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晚期著作与欧洲文明危机
法国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帝国战争，拉开了欧洲现代政治戏剧的帷幕：民主、共和、自由等观念在欧洲广为传播——然而，革命中的种种暴力也引发了关于革命正当性的论争。由于法国革命弑君建立共和政制，论争必然涉及欧洲文明的自我认同。法国革命爆发10周年前夕（1798），年仅27岁的德意志诗人诺瓦利斯写下了《基督教抑或欧洲》（Die Christenheit oder Europa，1799年宣读，1824年发表）。这篇短文在王政复辟时期正式刊布后，其“为了欧洲的新生”而提出的“走向更新宗教的革命目的论”观点随即在欧洲知识界引发震荡，史称“欧洲文明危机的标志性文献”。注29对诺瓦利斯来说，法国革命并不仅仅是政治或社会现象，更是精神现象。如果说宗教改革是欧洲“悄悄成年”的第一个标志，那么，法国革命表明了欧洲在精神上的进一步成年——然而，如此成年的代价是欧洲文明共同体的分裂：不仅是地缘政治上的分裂，而且是精神上的分裂；不仅是原本整个欧洲共同信仰的大公教［天主教］信仰的分裂，而且是知识与信仰的分裂、天启教义与道德哲学的自由概念的分裂。这些分裂加剧了接连不断的王朝动乱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以至于欧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文明共同体。诺瓦利斯的《基督教抑或欧洲》一文下笔之时，法兰西的共和国军队正占领教皇国，逮捕意大利籍教皇庇护六世（1775—1799年在位），将他关进瓦朗斯城堡。不久，教皇在这座城堡中去世。由于拿破仑禁止罗马教廷选举新教皇，整个欧洲的天主教会失去了首领。与此同时，反法同盟正在准备一场针对革命的法国的新战争……尽管诺瓦利斯在《基督教抑或欧洲》中提出了“欧洲的新生”如何可能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带有“革命目的论”的构想，他的思考本身却同样极度分裂：既显得非常激进，又显得极端保守；既激进启蒙，又激进反启蒙。注30
一位尼采专家在比较诺瓦利斯与尼采时，曾引用《瞧，这个人》中的这样一句话：“在所有所谓‘美好灵魂’的深处，都根植着一种生理痛苦。”注31这位专家关注的是诺瓦利斯和尼采这两个“美好灵魂”的深处各自具有的某种生理痛苦，对这两个灵魂可能共同具有的精神痛苦却未置一词。1844年出世的尼采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文明危机的时代处境中长大，很难设想他的哲学思想与这场危机没有关系。事实上，自法国革命以来，欧洲大陆智识人一直受欧洲文明的未来走向问题困扰——尼采也不例外。注32
迄今为止，国内学界的尼采研究还没有考虑过尼采的欧洲文明关怀问题。通过考察尼采最后的几部著作，本文将关注尼采如何思考欧洲文明危机，以及他提出了怎样的解决之道。本文的问题意识或动机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数代智识人同样在中国文明的危机处境中长大，也不得不考虑共和革命引出的中国文明的自我认同问题。尼采所面对的引发欧洲文明危机的那场革命，与我们所面对的引发中国文明危机的革命，事实上是同一性质的民主共和革命。尼采对欧洲文明危机的思考，理应对我们思考中国文明的危机有所启发，如果我们真的把尼采视为伟大的思想家的话。
一 尼采晚期著作的核心关切
1884年，刚到不惑之年的尼采计划着手写一部题为“重估一切价值”的大书，为此他写下了大量思想片段（后来所谓的“遗稿”）。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思想的澎湃激情使得尼采禁不住不断抛出新作。在抛出《善恶的彼岸》（1886）时，尼采写信给友人说，《善恶的彼岸》是他“从灵魂里涌出的一本骇人的书”。实际上，随后接连抛出的《道德的谱系》（1887）、《敌基督》（1888）、《偶像的黄昏》（1889），都堪称“从［尼采的］灵魂里涌出的”骇人的书。由于这些著作已经大量使用了为写作《重估一切价值》所准备的思想片段材料，尼采很可能放弃了写作《重估一切价值》这部大书；他拆散原来的计划，将笔记材料变成了一部部篇幅短小的力作：以《善恶的彼岸》开头，以《偶像的黄昏》结尾。注33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值得从“重估一切价值”这个标题来看待尼采的晚期要著。毕竟，这个标题告诉我们，正当盛年的尼采在病倒之前倾尽全力在思考的是什么，以及他写这一系列著作的意图是什么。在这一时期，尼采还写下《瓦格纳事件》（1888）和《尼采反瓦格纳》（1888）两书，显然与1883年瓦格纳的去世有关系。《瞧，这个人》（1888）本来是为全部过去的书重新写的序言，意外地却成了对他自己的思想生平的一个反思总结。事实上，《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敌基督》《偶像的黄昏》四书自成一体，或者说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织体，充分展示出尼采宣示要进行的“重估一切价值”的“伟大战争”（große Krieg）。注34这场“战争”的对象是整个西方哲学，但尼采集中火力打击的首先是启蒙哲学。1887年，43岁的尼采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近几年来的工作是“以最冷酷的理性批判……对至今哲学的全部因果发起一次总攻”。我们知道，“理性批判”是启蒙哲学的矛头，其锋芒所向是传统的“偏见”和教会的“权威”。但在尼采这里，“理性批判”的矛头被转过来对准了启蒙哲学自身——他要彻底清算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哲学：《善恶的彼岸》的副标题“未来哲学的序曲”已经提示“重估一切价值”的意图和目的。
《善恶的彼岸》是拟定《重估一切价值》写作计划之后推出的第一部著作，该书的“序言”可以看作是尼采“对至今哲学的全部因果发起一次总攻”的挑战书。正是在这份挑战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尼采对欧洲文明危机的理解。注35他写到，人类追求伟大的事物时，起初都会产生出种种教条主义式的哲学“怪物”，“比如亚洲的吠檀多学说和欧洲的柏拉图主义”。如果对尼采来说，“柏拉图主义”是欧洲思想“迄今所有错误中最恶劣、最顽固和最危险”的教条主义错误，那么，印度的吠檀多学说就是亚洲思想“迄今所有错误中最恶劣、最顽固和最危险”的教条主义错误。如此表述让我们看到，尼采“对至今哲学的全部因果发起一次总攻”具有世界历史的视野。不过，亚洲哲学在尼采那里仅仅是他思考欧洲思想时的一个参照系——尽管在晚期著作中尼采经常论及亚洲的哲学。作为一个欧洲人，尼采关切的是欧洲思想所犯下的错误。他接着说，幸好欧洲人已经克服了“柏拉图主义”的错误：
欧洲挣脱了这一梦魇，喘过气来至少能够享受比较有利于健康的——睡眠了，我们继承了在与这错误的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所有力量，肩负着保持清醒的职责。（《善恶的彼岸》，“序言”）
