥有转到农业资本家的手中。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以产品支付的工资（实物工资）或多或少地与生产同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通常，现代的工人与制造出来的这些产品无关；它们是一系列过程的最终结果，各个不同阶段的劳动已经被支付。这些生产过程的成果属于有资本的企业家——这种权利可能被其他劳动者质疑，但并不是特指当前被雇用的劳动者，资本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将其用于新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他维持或增加资金），或者用于自己的消费。如果他对自己产品或者通过交换所得来的产品的消费是直接消费，那么很自然，劳动者（即那些今年在市场上找到工作的人）将被相应程度地剥夺消费的机会。如果是间接的——通过交换一个新的、直接消费的服务，例如个人劳务，则事实上劳动者的确仍然会得收到他的工资，而且资本是否被积累或继续保持对他而言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市场上有足够的产品来支付他的工资。但是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如果资本不通过补充来保持，那么随着它被消费，较长的生产过程（这是当今生产技术的特点）将一个一个地缩减或中断；从而整个生产，包括劳动和工资的边际生产率，将回到原始时代的小规模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回到原始条件，就业人口会无法靠现有收入维生，大部分会饿死。

我们不想否认，消费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适当地选择消费品影响工资率。无论是我们之前或之后的讨论中，似乎都是这样。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能力肯定比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受到更严格的限制。总而言之，尽管不能详细分析，我们必须承认穆勒著名的理论：对商品的需求与对劳动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除非它会带来新的资本积累。

总之，我们应该注意到，上面所述涉及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也适用于资本和土地的关系。对于可以用于消费的最终产品而言，通常它的形成要晚于对土地的使用，租金也由资本家（往往是地主本人）预付。根据上面所述，这是很明显的，但却总是在经济分析中被忽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生产因素的地位，特别是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认识模糊造成的。

这种疏忽很容易导致互相矛盾的结果——例如下面的例子，为简便起见，例子以李嘉图的租金和资本理论为依据^注69。

资本额是1,000,000先令。雇用1，000个工人在一块不需支付租金的土地上工作一年。这样每个人的工资是1，000先令。如果每个工人的收益是1,100先令。则资本家的利息是每年10％。现在假设劳动者的数量增加至1，111人，但是，资本额不变。因此工资下降到约900先令。于是投入在原有土地上十分之一的资金就变得多余，因此必须寻找新的土地进行投资。但由于只有（我们假设）“更差的土地”，每个劳动者的收益仅有900先令。那么，我们将得到一个惊人的发现，尽管工资降低了，利息却下降为零，由于资本家的竞争，不仅较差的土地这样，而是全部土地。全部增益将归集到较好土地的所有者，他们获得的将是好地和劣地之间的收益差，每个工人200先令，总共是200,000先令。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租金也是从资本中预付，其结果将是完全不同的。工资和地租将共同对应于现有的资本，即1,000,000先令，因为整体收益是1,100,000 +（111 ×900），即1,200,000先令，利息上升至近20％。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投入一个人的土地，租金仍将继续是好地和劣地收益之间的差异，但却会按一年期利率折现（即200 / 1.2 = 167），而工资将降至约750先令。当然，这个例子过于简单，在现实中很难发现相应的实例，只是用来强调上面所提出的原理。

另一方面，庞巴维克在其第三版^注70中回复我的一个异议时所作的断言可能错了，即从如果土地可以无偿获得、利率会更低的意义上来说，用资本预付租金会提高利息。事实正好相反。租金和工资——或者它们在土地和劳动中的等价物，都构成生产性资本的一部分，该资本的利息是由生产所产生的盈余中支付的。如果我们可以想象所有的土地都是免费的，那么所有的资本将用于支付工资，它们将因此上升。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期没有变化，剩余产品、从而利率，将和以前完全一样。然而，在现实中，延长生产周期将被证明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根据庞巴维克自己的说法，这样的延长会导致更多的剩余产品和更高的利率。另一方面，如果地主不是提前而是仅在生产完成后才收到租金，利率肯定会下降，但是租金这种变化的要求将等同于地主的新资本积累，关于这部分我们请读者参考下面的第四部分的内容。

