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的若干种读法

俄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后起之秀，它最早的书面作品，也就是《伊戈尔远征记》，直到12世纪才出现，与我国的《诗经》相比晚了将近两千年。但是，俄国文学却在19世纪中期声名鹊起，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语文学之后的第三大高峰，它持久的影响力和鲜活的生命力令人惊叹，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最主要的文学阅读对象之一。

我们谈对俄国文学的阅读，首先要考虑到两个阅读语境。一个是俄国文学在它本国、本民族的地位；另一个是俄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知道，在彼得改革和叶卡捷琳娜当政之后，俄国在欧洲就一直是一个强国，尽管苏联解体后，它在跟美国的较量中输了下来，现在大家不再认为它是一个“超级大国”了，但它无疑仍然是世界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现在说起欧洲，所关注的主要还是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这几个国家，甚至要把英、法、德放到一起，算是西欧，然后对抗的是俄国，现在这样的态势更趋白热化。再放眼全世界，除了上述我们提到的四个欧洲大国以外，在国际舞台上能发出声音来的，不外乎再加上中国、美国，或者是一定程度上的日本，或者是印度。世界的舞台其实是一个大国的舞台，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外国文学、外国文化，我们接收的这些舶来品，某种意义上就是欧美的，其中也包括俄国的。而俄国作为一个国家实际上是相当后起的，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俄国满打满算才只有一千年历史，俄国文学在世界上这么有影响，其实也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把自己的文化发展得这么不容忽视呢？前不久，俄国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到中国做讲座，题目是《西方的俄国观》，他谈了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论点，就是他试图说明，从哪一年开始，西方突然对俄国刮目相看了。这个话题对我们来说就非常重要了。在当下中国，提出中国梦，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素质，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其实我们努力的方向只有一个，就是怎样让全世界都开始尊重中国人。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俄国也不能说是彻底解决了，但俄国在某一个节点上，却让世界突然意识到了俄国文学的力量、俄罗斯民族的力量。而意识到俄罗斯民族的力量，就是从意识到俄国文学的强大开始的。其实，现今中国的处境有点像19世纪70—80年代的俄国。当时俄国其实已经非常强大，强大的标志就是它已经打败了拿破仑，在欧洲抢到了最多的国土，工业产值在欧洲也是名列前茅。但是它发现，欧洲人一提起俄罗斯人，还是认为他们是野蛮人，是哥萨克，只会杀人，他们没有文明的教养。欧洲人的理由之一就是：俄国的宗教跟他们的不一样，他们有文艺复兴，而俄国没有；他们有古希腊罗马的文明，这些文明到了俄国都变了样。西欧人的文化优越感在俄罗斯人面前表现得特别强烈。俄国贵族精英的文化水平，其实跟欧洲其他国家同一阶层的水平是相当的，但是即便这样，西欧人还是看不起他们。此时的俄罗斯人十分焦虑，开始思考能用什么方式让这些欧洲的邻居们真正看得起自己，最后他们找到了，认为必须在文学、文化上做出世界一流的成绩。我们回过头来看俄国的文化史，它也就是在19世纪中后期的几十年里，在各行各业涌现出全世界最好的人才，有作家、音乐家、画家、舞蹈家、戏剧家、电影导演，等等。也就是说，在有了伟大的俄国文学和文化之后，俄国才真正地伟大起来，全世界才开始正视、尊重俄罗斯人。俄国最值称颂的不是航天，不是军工，不是汽油，不是天然气，而是她的文学和艺术。这是第一个语境。