尼采把矛头不仅指向柏拉图，而且指向苏格拉底——“人们可以像医生一样发问：‘古代最杰出的人物柏拉图身上的这种毛病从何而来？莫非是那邪恶的苏格拉底毒害了他？”——随后，尼采用一个“然而”把反对柏拉图主义与反对基督教联系起来：
然而，反对柏拉图的斗争，或者说得明白点，对“民众”而言，反对千百年来基督教会压迫的斗争——因为基督教就是对“民众”而言的柏拉图主义——已经在欧洲造就了一种人世间前所未有的华丽炫目的精神张力：如今这弓已然张紧，可以去射最遥远的目标了。当然，欧洲人可能将这种张力看作困境；他们曾两度大张旗鼓地试图将这弓放松，一次是通过耶稣会教义，第二次则是通过民主启蒙——借助于新闻自由和读报自由，民主启蒙或许真能使精神不再那么容易感到自己“窘困”了！（《善恶的彼岸》，“序言”）
尼采在这里多次用到“欧洲”或“欧洲人”——可以看到，《善恶的彼岸》的“序言”对于我们理解尼采心目中的欧洲文明危机非常重要，堪称关键文本。不过，这段文本相当令人费解。首先，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这个表述本身就让人费解。因为，他说“柏拉图杜撰了纯粹精神和自在之善”，但无论是“纯粹精神”还是“自在之善”，其实都更像康德哲学的特征。第二，尼采把“柏拉图主义”与“民众”的基督教等同起来，对我们来说非常费解。第三，最令人费解的是，反对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恰恰是欧洲启蒙哲学的功绩，尼采对此显得大加赞赏，其理由是：这使得欧洲精神犹如绷紧的弓箭，“可以去射最遥远的目标”。然而，耶稣会教义和民主启蒙又使得已经绷紧的弓松弛下来。尼采紧接着对自由民主的启蒙哲人发起攻击，用“我们”的修辞与“他们”划清界限，并以此结束“序言”：
然而我们，既不是耶稣会教士，也不是民主主义者，甚至不足以当个德国人。我们这些好欧洲人，自由的、十分自由的思想者，依然承受着全部的精神窘困，承受着精神之弓的全部张力！也许还有那支箭，还有那使命，谁知道呢？还有那目标……（《善恶的彼岸》，“序言”）
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尼采何以既肯定启蒙哲学的功绩，又要向启蒙哲学宣战？毕竟，启蒙哲学的出发点恰恰就是“重估一切价值”；或者说，“重估一切价值”这一呼吁本身就具有启蒙哲学的品质。然而，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又的确针对的是启蒙哲学的结果。
不过，有两点已经清楚。首先，尼采把欧洲文明危机的症候理解为哲人病。第二，这个哲人病的具体症候是启蒙哲人的病。尼采没有从政治或经济角度去找欧洲文明危机的根源，而是从欧洲文明的担纲者（智识人）身上去找根源。这无异于说，欧洲文明危机根本上是欧洲智识人的精神品质危机。尼采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面对中国文明的危机时，我们为何没有从智识人的精神品质去找危机的根源。
二 “自由主义”不是“自由精神”
如果要彻底搞清尼采对欧洲文明认同危机的看法以及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恰切的方式是从《善恶的彼岸》的“序言”中令人费解的地方入手。首先值得搞清的是尼采与启蒙思想家的关系：尼采为何把“我们”称为“欧洲好人，自由的、十分自由的思想者”，进而让“我们”与启蒙智识人区别开来。“自由思想者”这个称号，最早指的是堪称启蒙先驱的英国自然神论派，如今已经成为“自由主义智识人”的一般标志。托兰德是英国自然神论派最为著名的代表，他远比20世纪的诸多自由主义哲学家更清晰，也更简洁地表述了“自由主义”的哲学—政治原则的要核——正是这位托兰德第一个在西方文史上获得了“freethinker”的称号。
在《善恶的彼岸》中，尼采用了整整一章（第二章）的篇幅来澄清作为“十分自由的思想者”的“我们”与“自由思想者”的“他们”的区别——这一章的标题就是“自由精神”。在这一章最后一节（第44节）中尼采这样写道：
我们不同于那些个libres penseurs、liberi pensatori、Freidenker——鬼知道那些个“现代观念”的死党还爱给自己起什么名字——我们和他们可不一样。（《善恶的彼岸》，第二章，第44节）
libres penseurs、liberi pensatori和Freidenker分别是freethinker的法文、意大利文、德文写法——尼采的笔法表明，“自由思想者”的出现是一个欧洲文明的新现象，他们是“现代观念”的担纲者，而且还爱给自己不断起新名字。在《道德的谱系》中，尼采曾说“所有这些苍白的无神论者、反基督主义者、非道德主义者、虚无主义者，这些精神的怀疑论者、犹豫者（Ephektiker）、神经过敏者（Hektiker）”都是“自由思想者”的同类（《道德的谱系》，第三章，第24节）。注36换言之，尼采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在欧洲冒出来的各色激进主义统统归在“自由思想者”名下。然而，在尼采看来，所有这些如今堪称广义的“自由主义者”都“远非”真的具有“自由精神”。真正的“自由精神”体现在将要“重估一切价值”的“未来哲人”身上——在《敌基督》中，尼采这样宣称：
我们自身，我们这些自由精神，已经是“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已经是反对一切关于“真”与“不真”的古老概念的活生生的战斗和胜利宣言。（《敌基督》，第13节）注37
如果“重估一切价值”已经是启蒙智识人的诉求，那么，尼采的宣称无异于断然否定了启蒙智识人的“重估一切价值”。这一否定的理由是，启蒙智识人完全误解了“自由精神”——尼采在《善恶的彼岸》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对此有明晰的表述：
这些未来的哲人们，他们也会是自由精神，十分自由的精神。同样肯定的是，他们也不会仅仅是自由精神，而是比这要来得更多、更高、更大，根本就是另一种东西，是不会被弄错和混淆的。不过，我说这些时，觉得自己无论针对他们本身，还是针对我们自己——我们是他们的前导和先驱，我们这些自由精神几乎同样负有一种义务，即从我们这儿吹散那些古老而愚蠢的先见和误解，它们像迷雾一样久久地笼罩着“自由精神”的概念。在欧洲的所有国家，甚至在美国，都在滥用这个名称。那是一种很狭隘、受拘束、被拴在锁链上的精神，它所想要的差不多就和我们意图和本能中的内容恰恰相反——更不要说，它对于那些正在兴起的新型哲人而言根本就是关死的窗、闩死的门。丑话少说，他们属于平等主义者，这些被叫错了的、名不副实的“自由精神”——他们巧舌如簧，妙笔生花，却是民主品味及其“现代观念”的奴隶；统统都是没有孤独的人，没有自己的孤独，呆头呆脑的乖孩儿，倒并不欠缺勇气和令人起敬的好习惯，但他们不自由，十分浅薄可笑，尤其是还特别爱好在迄今的旧社会形式中寻找一切人类受苦和失败的大致原因；殊不知这样一来，真理就被幸运地倒了个儿！他们全力追求的，是绿草茵茵的牧场上的普遍幸福，那里每个人都能生活得稳定、安全、舒适、轻松；都被他们哼唱烂了的两套曲子或者学说是“权利平等”和“同情一切受苦者”……（《善恶的彼岸》，第二章，第44节）
