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少年时代及所受教育

我曾经写过很多部作品，然而，在着手一份新稿的时候，我的心从来没有像现在，展开以下叙述那样激烈地动摇过。如果不是哈德斯菲尔德的老朋友威廉·罗尔斯顿·海格的反复劝说，我或许不会产生把这些回忆记录下来的想法。这位老朋友是哈德斯菲尔德的地方官员，我常常在那儿受到他的热情款待；我在利兹和布拉德福的时候，也跟他有密切往来。

海格先生是一位十分睿智的人，也是一位伟大的读者，特别是在人物传记方面。多年以前他曾问我，“您写自己的传记了吗？”

“唔，还没有呢！”我答道，“我不可能把它写出来。我太忙了，此外，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的确，像其他许多作家、艺术家等名人一样，我也曾接受过采访。可相比之下，我的一生却显得平淡无奇、空空如也。”

“空空如也？”我的顾问反问道。“哎呀，您的著作在英国和美国都拥有着广泛的读者群。它们几乎被译成了欧洲每一种语言，还被译成了印度语，甚至泰国语和日本语。我敢肯定，您的访谈员们发表的那些文章并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们很想对您有更多的了解。”

“也许吧，”我说道，“可我觉得，在我一生里，似乎没有什么能让公众感兴趣的东西。我的书应该自圆其说，事实也正如此，它们不需要我的传记来做推介。”

“得啦！”他最后说，“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吧：我相信，您的自传一定会比您的其他著作有趣得多。”

这是1897年的一次对话。我对朋友的劝告心存疑虑，而他却一再提起这个话题，甚至不辞辛苦地告诉我，应该怎样写自传。他帮我起了个头，洋洋洒洒写了4页纸。他还把约翰·巴川姆劝他的朋友本杰明·富兰克林写自传的建议抄给我看。

当安东尼·特罗洛普的自传问世的时候，海格先生写信给我妻子，“告诉您的丈夫，让他也像特罗洛普那样，写一部自传。”我的答复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著名的哲学家，安东尼·特罗洛普是杰出的小说家。成千上万的读者会去读他们的书，却少有人会去读我的书。他们有自己的历史，而我没有——至少，我的这些历史不值一提。不过，我将在业余时间里写一些与往事有关的文章，供我的子孙们消遣，或者，如我的儿子们所愿，供众人评说。

1812年——童年的回忆

我于1812年12月23日出生在哈丁顿。这座我睁眼看见第一道光的房子，坐落在主街的一端，从那儿能望见邮递马车、公共马车、会馆和星期五市场[1]。

大约在这个世纪初，拿破仑政权如日中天的时候，这座小镇成了兵站的中心。3万多法国精兵在布伦集合——带着炮，马，还有运输工具——平底船——威胁着要对英国发动侵略。虽然结果证明这只是佯攻，但英国对此已有准备。有人认为阿伯雷迪海湾有可能是法国部队的登陆点，因此，军队在哈丁顿到处安营扎寨，安置步兵、骑兵和大炮。其余部队驻扎在丹巴附近的贝尔黑文。海岸线上竖起了灯塔，以及时发现法国军队的靠近和登陆。军营里，一队队民兵鱼贯而入，这是为维持常备军军力而进行的公开征召。

然而，拿破仑打败了所谓的“英格兰大军”，进而入侵澳大利亚、普鲁士和俄国。这场陆战持续了几年。那时候，威灵顿正带着他的胜利之师在英格兰半岛上奋战。到了1812年末，也就是我出生的时候，拿破仑正在收拾他的残兵败将退回法国，却在途经俄国的时候，遭到了大雪的封锁。在我们的小镇里，定期招兵还在持续，不断有民兵在这里安营扎寨。

接着，莱比锡战役打响了，拿破仑退回了法国，巴黎在遭到围攻后投降，拿破仑退位，逃到了厄尔巴岛[2]；但不到一年光景，他又潜回法国，召集军队，向北挺进。随后，他兵败滑铁卢。回忆起当时欢欣鼓舞的情景，就跟一场梦似的——一队队民兵和鼓乐队在镇子里游行，后面还跟着彩灯队。第二年，苏格兰高地兵团第42军——“黑看守”——从镇上经过。我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们每经过一座小镇，人们都会向他们报以热烈的欢呼；当他们进入爱丁堡的时候，人们的热情更是难以名状。