（4）我们目前的分析也可以用于指导我们了解著名的工资基金理论的真实面目，这是一个曾被高度推崇，后来又甚至被其前倡导者否认，然而又是死而不僵的理论。我们已经指出过，严格地说，我们不能单指工资基金，而必须是工资和租金基金。资本以其自由的形式被用来预付工资和租金；多少分配给工资和多少分配给租金取决于确定当前劳动和土地边际生产率的环境，平衡状态时劳动和土地对应于工资和租金，因此没有任何剩余地全部吸收，此时自由形式的资本即称为工资基金。但这样的基金真的存在吗？它在现实中，并非以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存在，因为事实上资本在任何给定的时刻，能够以或大或小的幅度增加或者减少。然而，这一点并没有被工资基金理论的捍卫者们所忽视。我们设想一下，在大致固定的条件下，有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定数额的资本，被年复一年地使用而没有明显的增加或减少，则每年约有等量的资本将被释放。这部分（与可消费的劳动和土地直接产品一起）构成了当年生产的全部商品和劳务。当资产家拿走了相当于其资本利息的盈余时，他必须再投入其余的部分来雇用劳动者和土地进行新的生产，以保持其资本。因此这部分可以被称为年度工资基金（更正确地说是工资和租金基金）。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引入这个词对解释经济现象没有什么帮助；而它试图确定工资（用工资基金除以职工人数）的简单过程太初级了。首先，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共同基金为劳动和土地提供报酬的比例绝不是事先已知或确定的，而且，随着资本量的变化，由于资金周转的平均周期延长或缩短，工资基金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变化。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如果劳动供应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大规模移民），工资上涨，其他不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有短缺。换句话说，除数本身下降也将带来被除数的减少，虽然不是以相同的比例。但是另一方面，劳动者数量的减少将增加劳动的分配份额，不仅是牺牲资本家的利益，也许在更大程度上是牺牲地主的利益。因此，工资基金理论的倡导者对劳动者的建议是为了自身利益限制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它本身是好建议，即使其是基于不充分的推理。

人们也可以像庞巴维克那样把所有的资本作为工资基金。但结果是一样的，因为不管怎样，每年只有释放的那部分资本可以购买劳动（或土地）。

如同庞巴维克所指出的那样，古典工资基金理论真正的错误在于，它经常将工资基金与资本看作一个整体，尽管它假设工资基金只投资一年。这方面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是西尼尔的、由于卡尔·马克思^注71而不朽的“最后一小时”。西尼尔认为他可以证明，将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十一分之一，会使资本的利润从10%减少为0。他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荒谬的假设，即所有资金，包括投资于工厂和机械的，周转期是一年，这并没有阻止他另外计算建筑物和机械的每年磨损折旧。如果我们计算正确，用西尼尔所提出的数字，我们将得到固定资本的周转期约8年（折旧提成16），对资本总体来说是7年。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减少劳动时间肯定会减少资本的利润，但只是从10%降至约8％，当工作强度较大时，甚至到不了这个程度。

奇怪的是，曾经长篇大论地驳斥西尼尔的马克思本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其说法中的巨大差距。也许他不愿意指出这种疏漏，以防不可避免地暴露他自己“剥削论”的弱点。

针对工资基金理论的另一个批评是只有在劳动者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获得实物形式的工资的假设下，此理论才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他们希望以“资本”形式支付工资的部分或全部，换句话说，直到自己的产品已经可以上市才支付工资，那么工资在已生产产品的范围内会上涨至任意程度与工资基金或资本的大小无关。当然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它几乎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对工资基金理论合适的反对，除了在其最严格的形式下；因为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工人自己将变成资本家并积累资本，因此他们的劳动成果不是用于交换产品，即现有资本的一部分，而是会对其构成一个真正的补充。