第二个语境是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这又是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中国的第一本俄国文学单行本，是1903年出版的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在这之前有过一些单篇，但作为单行本的俄国文学中译，正好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第一批俄国文学的译介者不是翻译家，甚至不是文学家，而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们都是把俄国文学当作一种政治教科书来看的。鲁迅有一句话说得最明白不过了，他说，俄国文学是“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文学不是文学，而变成了一种“武器”。俄国文学一开始进入中国，其身份就不是“纯文学”。现在，我们对五四运动有了很多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是完全正面的，有人认为它割断了当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联。但是关于五四运动的思想来源，大家还是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有三个主要来源，第一个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是法国的启蒙思想，第三个居然是俄国的文学！启蒙思想不只是对中国人，对近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都很大；马克思主义的用武之地大多是在东方的阵营里；俄国文学的作用范围就更小了，这种功能主要就是在中国和在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就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友好时期，中国作家的写作从体裁到风格，完全是拷贝苏联作家的。中国现代大家很少有人没写过关于苏联文学的文章，从茅盾、巴金到老舍，“苏联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文学的今天就是我们文学的明天”，这样的言论在50年代的报纸上随处可见。一个国家的作家群体性地臣服于另一种文学，这恐怕是比较文学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俄国文学进入中国后的际遇之所以跟其他国家不同，或许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中俄两国在民族性上还是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俄国人经常说的聚合性、集体主义，中国人经常说的同化能力、趋同能力。正是基于这种民族性，选择一种相对比较集中、甚至集权的社会体制就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另外一点则有关两国的知识分子，当今主要语种中的“知识分子”一词大多源自俄语里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它指有文化的人，但这些文化人又不属于统治阶级，而是处于平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一种强大的制衡力量，似乎是与“反对派”的概念永远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精英阶层漂浮在社会中层的这一现象，也只有在中国和俄国才有。中俄的知识分子阶层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有使命感。这两个民族特性和社会特殊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俄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的大行其道。

现在转入正题，谈一谈我们该如何阅读俄国文学。

第一种方式是不知不觉地进入俄国文学，无意识地接近俄国文学。接触到俄国文学，就像是接触到所有的文学一样，可能是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进行的，就是你不经意间看到了某一部作品，遇到某一位作家。有一位俄国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问我：“您最早读的俄国文学作品是什么？”我想了想，觉得可能是我五六岁时读到的一本书。我的父母以前是中学老师，家里是有一些书的，但当时正值“文革”，家里人就把所有书的封面都撕掉了。当时我还没上学，一次被一本很薄的小书迷住了，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爸爸到西伯利亚出差去了，在森林里砍柴、勘查，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在莫斯科。有一天爸爸拍了个电报说，你们来西伯利亚过年吧，一家人就很高兴地出发了。但他们错过了爸爸发来的第二份电报，因而没等到爸爸来接他们。妈妈就带着两个孩子在森林里找啊找，终于找到了爸爸。一家人在冰天雪地的森林中的木屋里，过了一个新年。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故事的结语是：对于幸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正直的生活、辛勤的劳动、热爱而且牢牢地保护这片叫作苏维埃国家的广大而幸福的土地，这就是幸福。我当时不知道这本书的书名叫什么，但记得书中的一幅插图，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偶然地再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带封面的，这才知道它是苏联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丘克和盖克》。我又找到它的俄文版，就把俄语原文对照着抄在汉语译文的下面。这么看来，我与俄国文学的相遇是一种无意的进入，我不能说我学习俄语、研究俄国文学是一种非常主动的选择，但五岁时很偶然地读到的一本书，或许多多少少依然作为一种情结流传下来。当然，这样的阅读方式是无法事先设计的，但细想起来，这似乎又是进入文学的必由之路，真正爱好文学的人往往都有这样的经历。这是一种很理想的阅读状态，“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样的阅读就像人的成长、像树的生长一样自然天成，但它是可遇不可求的。

