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断尾巴的《再生缘》

20世纪60年代初，陈端生及其作品拟弹词《再生缘》在文化艺术界很是热闹了一阵。先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写了一本《论〈再生缘〉》，1959年在香港出版。陈寅恪十分欣赏这部作品，给予其高度评价。郭沫若看到陈的论文后，见作者如此肯定、推崇《再生缘》，感到惊讶，说自己是“以补课的心情开始了《再生缘》的阅读”。郭沫若先后找不同版本读了四遍，还答允为中华书局做校订工作。

其间，郭沫若先后两次到广州拜访陈寅恪。从1961年5月1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开始，郭沫若先后写了六篇关于《再生缘》及其作者陈端生的文章。我们从陈、郭两人公开发表的文章来看，他们对作品的评价都很高，认识也比较接近。而且郭沫若说过，“《再生缘》之被再认识，首先应归功于陈寅恪”（《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他们两人讨论中的不同认识，在于对作者陈端生及其丈夫的了解有所不同。陈、郭两人见面后曾传出一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有说是郭写的，有说是陈写的，还有说是两人各写一句。陈属龙，郭属虎，陈失明，郭失聪，因有人误传“龙虎斗”，对陈有政治压力，其实这是风马牛的事。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曾聘陈任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陈未就任，但不涉及两人间的关系。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陈的《论〈再生缘〉》未能在大陆出版，郭沫若的校订本也未能及时出版。

当时，在戏曲方面，京剧、越剧、锡剧演出《孟丽君》的也不少，或名《华丽缘》《女丞相》。

苏州弹词很早就有人改编演出《再生缘》，如张福田、李伯康、秦纪文等。其中演出时间最长者为秦纪文，并传女秦香莲、秦文莲等。

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同志听了秦纪文的《孟丽君》，对他的长期演出、不断加工予以肯定。后来，秦纪文写文章总结自己的经验。有记者报道，说他“卅年来说一书”。陈云同志看了报道，曾笑着说，评弹卅年说一书的多得是，还有四十年说一书的。苏州评弹的传统书目，有相传几百年不断丰富、积累的，所以艺术水平很高。

20世纪60年代初，文化艺术工作也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通过总结，我们认识到苏州评弹的书目建设应该以长篇为主。花了很多人力创作改编的不少中短篇书目很少演出，很少有人听，也很少能被保留下来。日常在书场演出、为听众演出的还是长篇书目，文化艺术工作者却不去关心这些，不对它们加以整理、提高。这怎么算为人民服务呢？应重视抓长篇书目，一方面整理传统书目，抓重点，积累经验；另一方面发动有条件的演员编新长篇，即当时称为二类书和三类书的书目。

潘（伯英）老当时看了《再生缘》原著。他有一套石印本，字很小，我帮他在旧书店买了一套木刻本，字比较大。他来找我说，想改编《再生缘》演出本，说他听过秦纪文的书，还有秦纪文演出的记录本，现在有一些新的想法，想重新改编。我就把手头的几本剪报资料，包括郭沫若几篇论文在内的讨论《再生缘》的文章给他看。

潘老认真地看了这批文章，还做了笔记，决定立即着手改编，并要求调几个演员，集中讨论一段时期，即边写边演，并要求我“具体领导”。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反对“原则领导”。他写了一个提纲，内容有创作意图和情节设想、安排，提出想让孟丽君不复妆。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他在提纲中用了一些新的观念，如“男女平等”之类，所以我跟他讲了时代局限性的问题，古人不能有今人的观念。我还把周扬同志关于历史主义的一次讲话传达给他听。潘老强调古人也有进步意识，他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出来（见《评弹书简》，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我当时就并不赞成对创作的“具体领导”，干预创作。干部参加讨论创作可以发表意见，他们发表的意见可以被采纳，也可以不被采纳；他们不能“指示”，更不能“决定”。艺术处理应该让艺人自己作决定。但感于潘老的激情和奋斗精神——他带了一个小组创编长篇评话《江南红》刚告一段落，开始演出，又马上投入《孟丽君》的创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靠头痛粉和头痛病抗争——我被迫答应参加创作小组开始时的几次讨论，并就如何认识孟丽君和皇甫少华做过发言。