这种支付工资的方法是利润共享体系的本质，如果它偶尔带来有益的结果，也许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最简单地解释，即该系统刺激工人积累资本，其未来的果实通常是甜的，即使它在目前的根是苦的。

稍后，我们将讨论资本的积累，这是资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先回到交换理论，看看当它与本该与其联系在一起的上述生产理论连接起来时，是什么样子。

3.生产和交换的相互依存：价值交换理论的最终形式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基于生产是在所有产品的价格都已知下进行的假设来进行分析的。现在我们必须放下这个假设、进入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产和交换相互影响。通过修正上文中的某些方面我们将得到一个更加复杂的分配理论，与此同时我们有机会继续并完成对价值交换理论的讨论，在与其密切相关的生产和分配理论变得清晰前，我们曾被迫中止了这方面的讨论。但是，我们会将我们的讨论限制在对两种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内；这样的简化大大方便了讨论，而且随后将其扩展到我们实际交换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时，没有理论上的困难。然而，尽管进行了这种简化，这个问题仍然分解为两个基本上不同的问题，最好是分开研究和处理。一方面，我们可以假定交换的两种物品产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两者之间没有劳动或资本的转移，因此每个经济体的所有资源都投入到一个物品的生产中。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假定两种物品的生产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其中土地、劳动和资本可以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前一种情况是经济学中通常所说的国际贸易论和国际价值论中的典型情况，而后者是自由竞争下的内部交换理论的典型情况。完全没有必要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抽象假设对应于现实世界的现象。一国之内劳动和资本的完全流动就像国与国之间完全不存在这种流动性一样是不可能的。

我们首先假设每个国家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只能生产一种商品。那么很明显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每个生产者都将努力用现有手段获取最大净利润，在平衡状态时，这必然使国家的整个生产达到其最大化。固然我们只证明了在无资本生产的假设下是这样的，但是不难看出，正如李嘉图的反驳一样（也是我们反对的议题），即使将其应用于资本化的生产^注72，它的本质仍然不变。如果生产和交换相互影响，或者生产者通过托拉斯或卡特尔勾结，则这些将不再具有适用性；考虑到该国生产的商品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自然优势，那时不得不或多或少地将它看作是垄断者。因此生产将以最有利的垄断价格进行；即使现有的生产因素没有全部投入生产，缩减产量也可能是对该国有利的。如果两个国家都垄断性地生产一种产品，那么在理论上价格是不确定的；事实上我们将转向孤立的交换，进一步复杂化后，甚至无法预知产量，因为他们是生产的目标。如果存在自由竞争，那么按照生产和交换的规律，每个国家都会尽可能多地生产自己的商品，交换将按供给和需求平衡的价格进行。当所有生产者同时限制某种产品的产量时，可能对这种商品的所有生产者都是有利的^注73；但是其他条件不变，只有一个生产者限制产量时，通常他会遭受损失，因为他的供应不会明显影响价格。如果该国生产几种商品，且其相对交换价值对于个体制造者是已知的，也将是这样的情况。

因此，我们简单地将上述一种商品（或相对价格已知的几个商品）的生产规律和一种已知存量商品的市场价值规律结合起来。前者决定商品的数量，以工资、地租或利息的形式归于每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后者则决定了要相互交换的商品数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它构成了国际交换价值。国际贸易理论，或者更正确些，所谓的抽象概念，原则上要比国内市场上的交换问题简单得多，在国内市场上生产要素从一种商品向另一种商品的自由转移必须预设。早期的经济学家不这样想的原因在于他们错误地以为被认为用于调节国内市场交换价值的生产成本可以独立于交换价值而被确定。