第二种是猎奇式的、饥饿式的阅读。我们很“幸运地”赶上了那样的时代。到我具备阅读能力的时候，已经是“文革”时期，当时，除了《毛选》之外的一切图书基本上都是违禁品，所以我们那一代人当时只要一看见书，哪怕是没有封面的，只要是文字，都会眼睛放光，任何“非法”阅读对我们而言都构成一种偷尝禁果式的诱惑。我们还要提防家长，家长因为担心也不让我们看书。我们经常是拿着手电筒，躲在被子里看书，因为借书的期限只有一天，明天就要还给别人了。这样读的好处，一是你读过的书能给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其次就是能培养你的阅读速度。所以我们都是一目十行、百行地读，但我们的阅读不是在完成作业，不是在对付老师。我们那一代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在文化大饥荒的年代反而养成了一种酷爱阅读的习惯，这真是一个大悖论。现在你们的“不幸”是书太多、太容易得到了。我曾经引用过俄国作家罗扎洛夫的一句话作为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书应该是昂贵的》，越是得不到的，你才越是想要。后来看北岛等“朦胧诗派”诗人的回忆录，发现他们几乎都有过“地下阅读”的经历，“黄皮书”就是一个例子。所谓“黄皮书”，就是当年为了“供批判用”而出版的一批“内部读物”，其中大多是俄苏文学作品，比如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没想到，这批译作却成了整整一代中国读者和未来的作家的救济粮，它们延续了中国的文学薪火，如果连这一批书都没有的话，我们那一代人会缺奶的，会饿死的。有这种阅读体验跟从未有过这种体验的人，在对于文学和阅读的态度上会产生巨大差异，那样一种颤抖着阅读的感觉会导致我们这一代人把读到的书，不管是什么书，都当作暗恋的情人。甚至在70年代末上了大学后，我们依然保持着这种饕餮的阅读习惯，大学图书馆里一切可以借阅的名著几乎都要排队等上很长时间，阅览室是要抢座、占座的。当然，这样的阅读也同样是可遇不可求的，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阅读过于囫囵吞枣，不善于去清醒地分辨和明辨。

第三种方式是被迫的阅读，为了阅读而阅读，比如说完成文学课老师布置的作业，比如说考研，比如说写论文，比如说当了老师后写论文，保住饭碗，提职称，参加学术会议，与外国同行交流，等等。总之是出于某种需要，具有具体而又强烈的功利目的。大家都是被迫读书过来的人，这样的阅读状态也是一种方式，如果一生总是随性而读肯定也是不行的。即使一本书很艰涩，但它非常有内容，那就要去啃，这也是一种被迫。从客观效果看，对俄国文学的“被迫”阅读对于以俄国文学为专业的学生和专家而言，还是卓有成效的，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阅读也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谈到被迫阅读，跟风式的阅读其实也应该包括在内。以前在莫斯科地铁上看到很多人都在读书，中国去的作家都很感慨：“你看，他们多有修养，这真是一个文学民族。”殊不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其实也在装模作样，并没有真读进去。在加勒比海上的邮轮上，我也看到过许多游客躺在躺椅上看诗集，可一连数天，他们始终在看第一页。莫言获奖后，我在一架从北京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看到，一多半的旅客都手捧莫言的小说。几天之后，莫言获奖的热潮过后，就鲜有人捧读莫言了。跟风式的被迫阅读，其实更悲哀，不是在阅读中发现了自我，而是在阅读中丧失了自我。

与第三种被迫的阅读方式相对的，就是主动的阅读。这种阅读纯粹出于兴趣，为内心的某种驱动力所左右。这样阅读的同学往往自己有写作的经历或冲动，自己就是一位诗人或作家，或潜在的诗人或作家。我的一位研究生在面试时说过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他学习俄国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茨维塔耶娃译成汉语，把海子译成俄语。这是为自己的阅读，为了自己心中的目标而展开俄国文学的阅读。当然，还有更高层次的主动阅读，即丰富自我，把阅读当成一种修身养性的日常行为；或者，通过阅读寻求生活的意义，寻觅真善美，独善其身，兼善天下。

