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 五十六岁

1月1日 收到毛泽东批示传阅的中共中央转发《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指示稿。《报告》说，信阳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进行的大规模的阶级报复。要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中央的指示稿肯定了这个报告，要求全国一切社队都必须一边抓整风整社，一边抓生产救灾，一边抓群众生活。

1月2日 上午，同李先念谈粮食价格问题。

1月3日 上午，同陈伯达、邓力群谈粮食价格问题。

△ 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至次日凌晨一点半结束。

1月5日 上午，出席各中共中央局的农林办公室主任会议并讲话。讲话就农业根本好转的时间和克服目前困难的条件指出：大区书记会议讨论整风整社，解决了方针政策问题；大区农办主任会议要讨论恢复农业的具体措施，解决办法问题。农业根本好转和克服今年困难的问题都要解决。（一）根本好转大体要四年时间。农业八字宪法主要是水、肥、机三条。关于水利，几年来搞了那么多，能否抗拒天灾还有问题。但我也不同意水利工程无效的说法，因为许多小型工程当年就可配套成龙，有些大中型工程要起作用还得分两步走，不能要求一下子配套成龙。关于肥料，要搞有机肥，也要搞化肥，小化肥厂技术还没有过关，大化肥厂过关了就先搞大的，但一下子搞不起来。关于机器，洛阳拖拉机厂虽然很好，但原材料不足。（二）克服目前困难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准备，比如提出瓜菜代、低标准，有准备就比没准备好。第二要劳逸结合，真正做到了可以少死人。第三要进口一些粮食，但不要大吹大擂，即使进不来，也要准备冲过难关。现在面对的主要问题：一是地少了，壮劳力外调了，牲口坏了，而吃饭的人并没有减少，要从农村多调粮食，解决新增加的二千五百万城镇人口吃饭问题；二是说去年天灾减少六七百亿斤粮，人祸减少五六百亿斤粮，合计减少一千二百亿斤，如果真是这样，今年不可能一下子增加那么多粮食。现在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一是增产的具体措施，重点讨论工业采取什么措施帮助农业。二是什么地方适合牺牲点粮食多种瓜菜，因为瓜菜代不是一年就见效，是今后三年都要采取的措施。国家的物力要多给农业一点，出口要减，钢材要砍。农业搞好了，就无后顾之忧；农业搞不好，什么都上不去。国家的物力总要顾一头，面面俱到，面面都照顾不了。挤一点工业，表面上工业的步子慢了，其实不然，过几年会发展得更快。我在毛主席和中央那里讲，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了这个方针。这个会议之后，要以大区为单位开会，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主持，安子文和计委、经委、五办负责人参加，进一步研究农业增产和瓜菜代问题。

1月7日 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月8日 致信李富春，说：昨天会上决定削减基建投资的方针，但希望不要削减对粘胶纤维和聚氯乙烯的基建投资。今后几年内，棉花和皮革增产没有多大希望，又不能每人长期只发几尺布，也不能长期没有胶鞋穿。对纺织和轻工的投资并不大，这方面投资不减，有利于弥补棉花和皮革的不足，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1月9日 主持起草中共中央粮价问题小组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就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必要性、方法、步骤及粮价提高后各种问题的对策等指出：（一）现行粮食收购价格需要提高。因为，在粮食和经济作物以及其他农产品的比价中，粮价偏低，商品粮主产区的农民收入较少；加之连续两年农业歉收，农民收入减少；三年大跃进中，农村社队积累较多，分配较少。提高一些粮价，有利于鼓舞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提高粮食收购价的时间，有今年提和今年不提、以后再提两种意见。前者理由是，乘农村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的有利时机，使农民多得一点好处，促进粮食生产，更有利于实现“吃饭第一”的方针；后者理由是，现在票子已经发多了，提了粮价，没有物资保证，加重市场压力。二者都有道理，故建议粮食收购价从今年起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这将增加农民十亿元购买力），同时，在已定由国家退赔给农民的二十五亿元中，今年只付十五亿元现款，另外十亿元改由人民银行发给期票，到明年初再支付。（三）粮价是农产品价格的中心，提了粮价，其他农产品收购价格势必也要提高。今年农民出售的农产品总额约为二百六十亿元到三百亿元如按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五计算，农民总收入将增加六十五亿元到七十亿元。提价步骤可分为两年，今年相应提高油、肉、禽蛋的收购价；明年再提棉花、烟、麻、茶、糖、木材、毛竹等经济作物收购价。（四）粮食销售价在一两年内暂不提高，职工工资也不动。这样，粮价会出现城市销售价低于附近农村收购价的“倒挂”现象。这看起来不合理，但在对粮食实行计划供应，管得很紧的条件下，只要把工作做好，估计不会出乱子。（五）在粮食收购价和其他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后，国家积累今年会减少十几亿元，明年会减少二十几亿元。但从长期看，这样做有利于今后逐步增加国家积累。国家对农业的支援主要是财政投资而不是提高价格，但在目前农产品价格偏低的条件下，提高收购价也是必需的。（六）由于粮食和主要工业品销售价不动，城市物价将基本稳定。但在副食品和小商品方面，城市人民和机关团体要增加一些支出，估计为二十亿元左右，占城市购买力的百分之六点五。这是城市购买力向农村的转移，其中负担较多的是收入较高的人。在目前副食品和小商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只要有东西可买，贵一点，人们还是愿意的。（七）在发行的九十五亿元票子中，机关、企业等社会团体约有四十亿元；城市居民手里约有二十八亿元，每人平均二十一元；农民手里约有二十七亿元，每人平均五元。可见，所谓票子发得多一些，主要是指城市居民票子多了。其原因是工业建设发展快，职工人数和工资总数增加很多。加上农业灾荒，吃穿商品供应不足，缺乏回笼货币的物资。因此，即使不提高粮价，不执行对农民退赔的政策，也解决不了城市里票子多、吃穿商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只有让农业和那些有原料但没有设备或很少设备的轻工业，如人造纤维、聚氯乙烯、合成脂肪酸等逐步发展起来，做到农业和轻工业生产水平同国家工业建设的规模基本上相适应，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里票子多商品少的问题。（八）今年市场上购买力和商品之间估计共有三十亿元左右的差额，只要把国家计划已经决定分配给轻工业和市场的物资落实下来，同时再给市场增加十五亿元左右的商品（多拨十五万吨钢材和一千万美元进口轻工业急需的原材料），就可以大体上顶得住。一月十五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全国粮食收购价从今年夏收起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同时，一九六〇年已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加价全国平均价格百分之五奖励的政策照旧执行。

△ 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文件。

△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会议。会议讨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及召开八届九中全会的有关问题。

1月12日 上午，同朱德、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在缅甸访问后回国的周恩来。

△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八届九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会议讨论全会安排问题，听取周恩来关于访问缅甸的情况汇报。

1月14日—18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意一九六一年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经济生活，尽可能提高农业和轻工业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上年减少百分之三十八，钢产量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一点六。会议听取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关于开展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情况的汇报，通过《关于农村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规定社员自留地占当地土地比例由百分之五调整为百分之七，至少二十年不变；确定养猪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允许私养母猪的政策；鼓励社员发展小规模家庭副业，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会议还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六个中央局的决定。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近几年调查研究少了，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全会标志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重要转变。

1月15日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听取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各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

1月16日 下午，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年度粮食工作安排的问题。

1月17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八届九中全会各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并对全会的一些问题作了安排。

1月18日 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表示同意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期间的活动，并就经济问题发表意见。在发言中指出：一九六一年的计划真正体现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和农、轻、重的次序，在工业方面把注意力放在了补缺门、提高质量、增加规格品种上，而不是一定要搞多少数量的东西。这是更加接近实际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政策。今年钢产量要完成一千八百七十万吨的指标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英国和德国经过很长时间才达到这个数目，日本和法国长期在一千五百万吨以下徘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一千八百三十一万吨。同样这么多钢，只要各种型号、规格的轧钢机再多一点，就可以出更多的钢材。现在的重点应当放在钢铁工业的成龙配套上，从洗煤、炼焦、开矿、粉碎、选矿、烧结直到轧钢。特别是要使以手工作业和运输为基础的采矿业“小洋化”、“中洋化”、“大洋化”，这个意义非同寻常。把这一套搞好了，钢材产量会有很大的跃进。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但确有好转的希望。我跑了冀、鲁、豫、皖北、苏北，这些地方灾荒多，收成低，但是土地、劳力也多，无霜期不短，相当大的一部分水被水库、湖泊、江河留起来了，而且地势平坦，适于机耕。从长远看，水、肥料、机械都比以前有了更多和更靠得住的条件，这些产量不稳定的地区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使整个中国农业有较大改观。现在的问题是要安然度过三、四、五这几个青黄不接的紧张月份。因此，各省区要从全局出发，粮食调动先抽东补西，后抽西补东。南方瓜菜成熟后，农村情况会走向好的方面；四月份，中小城市的自由市场开放后，鱼、蛋、虾也会有所补充。京、津、沪等大城市不久将开始供应高级糖果和糕点，也可起到缓和人心，增加营养，回笼货币的作用。到了第四季度，如果粮食安排计划实现，还可以多开饭馆，卖炒肉片。一是定量供应，二是敞开来卖，“两条腿走路”，困难局面是一定会有办法扭转的。这个讲话收入了《陈云文集》。