1815年——威尔士家庭

家人的谈话始终离不开战争，他们对近期的战事津津乐道。镇子周围的军营终于被拆掉了，军用物资也被卖掉了。我父亲[3]买来了大批军用物资，主要是毯子和大衣。我还记得一个农夫买走了最后一批军用大衣，扛在背上走了。

当时，粮食昂贵得要命。所有物品的赋税都高得不得了。一块4磅重的面包卖到了16便士，糖卖到了9便士或10便士，茶卖到了7先令到9先令，不过，苏格兰人的“生命支柱”——用来煮粥的燕麦，价格还算合理——尽管跟现在的价格相比还是贵了。

在我的童年时代，大哥约翰生病这件事让我深受震撼。他感染了肺炎，家人请来附近的约翰·威尔士大夫为他看病。大夫为他放了血，我还记得，我看见医生从他手臂放出来的鲜血装了满满3杯，杯子摆在桌上，等着大夫的下次来访。尽管约翰年仅7岁，但放血疗法很快就救了他的命。那时，大夫们已经不怕给病人放血了。几天以后，约翰下了楼，威尔士大夫又被请来为他看病。他把手指伸进约翰的汗衫松开的扣眼儿里，挠他痒痒，约翰笑出声来了。“哈！”大夫说，“他的肺全好了，他很快就可以出门儿啦。”

威尔士大夫是一位十分和蔼乐观的人。大家都喜欢他。他长着一副英俊标致的面孔，表情生动而丰富。他是镇上和周边地区数一数二的从业医生。就在约翰的病治好后不久，这位不得不面对各种风险的威尔士大夫，在为一位病人看病的时候感染了伤寒，暴病而亡，全村人都沉痛地悼念了他。

1820年——学校和同学

良好的教育抵得上一大笔财富。这是我父母的共同看法，尽管他们留给这个大家庭的几个孩子的钱比较少，但他们给予孩子们的早期智力教育，成了他们未来跟困难作斗争的最佳装备。约翰·诺克斯是个土生土长的哈丁顿人，“让大众受教育”是约翰·诺克斯的训诫之一。人们听从了他的建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民使穷困贫瘠的祖国变得繁荣了起来。苏格兰的教区学校和市区学校，以及在那儿所进行的教学活动，正是约翰·诺克斯学说的延伸。

我的启蒙老师是帕特里克·哈代。他在圣安街开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我在这里学到了基础知识。几年以后，镇议会派哈代先生去市区学校教英文和数学，我也就随他赴职去了。

哈代是一位优秀的老师。他教的科目是阅读、写作和算术，他教得很好。他还培养了学生们的记忆天赋。他让我们先用心去记，然后凭记忆把诗歌和演讲稿背出来。我还记得当时，他叫我跟另一个同学尼斯贝特学霍姆的悲剧——《道格拉斯》里的一幕和《坎贝尔[4]诗集》里的一段名叫《巫师的警告》的长诗，然后让我们背出来，甚至还叫我们学习情节和修辞最复杂的文章。这些练习对我们来说大有裨益；多年以后，这些在学校里学到的文章还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作为老师，这些都是哈代的优点。不过，他还另有一些截然相反的特点。他是个暴君，还是个爱拍马匹的人。他宠爱的学生大多是教务长、市政官和镇议员的儿子，因为他的位置就是他们的父母给的；另一些宠儿则是富家子弟，因为他们的父母能给他吃、给他喝。我的父母并不是这种贵人，因此我也就不是一个受宠的学生。我父亲是一位自由教教徒——长老教的一种，他不愿意参加选举——因此，他也不可能当上镇议员或市镇官。哈代讨厌新教徒，特别是自由教徒，尽管他曾经也是个新教徒。

1820年——一位严厉的老师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最大的特点就是贪玩儿。我兴冲冲地盼望着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因为在那时，我们不是在打曲棍球，就是在沙地上踢足球，或者围着村子转悠，搜寻鸟巢、野李和山楂。尽管我是个好学生，但恐怕跟学习相比，我更爱玩呢。要不是有一天，哈代用他那种黑色幽默式的语气，亮开嗓门儿吐出了这句可怕的预言：“斯迈尔斯！你将会一事无成的，只有呆在你们镇上扫大街的份儿”，我就不会那么懂事了，这对一个小小的学生来说，真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学生们总爱模仿老师的“暴行”。他们爱模仿他激动时说的那些狠话；同学们还给我起了个“镇上扫大街的”绰号，但我不久就离开了学校，当查尔斯·谢里夫——一个蒙高韦尔斯的农夫的儿子——提起这些往事时，我早就把绰号的事忘光了。他比我还讨厌哈代，他说，他从那位老师那儿什么都没有学到。不过，这样说也不对，因为，尽管他很残暴，但在他心平气和的时候，他还是一位优秀的老师。

