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医学学生

1826年——选择未来的道路

我14岁了，问题来了，将来我该做什么呢？我们家是个大家庭，而且家庭人口还在增长，每个成员都必须做点事儿，而且最终总要为谋生而工作。

阿道弗斯·特罗洛普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有人问一名男孩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男孩答道，“我想当伟人，或者自由股票经纪人！”我不像他那么野心勃勃，可当母亲问我“萨姆，你想当什么？”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我想当漆匠”——我指的是画家。我爱好绘画和色彩，多年以后，我还为自己的书绘制了插图呢。

我也许是受了堂兄叶娄利斯的鼓舞，因为他为我父母画过肖像，而且我十分欣赏他以邮车为主题的那些画，这些都是他三下五除二的成果。可母亲还以为我想当油漆匠呢。“哦，不！”她说，“那可是一种脏活儿。”我没有回答，我们俩都暂时没再提这件事儿。

后来，有一天她又问我，“难道你不愿意当牧师吗？”“唔，不愿意！”我坚决地说，“我可不想当牧师。”“为什么？”当时我也解释不清楚，可现在能了。那是因为我们小孩子都被传福音、布道给淹没了。星期天，也就是“休息日”，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星期里最累、最不愉快的一天。我们的牧师是个好斗的人，宣扬的是最狭隘的加尔文主义，他的布道，与其说是宣扬仁爱，倒不如说是散布恐慌。

我们不得不在所谓的“休息日”里努力工作。早晨，做完祈祷，我们得学习“教义问答”和“圣经章节释义”。接着，我们要去教会，唱了赞美歌、做了祈祷以后，我们得听一个多钟头的布道，下午一点才散会。吃点东西以后，两点钟我们又要去教会，听下一场布道，四点散会。然后，我们还要背诵教义问答和释义。晚上6点，还有第三场布道要听；我们8点回家，背诵教义问答和释义。每个星期天，我们都没有任何娱乐活动。除了步行去教会，连散步也是禁止的。除了圣经、教义问答手册、教会期刊或者某些福音书，什么书都不能看。

这些都是为我们好，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是，在我的少年时代里，我从未对星期天有过任何美好的回忆。我们的牧师是一个优秀而勤勉的人。毫无疑问，他把自己的所有学问都传授给了我们；可他也是个乏味而无情的人；尽管他的教条是用来想吓唬我们，促使我们从善的，当它们却可能导致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因此，我不想当牧师，也就不足为奇了。

1826年——医学学徒

母亲向我提的第二个问题是：“你不想当医生吗？”这个问题起初着实令我吃了一惊，因为在我小的时候，人们对医生持有许多偏见。家里的仆人常常吓唬我们说，“穿黑衣的医生”要拿橡皮膏封我们嘴，把我们拐到没人知道的地方去，害得我们心惊肉跳的。后来，为防止“医生”盗墓，把死尸送到爱丁堡的解剖室，人们就开始定期守卫教区墓地。我记得第一次轮到父亲守墓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去了。那儿大约有三、四个人，其中一个被选为工头。人们为他们配备了步枪和刺刀，要给掘尸人一点儿颜色看看。几年后，伯克和赫尔为了给爱丁堡的诺克斯医生的解剖课提供“活体”而杀人，这种可怕的事也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然而，医生这个职业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有多种原因。有一次，我跌倒在地板上，撕裂了腹股沟，伤口离股动脉很近。家人请来了大夫，大夫给我缝了两针，我的伤很快就好了。这位大夫名叫罗伯特·利文斯，是个十分和蔼可亲的人，有着许多传奇故事。他的合伙人是罗伯特·罗里默大夫，是教区教堂牧师的大儿子，也很优秀。我的伤好以后，母亲问利文斯大夫能否收我当徒弟。他答道，“好吧，我的徒弟詹姆斯·杜尔沃德就要离开我去爱丁堡念书了，所以正好有个空缺，让你儿子来吧。”于是，事情也就这么定了。1826年11月6日，我成了利文斯大夫和罗里默大夫的徒弟，一直干了5年。