1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并讲话。讲话就增加粮食进口、采取积极措施回笼货币等问题指出：（一）进口粮食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当然要摆在自给上面。但是，现在有进口两百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订合同了。今年如果能进口四百万吨粮食，那我们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明年、后年如果再多进一点，那我们就能够稍微有点存粮了。这样做，有些东西就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国内吃的就少了。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要有所得就会有所失。这也舍不得丢掉，那也舍不得丢掉，结果什么也得不到。这和打仗的道理一样，两个拳头打不行，要一个拳头打。现在老百姓的布票已经减得不像样子了，但讨论粮食进口问题时，还是决定今年每人再减少一尺布，以多进口十亿斤粮食。（二）糕点问题。这看来是一件小事，但却能缓和人心，增加营养，回笼货币。现在什么东西都凭证供应，有钱也不能多买，闲话就来了。按人口凭证分配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在必要时可以采取，在战时则必须采取。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凭证分配，有些商品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出售糕点，一种是便宜的，五角或六角钱一斤，凭证供应；另外一种是高价的，有钱就可以买。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不能都搞平均主义。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要充分利用进口的糖和麦子，把它们集中使用到对我们最有利的方面。进口糖可用于制作高级糖果和高级糕点，进口麦子、面粉可做高级糕点，麸皮可做猪饲料。有了猪肉，可以开馆子，卖炒肉片、炒肉丝。把这些办法联系在一起，可以解决不少问题。商业部门要注意提高高级糖果和糕点的质量，东西贵要贵得像个样子。要放手敞开来卖，不要怕抢购。全国资本家一年定息最多一亿元，高级糖果平均五元一斤，一亿元只能买一万吨。高级知识分子最多二十万人，就算每人买一百斤，也不过一万吨。五千万职工，平均每人买一斤，也只有两万多吨。而进口糖，已到货的就有十几万吨，在路上的有二十几万吨，第二季度还有三十万吨。开始买得多些，这是心理作用，敞开卖之后，卖数一定会降下来。现在百货公司什么都要凭证，这不行，要摆出几样自由买的东西来卖。将来在一部分地区，与其提高粮食供应标准，不如让它经过糕点这个渠道出去比较好。只要有办法，我主张减收一点粮票。这个讲话收入了《陈云文选》，题为《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

1月20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规定》指出：最近两三年内，经济管理大权应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一九五八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中央各部直属企业的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各部。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务、文教、劳动等各项工作，都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

1月21日 同李先念主持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

1月23日 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接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1月24日 致信吴宗锡，托他将有关昆明湖的三本书送给上海评弹演员秦纪文。信中还说：听了修改后的评弹《珍珠塔和《江苏戏曲》所载关于锡剧《珍珠塔》的四期辩论文章后，同周扬谈过两次，我们的意见大体相同。今天匆匆写此信，来不及发议论，容隔几天再写。二月十二日，再次致信吴宗锡，指出修改后的评弹《珍珠塔》存在的三处“不合情合理”之处。周扬认为锡剧《珍珠塔》大体可以，我同意他的意见。评弹和戏剧不同，在戏剧中有些事和人可以简略掉，而弹词要说唱几十回书，对人物和书路必须详细描写，这正是弹词《珍珠塔》不得不整改又不易整改的原因。希望你们不要因为我和周扬说了意见而使整理工作受影响，各个方面的意见都应该考虑。不妨经过几次不成功的试验，这无疑将对《珍珠塔》的整理有帮助，并将帮助我们认识《珍珠塔》整改的尺度。

1月25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汇报，并讨论毛泽东离京后的工作安排问题。

1月30日 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国家建委，其业务合并到国家计委。

△ 下午，同张霖之、徐达本谈煤炭工业问题。

2月1日、3日 主持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纱布生产和分配等问题。

2月6日 上午，同徐达本谈煤炭生产问题。

△ 下午，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关负责人谈戏剧问题。

△ 致信周恩来，说连日开会有些疲劳，准备到天津休息四天，顺便了解一下河北粮食工作情况。

2月7日—11日 在天津休养。其间，视察了天津新港进口小麦的装卸和市里高价糖果销售等情况，观看了四次京韵大鼓的专场演出，接见了在津的各流派京韵大鼓著名演员。八日，在同省、市文艺工作和曲艺工作的负责人座谈时指出：应该组织曲艺演员、伴奏人员、作家和曲艺爱好者，对每个曲种都搞出一本研究性的资料。要研究京韵大鼓的源流、历史、段子、音乐、艺术流派、表演特点和方法。京韵大鼓不外四个特点，即词意轻松活泼；曲调唱腔优美；节奏明快，集中洗练；字正腔圆，四平八稳。但现在创作的新段子大都把前三个特点丢掉了，只注意了政治内容。既然要保持艺术的完整性，就要把以上四个特点全部继承下来，丢掉一个就不完整了。座谈中还提出请河北省文化局帮助了解一下全省曲艺演员的基本情况，并收集艺人唱词，以便同他们交朋友。

2月11日 晚，由天津返回北京。

△ 致信周恩来，说河北省因农民体力日降，春耕即将到来，决定把口粮标准由日均五两提高到六两，要求中央把原定调给河北的三亿七千万斤粮食按计划调给他们。粮食部准备二、三、四月给河北调运三亿斤，河北省表示满意。另外，省和市都正在用很大力量做天津新港的工作，以便进口粮食到后能尽早装卸。

2月12日 致信柯庆施并告曹荻秋，答复他们反映的有关上海方面用粮食、外汇问题的查询结果，并指出：具体问题一般是司局级工作人员在管，因此，有时事情发生了，我们的部长却不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以后应注意。你们再发现有不适当的问题，可随时向我或其他有关同志提出。

2月13日 同周恩来等应邀出席苏联驻华大使为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十一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

2月14日 同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负责人谈曲艺问题谈话中指出：要懂得听众的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我曾经研究过一部老书中的噱头，百分之九十是可以保留的。对艺人的要求可以有所不同。年纪较大的，即使下去生活若干时候，也可能写不出东西。对这种人，不要勉强，要他们说传统书好了。整理旧书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案，可以各改各的。改得失败的，不要公开批评，以免艺人胆怯。书场节目可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与社会主义政治生活有关的节目；二是根据长篇小说、戏剧等改编的新节目；三是传统节目。如果有的听众听了某些传统书目，觉得缺乏教育意义，给艺人提意见，艺人不必因此紧张，要看这种意见是否普遍。要注意某些艺术形式的趣味性特点。现在有些相声不引人笑，有些滑稽戏并不滑稽，就像评弹缺少噱头一样。有人说，保存噱头和穿插会破坏评弹艺术的完整性，我看，去掉噱头和穿插才真的破坏了评弹艺术的完整性。这个谈话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不能忽视曲艺的娱乐作用》。

2月19日 上午，主持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在讲话中指出：国家计委要认真研究一下今年的市场供应问题，研究如何解决目前市场上货币流通过多，不能回笼的问题。农民手里有了票子，没有工业品供应，就不卖农副产品，结果反过来影响轻工业生产，影响市场供应。问题的严重性正在这里。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办法：（一）有些物资分配，先照顾市场需要。（二）提高一些高级消费品的价格，但面不可过宽，幅度不宜过大。（三）清理仓库，充实市场供应。（四）压缩一部分基建工人，让他们回农村。对停工企业职工少发工资和发行公债的办法，问题很多，要慎重考虑。这个讲话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当前市场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 下午，同王鹤寿、吕东谈钢铁生产问题。

△ 晚，同夏耘谈话。

2月20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工农业生产问题。

2月22日 晚，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度基本建设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陈云在发言中指出：现在工厂工人多出了百分之二十，只要动员五百万人回乡，就能给农业生产增加相当的劳动力。现在市场购买力与商品差额为一百亿元。要增加商品，减少开支，扩大高价糖果的销售面，办高价饭馆、卖高价纱。对商品提价要注意范围和幅度，以免影响在银行的存款。现在，城市居民存款为二十五亿元，农村社员存款为十五亿元，可见老百姓并不是把钱都存入银行，而是装在口袋里。一般商品宁肯城市少供应也要下乡，用以交换农产品。

2月23日 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说唱团负责人座谈西河大鼓和单弦的改进问题，说他准备研究这两个曲种，请与会者提供录音、唱词和有关资料，并指出：我听过一百多段京韵大鼓，感到现代节目的题材非常狭窄，北方大鼓的特点少了，只注意了唱词的政治性，对唱腔的音乐艺术注意不够。听众上班看到的是劳动模范，下班听戏看到的还是劳动模范，脑子里都是劳动模范，这怎么行。要上演好的传统节目，否则会失传的。对观众批评传统节目没有教育意义的来信要分析，看是否代表大部分观众的意见。