这段言辞可以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尼采眼中，欧洲文明危机的表征是，智识人都变成了“自由主义者”。倘若如此，如今的我们不能不感到惊怵。毕竟，尼采说“在欧洲的所有国家，甚至在美国，都在滥用［自由精神］这个名称”，而我们却把欧洲尤其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奉为圭臬。当然，如果我们认为这是真的“自由精神”也无不可，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让尼采到一边儿去，不再读他的著作，遑论讨论他的著作——换言之，我们必须在尼采的“自由精神”与自由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尼采痛斥启蒙哲人虽然“巧舌如簧，妙笔生花，却是民主品味及其‘现代观念’的奴隶”，让我们更加坐卧不安，因为，这无异于是在痛斥如今的我们。如果我们愿意认真对待尼采，我们就得寻找尼采这样看待“被叫错了的、名不副实的‘自由精神’”的理由。事实上，尼采已经提到“民主品味及其‘现代观念’”的要核，即“权利平等”和“同情一切受苦者”这“两套曲子或者学说”。我们难以理解的恰恰是：为何在尼采看来，自由主义是“一种很狭隘、受拘束、被拴在锁链上的精神”？
自由主义把人的精神拴在什么锁链上？这件事情可以通过爱尔维修的《论精神》（De l'esprit）得到说明。43岁那年（1758），爱尔维修发表了《论精神》一书。由于该书悍然抨击天主教会，宣扬无神论、功利原则和平等观念，随即遭巴黎高等法院和索邦神学院查禁。爱尔维修任职王室，他被迫在三种不同场合公开声明放弃自己的思想主张。此事严重波及启蒙人士：1759年，巴黎高等法院在下令烧毁《论精神》的同时，下令彻查坊间所有出版物，伏尔泰和其他启蒙志士的作品也遭焚毁，《百科全书》的出版许可被吊销（当时已出版七卷，直到1765年才得以继续公开出版）。为什么《论精神》会惹此大祸？《论精神》以系统的论文形式不仅集中论述了《百科全书》中的政治观点，让人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启蒙运动的精神实质，而且还突显出爱尔维修自己个人的激进启蒙主张。爱尔维修提出，人类的世界观以人的快乐—痛苦感觉为基础（这种观点其实来自洛克和孔狄亚克）：趋乐避苦是人的自然天性，人的道德行为其实基于趋乐避苦原则，其根源来自人的自利。依据这一人类的道德动机论，爱尔维修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功利主义的政治理论，其要点是：要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就必须通过教育塑造自利观念，使得每个人的自利观念符合社会的总体利益。好的政治制度不是要求牺牲和压制人的自利本性，而是会巧妙地控制和利用个人对自利的追求。实现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是教育和立法：通过教育让人懂得如何合理地掌握自利天性；通过立法对特定行为施以惩罚（带来痛苦），约束人的过分自利行为。爱尔维修思想的核心来自霍布斯和洛克——17世纪以来流行的自然科学和自然律就是自然状态论的自然欲望说，其思想支配力犹如19世纪后期的生物学、20世纪初期的心理学和20世纪后期的人类学。如果除去唯物主义的术语以及霍布斯的哲学范畴，人们就可以看到，爱尔维修著作的真正精彩之处不过就是对财产欲和占有欲的分析——或者说对“盈利欲望谱系”的分析：把人的各种欲望解释为一种根本欲望的一系列变形。他把这一根本欲望称为所谓的“desir du pouvoir”（能够的欲望）。由此可以看到，所谓激进启蒙反映的是“商人德性观”。爱尔维修的主张直接启发了英国的启蒙志士边沁——所谓的“功利主义思想之父”，严格来讲，爱尔维修才真正可以当之。洛克说过，“我们的观念来自感觉。由这一原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精神不过是一种获得物”。正是爱尔维修促成了从洛克到边沁的推论，因为爱尔维修做到了洛克没有做到的：把《人类理解论》的原则应用到政治学中——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快乐的原则。注38爱尔维修把人的“精神”解释成自利的欲望，其“精神”的恰切含义其实是“商人精神”——他甚至把“自恋”说成一种人性的永久性情感，因为它保证了对快乐的追求和对痛苦的躲避。注39
由此可以理解，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卷二，第216条）中为何把爱尔维修的《论精神》称为“伦理学上的最后一件大事”——爱尔维修彻底颠覆了“精神”的原初含义。
在澄清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还值得看《善恶的彼岸》第二章最后一节最后的一段言辞——在这里，尼采说到了纯粹的哲学：
……感谢艰难困苦，感谢变化多端的病痛，因为它们能让我们从某种法则及其“先见”中挣脱出来……探究直至变得残酷，毫不犹豫地伸手抓取难以把握的事物，以利齿和胃对付简直消化不了的东西，随时准备去做一切需要敏锐和敏捷的手工，随时准备好因为“自由意志”过剩去冒险，会同前前后后那些其最终意图最难看透的灵魂，登上前前后后那些无人可以踏遍的台面……虽然继承人和败家子在我们看来没什么两样，那些人从早到晚就忙着归类收藏，守着我们金玉满堂的财富却是一毛不拔，在学习和遗忘方面堪称勤俭持家，在条条框框里颇有创造发明，有时为些个范畴表感到自豪，有时头巾气很重，有时又变成白天出来活动的猫头鹰；万不得已有必要时甚至是吓唬鸟儿的稻草人……（《善恶的彼岸》，第二章，第44节）
“继承人和败家子在我们看来没什么两样”——谁是“继承人和败家子”？这里的所谓“条条框框”和“范畴表”显然是在挖苦康德，因为，“条条框框”的原文Schematen（源于希腊语“形状、形式、轮廓、模式”）在康德哲学中是个核心术语，指的是想象力为概念提供其“画面”以构成其直观表现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一抽象概念和感性形象之间的中介，概念难免“空泛”，直观难免“盲目”。注40至于“范畴表”，更是《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著名创造发明。尼采还说到“白天出来活动的猫头鹰”——这话很可能是在挖苦黑格尔，我们知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尼采所说的“自由精神”是什么呢？他要求“新型的哲人”或者说他心目中“未来的哲人”首先要有摆脱“现代观念”的勇气，不再做“民主品味及其‘现代观念’的奴隶”。换言之，对“现代观念”持怀疑态度才叫作有“自由精神”。在《敌基督》的第54节我们可以读到，尼采以他的查拉图斯特拉为“自由精神”的楷模：
不要误入歧途，伟大的精神都是怀疑者。查拉图斯特拉是一位怀疑者。力量，来自精神权力和充沛的自由，都通过怀疑来证明自己。就所有价值和无价值的基本原则而言，根本无须考虑有信念的人。信念就是监狱。……渴望变得伟大，并且获得相应的手段，一个精神必须成为怀疑者。摆脱各种信念的自由，自由地看的能力，属于力量的一部分……（《敌基督》，第54节）