《再生缘》的故事我虽然了解，但当时并未看过陈端生的原著。只得借了原著，一面看，一面做笔记，还不止看了一遍。潘老还从原著中抄了若干“警句”给我，如“他年螺髻换乌纱”之类。同时，我摘录了一份资料《关于孟丽君的讨论》（评弹研究资料之二，苏州市曲艺联合会印，1962年3月26日），邀请了一批研究人员和老艺人座谈，听取多种意见。潘老指名要的演员是徐碧英、王月香、龚华声和潘莉韵，我向他推荐了正在休养的谢毓菁和徐琴韵。经过评弹团同意成立小组，开始学习。我参加过几次讨论，做了两次辅助性发言，一次是讲对孟丽君的认识，讲话前写成提纲，后来整理成文，即《孟丽君的矛盾》，后来收入《论苏州评弹书目》（中国曲艺出版社1990年版）。我认为：“孟丽君的形象，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她的前人。”（《论苏州评弹书目》，第5页）“孟丽君要求做官，要求女子和男子一样有政治地位。但是，这在封建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孟丽君只能以女扮男装来实现这个要求。这对封建社会就是一种揭露和批判，是强烈的控告。而且因为孟丽君的改装，做官和爱情就成了两者不可兼得的、不能调和的矛盾。要做官就得放弃爱情，要爱情的圆满就要放弃已取得的政治地位。而这是孟丽君经过艰辛的奋斗取得的。在这个位置上，又充分展露了她自己的能干和才华，这是孟丽君引以自豪的。这是孟丽君的矛盾，时代的悲剧。”（《论苏州评弹书目》，第10页）“孟丽君的矛盾，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和它受到的时代限制。”（同上，第12页）

我还讲过一次对皇甫少华的认识，因来不及写提纲，所以后来没有整理成文。现在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有人认为皇甫少华追逼孟丽君复妆是他的自私，而我认为这不对。皇甫少华要求孟丽君复妆、完婚是合情合理的要求，是值得同情的。

经过短时间讨论，演员了解书情、取得共识后，就讨论潘老已经写好的部分提纲，开始边写边演。潘老的提纲已经很详细，有的已经写好了唱词和表白，有的段落，唱词、对白写了提示让其他演员来写。龚华声参加编写受到很多锻炼。很快，他们在木渎镇开始演出，一开始就受到听众欢迎。潘老把每回书的提纲带给我或寄给我看。我曾经发表过一些意见，但不多，也没有再干预他们的创作。只是在演出期间，我到木渎、到无锡的书场去看过他们。因为演出一直受到欢迎，小组的同志热情高涨，兴高采烈，开始分档演出。但是，挫折随之而来。

大概是1961年的冬天，我去南京江苏省文化局参加地、市文化局长会议。会上传达了一个中央宣传部的通知，因有友邦人士质疑，要求停演《孟丽君》。我回到苏州，当时苏州市的剧团未演出《孟丽君》。在传达过程中，有人对停演弹词《孟丽君》想不通，认为通知没有提及曲艺，外宾不会到书场去。我写了封信给上海市黄浦区当时的文化局局长流泽同志，问他们对秦纪文的《孟丽君》采取何种措施。秦纪文所属的长征评弹团归黄浦区管辖。流泽同志回信，他们的措施是改名、不登报（见《评弹书简》，第235页）。于是，苏州的《孟丽君》又在城镇书场演出了一段时间。到1962年的下半年，江苏省文化局在又一次会议上传达了康生的一个讲话，批评有些地方还在演《孟丽君》，责问为什么不执行通知的规定。这样，苏州的《孟丽君》也被迫停演了。