哈代有时会用最可怕的语言来对付他的学生。我曾听他说过：“看我不抽你，把你往死里打，”“看我不拿你脑袋往墙上撞，”“看我不把你脑袋打开花！”可怜那些被吓得战战兢兢的小学生们了！我曾亲眼看见哈代狠狠地抽打一个男孩，一直抽了好久，累得他不得不叉着腰，精疲力竭地瘫坐在地上。最后，由于体力不支，他才不得不停手。

他对自己宠爱的学生总是唯唯诺诺、甜言蜜语。后来，这些宠儿们常常去烧石弹（他的刑具），好把它们烧得又黑又硬，因为他们知道，哈代的皮带再怎么样也不会往他们背上抽。

哈代有时还暗中在别的学校上课。在规定学时里，哈代并没有好好地上拉丁文和希腊文课，因为这附近还有一所传统学校，也是由市政官赞助的；因此，他就能在放学后去那所学校上拉丁文课，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为我们上拉丁文课的时候，他要先上楼吃点儿东西再回来上课，这时他的情绪往往十分亢奋。有一次，他正听着詹姆斯·汤姆森——另一位自由教教徒的儿子——朗诵课文；可这伙计不太机灵，笨嘴笨舌的，后来他答错了一个问题，答得很愚蠢；哈代一听就上火了，把书狠狠地迎面朝他脸上扔去。书一侧的封皮划破了他的上唇。他顿时血流满面，课也散了。对于这些事，继任校长加菲尔德是这么说的：“我始终感到困惑，有哪个爱学习的孩子能受得了如此暴戾的学校教育。”

教师在教学上鲁莽而专横，孩子在学习上就不会有进步。这些言行足以促使一个孩子草率地干出蠢事。我一向很反感某些又懦弱又残忍的教师，就因为自己比孩子强大，便利用自己的权力折磨这些无助的孩子。

1820—1825年——格雷厄姆校长

当父母就要把我从哈代的学校领走的时候，我别提有多感激他们了。他们把我送进了隔壁的那所传统学校念书。哈代有多残暴，格雷厄姆校长就有多文雅。他俩的外貌和性格都截然不同。哈代脾气暴躁，面色苍白，头发红里泛黄，黑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光芒。而格雷厄姆身材圆肥，总是快快活活的，尽管有点儿自负，却很有幽默感；他喜欢引用拉丁语，对每一个孩子都笑脸相迎，不管他是不是市政官的儿子。石弹是哈代折磨孩子的刑具，尽管格雷厄姆也有石弹，他却从来不用。这所学校是以道德戒律来进行教学管理的，但学校却被管理得井然有序。我觉得，学校的每个孩子都喜欢老格雷厄姆。

这里的学生当然比哈代那儿的学生听话。他们中间大部分是英国人、印第安官员或东洛锡安地区大农场主的儿子。每一科的学习都是快乐的，没有憎恨，只有感激。我们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学习上取得了进步。我还记得一些趣事儿，可要费上好些篇幅呢。我不是一个成绩斐然的学生。夏季考试考到全年级第一或第二的学生，除了能得到满满一袋糖果，还能得到其他奖品，有的孩子还会抱上一摞奖品图书回家。

一所学校的宠儿和另一所学校的优等生，未来怎样呢？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取得什么惊世骇俗的成就。有的成了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叫人无法容忍，而优等生们也从神童沦为了失败者。家长实行的强制性教育对孩子毫无裨益。在生活这场斗争中，填鸭式的教育对孩子们来说也相当无益。

多年以后，原来的一个笨学生成了同学当中最成功的人。当时，哈代根本没法叫他把数学课听进去，他在学校也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一个又一个教师尝试过教他，可结果都一样。最后，父母把他从学校接了出来，交给一位家庭教师管教。接着，他表现出了非凡的智商。他父亲是一位大商人，父亲的突然去世使责任压在了这个独子身上，这一变故立刻唤醒了他的才智和良知，他开始打理父亲留给他的产业。他是个精力充沛、百折不回的小伙子，很快就把生意做大了。这个所谓的“笨学生”最终成了一位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名人，还当上了家乡的市长。