1826年——书籍、图书馆、讲座

在这个崭新的职业生涯里，我也并没多少事要做。我得学习药物的种类和性质，怎样开方子，怎样做片剂、合剂、汤剂、药膏、发泡药，怎样注射，怎样做药酒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了放血和包扎的技术。我得协助大夫为下层阶级的病人看病，还要继续自己的学业。镇上有许多图书馆，我可以免费使用它们。镇上有一座镇级图书馆——这里的书和一笔捐款是约翰·格雷于150年左右前移交给镇上的。这里的大部分图书都是关于神学的，不过，一些新添的书还是有阅读价值的。但我也没怎么用这家图书馆。这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正是英语学校的校长帕特里克·哈代；当我借走吉布[13]的《罗马帝国的兴衰史》时，他用一贯的蛮横口气，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说我怎能看得懂它。我讨厌他这么说，就去别的图书馆借书看了。

另一家有名的图书馆叫做“贝格比图书馆”，它是镇上的一个本地人留给公众使用的，他还留给图书管理人一小笔薪水。不过，我去得最多的图书馆是“东洛锡安流动图书馆”，它是由一位十分杰出的人物——已故的塞缪尔·布朗设立和管理的。卧病在床的他，在那段漫长的康复过程中，读了许多有益而有趣的书，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慰藉。这让他想到，或许能帮帮那些没有足够能力买书的人，让他们也得到同样的慰藉。他手里剩了一大笔“民兵保金结余”，而他又找不到任何索赔人。他拿出一部分钱，选购了两百册图书，一些是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书，另一些是旅游、农业、机械技术和大众科学方面的书。他把这些书分成四类，每类50册，然后分配给四个大村子，由义务图书管理员来管理。等这些书在村子里停留一段时间以后，就把它们换到另一个村子。这样一来，这些流动图书就总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还使大家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为了把图书馆维持下去，并使其规模得到扩展，布朗引进了订金制。年订户交纳5先令，就能使新购进的图书在郡上的三个主镇流动两年，然后再进入整体循环。这样，经过20年左右的不断努力，塞缪尔·布朗在全郡范围内设立了47家高品质的流动图书馆，几乎离每个居民家一英里半的地方就有一座图书馆。由于哈丁顿是图书馆运动的中心，在新书开始流通的时候，我就具备先睹为快的优势，就这样，我极大地增加了自己的知识储备量。

除了上述的图书馆，镇上还有订阅图书馆——当时我不是它的会员、两个流动图书馆——泰特图书馆和尼埃尔图书馆——在那儿可以借到当时市场上有的各类小说和另一些五花八门的书。因此，读者们就能埋头在知识、诗歌、文学、小说和神学的文库里，读个痛快。

塞缪尔·布朗主要想设立的另一个优良的公共机构是“哈丁顿技术学校”，爱丁堡一所类似的学校成立以后，这所技术学校也很快成立。我的导师和朋友罗伯特·罗里默大夫是第一批为这所学校的学生讲课的人之一，他的授课内容是“机械原理”和“化学原理”。听讲座的人很多，都是镇上最优秀的技术工人。我还记得其中的三个人，他们是为桑尼班克的斯高拉先生制作手推车、犁以及农具的木匠。其中有两人在一个夏天就省下了足够的钱，以支付爱丁堡大学冬季课程的学费。后来，他们一个成了布莱克本[14]长老教会的牧师，另一个成了赫尔[15]一所大型公立学校的校长，第三个还是干本行，但比别人晋升得更快。这个人名叫安德鲁·拉姆，是技术学校的一位热心学员。我对他印象很深，因为他常常参加青少年教会团的委员会会议，而我正好是该组织的非正式税收员。不久后，他离开了哈丁顿；多年以后，他还去伦敦大桥车站拜访了我。后来，他当上了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再后来，他在南安普敦[16]定居，成为了当地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罗里默大夫在哈丁顿和丹巴[17]主讲几个科目的化学课和技术课，当时我还在当他的学徒；我荣幸地被他选为助手。他为人非常友善，还一丝不苟地教导我，给了我许多好建议。他教我为授课准备各种材料，当他因出诊不能上课的时候，我就替他上课。这不仅很有趣，还能让我学到知识，对我将来的学习大有帮助。利文斯大夫也是位好心人，允许我进出他的藏书室，那儿有许多古代英国小说家的著作，种类齐全——有菲尔丁[18]、理查森和斯莫利特[19]的著作，恐怕它们比科学书籍更吸引我吧。

