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伤痕弹词《血的控诉》

“伤痕文学”一词，得名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小说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小说先在复旦大学的墙报上发表，据卢新华的回忆，发表的那一天，他在宿舍里，“早上醒来，好像是周末，忽然听到寝室外一片嘈杂的人声，打开门走出去。但见门外的走廊上围满了人，正争相阅读新贴出来的墙报头条位置上的一篇文章，大多是女生，不少人还在流泪。我忙探过头去，终于认出那稿子上我的笔迹……自此以后，直到《伤痕》正式发表，这墙报前，便一直攒动着翘首阅读的人头……而众人面对着一篇墙报稿伤心流泪的情景，也成了复旦校园的一大奇观。难怪后来有人夸张地说，当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流成一条河”（《新华文摘》2008年第22期）。

在小说《伤痕》出现之前，苏州弹词也出现过一个泪流成河的故事，即中篇弹词《血的控诉》。该中篇演出期间，经常出现台上台下一起流泪、一起呼口号的悲壮情景。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至今仍有一些参加演出的演员在诉说。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那个故事是怎样来的。打电话问杨玉麟同志，据他的回忆，故事是从一个揭批“四人帮”的展览会上看到的。年龄大一点的人，经历过苏州“文革”的人，可能还记得当年发生过的一起所谓抽解放军血的“抽血集团”案。这是一起“四人帮”在苏州的代理人为打击一批老干部、巩固他们已经篡夺的权力而制造的冤案、假案。弹词中篇《血的控诉》是根据这个真实事件编创的作品。故事写张为民医生坚持原则，不说假话，不愿作伪证。他顶着压力，誓死不从，终被迫害致死。张医生的妻女，到处奔走，申诉无门。在绝望中，张医生的妻子自杀，他的女儿也急疯了。

图9-1 1987年12月在南京参加江苏省曲协创作会议时合影

（左起）张炎、傅菊蓉、邱肖鹏、周良、陈亦冰、李真、郁小庭

参加这个作品编创的邱肖鹏、杨玉麟、徐檬丹、杨作铭、周锦标等同志，参加首演的王月香、王鹰、陈剑青、钱正祥、邵小华、杨玉麟、史雪华、袁慧敏等同志，以及关心这个作品的小组外的人，在编创过程中一直议论纷纷。即使在演出以后，仍有不同的认识被讨论。但是，作品在演出以后，反应是非常强烈的。《血的控诉》从1977年11月开始演出。在其后的七个月中，先是一个演出组在书场演出；为适应听众需求，后来再成立一个演出组到基层演出。共演出170多场，听众达14万人次。参加创编的和参加演出的，如王月香、王鹰、陈剑青、邵小华等同志，都是在“文革”中深受其害的，充满揭批“四人帮”的激情。所以，在演出中，经常出现台上台下一起流眼泪、一起呼口号的情景。不少单位把演出作为揭批“四人帮”的动员会和批判现场。《血的控诉》演出后的情景，可能比小说发表时更加热烈一些，因为演出有群体性的现场效应。

《血的控诉》的编创和演出过程，是思想解放的过程。在作品酝酿和编写的过程中，创编小组内外提出了不少问题，可以说是议论纷纷。提出的问题包括“这不是悲剧吗？”“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写悲剧？”“是不是暴露文学？”“是不是批判现实主义？”“这样的故事不典型？”统一思想，解除顾虑，才能推进创作，所以创编小组组织了几次大组讨论，请了范伯群等熟悉文艺理论的同志参加，让大家认识到揭露的是真实的悲剧，揭露悲剧的制造者，就是歌颂人民的胜利。记得范伯群同志说了，作品写的是“小环境”，这解除了怕被说成是不典型的顾虑。编写第三回时，邱肖鹏同志两次单独来找我，说沿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逻辑，张医生的妻子不能不自杀，怎么办？写了自杀，好不好？那个时候，自杀会被说成“自绝于人民”。整个编写以至演出的过程中顾虑不少，写成作品，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在作品演出以后，因为听众反应强烈，便引起领导的重视，也传到了市里分管运动的领导那里。过了一段时间，上面来份文件，说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不要提“控诉”。因此，分管运动的领导部门，要求停止演出《血的控诉》。幸得当时分管思想文化的领导同志体察下情，作风比较民主，好说话，他也听过中篇，并不认为作品有什么问题，所以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改名为《白衣血冤》继续演出。他是担了责任的。又过了一段时间，作品的演出方兴未艾，还没有走出城区，但上面提到的那位领导两次来跟我商量，分管运动的部门又几次要求停演中篇。看来，他也顶不住了。于是《白衣血冤》停演了。思想解放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当时还没有否定“文革”，所以，揭露“文革”的《血的控诉》无奈停演。

现在来总结经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领导对文艺的管理不应该管得那么具体，也不应该采取很粗暴的方式决定文艺作品的命运。对创作要善于引导，即使是奖励作品，也不需要领导出面去评判，应该让群众、让专业工作者用比较、讨论的办法去推荐。领导干预多了，对文艺创作不利。

对创演过程中的讨论，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曲艺》上，现在附录在后面。由此可见，解放思想，是一个艰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