如果l，r，i代表一个国家的工资率、租金和利息，而A、B和C是可用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的量，则A.l，B.r和C.i是该国总的工资、租金和利息，以在该国生产的一种商品（如果有几个则是其中之一）表示（如资本本身）。个人分配将依据劳动表现或者每个人所拥有的土地或资金确定。在其他国家，每个人每年提供的产量以同样的方式来确定，由于所有个体的个人消费倾向被看作是已知的，因此我们现在知道了确定交换价格和数量所需要的全部决定因素。

上述理论和穆勒的国际贸易理论^注74之间的详细对比非常有趣，同时也为确立一个更加详尽的理论提供了激动人心的证据。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前两个版本，以及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早期著作中，穆勒建立了一个理论，现在看来，完全符合上面的假设。根据这些假设，各种生产因素不能从一个生产过程转至另一个生产过程；因此穆勒说，根据它们的相对生产成本确定商品相对价格的必要前提不存在，我们必须求助于更普遍的供给和需求的规律。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存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则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上涨时，它的供应总是会增加（反之亦然），那么均衡将是稳定的。一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上涨将增加供应，而另一方面，造成需求减少^注75；类似地，较低的价格将减少供给并增加需求，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价格会倾向于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但在这一点上，穆勒考虑了这样的情况：一种商品（A）相对价格的提高，以及因此的另一种商品（B）相对价格的下降，的确会导致（A）的使用人增加对（B）的需求，但同时它也会造成他们减少对（A）的提供，因为它们对（B）的需要正迅速达到饱和；这样，在（A）达到和以前相同的提供量之前，实现了边际效用之间的平衡。他的批评者之一，W.桑顿（W. Thornton）（他后来的批评，造成穆勒有点过于匆忙地放弃了他的工资基金理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也可能在不止一个价格上形成。如果假设开始时17个单位的（B）可以交换10个单位的（A），但由于（B）的价格发生下降，从而需要18单位的（B）来换取10单位的（A），那么根据穆勒的假设，可能发生（A）的持有人减少对（A）的提供量，尽管（B）的持有人肯定同时减少他们对（A）的需求；完全可以想象，对（A）的需求和供给平衡，从而（B）的供需平衡，都会出现在这个新的价格上。对我们来说这没什么特别的。事实上，穆勒考虑的情况与我们上面已经考虑的完全相同，即当供给开始下降时，供给和需求曲线相交；而且我们知道，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很有可能曲线将相交于一个以上的点。但是，穆勒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就从桑顿的评价中得出了不幸的结论，即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可以在任何代价上形成——而只有在相当特殊的情况下才会这样。换句话说，他认为该问题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因此，需要比上述更多的数据来确定国际交换价值。

因此，他试图从这个方向完成他的理论，但没有成功。客观地说，穆勒自《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版开始增加的“国际价值”（On Internaltional Values）章节只是以一种新的形式重复了他已经在别处所说的。在他看来，除了相互需求，还有另一个相关因素，即满足这种需求的手段，它们在各个国家通过工业的重新定位而得到释放的。可是，他真正的补充只是关于商品价格及其供需之间关系的一个特别独断的假设。他假设每个商品的供应完全独立于它的价格，而需求与商品的价格成反比；仿佛每个经济体自己制造的商品首先满足其自己的需求，然后再以任意价格处置剩余的商品。

如果用图形表示，这意味着每种商品的供给曲线将是平行于价格轴的直线，而需求曲线是等轴双曲线。在这个假设下，很明显两条曲线只能在一个点上相交，且价格平衡，是稳定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找到当商品价格上涨时其持有者可能减少而不是增加供应的迹象。实际上，穆勒全部忽略了这个恰恰是他调查出发点的问题，却开始转而查究两个国家中哪一个会从因为其中一种商品的生产条件不同而引起的价格变化中受益更多。但是用这样的方法，他没能为他希望引入的新决定性因素找到用处，他终于被迫近乎可怜地表白说：“我们为了科学的正确性引入到国际价值理论中的新因素，似乎并没有对实际结果产生任何实质差异。”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引入任何新元素；不仅是他调查的实际效果，而且理论结果也完全没有变化。