对于俄国文学的第五种阅读方式，就是在俄苏和中国曾经出现的意识形态化阅读，一种政治化的文学接受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俄国文学的中国接受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阐释的历史，无论是“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还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无论是“生活的教科书”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都是在强调俄国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之前在谈起俄国文学时，一定是现实主义比其他的主义都好，一部作品好不好要看它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生活，是不是具有人民性和党性。我们的文艺学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进步还是巨大的，至少现在的学者对俄国文学的多样性没有不接受的，文学作品的好与坏应该不止一个标准，这是能够达成共识的。可数十年前还不是这样，在其中作祟的就是意识形态批评，政治标准是首要的，文艺标准是其次。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文学标准很多元的时代了，但奇怪的是，在很多博士论文中我们依稀能分辨出旧时代文学标准的烙印。

最后一种阅读方式，我把它命名为“看风景”，因为窗外的风景很美。我们阅读和研究俄国文学，其实就是在张望俄国的文化地平线，浏览我们这个北方邻国的异域风光。我不认为俄国文学能教会我们怎样生活，尽管直到现在我们的接受语境还是这样，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依然被收进中学课本，而且课后练习中提的几个问题依然是“保尔给了你什么启示”等，一代代的学生还在读，还在受这方面的教育。虽说换个角度来看，保尔依然是伟大的，比如说他对信念的坚守，他在残疾后坚持写作，这样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英雄。美国好莱坞影片里对强人的刻画也很多，不断突破自己身体、精神的各种极限去做你认为有价值的事情，这个模式永远是成立的。但我个人依然不喜欢这种模式。文学实际上不是教你怎么生活，而是给你一片窗外的风景，也就是说，我更认同文学的审美意义，而不是它的社会学意义。我不认为文学真正有什么用处，但文学的用处又是无处不在的，看得见的东西也许并非必要，比如我们正在使用的桌椅，没有桌椅我们一样可以上课，而看不见的东西也许却离不开，比如我们正在呼吸的空气。最有用的往往是最没用的，最没用的实际上反而是最有用的。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来说，文学可能比意识形态更重要一些，因为它就是我们修身养性的空气，它甚至不是一种知识，它可能是培养感情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培养我们面对世界的态度的一种方式。我翻译过当代俄国作家佩列文的一部小说，书名叫《“百事”一代》，书中写到这样一幅场景：主人公驾驶汽车行驶在莫斯科街头，他觉得一瞬之间，好像莫斯科的街头风景已经完全变样了，以前没有可口可乐，以前没有奔驰轿车，连人的穿着和神情都完全不一样了，他看到的是另一种风景。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翻译家大会上，我借用这个题目做了一个发言，题目就叫《从“生活的教科书”到“完全别样的风景”》，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对俄国文学接受态度的一个新的转变。后来，我的一本散文集也取名叫《另一种风景》。

以上提到的这些俄国文学阅读方式，有可能是彼此对立的，比如说被迫的阅读和自愿的阅读，为自己的阅读和为他人的阅读，比如说养家糊口型的阅读和修身养性型的阅读；比如说是一种艺术审美的落实还是一种平天下的志愿，是一种小众的阅读还是大众的阅读，是功利的阅读还是非功利的阅读，等等。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阅读的方式实际上又不可能是单一的，各种态度并非泾渭分明，而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相互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定会是多种阅读方式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同样是被迫的阅读，有的只是应付，比如完成文学课的作业；有的却充满追求，比如说考研考博。各种阅读态度也可能相互转化，比如起先被迫，后来爱上；比如中国的俄国文学接受起先的政治化倾向，如今的艺术审美化走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种态度会随着阅读者年龄、人生阅历、阅读环境、社会地位等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在更多情况下，人们在面对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文学时，所取的态度往往都是上述诸种态度的综合体现，只不过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段对某种方式有所侧重而已。细心地发现生活中一些特别美好的瞬间并用文字记录下来，这其实很重要，但是发现自己阅读心态的变化，也不亚于观看窗外四季风景的交替。哪怕是读同一部作品，第一遍读跟第二遍读也会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特别重要。比如同样一部契诃夫的戏剧作品《三姐妹》，剧中的二姐玛莎在该剧结尾时念白说：“大雁在我们头上飞翔，每个春天和秋天，它们都这样飞翔，已经飞翔了千万年。它们不知道为什么要飞翔，可是它们飞啊，飞啊，还要再飞翔几万年，只要上帝不给它们揭开这个秘密……”我很早就读过这段台词，甚至用俄语读过，我不止一次听过中国和俄国的演员朗诵这段台词，但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阶段读到它，听到它，我都会产生新的感动，我的理解都会有一点细微的差异。我不敢保证每一次的理解一定是上了一个台阶，审美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我觉得这种新鲜的、微妙的差异很珍贵，实际上就等于你是在把你的感受立体化、多元化、深刻化。对同样的对象会有不同的理解，我想这是文学较之于哲学、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文学最珍贵的地方。哲学要求真，数学要求解，最后只有一个标准的东西，一个答案，但文学如果只有一个答案，这种文学一定是很糟糕的文学。