2月24日、27日 主持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会议研究市场供应和财政问题。

2月25日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继续扩大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供应范围的报告》中说：敞开供应高价糖果、糕点的城市有四十多个，迄今三十多天，销售了一千八百万斤，回笼货币八千三百万元。这个措施受到群众欢迎，收到预期效果。三月底以前，要把高价糖果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城市和乡村，把高价糕点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一切大中小城镇；一律不凭证，不限量；利润收入一律归国库，不归经营单位，企业不分成。二十八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 下午，在北京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广播说唱团有关人员座谈，谈西河大鼓和单弦的改进问题。

2月28日 上午，视察北京市一些百货公司门市部，了解提价商品的质量及销售情况，并与商业部负责人讨论了物价问题。

△ 晚八点，同叶季壮、姚依林、陈国栋谈进口粮食问题。

△ 晚九点半，同陈毅、叶季壮、姚依林前去周恩来处谈关于苏联拟援助粮、糖的问题。

3月1日 上午，主持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会议研究市场供应等问题。

△ 致信吴宗锡，说看到评弹演员秦纪文写的《改编<孟丽君>弹词的一些回忆》，很有兴趣。现在报刊上艺人的文章大多是写关于本人的思想改变、新旧社会对比的认识等等，几乎没有关于评弹艺术的文章。应当找艺人再写些说书经验，这对艺人，特别是青年艺人很有帮助。这封信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让艺人写说书经验》。

3月2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参加阿尔巴尼亚党代会情况的汇报。

3月3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等人外出视察情况的汇报，讨论进出口贸易等问题。

3月4日 听取化工部负责人关于化肥工业情况的汇报，指出：建合成氨厂，有大中小型三种，现在看来，小型的没有搞成，只有在大型和中型之间选择。中型的虽好，但技术上也不能说过了关。大型厂是照搬外国的，技术是过关的，无非需要的设备、材料多些而已，这可以靠进口解决。我的意见是搞大的，大的和老大爷一样，稳稳当当，有把握。中型厂不能立即推广，要继续论证。辩论会要找一些“反对派”，包括化工部以外的“反对派”参加，听听反面意见。不听反面意见，一边倒，一定要失败。现在有些同志不敢讲话，要诱导他们大胆地讲，一百句话中，只要有几句好的，就可以吸收。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一件大好事，首先应当支持鼓励，但其中也有许多不成熟的东西，应当作为教训。

3月6日—8日 继续听取化工部负责人关于基本化学、有机化学、橡胶、医药、国防尖端工业情况的汇报，指出：钙、镁、磷肥成本之所以那么高，是因为工厂规模小，太分散。如果像水泥厂那样，集中使用一台或几台研磨粉碎机，年产达到几十万吨到一百万吨，成本就低了。施钾肥可以使农作物不倒伏，过去没有认识到，说明认识终究是走在客观的后面。上海硫酸厂成功了，而别处没搞成，问题出在材料不能代用的也代用了。看来，一件工作的改革，要先进行试验，不能一下就铺开来搞。搞试验要敢想、敢说、敢做，但在具体做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要把试验和推广分开，推广必须是成熟的东西，未成熟之前不能大干。侯德榜的联合制碱法，在教科书上已讲了二十多年，解放后搞了年产三千吨规模的试验，经过六七年，才建起了年产八万吨规模的联合制碱厂。日本到现在也才搞了年产十余万吨规模的工厂。人是需要经验教训的，老头子头发变白，就是碰钉子碰出来的。对小型和中型合成氨厂的试验还是要积极干，主要是改进设备。有些人反对搞小型的，要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偏听，不“左”则右。这是学术上的讨论，不要戴帽子。大型合成氨厂每年要建十个二万五千吨的或者五个五万吨的，哪种好，请你们研究。我主张搞五个五万吨的，搞多了，“叫花子吃三鲜汤”，搞不起来。另外，选厂址要考虑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的因素。

3月6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关于在广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情况说明。

3月9日 上午，主持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会议研究粮食问题。

3月11日—13日 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大区中共中央局和省委负责人参加的北三区会议（又称“三北”会议）。与此同时，毛泽东于三月十日至十三日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大区中共中央局和省委负责人参加的南三区会议（又称“三南”会议）。这两个会议的内容都是讨论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和工作条例问题。十三日，毛泽东就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克服事务主义、深入农村调查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并“三北”会议各同志，并指示他们移师广州，合开中央工作会议。

3月14日 上午，离北京飞赴广州。

3月15日—23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通称广州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这一文件对于纠正人民公社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过多过死，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把深入实际，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这次会议是人民公社化以来，比较认真解决当时农村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期间，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安徽省部分农村生产队实行“责任田”的问题。毛泽东表示可以在小范围试验。针对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陈云表示：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

3月21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南和西北组发言时指出：一月中央开会时，我是怕包产的，李先念问我对粮食包干的意见，我说包不了。以后姚依林召集几次会议研究，又同我谈过，说地方党委有这个要求，农民有这个要求。现在我赞成包，主要考虑需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包产到户对调动积极性有好处。是现在决定还是秋后再定，我赞成现在就定。发言中还指出：我看粮食供应两年内甚至有些地区三年内也是不轻松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四条出路：一是供应再偏紧点，二是城市人口中挤一部分下乡，三是进口粮食，四是想办法增产。现在农村粮食少，城市供应粮也少，一年二年三年不可能改善口粮情况。城市人口下乡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在不影响工业生产计划指标的条件下，要压一些城市人口。现在有相当多的工厂停工，压缩一批城市人口有希望。如果在三年内压缩一千二百万人，差不多可省五十亿斤粮食供应，相当于进口两百五十万吨粮食。否则，就要多调粮食给城市，农民口粮就不能增加。进口粮食这一着本年度不走，下年度也要走，为了储备也需要进口。现在谈不上储备，粮食进来就吃掉了。增产要在重点地区从政策上、措施上想些办法，全国提供商品粮的县不算多，可以做到。中小型化肥厂技术上没有过关，只能回过头来搞大型的。会议期间，陈云还同毛泽东商量用外汇进口一些设备，多搞快搞一些化肥以增产粮食的问题。

3月27日—29日 在韶关市视察。其间，听取中共韶关地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3月30日 收到李先念的信，说澳大利亚有关人员已到香港，正同我方谈进口粮食问题。估计再有十天左右时间，我们还可以签署从加拿大进口粮食的协议。

3月30日—4月1日 在上海检查身体。医生认为，陈云的心脏情况比过去差了一些，嘱他今后工作量要比前三个月再减少一些。

4月1日 由上海抵达杭州。

4月4日—10日 在杭州连续六个半天主持中央化肥小组一些成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座谈会。会议着重研究氮肥厂规模选择、建设部署和设备材料进口、定点制造、成套供应等问题，一致认为，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这三年内，氮肥厂的规模应该搞大型的，建设部署应该是集中力量，每年建成年产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陈云在发言和插话中指出：中小型合成氨设备的制造应继续抓紧试验，我对搞小氮肥厂是积极分子，现在是被迫搞大的。先发展大的，这同小的加紧过关丝毫不矛盾。大的里面，一定要搞年产五万吨的，每年建成五个。这样，一年之内就要同时建十个厂，当年新增二十五万吨生产能力。厂子要建在有煤矿的地区和谷物高产区、经济作物区。发展合成氨厂的制造工业主要要解决三大问题，即材料、设备和成套问题。进口材料是一大发明，是很重要的措施。由化工部负责提进口计划，在中央化肥小组领导下组织一个出国订货小组。外汇在八月之前主要用于进口五百万吨粮食，八月之后，你们需要多少给多少。中央的一致意见是，多搞快搞化肥，对此下了决心。只要搞成功一个厂，不要说要一千万美元，要二千五百万美元也不难。建合成氨厂，三年顶多需要四千五百万美元。六亿人每人少进口一尺布，就可省出三千五百万美元。对需要从国内市场上采购的三类物资，要由商业部包下来，小五金等由五金交电公司负责供应。要使计划供应和市场供应相结合，将市场供应部分列入计划。设备定点制造和专业化生产大有好处，否则，老生、青衣、黑头一齐唱，一定唱不好。上海有三百多个机械厂，划出一百多个专作化肥设备，其中十八个作为骨干厂。上海提出成套制造氮肥设备的计划，一五计划期间还没有这个条件，现在可以了。但成套的范围应增加洗煤、炼焦、电站的设备，还要包括洗车、机车、槽车。修改设计要慎重，“前面乌龟爬开路，后面乌龟跟着爬”，先建起几个厂再说。会上，陈云还谈了以下意见：（一）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先公布是七千五百亿斤，后改为五千亿斤。我计算大约是四千二百亿斤，即使再多一点也有限。到底多少，没人敢讲，怕被说成怀疑“大跃进”。去年产量，有人估计是三千七百亿斤，我看顶多三千一百亿斤。要缓和粮食的紧张局面，今年至少要比去年多收四百亿到五百亿斤，如果去年产量为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就要产四千一百多亿斤，而这是没有可能的。反之，则大有希望。所以，当听说去年实际产量为三千一百亿斤的那天，我喝了一杯葡萄酒。有人说去年因灾减产一千二百亿斤，我也不信。先念说是五百亿斤，我计算顶多三百六十亿斤。我跑了几个省，印象是北方几个省主要是因灾减产，而浙江、江苏、广东则不是，浙江农民就不承认有灾。（二）搞平均主义，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要增产，第一靠政策，第二要下放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城市职工。这些人到农村搞农业，不仅比在城市吃粮省，而且，每人每年还可生产一千五百斤。（三）中国共产党的特点是不被框子框住。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方法，我们应当既有吸收，也有扬弃。五个并举和群众路线就是针对苏联的一长制和忽视农业等缺点提出来的。（四）我这次病愈重新工作后，感觉有些人讲话不痛不痒，怕犯错误。人在讨论问题时总是要有点“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的，一边倒怎么讨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这次会后，形成了《建设大型氮肥厂杭州座谈会纪要》。