我曾目睹了医生为撰写文书而烦恼的情景。这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为了避免被厨房的嘈杂打扰，我们就在屋子最深处的卧室里进行写作。大夫穿着长长的睡袍，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把想到的内容口授给我，构成了一篇关于婴儿间歇性发热的论文。我对它了如指掌，因为我把这篇论文改写了三四遍。这篇论文有许多相当冗长的词，比如“intromittent（插入的）”、“恶化（exacerbations）”等等。几年后，这篇论文在《爱丁堡医学期刊》上出版。

与此同时，我继续着自己的学业。为此，我晚上要去进修教区学校校长约翰斯通先生的数学、法语和拉丁语课程。约翰斯通是位卓有建树、学识渊博的人；他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数学家，他在课上讲的每句话都显示了他的见多识广。他是托马斯·卡莱尔[20]的密友，他们之间有密切的书信来往，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情况，是后来才知道的。后面的事情是这样的，多年以后（1882年），当卡莱尔大名鼎鼎的时候，约翰斯通先生的女儿——当时她住在邓弗里斯郡的洛克比——寄给我大量卡莱尔寄给他父亲的信件，请我把它们编辑一下，然后付印出版。我了解到弗劳德[21]先生当时正忙着撰写《卡莱尔的一生》，于是建议她把信件寄给他，让它们成为那部传记的一部分。但是，据我估计，她并没有听取我的建议，因为当我把自传写到这里的时候，它们还没有出版。

在我当学徒的第三年底，为了接替克里大夫——利文斯大夫从前的导师，利文斯大夫移居去了利斯。他带上了我跟他一起去，于是我就开始进修爱丁堡大学的医学课程。我于1829年11月被爱丁堡大学录取，进修了邓肯博士主讲的药物学、霍普博士主讲的化学和里萨斯先生主讲的解剖学。课程从上午9点钟开始，我就从利斯步行前往爱丁堡——约三英里路程去上课。在阴冷的冬天，我常常摸黑吃完早饭，然后爬山去爱丁堡，及时在上课时间赶到。接下来是化学课和解剖课。中午，我返回利斯，给利文斯大夫帮忙。

那时，我活得十分快活。海港的繁忙，海边的风景，往返于校园间的徒步行走，百看不厌的爱丁堡的独特美景，还有我结交的朋友——这一切都让生活变得十分惬意。

第二年，我在爱丁堡寄宿，就住在校园附近。我继续着自己的学业——侧重于解剖学。我还选修了利斯顿先生的外科学和弗莱彻博士的临床医学。两人都很有才干，前者可谓是当时技术最娴熟的外科医生，另一位是业内造诣最深的讲师。他博览群书，研究课题涉及了整个欧洲的科学领域。达尔文的著作问世时，我还认为弗莱彻早在他之前就提出了非常类似的观点了呢，无论如何，这也说明了他的观点的先进性。几年以后，他去世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利文斯大夫出版了他的演讲稿，这些稿件充分地展现了他的天赋和才华。

1829年——约翰·布朗大夫

我的一个朋友约翰·布朗，也是弗莱彻博士班上的学生。他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雷布和他的朋友》一书的作者。他当时穿着一件夹克，拥有无穷的幽默感，尽管他非常害羞。要是有谁想了解他的性格，那可要花上一段时间。不过，等你了解了他，就一定会喜欢上他的。我了解他的堂兄塞缪尔甚于他本人。塞缪尔·布朗是我的同乡，我常常跟他讨论问题，也有不少书信来往。他是雪莱[22]心目中的理想品格的化身——“豹一样的灵魂，敏捷而优美。”即使是在小时候，他也很有想法——虽然不是所有的想法都很切合实际。他好冲动，是个急性子，做决定的时候风风火火的——后面我还会讲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