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近评弹

我走上文化工作岗位以前，很少接触苏州评弹。我在《评弹因缘》（见《话说评弹》）中曾经说过，小时候在家乡海门（茅家）镇上，有一个亲戚带我去听过一次书。一男一女在台上说唱，应为弹词。听不懂，只记得吃了一碗牛肉线粉汤。1945年在上海考大学，住在东方饭店，曾随父亲在东方书场听过一次书，也没有听懂。到苏州以后，20世纪50年代，听过几次中篇，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罗汉钱》等，故事听懂了，因为文艺思想的转变，印象还好。在中共苏州市委办公室工作期间，同事中有一位苏州人（沈池洲同志），喜欢听书，曾带我到苏州书场听过一次书。说的是传统书，几档书我都没有听懂。

到文化局以后，才走近评弹，慢慢听懂，逐渐熟悉起来。

图1-1 1980年在南京

走近评弹，有不少偶然性因素。20世纪50年代中期，号召“向科学进军”，我响应号召，曾报名去考研究生。市委领导因工作需要，调我去市委对私改造办公室工作（这是一个临时性工作机构），让我读书以后再去。一年后，我回到中共苏州市委办公室，不久，领导找我谈话，调我去苏州市政府办公室工作。

图1-2 20世纪90年代与诸汉文（左）在笔者家中（苏州善家巷）合影

当时，我正在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秘书处工作。等工作结束，就要去新的工作岗位报到。在此期间，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诸汉文同志到我家中来，因为是熟人，以为是来聊天的。他却说，今天来是有事，奉公差遣，是洪波同志（时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光裕事件”调查组负责人）要他来通知我，我已经调市文化局工作，是临时决定，还来不及找我谈话，今天下午先去参加个会，代表文化局讲话，以后再找我正式谈话。原来，当天下午光裕评弹改进协会开大会，要我参加并代表市文化局讲个话。那时办事真容易，我就答允并请诸汉文同志教我说点什么话了。下午，我和他一起到宫巷乐群社礼堂开会。我代表文化局讲了十分钟的话，主要是表明市文化局将要开展整风，改进工作，请评弹界的同志提意见，帮助改进工作，不要因为发生“光裕事件”而受影响。参加这次会议，我开始接触评弹界，那天认识了曹汉昌、唐耿良、严雪亭等人，他们是那天会议的主持人。

图1-3 1988年参加中国曲协理事会期间与唐耿良（左）在山东蓬莱合影

走近评弹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这有不少偶然性因素，如1965年参加“四清”工作队，离开文化局。当时领导谈话暗示，我自己也做好思想准备，从此告别文化工作。“左”的思想日益严重，认为我们这种知识分子不适合做意识形态工作，我怎么会想得通？后来却因“文革”回到了机关。“文革”后期，因要体现“老、中、青”结合，我又回到领导岗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江苏省文化局周邨局长要调我到省里工作，省文联李进同志要调我到省文联工作，都没有实现。事后钱璎同志告诉我，20世纪50年代打算调我去外事战线工作，也没有实现。

图1-4 1978年在苏州举行的江苏省评弹会演，会议由笔者（右二）主持，李进（左三）在开幕式上讲话。

走近了，没有再走远。如果说我在评弹工作方面做过一点有益的事，是因为有这种机会。机会难得，但要做成一点事更难。

转到文化局工作，是很突然的。但对我而言，当时也没有感到很突然。因为要调工作，已经有思想准备了。而且，在此之前曾要求去基层锻炼，文化局虽然不是基层，但离基层近了一大步。文化局是个业务部门，因为从小喜欢看文艺书，走近文艺，对它也是向往的。在我准备考研究生时，报的是“鲁迅研究”，所以看了一些文艺理论和文艺史的书。就这样走近了评弹。

图1-5 1981年6月在东山与周邨（中）、郑山尊（右）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