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少年提琴手菲尔
“万岁加里波第[1]！”一个意大利小男孩在住宅区的一条街道上唱着，一边拉着小提琴——它外观看起来很陈旧，似乎使用得相当频繁。
由于这位小歌手就是本故事的主人公，所以我要先对他描述一下。他12岁，但就年龄来说他的个子很小。他皮肤呈鲜明的橄榄色，长着为本种族所特有的黑眼睛，黑头发。他的脸尽管不太干净，但却相当英俊，特别是面带微笑、容光焕发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事，因为尽管他命运坎坷，生活中的苦难既不少也不轻，但菲利普奥天生就充满快乐，无忧无虑。
他穿着一件平绒夹克和一条马裤，它们十分长大，从而使那些因穿得太多太旧而磨出的破洞不致于显得那么明显。他那双鞋似乎从来没擦着鞋油一样，也像他的裤子一样大了两三个尺码，使他不得不笨拙地趿着鞋子走路。
现在是上午10点钟。菲利普奥——或者叫菲尔，由于读者们对意大利名字不熟悉，我将这样称呼他——离开克罗斯比街那个可怜的“家”后已过去两个小时了，“家”是由一个中年的意大利人掌管的，人们都把他看做是老板。对于这个人以及他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我将在以后谈到。目前我打算伴随菲尔一起去流浪。
虽然菲尔一边唱歌一边拉小提琴在街头漫步了两小时，但他连1美分都没有挣到。这使他感到有些不安，知道自己晚上必须带上一些让人满意的钱回去交给老板，否则就会遭到毒打；可怜的菲尔从凄惨的经历中体会到，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冷酷无情的工头是毫无怜悯之心的。
他所在的那个街区邻近第5大道，街道两边排列着褐砂石房屋。街上很安静，在热闹的白天也只有寥寥数人经过这里。但菲尔希望，当他在那些漂亮的房子前面表演时，有人会从某扇窗子里扔给他一些钱，不过他很可能会失望，表演了10分钟显然都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他正准备换个地方，一座房子底楼的门打开了，一个佣人光着头出来走近他。菲尔满怀疑虑地看着她，因为人们经常像对待讨厌鬼一样命令他走开。他停止了演奏，紧紧把小提琴抱在怀里，警惕地注视着她。
“你进屋去吧。”女孩突然说。
“你想让我做什么？”菲尔疑惑地用意大利语问。
“我不懂你那些意大利废话。”女孩说。“你进屋去吧。”
一般说来，菲尔那一类男孩学英语进步很慢。几个月有时甚至几年以后，他们的英语知识还局限在几个单词或者短语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学法语却很容易，由于有很多人在被送往美国的途中，都会在法国首都度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所以一般都能说上一些法语。然而菲尔是个例外，他只能说上几句英语，而他的口语也不如理解力强。
“要我去做什么？”他有些怀疑地问。
“我的小主人想听你拉小提琴。”女佣说道。“他病了，不能出来。”
“好吧！”菲尔用他最初学到的一句英语说道。“我去。”
“那么跟我来吧。”
菲尔跟着佣人走进底楼，然后爬上两段楼梯，再穿过一间堂皇的大厅进入一间卧室。年轻的小提琴手以前从未被请进过漂亮的房子，他羡慕地看着那些美观的家具，特别是墙上挂着的那些画，因为他像本民族的大多数人一样，热爱一切美丽的东西，无论是自然物还是艺术品。
卧室里有两个人。一个是个12岁的男孩，他靠着枕头斜躺在床上。他的脸瘦削而苍白，表明他病了很久，与这个意大利小男孩亮丽的棕色面庞形成鲜明对比，他似乎成了健康完美的化身。坐在床边的是一位表情快活的中年妇女。他们两人很像，由此不难看出她是那个病孩子的母亲。
菲尔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道他们要让他做什么。
“你会说英语吗？”利夫人问道。
“是的，夫人，能说一点。”我们的主人公半带意大利语半带英语回答。
“我儿子病了，他想听你拉一会儿小提琴。”
“还想听你唱歌。”生病的男孩在床上补充说。
菲尔开始唱起他一直在街上唱的那首歌来，这首带有叠句“万岁加里波第”的歌对于所有驻足听过他那一类孩子演唱的人来说，都是相当熟悉的。他的歌声清脆优美，尽管乐器质量低劣，但他唱得富有感情，所以听起来令人愉快。
病男孩显然听得高兴，因为他也爱好音乐。
“我真希望能听懂行意大利语。”他说。“我想它一定是首好歌。”
“或许他能唱某首英语歌。”利夫人提道。
“你能用英语演唱吗？”她问。
菲尔犹豫片刻，然后唱起流行的街头小调“鞋子飞呀，别大绕（打扰）我吧”，他的意大利口音使这首歌听起来非常古怪。
“你还会唱别的歌吗？”我们的主人公唱完那首歌时，亨利·利问道。
“不会唱别的英语歌了。”菲尔摇摇头说。
“你应该多学几首。”
“我还会演奏一些曲子，”菲尔说，“但不知道歌词。”
“那么拉几曲吧。”
于是这个小意大利人开始热情并且显然欢快地演奏起《美国傻子》来。
“你知道这首曲子的名字吗？”亨利问道。
菲尔摇摇头。
“它是《美国傻子》。”
菲尔极力把曲子的名字说出来，但那些词从他嘴里说出声音滑稽，惹得他们都笑了起来。
“你多大了？”亨利问。
“12岁。”
“那么你刚好和我一样大。”
“我真希望你像他那样健康和强壮。”利夫人看着亨利苍白的脸，叹了口气说。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亨利一直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一年前他得了感冒，疾病严重影响到肺部，病情逐渐加重，最后看来他无疑得同疾病作长期斗争，并且他的生命力不得不向它屈服，接着便是夭折。
“你来这个国家多久了？”
“Un anno。”
“那是多长时间？”
“1年。”亨利说。“我知道，因为在拉丁语中‘annus’是1年的意思。”
“Si（是的），先生，是1年。”菲尔说。
“你从哪里来？”
“Da Napoli。”
“我推测，是从那不勒斯[2]来的。”
“Si，先生。”
在我们的街道上所看见的多数意大利小音乐手，都是从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区带来的，他们被人从自己父母那里买来，要么以定价一次性付清，要么每年支付一定费用分期付清。但当问及他们时，他们通常都说是从那不勒斯来的，这是个意大利在那个地区甚至整个意大利的主要城市。
“你和谁在一起生活？”亨利继续问道。
“和老板。”
“老板是谁？”
“就是照顾我的人——是他把我从意大利带到这里来的。”
“他对你好吗？”
菲尔耸了耸肩膀。
“他时常打我。”他回答。
“打你？为什么？”
“如果我带回去的钱很少的话。”
“他打得厉害吗？”
“Si，先生，用棍子打。”
“他一定是个坏人。”亨利愤怒地说。“你必须带多少钱回去？”
“两美元。”
“但是如果人们不给你钱，那也并不是你的错。”
“那都不重要，他还是要打我。”
“他自己才该挨打。”
菲尔又耸了耸肩。像他那一类的大多数孩子一样，对他来说老板似乎是至高无上的。他从来没有想到，那个让人忍无可忍的工头应该为自己的残忍行为受到惩罚。他对可以保护自己的法律一无所知，不得不屈服，认为除了逃走以外那是无法避免的。他还从未逃过，而他的一些同伴那样做了，有一天他也会的。
在这段谈话之后，他又演奏了一支曲子。利夫人拿出钱包，给了他50美分。菲尔把提琴夹在腋下，跟着又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个佣人来到大街上，往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