说了很多种阅读俄国文学的方法，也说到这些方法可能是相互交织起作用的，它们在每个人身上也可能会有不同的体现，每一种方法所占的比重可能也会不一样。下面，我想介绍两个比较实际的阅读实例，这两个例子都来自我不久前进行的研究工作。

第一个例子就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阅读。我最近完成了米尔斯基英文版《俄国文学史》的翻译工作，米尔斯基在这部书中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有这么几种阅读方式：第一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人的阅读方式，也就是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与当时俄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方式，把他的小说等同于当时的生活。第二种方式是将它们视为一种“新基督教”的渐进显现，这是宗教的阅读方式，把他的作品看成一种布道，看成是他要通过这部小说来创建一个新的基督教，也就是说，他的作品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像《圣经》一样的经书，你要在中间看到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近上帝的，看见人怎样在痛苦中一点一点地赎清自己的罪孽。苏联解体以后，这种阅读方式在现在的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中占据首要地位，在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趋势，现在我们有更多的人试图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来研究俄国的宗教，来研究整个基督教文化。第三种方式是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他本人精神体验的悲剧性内核联系起来，把他的文学文本看成是他的精神自传，他痛苦的灵魂不断挣扎的一种记录。这样的分析其实也很多，弗洛伊德的理论被引入文艺学、引入文学批评之后所起到的作用，最主要就体现在这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经常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可是文学作品中的“我”至少有三层含义，我们无法断定哪个“我”是作品中的人物，哪个“我”是作品的叙述者，哪个“我”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但无论如何，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视为他自己精神体验的一种载体，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阐释方式。第四种阅读方式，就是不去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哲学内涵，而视它们为情节离奇的纯小说，也就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当成侦探小说来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又过去了近百年，在米尔斯基之后也过去了数十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新的读法还在不断出现，比如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的“复调理论”。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存在着一种音乐作品式的复调结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作家就像上帝一样，统领着他们作品中的所有人物，一切都在上帝般作家的掌控之中。而巴赫金发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不是这样的，作家有的时候好像失去了对他笔下人物的控制，他笔下的人物似乎是独立的，是各行其是的，他们相互之间构成一种非常自由的对话关系，连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对话关系。巴赫金就借用了一个音乐学的术语，把这种结构称作“复调”。这样一来，小说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线性结构，它也变成了一种空间的艺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空间和时间交叉构成的一个艺术空间，这就是巴赫金所说的“时空体”。从巴赫金的理论开始，人们开始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即从复调、对话的角度来读，从文艺作品的时空体角度来阅读。现在，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还有一种很流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法，就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当成一种哲学文本，当成一种思想史文本。看一看俄国的哲学史著作，我们往往会感到非常奇怪，它们给予篇幅最大的论述对象，就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就说明，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这两个作家是俄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而那些专业的哲学家反倒还没有那么大的篇幅来评述。人们不是把这两位大作家的作品当成艺术文本，而是当成哲学论文来理解、来分析。当今的另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新读法，就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现代派文学的始祖，这也是米尔斯基没有来得及做的一种归纳。如果要在世界范围内为20世纪兴起的现代派文学寻找一个鼻祖的话，这个人可能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作家，但是后来的现代派作家常耍的那些花招和文学技巧，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的确早就用过。比如意识流，《地下室手记》从头到尾都是意识流；比如对世界的厌恶，把生存看成一种痛苦，这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体现，所以加缪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存在主义者；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在体裁等方面的试验色彩；等等。将来，随着文艺学的发展、文学思潮的流变，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还会有其他的阅读方式。我们并不能评判哪一种方式一定是合理的，或者哪一种先进，哪一种落后，但是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清醒的意识，也就是说，对一种文本，对一个作家，是可以用多种角度来介入的。