4月15日 离杭州赴南京。

4月16日—20日 连续五个半天，听取南京化学工业公司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在插话中指出：（一）关于化肥生产的原料问题。矿山与化工企业的生产计划必须统一，原料供应实行定点、定计划、定质量、定规格，双方实行合同制。要研究、试验各种劣质白煤造气的处理办法。要组织冶炼厂和化工厂联合生产，充分利用冶炼厂的炼铜尾砂来生产硫酸。钢材供应要有规格质量的要求，不能只分配数量，所供非所需，连合格证都没有。三类物资种类多，列入国家计划有困难，但供应也要有保证，要恢复商业部门的市场供应。铁路在组织原料、燃料运输时，要做到均衡供应。（二）关于设备维修问题。大企业的备品、备件完全由自己包下来是不可能的，应恢复过去传统的外部协作关系。（三）关于技术人员问题。目前，技术力量同技术管理的要求不相称，技术人员只占职工百分之四，而苏联占百分之二十，美国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有实践经验，对设备熟悉，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文化、理论水平低，技术有局限性。因此，企业办夜大、搞业余函授教育是很大的出路，应成为制度。过去衡量技术人员是否进步往往只注意“红”，不注意“专”。一个技术员对工作认真负责，办事热情，就是不大愿意参加政治活动，你能说他不进步吗？南化有五十多个技术人员，要一个一个地写出他们的传记性资料。有些技术人员有独特见解，只要不涉及路线问题，就要允许人家讲话，不要轻易否定人家的意见。（四）关于党政关系。过去搞一长制，强调行政领导个人负责，否定党的领导，这要反对。但一长制下的一套规章制度中合理的方面不能完全否定，同时，党委也不能包办行政事务，厂长一长制和党委书记一长制都不对。我们既要搞群众运动，又要遵守规章制度，群众运动如果冲破了企业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会破坏生产力。

4月21日 夜，由南京返回北京。

4月22日 致信周恩来，扼要汇报在杭州、南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化肥设备制造和生产问题的情况，指出：计划每年竣工五个年产五万吨合成氨的化肥厂，同时开建五个厂，即每年形成二十五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相当一百万吨化肥）。这样的建设规模除美国有过几年外，其他国家没有先例。我们建国以来新建加上解放前的老底子，一共只有六十二万吨的生产能力。因此，这个计划能否完全实现，要试验几年才能判断。为了制造设备，进口材料共需一千六百万美元。建设程序是先进口材料，然后安排设备制造，有了材料、设备后再安排土建。以上三方面都定了，才能定年度建设计划。对年产八百吨和二千吨的小厂，仍需进行试验，争取技术过关。信中最后谈到身体情况，说半日工作还能继续。二十三日，周恩来将信批给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传阅。这封信收入了《陈云文集》。

△ 在剧场观看上海评弹团演出后同演职人员座谈，指出：前几天在南京听评弹，听到一段歌唱“大跃进”的开篇，说：“水稻高产二十万斤，一个西瓜二百斤，桃子大得像脸盆”这一类东西过去唱了就唱了，现在不必再唱。要通知江苏省，对这类唱词检查一下。

4月23日 致信邓小平，报送《建设大型氮肥厂杭州座谈会纪要》。

4月25日 观看上海评弹团演出并接见吴宗锡和演唱《青春之歌》的青年艺人石文磊、赵开生等，在谈话中指出：弹词不能只是将故事说一说、唱一唱就完了，不能光有骨头，还要有肉。现在有些新书加工不够，缺少噱头。哪怕是乒乓球比赛现场的广播解说，也要插一些噱头，不能光是一比二，二比三。评弹是群众性艺术，群众喜欢故事人物有好的结局。听众有这种心理，好人不怕落难，却要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传统书目大都如此。现在有的长篇书连听七八天尽是好人倒霉，这不行。革命的确艰苦，有人牺牲了，但革命获得了胜利，劳动人民胜利了，因此故事以胜利结尾，符合历史规律。对革命题材的书不能只写流血牺牲这一面，还要写胜利这一面，以鼓舞人民。《林海雪原》中杨子荣的原型实际上死了，但小说里没有写他死，这样写好。小说可以虚构，改编为评弹为什么不可以再虚构？今天活着的人不仅是他们自己，还代表着牺牲的同志。改编加工不容易，我过去说过要用三年改好一部书，现在看，要改十年。不要怕失败，能打胜仗的将军一定是打过败仗的。这个谈话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对弹词<青春之歌>的意见》。

4月26日 下午，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农业六十条”等问题的指示。

4月27日 上午，主持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华北局负责人关于农业问题的汇报。

4月28日 上午，听取农业机械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4月29日 下午，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外贸问题。

5月1日 上午，在天坛公园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集会。晚，在天安门出席群众联欢晚会。

5月3日 下午，听取冶金部负责人关于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

5月4日 下午，同钟子云谈话。

5月5日 召集化工部、一机部、商业部、国家经委、物资总局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大型氮肥厂设备的材料供应问题，指出：进口原材料的货单一定要算准、算全。需在国内市场上采购的三类物资，由商业部和物资总局设专门机构负责供应。

5月6日 同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人谈话。谈话中指出：要研究评弹的历史，对抗日战争前后这一段的历史也要研究，否则，就不能了解评弹发展的全过程。在这一段时期内，评弹艺术趋向商业化，庸俗、黄色的噱头泛滥，因此才有解放后的“斩尾巴”。现在情况不同了，要有噱头。当然，也不要做过头，防止走老路。要欢迎研究文学、戏剧、音乐的同志来研究评弹，请他们帮助。这个谈话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要研究评弹的历史》。

5月8日 同李先念、陈国栋谈话，研究粮食问题。

5月11日 上午，听取姚依林关于商业工作的汇报。

5月15日 下午三点，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粮食问题。

△ 下午五点，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农村情况及外交等问题。

5月16日 起草中央化肥小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中汇报了四月上旬由陈云召集的杭州座谈会关于氮肥厂建小型的还是大型的、建设部署是十几个点齐头并进还是集中力量分批进行等问题的讨论情况。报告指出：一九五九年开始建设了一批生产合成氨的小型氮肥厂，到一九六〇年底，年产八百吨的厂建成投产二十多个，其中五个生产比较正常；年产二千吨的厂建成投产七个，其中三个生产比较正常。实践证明，小型氮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还没有过关。相反，年产二万五千吨或五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全国有六个，都已进行了较长时间生产，一直很正常。建设这类大型厂需要的各种主要设备和配套设备，除个别外，国内均已试制成功，到年底可以争取制成三套。大型厂还有节约劳力，可集中使用技术力量，产品质量好、成本低等优点。在氮肥品种上，硫酸铵容易破坏土壤结构，碳酸氢氨和尿素还在试生产阶段，因此，今后两三年内应该主要生产硝酸铵。在氮肥厂建设部署上，鉴于过去搞多了都完不成的教训，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的三年内，以分别建成四个到五个年产五万吨合成氨的厂为适宜，即从一九六三年起，每年增加合成氨生产能力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氮肥工业的发展要尽可能快，但不应该、也不可能用挤掉其他部门建设的办法来发展。在投资分配、材料安排和设备制造上，既要照顾氮肥工业建设的需要，又要照顾其他部门建设的需要。在氮肥厂的布点上，应该尽先放在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和粮食的高产区，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否则，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势必把有限的材料、设备和技术力量分散使用，不能按期形成生产能力，造成很大浪费。为了贯彻执行上述方针，报告还建议采取如下重要措施：（一）进口重要材料。建设一个大型厂所需的各种重要金属材料一万吨，目前国内或生产不足或不能生产，必须进口，这是能否完成今后三年氮肥厂建设计划的关键。进口这些材料约需外汇三百二十万美元。这些钱只能购买四万五千吨粮食，而用来建设合成氨厂，生产的化肥每年可以增产粮食五六十万吨。可见，这比进口粮食有利得多。（二）定点制造设备。为保证氮肥厂设备正常生产和成套供应，过去制造这类设备的工厂应继续制造，同时必须由一机部指定一批工厂，给氮肥厂制造通用设备和各种电气设备。（三）成套供应氮肥设备。为了保证氮肥厂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按设计文件中的设备清单组织成套生产和成套供应。同时，必须扩大成套供应范围，即除了保证主要设备和全部辅助车间设备的供应以外，还要保证洗煤、炼焦、电站、交通运输和公用工程等所需设备的供应。（四）保证国内材料的供应。建设一个大型厂所需各种金属材料共约三万吨，其中国内生产供应的约二万多吨，应由一机部和化工部计算数量，经国家计委核定，列入年度计划。（五）消除配套设备制造中的薄弱环节。（六）严格遵守基本建设程序。十七日，报告分别送达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八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发了这个报告。报告收入了《陈云文选》，题为《加速发展氮肥工业》。