总之，如果能做到坚持不懈，这些让人们不抱什么希望的年轻人就能成为最成功的人。至于我自己，如果说我取得过什么值得让人铭记在心的成绩，那么我依靠的不是过人的天赋，而是适度的天赋、精力和勤奋专注的习惯。事实也的确如此。跟大家一样，我的知识大多来源于自学；我想，就我自己而言，自学的效果比老师教学更好。另外，我还保持了健康的体魄，这比任何奖品都好。锻炼，从兴趣和工作中得到的乐趣，对自己才能的运用，是一个孩子的真正生命力，也是一个成人的真正生命力。乡村生活也使我受益，为我带来了许多乐趣，让我见识了许多奇趣纷呈的事物。

1820—1825年——我的父母

我的本性和天赋跟遗传也有很大关系。孩子不仅是人类之父，还是其父母的精神和身体状况的继承者，也往往是其祖辈的精神和身体状况的继承者。对于我的家系，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父母是光荣而正直的公民的后代；他们除了要还债，还要拨出一部分钱用于孩子的教育。我父亲的祖宗是理查德·卡梅隆的追随者，其中有塞穆尔·德鲁蒙德。1666年11月，他在彭特兰湾参加盟约会议的时候，被当时由达西尔将军统领的苏格兰皇家骑兵团逮捕。幸运的是，藏在无边帽里的一本圣经救了他的命。这个家族的成员一直是改革长老会信徒，而我的祖父是长老会元老；我记得，当他们在彭特兰湾山区的一个村子里举行民间讲道的时候——塞缪尔·德鲁蒙德也曾参加过这种危机四伏的讲道——我也在场。祖父给我和哥哥约翰写过一封信，满纸都是善意的忠告，这封信我还留着。虽然信上没写日期，但我想应该是1821年写的，那时我9岁。

我母亲的祖宗是边境居民。她的父亲罗伯特·威尔逊是一位步兵少校的后代，在安妮女皇统治时期，他住在斯迈尔霍姆附近。罗伯特跟伊丽莎白·叶娄利斯结了婚，她是伊尔斯顿附近的考登娄斯的一个自由民的女儿。我母亲的一个堂兄，名叫乔治·叶娄利斯，是一位优秀的画家。他在爱丁堡学习时，来了一趟哈丁顿，为我的父母画了几张肖像画，这些画我现在还留着。后来，他去了伦敦，在绘画上取得很大进步，最后被封为苏塞克斯公爵的内阁肖像画师。

我母亲的兄弟们，达尔克斯的威尔逊家族成员，都是聪明的机械师。最早的收割机之一就是乔治发明的，为此，达尔克斯农场俱乐部还给了他一笔奖金。大哥罗伯特是建筑工人，也是木匠，手头经营着大生意。

1820—1825年——我的家庭

我的父母遵循了奥格[5]的部分箴言。他们既不屈从于贫困，也不为没有富裕的生活而沮丧。尽管食品昂贵，赋税也高，他们也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的开支。他们有足够的钱——尽管有时需要做出自我牺牲——让孩子们接受教育。父母能把我们放在公平的人生起跑线上，尽管别人比我们拥有更多的金钱和赞助者。但这些都是短暂的，而教育给人的益处才是永久的。因此，我不能不深深地感激父母，是他们这么早、这么坚定地让我们踏上了求知的旅途。

父母为我们树立的另一个榜样就是勤奋——这比知识重要多了。有空的时候，母亲总是在纺车前工作；她不仅想维持家里那家店铺的亚麻布存货量，还想让女儿们能穿得好好的。但是，家里的人口增长很快，亚麻布和棉布也越来越便宜，纺车最终成了贮藏室里的闲置品。后来，我们不得不饲养奶牛，因为人们要用牛奶来伴麦片粥，作为孩子们的日常早餐。于是，牛栏搭起来了，在花园尽头跟房子连在一起。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园丁，他为自己种的报春花、郁金香、樱草等花草感到骄傲，当时，它们是他心爱的东西。我们不得不帮父亲把花园打理得井井有条，尽管大多数人更愿意在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出去玩，因为这两天下午，我们本来可以在泰恩河钓鱼、找鸟巢、爬加勒顿山、在华莱士山洞用自制的弓和箭玩爱国者游戏的。不过，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常常玩得热火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