第二个例子是对巴别尔的阅读。我最近正在编《巴别尔全集》，还写了一篇篇幅较大的序言，在阅读和理解巴别尔及其创作的过程中，我感到他显然也是一个经得起多重阅读的作家。我觉得，至少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阅读巴别尔：一是把他的作品作为瑰丽奇特的文学文本来阅读。这个作家创作的主题非常奇特，他善于写血腥和暴力，写性和战争。他写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哥萨克骑兵从后面一下勒住一个犹太老头，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之后他轻轻把那个老头平放在地，为了不让鲜血沾到自己身上，他在身旁的草地上仔细地把匕首擦拭干净，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了。关键是，巴别尔在描写此类血腥的暴力场景时，他自己也平静得像那位杀死犹太老人的哥萨克骑兵，可这样的平静却会让人发疯。巴别尔善于描写风景，他善于让描写对象、包括抽象的客体全都主体化，在小说中获得了行动的能力，比如：“群山的宁静在我们的头顶上伸出雪青色的旗帜。”比如：“太阳升到中天，像一只被酷暑折磨的软弱无力的苍蝇打起抖来，”“白昼驾着华美的单桅帆船向黄昏驶去。”“宁静”、“黄昏”、“白昼”等等，在他看来都可以像人一样活动着，甚至感受着，思考着。这是一种很独特、很魔幻的写法，他的小说因而也被视为一种充满现代派实验色彩的文学文本。第二种关于巴别尔的读法就是文化阅读的方式，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意识形态的阅读方式。巴别尔在1940年被苏联当局镇压，他一直被当成一位集权制度下的牺牲品，但是他跟阿赫马托娃、曼德施塔姆不一样，他生前实际上是一位标准的“苏维埃作家”。他在苏联时期是一个很官方的人物，曾长期在苏联秘密警察部门工作，后来得到高尔基的支持，第一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曾作为作家代表发言，他在发言中说，我们苏联作家要努力工作，写出的语言要像斯大林同志的语言那么优美。苏联解体以后，因为他最后的悲剧性遭际，他就变成了一个文学的受难者。巴别尔在西方非常走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西方喜欢对苏联时期被迫害的作家给予深切的同情，对被迫害的犹太作家更是如此。巴别尔是犹太人，在西方关于巴别尔的解读中，他的这一身份都会得到放大，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解读。巴别尔在西方文学界的崇高地位和强大影响，跟他的犹太身份是有关系的，跟他的殉道者、受难者的身份也是有关系的。现在在俄国对于巴别尔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解读，我暂且把它归纳成一种文学史的阅读方式，也就是更多地从文学史的角度去看待他的创作。有人说过，俄国文学是伟大的，也是丰富的，但是整体看来，俄国文学似乎主要是一种北方的文学，因为俄国的很大一片疆土位于寒带，森林比较多，地广天寒，所以这样的文学相对而言要阴暗一些，寒冷一些，沉思一些，静观一些，忧伤一些。南方呢，因为处于热带地区，阳光多一些，就热情一些，爽朗一些。巴别尔自己在作品中也说过：我们俄国文学缺少阳光，缺少大海，缺少暑热，唯一的例外是高尔基。而俄国当今的文学史家认为，正是以巴别尔为代表的“南俄文学流派”，把敖德萨海岸的阳光带进了俄国文学。从文学史中的一种文学传统、一种文学流派、一种文学氛围来肯定巴别尔的创作意义，我觉得这是非常巧妙的一种阅读方式。最后，还有一种巴别尔的读法，就是从体裁的角度来理解。在一个创作晚会上有人问巴别尔：你怎么只写短篇小说，你不会写长篇吗？巴别尔回答说他尝试过，但是写不好，他没有耐心，他把自己跟托尔斯泰比较，说托尔斯泰是在写一天里的24小时，可他无论如何只能写一天中的5分钟。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在俄国短篇小说体裁中的功绩就很突出。他认为在他之前俄国只有一个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就是契诃夫，同时代的还有左琴科，他也比较欣赏。巴别尔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体裁的时候，曾说他写的不是“短篇”，而是“短的短篇”。由于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巴别尔还被称为“俄国的莫泊桑”。从体裁史的角度来看巴别尔在20世纪俄国文学史中的地位，这显然也是一种很独特的阅读方式。