怀疑一切是笛卡尔确立起来的哲学原则，正是这一原则成了启蒙哲学的“信念”。尼采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将它的锋芒转过来针对启蒙哲学的“信念”本身。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善恶的彼岸》的“序言”中，尼采何以可能既大加赞赏近代启蒙哲学的功绩，又对启蒙哲学宣战。换言之，尼采承认，怀疑一切是哲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自由精神”的体现。但要持守这一原则，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信徒，而启蒙智识人恰恰是“民主品味及其‘现代观念’”的信徒。
坚持信仰的人，形形色色的信徒，必然都是依附性的人——这种类型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看成目的，他在自身中也不可能发现任何目的。“信徒”不属于自己；他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必须被利用；他需要有人利用他。……假如有人想到，大多数人多么需要有一些规范，外在地制约并束缚他们；假如他还想到，强迫或更强意义的奴役是某种唯一和终极的条件，好让意志软弱者，尤其是女人茁壮成长；那么，他就立刻理解了信念，理解了“信仰”。对坚持信念的人而言，信念就是他们的支柱。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在任何一点上都不能没有偏见，越来越成为党派分子，用一种严格和必要的视角来看待一切价值——所有这些，都仅仅是这类人的存在所必需的条件。但是，他们也因此成为真诚者的对立面和敌对者……信念者视角的病理学前提将他人变成狂热分子——萨沃纳罗拉、路德、卢梭、罗伯斯庇尔、圣西门，他们都是强大的和已经变得自由的精神的对立类型。但这些病态精神的宏伟态度，这些概念的癫狂者，却对人民大众产生广泛影响——狂热分子充满诗情画意，世人宁愿欣赏姿态，也不愿倾听理由……（《敌基督》，第54节）
在尼采看来，“信仰”具有强制约束的性质，从而与“自由精神”不相符合。然而，尼采并没有否认“信仰”的政治哲学意义。在他看来，“大多数人多么需要”有“信仰”，以便使他们的生活具有规范，外在地受到制约和束缚，这是他们得以“茁壮成长”并且生活得好的必要条件。但另一方面，尼采也提醒我们，“大多数人”因为有“信仰”而变得“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不带有“偏见”，以至于成为狂热的“党派分子”。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无须感到奇怪或惊讶。应该奇怪或惊讶的是，本来怀疑一切的启蒙哲人变成了“民主品味及其‘现代观念’”的信徒。尼采罗列了从马基雅维利推崇的萨沃纳罗拉到路德、卢梭、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时代的圣西门，以此作为“狂热分子”的典型。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历史人物无不是欧洲文明危机的标志。由此可以证实：在尼采眼里，欧洲文明危机的产生不折不扣就是由于本来具有怀疑精神的人变成了“狂热分子”。
三 “狂热分子”谱系学
“民主品味及其‘现代观念’”的要核是“权利平等”和“同情一切受苦者”这“两套曲子或者学说”——为了进一步搞清尼采对欧洲文明危机的理解，我们有必要细看尼采如何论析这两种“学说”与智识人的关系。首先让我们感到多少有些费解的是，尼采最为透彻的分析见于标题为“敌基督”的小册子。
《敌基督》全书除一个简短的序言外共62节，没有再分章节，也没有小标题，显得一气呵成——或者说具有拿破仑式的火炮攻击力。第1到5节犹如一个引子；接下来从第6到14节，尼采要揭示欧洲文明败坏（Verdorbenheit）的原因。尼采说，他所说的“败坏”不是道德含义，而是指“颓废”（décadence）——这个语词出现于19世纪中期，往往被用来标明欧洲文明危机的重要面相。但在尼采笔下，这个词语具有非常独特的含义：所谓“颓废”指哲人搞错了自己的天性或者“本能”（Instinkte）。哲人本来应该去追求“权力”，却去追求对自己的本性有害的东西；本来应该去追求高贵，却去追求低俗，以至于败坏了自己的本能。基督教是“同情”（Mitleid）的宗教，但启蒙哲学把“同情”称为德性，甚至“唯一的德性”，乃至“一切德性的基础和起源”，这就叫作“颓废”——“在任何一种高贵（vornehm）的道德之中，同情都是懦弱”（第7节）。
在尼采看来，导致“颓废”的是一种“虚无主义哲学的视角”。什么是“虚无主义哲学”？在紧接下来的第8节，尼采挑明了他心目中的敌人——“虚无主义哲学”。第8节以这样一句话开头：“必须指出，我们觉得谁是我们的敌人。”尼采用德语向德意志知识界宣称，他的“敌人”就是“今天以‘唯心主义者’（Idealist）自居”的那些德意志哲学家，他们“抓满了一切宏大的概念”，“悬浮”在这些概念之上的是“纯粹自为的‘精神’”。我们知道，所谓“唯心主义者”指的就是从康德起家经费希特到黑格尔的整个德意志古典哲学。不过，尼采把他的攻击范围拉得更广，把终结康德哲学的叔本华也算在这个德意志古典哲学阵营中。他在《善恶的彼岸》的“序言”中说“柏拉图杜撰了纯粹精神和自在之善”，现在我们看到，在尼采看来，整个德意志古典哲学都是“柏拉图主义”的继承者。注41
尼采随即对整个德意志古典哲学下了这样的判词：“纯粹的精神是纯粹的谎言。”接下来，尼采径直把德意志古典哲学家们称为“神学家”，并宣称要“对这种神学家的本能发动战争”，因为他发现这种神学家的本能的“痕迹无处不在”（第9节）。接下来，尼采用了整整三节篇幅来痛斥康德——这意味着，康德哲学是“神学家本能”的发源地。
当我说哲学被神学家血液所败坏时，德意志人中间马上就有人明白我的意思。新教牧师是德意志哲学的祖父，新教本身是德意志哲学的原罪……四分之三由牧师和学者后裔构成的德意志知识界，在康德登场时所发出的一片欢呼声，究竟来自何方？认为康德开启了一个更好转向的德意志信念，在今天仍然得到呼应的德意志信念，又来自何方？……康德的成功仅仅是一个神学家的成功：对原本就很不稳定的德意志诚实来说，康德如同路德、莱布尼茨一样，就是一个急刹车……（《敌基督》，第10节）
在尼采看来，康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像莱布尼茨，其思想非常数学化地抽象；另一方面，他像路德，是个教主，有众多虔诚且热烈的信徒——“四分之三由牧师和学者后裔构成的德意志知识界”对康德登台发出欢呼，无异于说德意志知识界有四分之三的人是康德的信徒：康德成了“教士类型”的哲学家的教父。
那么，康德哲学中流淌着的德意志新教神学的血液又是什么呢？