5月21日—6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称北京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等文件。会议决定供销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权选购商品、选择进货地点；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走街串乡的小商小贩；开放农村集市，推广农产品收购合同制度；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当年钢产量由原定二千万吨调低到一千一百万吨。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认为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庐山会议后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都甄别平反。会后，中央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办不办公共食堂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5月22日 同李先念前去周恩来处谈粮食问题。

5月25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东、东北组会上发言。发言指出：调查研究要下到基层去，同时也要注意在周围干部中间多听反面的意见，这也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反面意见有正确的成分，可以吸收过来，使正确意见更加完备。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起到使正确意见更加正确的作用。因为，驳倒错误的过程，就是生长正确的过程。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发展，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对农民退赔估计全国有一百五十亿至二百亿元，每年要拿出二十亿元，其中，中央拿十五亿元，地方拿五亿元。要下决心彻底退赔，这是恢复政治信仰的问题，不要以钱计算，即使有四百亿元也要退赔。煤、铁、木、竹等作为退赔的东西，要列入计划，它在政治上比钢铁还硬。我们讲话要算数，资产阶级说不要定息了，我们不是还在给吗？山区的老百姓往外送公购粮，负担很大，应该付给运费。这个发言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

5月28日 下午，同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等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第三季度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年度的粮食工作问题。

△ 同周恩来、彭真、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杨尚昆等到邓小平处，讨论粮食工作问题。

5月30日 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的外贸专业会议华东区会议上讲话。讲话指出：经验证明，农产品的收购松一点比紧一点好。过去由于农产品收购过头，给农民留得太少，弄得农民不愿意生产，结果国家反而收不到东西，致使出口和城市供应都大为减少。现在的毛病还是卡得过死，种类越统越多，东西越收越少。搞得活一些，生产发展了，收购上来的东西自然会多起来。几年来，工资总额从一九五六年的一百三十七亿元增加到现在的二百六十三亿元，而农业和轻工业下降很多，社会购买力和物资可供量之间出现了很大差额。出售高价糖果糕点等都是临时性办法，根本办法在于增加农业生产，减少城市人口。解决国内市场供应问题的次序是先吃后穿，吃的方面是先粮食后副食品。等到矛盾比较缓和时，可进口一批原料制成日用工业品投入市场。那时，除粮、油、布少数几种东西外，都可敞开供应，不收票证。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这就要下定决心拿出东西出口。我们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打开销路不容易，农产品则不同，销路有保证，而且生产周期短，见效快。进口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农民手头粮食宽裕了，就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出口商品都应该有生产基地。生产什么就出口什么，从资源有无的意义上讲是对的。但在国际市场上做生意，不只是我们一家，要在竞争中取胜，只能听从顾客的需要，不能由生产单位主观决定。为此，就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的要求组织生产。过去名牌货不论出口还是内销，都有自己的基地，现在把这一套都打乱平分，是不合乎经济原则的。要研究和实行产销直接挂钩，对外国做生意不能出门不认货，要包换包退，建立信用。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不合标准的一律不准出口。只有这样，出口贸易才能巩固和发展。做经济工作要算大账，也要算小账，不能只想做大生意，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无论外贸内贸，都要像个做买卖的样子，我们国营商店好像“阎王老子开酒店”，谁敢进来？这种“官商”习气非去掉不可！这个讲话收入了《陈云文选》，题为《做好外贸工作》。

5月31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问题讲话。讲话指出：农村的情况，这个年度比上个年度要好一点，下个年度会更好些，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了。但现在看，国家掌握的粮食，明年度将比今年度还要紧张，因为库存减少了。要解决粮食紧张问题，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二是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四条中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三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化肥、拖拉机、排灌机械等不可能一下子增产很多，进口粮食超过一百亿斤有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外汇和运输力量），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别的路可走。建国以来，出现过四次粮食供应比较严重的紧张状况，其中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产生的。可见，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现在要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很困难的，而不动员他们回乡会产生更为严重的问题：第一，城市人口不下去，势必向农村多要粮食，灾区没有，只能向高产的地区和社队要。高产了不能多吃，长期下去，增产的积极性就没有了，高产区会变成低产区。第二，饲料粮留的少，牲口势必继续大量死亡，这对农业损失太大了。第三，农民吃不饱，就会把经济作物挤掉。你说种经济作物是“政治任务”，农民就在地头种一点，中间还是种粮食。第四，要把很大一笔外汇用来买粮食，势必削减成套设备和重要工业原材料的进口。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影响我们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认为农业可能很快恢复。对此，周总理作了分析，认为不能很快。我也摸了一下，要达到一九五八年的水平，即使从今年起每年增产两三百亿斤，也要三四年时间。二是怕影响工业生产。工业生产上得去上不去，目前不在于人多人少，原材料不够是个很大问题。这几年搞钢铁，主要搞了冶炼，没有很好注意铁矿开采。现在露天矿开采完了，要采地下的，建设一个机械化矿山需要很长时间。如果煤炭和钢铁上不去，轻、重工业，基本建设都上不去。三年来新招职工二千五百多万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一亿三千万。粮食不够，而工业摊子铺得很大，人浮于事，这样下去不行。有人说，工人下乡也一样要吃饭。其实，在城市吃和在乡下吃大不一样。如果二千万人下去，第一年可少供应粮食三十亿斤，第二年就是九十亿斤。而且，工人在农村总会生产一些东西出来。所以，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决心早下比晚下好。这个讲话收入了《陈云文选》，题为《动员城市人口下乡》。

6月3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华东、东北组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农民提高了积极性，东西会多起来，问题是国家没有东西和他们交换。要拨一部分钢铁、竹子、煤炭，制作一些农民需要的小商品；把压缩基本建设省下来的木材卖给农民，做农具、盖房子。只要我们有物资与农民交换，物价自然会稳定下来。整个市场的好转，需要时间，也需要有步骤。一是要多给农民生产商品，先活跃农村，农村活跃了，整个城市都会活跃起来；二是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继续卖高价糖果；三是城市人口下乡；四是在各种条件具备以后，准备一亿美元进口橡胶和黑铁皮等原料，制造一大批商品。通过这几个办法，商品和购买力就可以逐渐平衡，凭证供应的品种将减到极少数。今后对农副产品收购，我倾向于派购任务少定一点。农民有了剩余东西不会完全吃掉，还是要到市场上出卖的。我们可以采取物物交换的办法，从农民手中收买过来。这个发言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先活跃农村再活跃城市》。

6月6日 上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一）夏收后，各省要多收购一点，因为中央要往东北调粮。现在各省都要求少收购，这不行。东北瓜菜少，调不去粮食，灾区要死人。而且，还要准备发生意外情况，如运输进口粮的轮船脱期，铁路被洪水冲断，库存被挖空等。因此，南方各省要克服困难，先借出一部分，等秋收后再还。（二）把产量包死肯定对发挥农民积极性有好处，但超产了，口粮还是要比往年少。要向下面讲明，我们的方针是使丰产区多吃一点，但要逐步增加，不可能一下子吃得太好。（三）向农民退赔，要拨点钢铁制造农具，但绝不能再由农机部门主观地统一地成批地搞，要由各地分头制造，恢复地方的手工业红炉，制造当地传统的实用的农具，并要进行试销。（四）李富春提出重工业这次要退够，退到满足农业和市场必要的需求为止。这样搞是对的，但现在首先应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成立一个小组，研究一下工业支援农业应采取哪些措施，先办什么，后办什么，排排队。否则，让各地报计划，什么都要办，是办不到的。这个发言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关于粮食调运和工业支援农业等问题》。

△ 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会见并宴请以艾地为团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6月9日 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市文化局有关负责人谈话，说：北方曲艺团应招收新学员，现在连侯宝林都没有配助手，西河大鼓演员马增芬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学生，他们的艺术如果不能继承下来十分可惜。曲艺演出应该打字幕，京韵大鼓唱词应该编成集子出版，这对观众和听众欣赏有好处。

6月1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上，当李富春讲话说到计划安排要首先满足农业和市场需要时，毛泽东插话说：“陈云同志过去讲过要以市场第一，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我也没有开腔，现在看，还不是回到那个轨道？”