在开明剧院的会客室里，我找小组的同志开了个会。事前我和潘老商量好，由他动员，他强调顾全大局，以国际主义利益为重。小组的同志都想不通，觉得他们又不说征高丽，为什么要停演，但也只得服从，只有个别同志表示对领导的决定有意见。有两位演员还在会上哭了一场。我只能鼓励大家，只要努力，就能编出好书来，来日方长。要编创好作品，主观努力是一个方面，是重要的，但客观条件也很重要。在愈来愈“左”的思想笼罩下，要出好作品，何其难也。这件事对潘老的打击很大，他编了一部断尾巴的《再生缘》，在以后的几年中再也没有能写出新的长篇。

其间还有一段插曲。陈云同志听了苏州小组新编的《孟丽君》的演出录音并于1962年12月27日在苏州找我和颜仁翰同志谈话时讲到了这部书。他称赞这部书编得好，“可算是这类书的代表作（指二类书，秦纪文演出的《孟丽君》应属传统书，而潘老的书是新编的、重编的，所以称之为二类书。）”（见《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第72页）。陈云同志问及书还没有完，是否还在编下去，我们告诉他，书已经停演，所以创编小组也暂停活动了。他了解事情的经过后说，这是误会，可以解释清楚的。

断尾巴的《孟丽君》有其历史渊源。陈端生（1731—1796）17岁开始写《再生缘》，几年时间写了16卷，搁笔十四年后再写第17卷，此后一直到她离世的十几年中都没有写完，因此《再生缘》也是断尾巴的。有一种说法说是她自己说的：“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陈端生的丈夫因为科场案充军，后赦归，在归途中，尚未到家，陈端生已死。但这一理由似乎并不充分，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作者陈端生本人一直在想故事的结局，但一直没有想好，没有找到自己满意的结局。

“文革”结束后，《孟丽君》由龚华声、蔡小娟恢复演出。龚华声同志曾打算继续编下去，也未完成。现在，这个本子已经无人演出了。

“文革”后，又陆续听过一部分潘老编的《孟丽君》，又重新看了秦纪文的演出本《再生缘》（中国曲艺出版社版），看了校订本《再生缘》。我有一点新的体会，陈端生未能完成结尾，是历史的限制、时代的悲剧，不能苛求古人。

陈端生已经写了女人能做官，做得比男人还好，那孟丽君能不能不再复妆，把官当下去呢？陈端生苦苦思索，在漫长的很多年里，她一直在想，但没有想好，找不到办法。关于故事如何结局，作者的思想有过变化的，只要看作者对元成帝的描写，16卷以前的元成帝和17卷中的元成帝就有不同。按17卷中描写的元成帝，他的企图实现，孟丽君只能以悲剧收场。郭沫若就是这样分析的。写16卷时，作者才20岁。到写17卷时，作者已经34岁了。人世的颠沛艰难，作者的思想、认识也起了变化，很可能从理想变得现实了。《再生缘》终于未能完篇，陈端生的悲剧告诉我们封建社会的不合理，证明了她的思想先进，超越了同时代人。

所有后来演出的戏曲和曲艺作品，都以续作者梁德绳写的“大团圆”为结局。续作者的功绩在于保持了对孟丽君的赞美和称颂，适应了后世欣赏者的要求，使孟丽君和皇甫少华成婚，使作品得以长期流传。不过，断尾巴的《再生缘》自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

改编《孟丽君》这一段过去了几十年的往事告诉我们：

（1）文艺作品反映时代，也反映政治生活，但政治只是一部分，应该宽容一些，创作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很不容易，要对其多帮助、多扶持。要尊重创造，尊重演员的艺术创作，尊重他们对创造的感情。轻易否定一部作品很容易，创作一部好作品很不容易。“左”的思想好像很重视文艺的作用，但只是把文艺作品当成政治的传声筒。现在，有人把文艺当作谋取“政绩”的工具，他们重视的是文艺作品中的功名利禄，而不是文艺本身。

（2）历史主义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学习陈云同志的认识和态度。

（3）陈端生的思想是先进的，但还没有实现的条件。这是历史的局限。文艺工作者要熟悉生活，懂得历史，才能写出好作品。

后来，我又写过一篇《再读〈再生缘〉》（《评弹艺术》第43集），曾说：“她已经站到时代的高端，虽受时代的限制，但她的作品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好像一颗划破黑夜长空的断尾巴的彗星，光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