每个人都发明自己的德性、自己的绝对命令。倘若一个民族将自己的义务同一般义务概念混淆起来，那么，这个民族就会走向毁灭……一个人怎么可能不觉得康德的绝对命令是致命的危险！……只有神学家的本能在捍卫绝对命令！……还有什么东西比“义务”的自动机器对一个人的毁灭来得更快？义务恰恰是导致颓废的处方，甚至是导致白痴的处方……康德成了白痴。他竟然是歌德的同时代人！这种蜘蛛的灾难被看成德意志哲学家，今天仍然如此……我很慎重地说出我对德意志的思考……难道康德不是在法国大革命之中看出国家从无机形式向有机形式的过渡吗？难道他没有扪心自问：是否一个个别事件只能通过人性中的道德倾向来进行解释，这样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证明“人类朝向善的趋势”？康德的回答是：“这就是革命。”在一切事情上都谬误百出的本能，作为本能的反自然，作为哲学的德意志式颓废——这就是康德！（《敌基督》，第11节）
我们都知道，康德发明了绝对的“道德律令”一类的“义务”，并将它变成了“普遍法则”（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第二章）。在一些人眼里，这是康德哲学的伟大功绩，但在尼采眼里，这是康德颓废的证明，或者说康德哲学中流淌着德意志新教神学血液的证明。不过，要搞清这一点，我们必须搞清楚路德身上的血液。
1520年6月，教皇发表公告，责令路德在60天内反悔，否则革除教籍。10月，路德发表《论基督徒的自由》（De libertate christiana），呼吁教廷召开一次主教大会，遭到教廷拒绝。天主教神职阶层出现腐败不是头一回，天主教内部出现改革呼吁也不是头一回。路德的改革呼吁的独特性在于，他把改革矛头直指教会建制本身，让每个信徒面对《圣经》的个人良心成为凌驾于教会建制之上的最高权威。路德所宣扬的教义最重要，也最著名的是“因信称义”的唯信论，即唯有通过个人自己的信仰得救，这意味着排除了教会建制对信徒得救的制约。传统的观点认为，教会建制是基督徒个人与上帝之间必不可少的中保，路德的唯信论否定了这一传统观点，从神学上使罗马天主教的建制权威完全无立足之地。
凭靠唯信论，路德要求废除教会的种种习传规矩：否定炼狱教义，否定教士应该过独身生活，反对禁欲。路德重新树立起两个权威：个人良知和《圣经》。这听起来没有问题，其实有大问题。因为，离开了教会建制的强制，《圣经》权威不可能约束个人良知，以至于个人良知最终会成为至高权威——在康德那里就是绝对的“道德律令”。路德的信徒们正是凭靠个人良知到处鼓动宗教改革：废除修道院，取消教堂献祭品，要求圣餐礼向所有人开放，等等。早在17世纪末，波舒哀就已经指出，路德神学的结果是：有多少个人良知就会有多少宗教。注42历史十分清楚地表明，路德的唯信论不仅直接导致欧洲的政治危机，彻底断送了神圣罗马帝国统一的可能性，而且直接导致欧洲文明的危机。如诺瓦利斯已经看到的那样，近代欧洲的第一场真正的大革命是路德的宗教改革，法国革命不过是其后续的继续革命而已。尼采说，“倘若一个民族将自己的义务同一般义务概念混淆起来，那么，这个民族就会走向毁灭”——这里的“民族”指的是遍布整个西欧和中欧的日耳曼民族。如今的我们会把“每个人都发明自己的德性、自己的绝对命令”看作自由主义的正当诉求，在尼采看来，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如把这一原则视为正当诉求，都必遭灾难性的后果。注43
路德的唯信论在欧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大量的“狂热分子”——在尼采看来，康德不仅自己是路德造就的“狂热分子”，由于他发明了绝对的“道德律令”一类的“义务”，他也在造就“狂热分子”。注44然而，比路德更具危险性的是，康德是在把欧洲的哲学家改造为“狂热分子”：
所有这些极端的狂热分子和畸形怪胎，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类似于小女人——他们已经把“秀美的情感”当作论证，把“高耸的胸膛”看成是一种神性的风箱，把信念看成是一种真理的标准。最后，康德以“德意志式”的清白，在“实践理性”概念名下，努力把这种败坏的形式、这种理智良知的匮乏变成科学。他特意发明了一种理性来表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关心理性，就是说，在道德、在“你应该”的崇高要求发出声音的时候。只要考虑到，在几乎所有的民族之中，哲学家都不过是教士类型的进化，那么这种教士的遗产、这种自欺欺人的伪造也就不再令人吃惊。倘若一个人肩负改善、拯救或解放人类等诸如此类的神圣使命，倘若他心怀神性、充当彼岸绝对命令的代言人，那么，由于这样一种使命，他就置身一切仅仅符合理智的价值判断之外——甚至已经因为这一使命而变得神圣，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更高等级的类型！（《敌基督》，第12节）
《敌基督》中的这三节对康德的痛斥虽然言辞激烈，却并非没有内在逻辑。尼采首先让康德对“德意志哲学的原罪”负责（第10节），然后指出康德哲学的要核是德意志新教的血液（第11节）——在这里，尼采将康德哲学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革命需要“极端的狂热分子和畸形怪胎”，他们把“肩负改善、拯救或解放人类等诸如此类的神圣使命”当作自己的使命，并把这一信念“看成是一种真理的标准”。最后，尼采揭示了看似“理性”的康德哲学的非理性特征——康德哲学的妙处就在于，“他特意发明了一种理性来表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关心理性”。康德哲学表面上推崇“理性”，实际上推崇的是非理性的狂热，因此是打造“狂热分子”的“教士”哲学，所以堪称“自欺欺人的伪造”。在我们眼里，尼采以攻击基督教闻名，这已经成为我们对尼采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可是，在《敌基督》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尼采对以康德为首的德意志古典哲学的攻击。注45如果康德被他自己造就出来的“狂热分子们”当成了“基督”，尼采以“敌基督”自称就实在不奇怪了，因为他“敌对”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基督”。
四 “重估一切价值”的普适文明依据
尼采的晚期著作有一个突出特征，这就是采取了世界文明大历史的视角，尽管“重估一切价值”显然针对的仅仅是欧洲文明史。“重估一切价值”这一呼吁听起来极具激进性质，似乎要彻底重估整个欧洲文明传统，其实不然。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尼采那里，“重估一切价值”这个看似启蒙哲学性质的口号针对的恰恰是启蒙哲学本身，即重估启蒙哲学所宣称的“一切价值”——“民主品味及其‘现代观念’”。让我们来看看《敌基督》中的一段话：
只要研究一下历史就可以了：历史以一种可怕的清晰程度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实际上刚刚知晓了一种宗教立法，它的目标是将那些促使生命茁壮成长的条件、将一个伟大的社会组织变得“永恒”……罗马帝国，是迄今为止在艰苦条件下所建成的最伟大的组织形式，与之相比，所有此前或此后的组织形式都不过是残缺不全、粗制滥造、业余的作品——对于那位神圣的无政府主义者，“虔敬”即是毁灭“俗世”，也就是罗马帝国，直至片瓦不存——直至日耳曼人和其他流氓恶棍都能成为它的主人。……基督徒与无政府主义者：二者都是颓废者，二者都只能做一些瓦解、毒害、萎缩、吸血的勾当；二者的本能都是对一切屹立、伟大、持久、向生命许诺未来的东西的致命仇恨。……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吸血鬼——一夜之间，它就摧毁了罗马人的巨大成就，摧毁了为那个将会有时间实现的伟大文化而奠定的根基。（《敌基督》，第58节）