6月15日 致信李富春。信中说：五年内估计棉花不能增产，这段时间如果年年每人只发几尺布票（包括毛巾、袜子），人民会不满的。故请考虑是否成立“穿衣问题小组”，以国家计委一位副主任任组长，专门研究以下问题：（一）焦炭回收；（二）北朝鲜维尼龙生产法；（三）在两年内建成年产五千吨卡普隆（城市人均可做二双袜子）的工厂；（四）加紧粘胶纤维生产。这封信收入了《陈云文集》。

6月17日 由北京到上海。

6月19日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陈云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环境来休息，听听评弹，以便为党做更多工作。评弹也有教育作用，艺术上很有特点，一个人表演很多角色，做多方面的表演。我过去对评弹不懂，现在觉得比北方大鼓还好，当然各有千秋。但我仍愿意听北方曲艺，因为听评弹的苏州口音比较费力，所以不如陈云同志热心。不能一定要我和陈云同志一样，也不能因而说我不赞成评弹，各取所需嘛！以政治代替文艺，就没有文艺了，还有什么看头呢！

6月中旬 在上海召集薛暮桥、顾复生、陆铨等开会布置他们和长期同他保持联系的几位家乡农民一起先去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调查摸底，为他随后去调查研究作准备。在讲话中说：这次来南方，主要是要摸清太湖流域农业生产的底。小蒸公社的情况在太湖流域有较大的代表性，同时，又是我比较熟悉的。现在，各地都在扩大种植双季稻，这是关系粮食增产的一个大问题。去年，嘉兴地区的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到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但却减了产。对这个新的耕作制度，广大农民不习惯，科学家也有不同看法。所以，对此要进行慎重的调查研究。另外还要调查农业其他方面的问题，以便做到既增产粮食，又全面发展；既解决吃饭问题，又解决穿衣用钱问题。调查方法是，既听社队干部的汇报，查阅过去的资料，又和广大群众直接见面，掌握第一手资料；并且召开小型座谈会，一个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结论；然后再到太湖流域的其他地区，同各地的负责同志交换意见。这样，可以减少和避免主观主义。讲话最后提醒大家下到农村后，要坚决谢绝烟茶招待和请客送礼，说现在人民群众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要和他们同甘共苦。

6月27日—7月11日 在青浦县小蒸公社作调查研究。其间，吃住在农民家里，听取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就肉猪特别是母猪公养好还是私养好、农作物种植应如何安排、自留地是否需要扩大、平调退赔是否彻底以及农村商业、社办工业和手工业、粮食包产指标和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干部作风和群众监督、防止小偷小摸等问题，召开了有干部和社员参加的十次座谈会。多次到农民家中访问，了解农民养猪、种自留地、居住和吃饭等情况，还视察了集体养猪场、公共食堂、工厂、供销社和仓库，出席公社于六月三十日晚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集会。在座谈会的发言和插话中指出：（一）关于自留地问题。我国集体生产的耕地仍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增加一点自留地的比重，决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多分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多得一点口粮，对巩固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好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农民的口粮和收入主要来自集体生产，如果贯彻执行少扣多分、多劳多得的原则，种这样一点自留地决不至于妨碍集体生产。自留地用不了多少肥料，养猪农户仍会把所积肥料的大部分卖给生产队。因怕个别农民偷粮食而不愿农民在自留地上多种粮食是十分错误的。农民口粮多了，就容易教育农民不私拿集体的粮食。让农民多种自留地是目前补充口粮的主要办法此外还便于养猪积肥，赚些零用钱，在宅前宅后种竹子、种蔬菜等。（二）关于粮食征购问题。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前，必须先让农民保留必要的口粮。目前要先顾农民，再顾工人，所以对城市人口必须压缩。（三）关于退赔问题。公社和大队干部要有彻底退赔、破产还债的决心，在群众中说话要算数，坚决贯彻党的“对农民不能剥夺”的政策；要召集各村（队）代表会议，调查平调情况，由干部和群众代表共同讨论处理退赔问题；每个村（队）都组织退赔小组，由被平调的社员、干部、公正的人（公证）三方组成，议定赔偿项目和退赔价款；尽可能退赔实物；退赔时要先解决群众房屋问题；供销部门对强行推销不能用的农具、化肥、农药问题，必须认真检查，彻底退赔，同时组织社员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便使社员拿到现金后能买到想要的实物；对高级社遗留的问题，也应该清算偿还；过去社员给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股金，应当设法处理，或者向社员交代清楚。（四）关于农村商业问题。要允许小商贩分散经营，共负盈亏、自负盈亏都可以，以活跃市场。供销部门要把收购工作放在第一位，派购的三七分成一定要兑现。（五）关于小偷小摸问题。首先，应向群众承认，出现这种现象，干部负有责任，今后要安排好群众生活。其次，要发动群众讨论，制订防范公约，共同监督。最后，对惯偷和大偷，在经过群众讨论后，报县依法处理。在养猪问题的座谈会之后，小蒸公社根据陈云的意见宣布从即日起，集体养猪场集中饲养的母猪，统统由原饲养户领回私养。群众得知后，纷纷前去认领。

7月11日 晚，由青浦到杭州。

7月12日 致信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简要汇报青浦调查的情况，说听了小蒸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到农家去观察了一下农民的生活。这次到杭州来的目的是想找嘉兴、嘉善等三个地多人少的县，研究一下种双季稻和种春小麦的问题，了解一下嘉兴地区主张种双季稻的原因。如果您有空，希望到您处报告一些乡间情况。不久，应毛泽东之约前去谈话，毛泽东认为陈云谈的意见很好，要他先向柯庆施、江华、江渭清讲一下青浦调查的情况及结论，等回到北京后，再提交政治局讨论决定。谈话中，当毛泽东听说青浦自留地中的大田仅占全部大田的百分之零点五时指出：过去规定自留地占耕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指的都是大田。这封信收入了《陈云文集》。

7月13日 向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介绍在青浦调查的十个问题和结论，并通过他们召集嘉兴专区和嘉兴、嘉善、桐乡三县的负责人及一些生产队队长座谈，着重讨论杭嘉湖一带是否适于种双季稻、母猪公养好还是私养好、自留地应否多留等问题。

7月14日 前往萧山县，同县负责人座谈，调查那里双季稻产量高的原因。

7月15日 上午，应正在杭州的周恩来之约，前去汇报青浦调查情况。

7月16日 由杭州前往苏州。中途在无锡县同县负责人座谈，调查那里双季稻产量高的原因。

7月17日 在苏州同苏州专区和吴县、吴江、常熟、昆山四县负责人座谈双季稻、自留地、粮食征购等问题，在讲话中指出：（一）苏州共有一百零几万亩地，前几年上面号召种双季稻，你们只种了一万亩，今年吴县种的多一些，也只占耕地百分之二点八，可见是“开明士绅”，知道双季稻种多了没饭吃。而有的地方提出，种不种双季稻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帽子太大了。（二）你们蚕豆的播种面积越来越小，对此，农民是有意见的。蚕豆既是口粮又是菜，而且出口比小麦换汇多。没有这些小杂粮，市场上的东西就多不起来。（三）你们自留地不多，在这个问题上不开明。多给社员划点自留地比给社员增加口粮好，而且农民在自留地每天用四个半小时种出来的东西，质量比在集体地里用七个小时种出来的还好。现在要想办法使集体生产的产品，质量比个体生产的好。（四）全国粮食产量一九五七年是三千六百亿斤，今年估计只有二千九百亿斤。尽管今年进口一百亿斤粮食，比国民党时期进口量多了五倍，但仍然很紧张。灾区得不到充分救济，城里口粮标准更低了。因此，余粮区要多交售粮食，你们不能不多负担一点。当然，如果多产了不能多吃，长期下去，积极性肯定要受影响。你们的口粮标准现在是三百七八十斤，第一步先恢复到前两年水平，吃四百三十斤，第二步再恢复到五百零六斤的水平。

7月18日 同苏州专区一些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农作物安排、自留地、养猪等问题。在插话中指出：种双季稻可以用来接济口粮，但不能种得太多。要多种点蚕豆，少种点麦子。出口蚕豆，进口麦子，在经济上合算，也培养了地力。粮食不要挤蔬菜，该种菜的地还是种菜。过去，沪宁路、沪杭路沿线地区的蔬菜供应上海，上海的大粪供应这些地区，现在都割断了。籼稻产量高，籼稻草可以喂牛，而晚稻产量高不了，晚稻草牛也不爱吃，吃了还要落膘，所以，明年都应改种籼稻。自留田的比例一定要占到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其中大田占百分之四，房前屋后占百分之二。母猪要尽快下放给社员私养，放得早，可以赶上割草。这些意见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同苏州部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时的讲话》。

△ 在苏州同王人三、凡一、朱霞飞、周良、潘伯英、邱肖鹏座谈《珍珠塔》整理问题，强调要大家动手，搞多种修改方案，以便比较哪种更好。谈话中建议评弹团经常到北方演出，一方面可以扩大影响，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艺人的文化水平。要让艺人们看故宫、长城，还要多看字画，以开阔眼界；苏州和上海评弹界加强合作，培养出更多更好的演员。此后，经中共江苏省委和苏州市委同意，苏州文化局开始着手筹建苏州评弹学校。