根据我们对自由竞争和生产要素不移动性的假设，事实上，除了供求关系的平衡外再没有其他决定价格的因素。这足以得到这个问题的理论答案，虽然不能排除可能几个解的可能性，但通常只有有限的几个解。

稍微复杂一些的是另一个问题，至少乍看起来是这样，是确定“国内市场”上的生产和交换关系的问题，即假定可用的生产因素可以自由地从一种商品的生产转移到另一种商品的生产。然而，虽然科学史表明它们不那么容易被发现，但解决这个问题的主线是很简单的。如果我们暂时假设，一定比例的现有劳动、土地和资金（即一定量的不同年份的原始生产要素）总是用于一种商品的生产，而剩余部分用于其他商品的生产，则均衡时的价格和交换数量的问题将与前面的情况完全一样。换言之，对于每一种这样假想的生产要素分配，我们应该有一个或多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要素的分布正是解决这个问题所需的数值之一，尽管我们发现有三个新的条件或逻辑关系必须要满足：即在两个生产分支中租金和利息应该相同的要求，当谈及两个国家时不能作这样的假设^注76。在每一个生产分支，每一组可能的生产要素分配形成一定的利息、工资和租金，它们最初以所生产的一种商品的形式来表示，但同时也可以用另一个种商品表示，因为根据同样的假设，在这些商品之间存在交换关系；因此这个问题显然完全由这三个独立量的方程确定。只要其他数据（土地、劳动和资金总的生产率，它们在个体之间的分配，个人消费偏好）已知，就可以用数学方法求解。事实上，这个等式也可以用试差法求解；只要一个生产分支的工资、租金、利息大于另一个生产分支，劳动、土地和资金将流入可以获得更高回报的通道，同时会有相对交换价值的调整，因此就通常的可能性而言最终会实现平衡。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还应再注意一点。事实上，资本的形式可以改变，例如劳动资本（储存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土地资本（储存的自然资源）代替，反之亦然；短期资本投资（或资本品）可以被长期资本投资代替，这些不会给这个问题带来不定因素；因为在每个特定的生产分支，它们都受我们之前在讨论生产问题时所提出的普遍经济原理的支配。人们很可能会质疑，我们坚持稳态条件下资本的金额必须年年保持不变有什么重要性。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把两种不同的东西区分开。我们已经假定处于平衡状态时，在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在规模和组成上是一定的，交换价值（用其中一种商品表示）是这样。现在可以断言，如果从一开始其他条件保持稳定，那么只要这种规模和组成、甚至是交换价值每年保持使用，平衡就不会受到干扰。但是，坚称资本的量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建立之前就已经固定了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话。无论是否以一种商品或者另一种商品表示，两种商品相对交换价值的变化会引起资本价值的变化，除非其组成部分同时经历了多少有些显著的变化。但是，即使我们从资本的起源来看，即其作为一定数量的劳动和土地在不同年份的累积，商品价值的变化也会改变它们的生产条件，从而带来资本组成的或大或小的变化。

在我们的第一个主要例子中^注77甚至是在纯生产问题中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当然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资本与劳动力和土地不同，不是可以独立于生产存在或在生产之前存在的原始生产要素。它的来源或维持不可避免地以进行生产为前提。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实际上，资本的数额不是由物理条件，而是由心理力量之间的平衡确定的，这一平衡一方面驱动我们节约和积累资本，另一方面，驱动我们消耗现有资本。换句话说，资本积累本身，即使是在稳态条件下，也是生产和交换问题的必要因素。在我们的阐述中，到这里这个新的因素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尽管对资本形成规律的研究很少，以至于不能对讨论这个主题提供真正的帮助。