罗马帝国曾是欧洲智识人心目中的楷模，尽管日耳曼人的欧洲其实与作为政制实体的罗马帝国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倒是与罗马天主教制有传承关系。我们看到，在尼采眼里，罗马帝国的欧洲被视为一种文明典范，与基督教的欧洲构成二元对立。“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吸血鬼”——由于尼采把基督教与“民主品味及其‘现代观念’”绑在了一起，罗马帝国的欧洲与基督教的欧洲便成了两种文明政制的对立。在《道德的谱系》第一章最后一节（第16节），尼采非常简洁但也非常明确地展示了这两种文明政制的对立及其斗争历史：罗马帝国因犹太—基督教的兴起而灭亡，文艺复兴曾有希望重新复活罗马帝国的文明精神，未料却被实质上是平民造反运动的宗教改革扼杀，法国大革命随之在政治领域进一步巩固了这场平民造反运动。在尼采眼里，拿破仑的出现是欧洲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强有力反弹：
拿破仑的出现有如最后一个路标，指示出另外的出路。拿破仑，这个最孤独的人尽管姗姗来迟，却具体体现了高贵理想自身的问题。（《道德的谱系》，第一章，第16节）
拿破仑的失败尽管使得尼采对欧洲文明未来的憧憬最终以疑问句结束，《道德的谱系》第一章最后一节仍然令人触目惊心地挑明了两种文明类型对立的要害：贵族政制与平民政制的对立。从拿破仑战争之后到尼采成年的半个世纪里，欧洲文明危机最为突出的表征是无政府主义思想流行，因此，尼采把“无政府主义者”与基督徒相提并论，指责他们“摧毁了罗马人的巨大成就”。什么是“罗马人的巨大成就”？罗马人成就的是“一种宗教立法”的贵族［贤良］政制——少数优秀人的统治。因此，在尼采眼里，真正的欧洲文明传统是罗马人成就的贵族政制。然而，这一成就为何伟大？贵族政制为何正确？平民政制为何不正确？在尼采的晚期著作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没有比《敌基督》第57节更为彰明较著了。如果我们细看这一节，就可以看到尼采心目中端正的欧洲文明形象：
一本像《摩奴法典》这样的法典，在起源上同每一本好的法典一样：它总结了漫长世纪以来的经验、狡智和道德实验，它是结论，它不再进行创造。要编制这种法典，前提就是这样一种洞见：为一种缓慢地赢得并付出昂贵代价的真理树立权威的手段，在根本上与用来证明这一真理的手段完全不同。一部法典从不说明用处、根据、一条律法成为律法之前的辩疑：因为一旦这么做，律法就会丧失其命令式的腔调，丧失“你应该”，丧失让人服从的前提。（《敌基督》，第57节）
尼采旨在谈论作为欧洲文明典范的罗马帝国的“宗教立法”，为何从《摩奴法典》谈起？可以这样设想：在尼采看来，罗马帝国的贵族政制原则具有普适意义，因为，世界上的其他古老文明与罗马帝国一样，其政制原则基于对“漫长世纪以来的经验、狡智和道德实验”的“总结”。古老的“律法书”出自一种关于人世的深刻“洞见”，为了维护这种“洞见”，必须让“律法”具有不可置疑的绝对权威——显然，启蒙哲学撼动的正是古老“法典”的权威。那么，尼采为什么认为不应该撼动古老“法典”的权威呢？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在一个民族进化的某一点上，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具洞察力，也就是最具后顾与前瞻眼光的阶层，就会宣布：用来规定应该（也就是能够）怎样生活的经验已经到头了。他们的目标，就是从充满实验和糟糕经验的各个时代之中，采摘最丰富和最全面的果实。因此，现在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无休止地继续进行实验，不要无休止地延续这种价值变动不居的状态，不要无休止地对价值进行检验、筛选和批判。（《敌基督》，第57节）
这段说法会让我们感到吃惊：尼采不是要“重估一切价值”吗？在这里我们看到，尼采明确反对在价值观念上重新探索和发明，反对重新“对价值进行检验、筛选和批判”。由此可以证实，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确针对的是启蒙哲学的“重估一切价值”。在尼采看来，每个民族古老的“律法书”是这个民族“最具洞察力，也就是最具后顾与前瞻眼光的阶层”所获得的宝贵经验的结晶，我们作为后人不应该质疑这个阶层的眼光和他们的“洞识”，应该继承而非推翻他们对应该怎样生活已经做出的最终决定。可以设想，如果像康德那样让每个人把自己的个人良知当作普遍的“道德律令”，传统的“律法书”就成了连废纸都不如的东西。我们一向认为尼采是个激进的反传统分子，尼采却让我们看到，我们才是尼采痛斥的激进反传统分子，因为我们根本不再把自己民族“最具洞察力，也就是最具后顾与前瞻眼光的阶层”所获得的宝贵“洞察”当回事——然而，尼采说，其实古人早就预料到这一点。
为此，人们设立了双重的围墙：一堵墙是启示，它宣称，每一条律法背后的理性都不是来源于人，不是在经历漫长过程和许多错误之后才被找到、被发现的，而是拥有神圣的起源，是完备、完善、没有历史，是一个馈赠、一项奇迹，人只是被告知而已……另一堵墙是传统，它宣称，律法在遥不可及的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质疑律法是不虔敬，是对祖先的一种犯罪。因此，律法的权威基于这一论点：神制定律法，祖先以律法为生。（《敌基督》，第57节）
尼采认识到，为了阻止后人再去发明新的生活方式或价值原则，各个民族的先知们力图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来杜绝新的尝试——这就是谎称他们设立的律法不是来自人，而是来自“神”。“每一条律法背后的理性都不是来源于人”这句话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尼采用了“理性”这个启蒙哲学喜欢用的语词。这意味着，每个民族古老的律法其实都出自“最具洞察力，也就是最具后顾与前瞻眼光的阶层”的“理性”。然而，这个阶层将自己的“理性”设立的律法谎称为“拥有神圣的起源”，目的不过是杜绝新的尝试。由此，尼采不仅解释了“启示”的含义，还引出了“传统”的意涵——“传统”意味着一道无上命令：必须维护古老的洞察力所获得的经验，并让这种经验具有强制性、权威性，永世不动摇。尼采让我们看到，我们以为尼采既反启示又反传统，实在是大错特错。
古老的洞察力所获得的经验是什么呢？尼采接下来用十分清晰的语言做了表述：
最高的、统治的律法，只不过是对一种自然秩序的认可，是头等的自然法则，不为任何任性和“现代观念”所支配。在每一个健康的社会中，都有三种在生理上侧重点不同但又相互制约的类型。这三种类型各有各的卫生，各有各的工作区域，各有各的完善感和技艺。是自然，而非摩奴，将这三种类型区分开：一种是偏重精神的；一种是偏重膂力、性情热烈；而第三种与前两者都不同，它体现的只是平庸——但正是这第三种类型代表大多数，而前两种是遴选出来的。（《敌基督》，第57节）