7月19日—25日 在上海休养。其间，向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介绍了青浦调查的情况和结论。当谈到养猪问题时，柯庆施表示反对“私养为主”的方针。陈云解释说：猪还是私养好，不要国家花钱，农民又有养猪的习惯。公养虽然养得多，但养得那么瘦，没肉吃。

7月25日 写出《目前关于噱头、轻松节目、传统书回处理的意见》。《意见》指出：要有噱头，但要防止滥放。要有轻松节目，但要防止下流。要挖掘传统书回，同时也要整理和演出可成为保留节目的新中篇和新短篇。对可否公演有怀疑的传统书目或开篇，应先经内部试演、讨论后再公演。公演一时期后，应当重新检查和讨论演出效果和得失，以便取舍。这份书面意见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

△ 同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人谈关于正确对待传统书目问题。谈话指出：对挖掘、开放传统书目要掌握好，千万不可一下子都放出来，回到老路上去。有些问题，没有把握宁可慢些，多考虑一下。这样做的缺点是慢，但如果做错了，就是失。慢和失比，慢比失好。不同意见，对的要听，不对的也要听。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的思想就会闭塞。经常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能使我们考虑问题更慎重周到，减少错误。听反面意见是少犯错误的保证之一。这个谈话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正确对待传统书目》。

7月26日 在南京向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介绍在青浦调查的十个问题和结论，其中说道：这次在家乡搞了十五天调查，概括起来，农民有四点意见：（一）吃不饱。（二）干部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他们说：“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三）干部缺少自我批评。他们说：“嘴唇两张皮，翻来翻去都是你有理。”比如，推行双季稻、搞掉塘田养鱼、不让种蚕豆改种小麦、密植、大搞食堂、集中养猪等，对这些事情没有交代，或交代不清楚。其实，这些事不能完全怪下面，省、市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我在中央，我也有错误。县里只要开个会，说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错误，上面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在我们，这就够了。农民是讲道理的。（四）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对种自留地积极，对种集体的地积极性不那么高。在谈到种蚕豆比种小麦好时说：在上海，柯庆施认为麦子农民不吃，有利于上交；蚕豆农民吃，收不上来。我看，如果粮食不紧张，农民不会吃而会卖，因为一亩蚕豆可卖三百六十元。即使吃，也是吃到农民肚子里，没有吃到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肚子里，“肥水不落外人田”。农民吃了这样，就少吃那样，算总账是一样的。这个谈话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同江苏省委负责人谈农村问题》。

7月27日 在天津向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介绍青浦调查的情况和结论。谈话中指出：（一）母猪私养比公养好。为这个问题开了两天会，开始青浦县委思想还不大通，公社也害怕。但把母猪还给农户后，快死的救活了，瘦的变胖了。化肥不足的问题短时间内解决不了，主要出路是靠养猪积粗肥。（二）南方有的地方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北方也有农作物种植方法改变的问题。对此，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轻易把群众的老经验吹掉。（三）南方有些地方的县、社舍不得给农民多分自留地，自留地只占总土地数的百分之二三。自留地有利于解决群众口粮、日用零钱和养家禽家畜等问题。没有自留地这个基础，我看很难讲民主。粮食不到户，讲民主是空的，民主得有物质基础来保证。（四）群众种自留地积极性很高，种集体地积极性很差，这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对缺点错误要向群众摊开讲，这样做不会降低威信，而会提高威信。有的地方不敢讲，说缺点错误是个别地方个别干部的事，群众不相信。群众是讲实际的。

7月 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央写出《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强调这种包工包产责任制不是“包产到户”，也不是“单干”。此前，曾希圣就安徽试行责任田的情况向乘火车路过蚌埠的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可以推广的认可。十月，毛泽东在中央明确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而不是大队之后，认为搞“责任田”之类的试验已不必要。十一月十三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指出：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原则的，要引导农民逐步改变过来。

7月底 由天津到北戴河。

8月7日—11日 在北戴河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有关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问题。

8月7日 晚，同周恩来谈话。

8月8日 致信邓小平，报送在青浦小蒸人民公社进行农村调查的三份报告。信中说：小蒸公社是我一九二七年做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情况比较熟悉。工作组中有两位同志也是当年和我在此地做过农民运动的。农民知道我们，所以敢于讲话。他们的意见主要是：粮食吃不饱，基层干部瞎吹高指标、生活特殊化、不作自我批评、没把集体生产组织好。但农民也认为解放后得到了不少好处，主要是：分到土地后“好过年了”，荡田淤高了，电力灌溉多了，化肥多了，虽然还受干部一点气，但比国民党时好多了。调查报告之一题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其中指出：目前在养猪问题上，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已经确定，但对母猪公养或私养，还没有明确规定，需要迅速解决。从调查结果看，私养母猪养得好，产苗猪多，成活率高。因为，私养几个人管一头，公养一个人管几头；农民对母猪像对产妇、对苗猪像对婴儿一样关心；私养猪饲料比较充足，比公养猪长肉多，积肥多，可以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节约稻草，能赚钱。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关键。母猪私养也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有的地区，例如上海市近郊的蔬菜产区，农民缺乏养猪经验，目前还不可能做到私养。另外，良种公猪和一部分良种母猪也应集体饲养。调查报告之二题为《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其中指出：在农作物安排上，这里存在着两个争论问题：一个是种不种双季稻？一个是多种小麦还是多种蚕豆？农民不赞成种双季稻和多种小麦，认为这样“明增暗减，得不偿失”。理由是：种双季稻，影响寄秧田的产量，多用种子、肥料、劳动力，不能种夏熟作物（豆、麦）。双季稻长得矮，稻草少。全面算账，双季稻比单季晚稻每亩多收二百二十斤，但各种损失合三百一十到三百三十斤。另外，这里地势低，种蚕豆比种小麦产量高，用肥少（豆料植物有根瘤菌，可以固氮），豆萁可以作水稻底肥，青蚕豆可以当菜吃、顶粮食，蚕豆出口价比小麦进口价高。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主要决定于无霜期的长短，以及人口和耕地的比例等因素。种多少小麦，主要决定于地势和土质。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历史上形成的耕作习惯不宜轻易改变。调查报告之三题为《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其中指出：小蒸地区在高级社时期的自留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人民公社化时统统归公；郑州会议后分了三百亩大田，但秋天又归公；“农业六十条”下达后，又重分自留地，但大田只占耕地总数百分之零点五。社队干部认为有必要再多分一点，扩大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其中大田占百分之三点五。增加自留地，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容易提高农民积极性，不仅不会妨碍相反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和征购任务的完成。八月十二日，邓小平批示将这三个调查报告印发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陈云的信和三个调查报告收入了《陈云文选》，题为《青浦农村调查》。

8月13日 李先念将陈云回家乡调查后反映粮食问题的两份材料批给王任重、陶铸参阅，并在批语中说：这是陈云同志带着几个同志到家乡调查来的，看来有参考价值。粮食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肯定过不去，靠进口是非常危险的。农村情况除特重灾区之外，今年比去年好些。城市、农村必须兼顾，现在部分地区有过分偏到农村方面的想法，同时，城市也要大量压缩人口。

8月中旬 由北戴河返回北京。

8月19日 上午，同前来住所探望的周恩来谈话。

8月21日 上午，由北京抵达庐山。

8月23日—9月1日 在庐山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工业问题，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八字方针”已经提出一年多了，但一直没按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丧失了一年多时间。今后三年，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在必须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必须退够。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会议还讨论了粮食、财贸及教育问题，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和《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会议期间，陈云向毛泽东请示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会议于九月十六日结束，陈云因病只参加了会议的前半期。

8月25日 毛泽东复信胡乔木，劝他安心养病，不急于工作，信中说：“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

9月1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局第一书记汇报会上发言。发言指出：（一）基建规模和生产指标要退够。何谓退够？就是退到可靠的基础上，要以经济能活动周转起来为标准。只要经济活起来了，基建规模和生产指标就可以逐渐增加。现在粮食和物价已达到非常紧张的程度，如果工业投资再搞得很紧张，又会重复以前保钢、保煤的错误。煤和钢材不能孤立地领先，要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在使经济全面活起来中领先。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的第三条，建议加上“保重点是为了搞活”的内容。（二）调查研究工作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派工作组下去调查研究，一是由综合机关主持召开五六个单位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参加会的人，老工人、技术干部、行政干部和看法左、中、右的都要有。要宣布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让大家畅所欲言地从各个方面把问题兜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地研究。当前要着重抓住煤炭、冶金、机械、三类物资、物资分配、中央与地方关系这六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中央与地方的问题主要是集中与分权问题，过去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对发挥地方积极性有影响，现在又分散过多。总的原则应是既要集中统一，又要分级管理。集中统一主要靠国家计委，也要靠各省、市，只靠中央与中央局不行。（三）建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把综合平衡问题单写一条。因为，指示的八条中有五条与综合平衡有关。有综合平衡才有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一马当先”、“四保”（即保钢、保煤、保粮、保棉），只能在特定条件下搞一下。综合平衡与单打一不一样，单打一会打断经济上相互间的联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很重要，有计划主要是按比例。综合平衡与抓重点没有矛盾，有计划按比例本身也是有重点的，苏联和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都以重工业为重点。改善农业现状需要许多年，工业支援农业不能着急。国家计委的工作过去主要是搞基本建设，现在工业基础大了，今后要转到搞生产中的综合平衡为主。对生产能力的估计要清醒，不能过分。比如计算铁的生产能力，要以能调拨的数量为准。中国贫矿数量大，要洗选、要烧结，这些现在都跟不上。在发言讲到第二点时，毛泽东插话说：“我赞成陈云同志提的办法，主要开小型会议，要取得一致认识，然后去做，接近客观实际就好办。”在讲到第三点时，毛泽东插话说：“讲得好，请陈云为‘工业指示’写一条综合平衡。”