在举出这两个阅读例子之后，我想在这里再给大家一些具体的阅读建议，也就是阅读俄国文学的意义和用处：

首先，为自己现在和将来的家庭生活而阅读。在座的大多是女生，你们是将来的母亲。据我所知，俄国的孩子小的时候，大多是伴着母亲或外婆朗读的普希金童话诗入睡的，与在麻将声中入睡相比，对他一生精神成长的作用显然是不同的。你们如果能多读一些俄国作家的作品，多背几首诗，多背几句戏中的台词，多记住一些小说情节，为你们现在和将来的孩子多做些准备，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提高民族素质，提高后代的文化素养，要从你们自己做起。

其次，为自己而阅读，为自己的内心和外貌而阅读。有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往往还是能一眼看出来的，高校里学文学理的学生往往也能分辨出来，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阅读，在于非功利的阅读，在于文学阅读，其中当然也包括对于俄国文学的阅读。积极的阅读、长期的阅读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行为举止，对于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而言，文学是一副面具，一件外衣，一种相貌。从小处讲，这会影响到他的行为举止和谈吐；从大处讲，这能塑造他的价值判断能力、社会公正意识和人的尊严感。就像布罗茨基说过的那样：“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就更难以向自己的同类开枪”，“一个读过诗的人要比没有读过诗的人更难被战胜”。

再次，为专业而读，为俄语而读。在座的有一些研究俄国和俄国文学的研究生，应该清楚文学在这个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所享有的地位。普希金等被封为文化之神、国家之魂。因此，贴近俄国文学，阅读俄国文学，就有可能是了解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化的一条捷径，甚至是必由之路。阅读俄国文学，可以极大地拉近你们与俄罗斯人之间的距离，对你们将来可能从事的与俄国相关的工作或事业提供更多的便利。

最后，是为祖国的文化事业而阅读俄国文学。作为中国新一代的研究生，未来的知识精英，我们恐怕总要想着如何为我们国家的文化事业做一点什么贡献。阅读俄国文学，说到底还是为了丰富我们自身的文学和文化。

基于以上几点，阅读俄国文学对于诸位而言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唯一的损失恐怕就是付出一些时间。阅读俄国，也很难说哪一种阅读方式就是完全合理的，哪一种就是完全不合理的，每一种方式和态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更何况它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阅读总是必需的。我在耶鲁的时候看过一份报纸，它叫“Yale Daily News”，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生报纸，在新学期的第一期报纸上，编者把第一版全部空出来做了一个约稿的广告，用很小的字体在空白版面的中央打了一行字，一共只有四个单词：“read or be read”，也就是“阅读或者被阅读”。这是一句很巧妙的话，当然是指阅读他们的报纸或者为他们的报纸写稿，但这句话其实也暗含着一个意思，阅读和被阅读，阅读和表达，阅读和写作，这或许也就构成了关于我们理想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的一种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