可以看到，古老的洞察力所获得的经验是如今所谓的差序政治原则：“在每一个健康的社会中”都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灵魂，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支配性的差序关系。从政治上讲，这种差序关系必然体现为权利不平等，因此，尼采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一原则与“现代观念”的“权利平等”对立。经过启蒙的我们会不假思索地把“权利平等”视为“自然秩序”，尼采却说，差序原则才是真正的“自然秩序”。因为，权利不平等来自人性的自然差异——在尼采看来，三种灵魂类型的区分才是真正自然的普适原则。“三种生理类型”也可以读作“三种自然类型”，因为“生理学”这个词与“心理学”一样，在尼采那里应该被还原为希腊文的含义：“心理学”还原为“灵魂学”，“生理学”还原为“自然学”。三种灵魂的“生理类型”的区分意味着三种灵魂的“自然类型”的区分，换言之，灵魂类型的区分不是人为的区分，而是自然而然的天性上的区分。因此，尼采强调，“是自然，而非摩奴”区分了三种灵魂类型。注46我们知道，启蒙哲学的基础是“普遍人性”论，这种人性论同样宣称依据的是自然法则。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尼采为何在晚期著作中一再怒不可遏地痛斥启蒙哲学在人性论问题上撒谎——“普遍人性”论恰恰违背人性差异这一自然事实。
按照“自然秩序”，任何人世共同体都由三类人构成。尼采“称之为极少数”的第一类人是“偏重精神”的灵魂类型，他们的心性品质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政治权利：
极少数人——作为最完善的等级，拥有极少数人的特权：它代表幸福，代表美，代表地上所有的善。只有那些最具精神性的人，才获准追求美，追求美的东西；只有在他们身上，善才不是软弱。……作为最强者，最具精神的人，在别人只能看到毁灭的地方，在迷宫中，在对自己和他人的艰苦磨难中，在尝试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他们的快乐就是自我强制：在他们身上，苦行变成了天性、需要、本能。他们将艰难的工作看作是特权；在他们这里，应对那些压垮他人的重负成了一种休养……知识——一种苦行的形式。他们是最值得景仰的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最开朗的人，最具生命价值的人。他们统治，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统治，而是因为他们存在；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退居其次。（《敌基督》，第57节）
这不就是在说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吗？尼采两次用到“特权”这个语词，显然，在尼采看来，这类人是真正的“特权”阶层。然而，他们的“特殊权利”是“苦行”，是“艰难的工作”，而这一“艰难的工作”为的是“追求美的东西”。这段表述不仅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尼采如何理解“政治权利”和“特权”，而且让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他所谓的“权力意志”学说：由于这种极少数灵魂“代表幸福，代表美，代表地上所有的善”，他们应该有“权力”施行统治。所谓尼采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其实是关于“苦行变成了天性、需要、本能”的极少数人的灵魂学——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的表述，是“圣洁者和将要变得圣洁者享有的心灵状态”的学说……尼采说，在这方面，诺瓦利斯有敏锐的洞察：
在基于经验和直觉的神圣性这个问题上，诺瓦利斯是权威之一，他曾经带着天真的喜悦道出了全部的奥秘：“真够神奇的，不久前，欲念、宗教和残酷这三者的同盟使世人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共同倾向。”（《人性的，太人性的》，卷一，格言142）注47
由此来看，如果仅仅把《瞧，这个人》中的“在所有所谓‘美好灵魂’的深处，都根植着一种生理痛苦”这句话理解为“生理病”，就大错特错了——“生理痛苦”在尼采笔下指的是一种“自然痛苦”或“天性痛苦”。
自然秩序中的第二类灵魂“偏重膂力、性情热烈”——我们一看就知道尼采说的是王者。经过启蒙的我们会把“王者”的含义理解为：独享权力、专断任意、妻妾成群……但尼采却说：
这是正义的守护者、秩序和安全的看守人，这是高贵的战士，这是作为武士、法官和法律维护者的最高表现形式的国王。第二等的种姓，构成了最具精神者的执行人，在等级上离最高种姓最近，属于他们的工作就是承担所有统治工作中那些粗暴的部分：第二等的种姓是最具精神者的追随者，是他们的左右手，是他们最优秀的门徒。（《敌基督》，第57节）
王者的“特殊权利”是守护正义、看护秩序和安全——无论是“守护”还是“看护”，这两个语词都会让我们想起柏拉图《王制》中闻名遐迩的城邦卫士，尼采甚至称之为“高贵的战士”。历史上实际出现过的王者是怎样的，与王者应该是怎样的显然不是一回事。尼采说的是应然的王者，他们是第一类灵魂亦即“最具精神的人的执行者”——这意味着他们的“特殊权利”是实现“最具精神的人”所“代表”的地上所有善和美的东西。这种人有而且必须得有特殊的天性或天赋，比如大敌当前沉得住气，面对邪门绝不手软，再艰难的绝境也顶得住，等等。尼采用了极为精当的言辞来概括这一切：“他们的工作就是承担所有统治工作中那些粗暴的部分”。尼采没有说，正是由于承担了人世劳作中的“那些粗暴的部分”，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会被视为“专制暴君”。由于罗伯斯庇尔们曾经用革命理念滥杀无辜，对自然而然邪乎的人必须采取的严厉措施也会被视为“残暴”……比这更为荒谬的是，基于“快乐论”的“普遍人性论”，对任何邪门的快乐欲求采取的严厉措施也会被视为“残暴”——所以，尼采说，边沁的革命法学挑战了欧洲文明传统的底线。
最让今天的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尼采对第三种灵魂类型的说法：这类灵魂的品质是“平庸”，在人世中，这类灵魂显然是“大多数”。与“前两种［灵魂］是遴选出来的”不同，他们是常人。在描述这类多数常人的灵魂品质及其“特权”之前，尼采首先说：
……要维持社会，要使更高的类型和最高的类型成为可能，就需要区隔这三种类型——倘若有权利存在，那么首要的条件就是权利的不平等。（《敌基督》，第57节）
显然，这话针对的是“民主品味”的“权利平等”观念。如今的我们只要一听见“权利不平等”的说法就会条件反射地反感甚至义愤填膺，很难平心静气地去看同样容易激动的尼采接下来平心静气所讲的理由：