我们把所生产的全部商品的数量看作投入的全部现在的和储存的劳动和土地数量（即每年消耗的）的函数（齐次线性的），则对于一种商品我们得到

P=φ（A₀,A₁,A₂…B₀,B₁,B₂…）

P¹=ψ（A¹₀,A¹₁,A¹₂…B¹₀,B¹₁,B¹₂…）

于是未知数下降为只有6个。为了确定它们，我们另外还有下面的关系式。首先，在稳态条件下，该国每年可以雇用的劳动者总数（当年或储存的）一定等于每年可用的劳动者供应；对于投入的土地也是这样，无论是以原有形式还是以资本形式。如果一个国家有A单位的劳动力和B英亩的土地，我们可以得到

A₀+A₁+A₂+…+A¹₀+A¹₁+A¹₂+…=A

和

B₀+B₁+B₂+…+B¹₀+B¹₁+B¹₂+…=B

l=p·l¹和r=p·r¹

于是我们得到了五个独立的关系，但我们还需要第六个。这可以从我们对资金量的假设来获得。A₁，A₂，……和B₁，B₂，……只是每年消耗的那部分资本。在稳态条件下，与它们相对应，社会资本中一定存在其他部分，其数量可以准确确定。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元素对应于A₂，另外两个元素对应于A₃，另外3个对应于A₄，等等，B₁，B₂，B₃也是这样（参见图12）。在平衡状态，全部资本的组成因此是固定的。所有部分既可以单独地用未知的前三个变量表示，也可以单独地用后三个变量表示。例如，如果我们现在想再加上一个条件，即平衡状态时资本总额有一个确定的交换价值，以其中一种商品表示，则我们只需要计算所有部分的交换价值并加在一起。这些交换价值（根据上述说明）是上面所说资本部分的初始交换价值，加上累计利息。因此，用A₃表示的那部分现有资本的交换价值为A₃·l·（1+i）³。这两个相同的部分也可以用A₃定量表示，因为它们代表等量的储存劳动，其值分别是A₃·l·（1+i）²和A₃·l·（1+i）。用B₃表示的资本部分的交换值为B₃·l¹·p·（1+i）³=B₃·l·（1+i）³，等等。

如果将这些值相加，并使其等于某个已知的值——即用第一种商品表示的两个行业投入的全部资本的交换价值，那么我们将得到所需要的第六种关系，最终这个题就完全是可解的。

如果我们可以用单利计算，则会因不需要考虑资本积累的时间因素而使问题简化——尽管劳动资本、土地资本、预付工资和预付租金分配时必须考虑时间因素，因此，我们将只需要处理平均投资期。

也许有人会问，在像这样情况下（两种商品在同一国家生产），是否可能得到不止一个平衡价格。这是非常可能的，如果两个生产部门投入的工资、租金和利息比例不同，通常是这样的。如果在当前的平衡下，一种商品的相对价格较高，则很明显，人们会选择牺牲其他商品，在这种商品中投入比较多的一种或几种生产要素。

很容易看出，将上述推导推广至几种商品毫无困难。对于指定的商品，当生产要素直接由所有者投入时，我们也应包括生产要素本身。因此，我们可以放弃之前所作的简化假设，亦即市场上可用的所有生产要素的量是已知，全部由它们的所有者提供，与获取它们的价格无关。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劳动，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考虑这种情况：劳动时间可变，且由工人自己根据工作的间接边际效用和休闲的直接边际效用等式确定。

正如交换和交换价值像这样通过它们与生产的关系呈现最终形式，因此，交换就其本身而言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生产和产品的分配。每一个生产者（劳动者、地主和资本家）都在他所参与的、为了别人的生产中，从商品被交换的可能性（没有这种可能性将不存在现代意义的交换，因为现在的生产只是为了交换才进行）中获得效用的提高。进一步，当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交换存在可能时，在三种类别的生产者之间的产品分配变得更加不同。在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这样的，即部分欧洲地区因为从欧洲以外的地区进口粮食，造成租金下降，无地阶层因此受益。另一个比较令人怀疑但也许同样是真实的情况是：后者国家中的工人，或者大量人口因欧洲供应的廉价制造品而受损，地主从中受益^注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