根据其存在的方式，每个人都同样享有他的特权。我们不要低估平庸者的特权。生命向高处攀登总是变得越来越艰难——寒冷在增加，责任在增加。一种高级的文化是一个金字塔：它只能奠基在一个宽大的地基上，它首先必须以某种强有力、健全稳固的平庸为前提。……为了使一个人成为具有公共用途的东西，成为一个螺丝钉，成为一项职能，就需要一种自然的规定：不是社会，而是大多数人能够实现的那种幸福，把他们变成了理智的机器。对于平庸者来说，平庸是一种幸福；掌握一门手艺、专业化是一种自然本能。一种更深刻的精神，完全不值得对平庸本身表示抗议。为了使与众不同者存在，首先需要平庸：平庸是高级文化的条件。（《敌基督》，第57节）
这段说法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尼采说，“平庸者”也有自己的“特权”，而且“我们不要低估平庸者的特权”。显然，“平庸”在尼采笔下绝非贬义词。平庸者有自己的特殊权利，这种权利首先在于：他们有权利不生活在精神的高寒地带，不生活在生命“总是变得越来越艰难——寒冷在增加，责任在增加”的生存位置。犹如我们的苏东坡先生所说，“高处不胜寒”。如果把“平庸者”的灵魂拖到或引诱到寒冷的精神高山之上，无异于戕害这种“平庸”的灵魂。毕竟，这种灵魂的自然［天性］承受不了冷静思辨的寒冷和认识世界本来面目的寒冷。如果把平庸者神神癫癫往山上领，结果只会让他们一个一个摔下来——平庸者自有自己的幸福，第一种姓者不可非让他们享受自己的幸福［苦行］。
平庸者的特权还在于，他们构成了第一种姓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低的东西，某种东西何以可能显出高？没有“平庸”何以可能显出“高贵”？基于对“高贵”的肯定，尼采甚至宣称，任何健全的政治共同体都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健全巩固的平庸”——这是一条普适的价值原则。让我们难免大跌眼镜的是，尼采明确主张：教育应该维护甚至巩固这种“平庸”，不要拔高“平庸者”的天性——应该普及实用技艺知识教育，多办职业学校，而非普及哲学讲习班……“全部职业活动，都只是与平庸者的能力和追求相吻合”。毕竟，每个常人仅仅而且应该是公共秩序中的一颗“有用的”“螺丝钉”。不难设想，如果在常人中普及康德哲学的绝对“道德律令”，公共生活中就不会再有“有用的”“螺丝钉”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尼采是个贵族主义分子、精英主义分子，看不起普罗大众……在这里，我们看到，尼采对大众的“特权”和“幸福”充满敬重（《善恶的彼岸》第61节关于“平庸者”的论述读来甚至让人感动）。“一种更深刻的精神，完全不值得对平庸本身表示抗议”——在大众身上，没有“最具精神的人”值得或应该看不起的东西，没有需要或应该去反对的东西。“权利平等”听起来敬重大众，其实是不敬重大众自己的天性所具有的“特权”。
平庸是一种权利，“最具精神的人”不要剥夺平庸者的权利，但也不要把平庸者的权利和幸福当成自己的权利和幸福，而让自己也变成平庸者，否则，社会生活的价值秩序必然会遭到毁坏。正是由于启蒙智识人让自己与平庸者看齐，尼采才对他们怒不可遏。所以，尼采以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无政府主义破坏来比喻启蒙对传统社会的摧毁——他愤然地说：
……在当今的无赖分子之中，我最痛恨谁？是社会主义者的无赖分子，是贱民的使徒们，他们损害了劳动者对其卑微存在的本能、快乐和满足感——这些无赖分子让劳动者心怀嫉妒，教会他们报复……不正义从来就不在于权利的不平等，而是在于对“平等”权利的要求……无政府主义者与基督徒，出身相同。（《敌基督》，第57节）
尼采之所以如此痛恨“民主品味”的“现代观念”，乃因为生活的价值秩序及其品质被“权利平等”和“同情一切受苦者”这“两套曲子或者学说”摧毁了。因此，在陈述了古老的“宗教立法”的要义之后，尼采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古代世界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我无言表达这一惊人之举在我心中激起的情感。而且，如果考虑到古代世界的工作还只是准备性的，还只是抱着坚定的自觉意识来为一种持续千年的工作打下的基础，那么古代世界的全部意义就都白费了！……希腊人为了什么啊？罗马人为了什么啊？（《敌基督》，第59节）
“古代世界的工作还只是准备性的”——这话清楚地表明，尼采绝非“重估一切价值”的启蒙分子，相反，他“抱着坚定的自觉意识”，要修复“一种持续千年的工作打下的基础”。尼采何其坚信“古代世界”为我们准备的“宗教立法”的“价值”，并基于这一普适的价值观念来重估“一切”启蒙观念的“价值”。
五 尼采对我们的挑战
1888年3月，尼采在致加斯特的信中已经对我们提出了挑战。当时他刚读完《摩奴法典》的第一个西文译本（法译本），在感受到巨大的内心震撼之余，他说：“中国人看起来同样在这个经典的、异常古老的法典的影响之下造就出了他们的孔子和老子。”老子和孔子的“宗教立法”是否受到《摩奴法典》的影响，根本不是问题，这话只能当作尼采把古老的“宗教立法”视为普适价值的又一证明。重要的是，尼采所理解的老子和孔子没有错。《礼记·大学》开首所明的“大学之道”讲得很清楚：学问旨在培养“君子”。毕竟，不可能把所有大众都教成“君子”。接下来《礼记·大学》通过解说“诗”来解释“大学之道”——从“君子”与先王和民人的差序关系角度阐发对“君子”的道德—政治要求。十分清楚，《礼记·大学》的“大学之道”同样以三种灵魂类型的区分为前提。
由于老子和孔子的“宗教立法”，中国文明传统相当“稳定”。可是，经过欧洲启蒙思想的洗礼之后，我们开始攻击中国文明过于稳定、甚至“超稳定”。由于一百多年来我们都把“在欧洲的所有国家，甚至在美国都在滥用”的“自由精神”奉为精神楷模，我们没法理解尼采，至多给他贴个激进保守主义的标签——这倒没有问题，问题仅仅在于：既然如此，我们何以好意思说自己喜欢尼采？
国内学界迄今流行着这样一种关于尼采的看法：尼采固然是旗帜鲜明的启蒙批判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既热爱启蒙又热爱尼采。这种看法的理由据说是这样的：欧洲人搞启蒙已经搞得过于深入透彻，出现尼采这样的启蒙批判者并不奇怪；而我们的处境不同，在我们这里，启蒙还没有进行到底，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西方有好些自由民主的尖锐批判者，他们的观点对我们并不适用。
这种看法虽然在不少受过哲学教化的人士中颇为流行，却既在常识上犯错，也在学理上犯错。就常识而言，欧洲思想中的启蒙批判并非在启蒙已经搞得过于深入透彻之后才出现，而是在一开始就伴随着启蒙。就哲理而言，如果启蒙本身是错的，应该等启蒙进行到底之后再批判启蒙就毫无道理可言。尼采的启蒙批判证明了上述两点，因为，他不仅击中了启蒙哲学的要害——具有精神的人的“颓废”，而且斥责启蒙的作俑者和集大成者。倘若如此，如果我们既热爱启蒙又热爱尼采，除了证明我们自己缺乏理智的真诚，就只能证明我们不能承受尼采的理智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