9月2日—7日 在上海休养。

9月5日 同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戏曲组负责人谈话，指出：群众喜欢听的书，不一定就是好的。这要看它是多数群众喜欢，还是少数群众喜欢；是合乎群众长远利益的，还是相反。旧社会的跳舞厅、妓院，有人喜欢去，如果再开，还是有人会去的，而且去的不一定都是资产阶级。所以，衡量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书目中那些黄色内容，过去很能卖钱，现在仍会有人欢迎，但危害很大。这种传统不能挖掘，群众欢迎也不能要。这一点绝对不能让步。这个谈话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衡量一个节目的好坏，要看对人民是否有利》。

9月7日 晚，由上海乘火车返回北京。路过南京时，同前来送行的江苏省公安厅负责人谈有关市场和投机贩卖等问题，指出：“活而不乱，管而不死”，这在当前还办不到。要经济活，就可能有点乱。如果用政治手段管，一管就死。只有用经济手段管，才能管而不死。例如，投机倒把的人卖鸡蛋，一个五角钱，国家卖，一个一角钱，这就好办了。可是，目前我们在经济上没有这个力量。根本原因是物资缺乏，消费能力与物资供应之间有很大差距。现在全国消费能力约为七百亿元，由于缺少猪肉和棉布，仅这两项就造成一百二三十亿元的缺口。这个缺口，日用工业品很难补上。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今年要进口七百万吨粮食，明后年还要进口，有了粮食，就可以多养猪，多种棉花，这样，才有能力解决市场问题。在大办粮食的同时，要坚决压缩城市人口。一面抓生产，一面压缩消费能力，才能使物资供应与消费能力逐步趋于平衡。

9月8日 下午，回到北京。

9月22日 同李先念、叶季壮、卢绪章研究进口粮食问题。

9月25日 致信吴宗锡，谈正在筹建中的苏州评弹学校的教育计划，指出：苏州评弹学校的学制，可先定轮廓，以后逐步总结。

9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业支援农业小组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一）明年的农机工业要把材料和制造能力主要用在零配件的制造方面，以满足维修破损机械的需要。如有余力，再制造一些新的机械。（二）工业支援农业应该分别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和方法，要考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问题。中国人口多，解决吃饭问题，一要开荒，二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要改造农田、培育种子。同时还要在山上打主意。造林是国家百年大计，它既与农业增产有关，又与工业建设有关，工农业生产都离不开它。还要下海，海里的东西很多。（三）提高粮食产量要大力推广良种和发展化肥，美国当年就是靠这两样。禁止瞎指挥以后，中央机关应该对此进行研究和规划。会议听取了农机部副部长黎玉的汇报，要求林业部、水产部、农业部组织有关方面研究陈云提出的上山、下海和农田改造、培育良种问题。这个讲话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工业支援农业应该区分不同地区》。

9月29日 收到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的信。信中提出：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即生产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大发展仍然受束缚，群众生产积极性仍然受影响。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六年（从高级社成立时起）糊涂日子。“三包一奖”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永远弄不清。

9月30日 晚，出席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0月1日 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首都军民庆祝建国十二周年典礼活动。

10月7日 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邓小平等接见内蒙古、新疆、西藏等省、市、自治区少数民族国庆观礼代表团全体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国庆观礼代表团全体代表。

10月8日、10日、11日 用三个上午听取中共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关于机械工业情况的汇报，部署明年一月召开机械工业座谈会有关事宜，在讲话中指出：经济工作要靠算账，不算账睡不着觉，模模糊糊、心中无数不行。现在机械工业有很大发展“一五”时期靠苏联供应机器，我们只是跑龙套，现在要做主角这是重大改变。由仿造变创造，要做很大的组织工作，这样才能达到独立、成套、高级。现在配套还不够，维修力量也不够，这方面调整不好，上不了轨道。要把定点工作做好，哪些有余，哪些不足，老厂分工做什么，空厂房怎么利用，这些都要搞清楚，然后提出基建要求，否则“原材料能力不足、加工能力有余”的帽子摘不下来，机械工业毫无生路。制造短线设备，不只要算投资，还要算材料，特别是算关键材料。现在提的意见还不够，没有谈到搞机电“百货公司”品种不全、周转供应不足的问题，也没有谈到后备材料偏紧的问题。看来生产和基建计划还要缩小，有多少材料干多少事。问题不在于生产数字高低，而在于能否调整好生产秩序。自行设计、采用全新结构的只是个别产品，大量的还是先采用别人的资料。从仿造到创造要一步一步来，按规律搞。向世界最高水平看齐，要根据自己现有的能力，安排先搞什么后搞什么，快搞什么缓搞什么。先进东西不要放弃，要积极试验，但我们还是土洋结合阶段，先搞做得到的东西。组织机械工业座谈会要先谈厂外问题，后谈厂内问题。整个工业问题不解决，厂内问题也难办。比如，生产指标高低、各部门综合平衡、管理体制等等，都关系到厂内问题。在谈到产品质量问题时说：“煤炭会议上本溪同志发言，东西不好，但是维护使用有很大关系，用户有了责任制，实行包干以后，好的奖，坏的罚，设备的维护就好多了。东西不好，维护好，就能延长使用期限。假使没有责任制，乱糟糟的，东西再好也不行。我家里有一个挂钟，钟的年龄比我还大，但是维护得好，还很好用，假如在机关早就报销了，维护好是个大问题。”还指出，看来，真正要搞计划经济，没有统一是不行的。统一计划关系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民生活，一个是建设问题。只顾人民生活，不顾建设，是近视眼，看不到长远利益，建设搞不好；只顾建设，不照顾人民生活，老百姓也有意见。这个问题要研究。财政分成、物资管理、工厂管理不照顾到地方积极性的一面，也是错误的。总之，统一计划和照顾地方积极性，两方面都不能忽视。十四日，段君毅向陈云、李富春提交了机械工业座谈会的筹备方案。

10月12日 晚，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陪同毛泽东会见并宴请途经中国前往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胡志明、黎笋。

10月14日—11月3日 在香山主持煤炭工业座谈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煤炭部及六大矿务局的汇报。陈云在会议开始时说：这个座谈会是调查研究性的，不作决定。方法是先报告，然后分专题讨论。专题有两类，一类是从厂矿角度看企业内部和外部的问题，另一类是从主管部门的角度看煤炭生产与其他行业、综合部门以及地方之间的关系。调查农业问题可以把一个地方切成横断面看，调查工业问题则不仅要看内部，还要看外部，看它和各个方面的关系。在会议中插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必须有自己的实践经验。三年来有各种争论，客观地总结经验很重要。真事说不假，假事说不真，历史会证明谁是谁非。对一些过去说过错话的同志，要从他们本意是想把事情办好上去体谅。可以考虑由商业部统一安排一部分计划内的煤炭，同农民交换实物。这样既可以使国家掌握物资，又可以减少货币流通量。只要国家手中有五百亿斤粮食、两千万担棉花、四十亿斤肉，就可以基本扭转现在的困难局面。如不行，再搞点高价东西；还不行，再进口一点东西。条条和块块的分工问题，解放十二年来一直没有找出好办法。一九五七年以前中央一包到底，这在开始时是必要的，但对下面卡得太死。以后放宽了一些，制定了财政和企业利润分成办法。一九五八年六月，将大批企业下放，不久发现有问题，又强调全国一盘棋，今年庐山会议也强调要集中。进行工业建设，没有集中统一不行，但中国这么大，不给地方一点权力也不行。具体可否采取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办法，划给中央的地方不要，划给地方的中央不要，井水不犯河水。在总结讲话中，首先分析了三年来煤炭产量大幅度增长和今年以来连续下降的原因，然后着重指出：（一）计划指标和物资供应问题。拟定计划指标，要看各方面条件，不能凭主观愿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就是按比例。是不是按比例，不仅要看当年，还要看五年、十年，甚至二三十年。要做到按比例，第一，要算账，把生产和基本建设所需要的主要设备、一般设备、辅助材料和三类物资，分别计算清楚。第二，根据算账结果订计划，有多少物资办多少事。第三，计划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如果有了缺口，指标向上提，缺口会愈来愈大；向下降，才会愈来愈小，降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下降，在按比例的条件下向前发展。（二）基本建设问题。决定建设规模时，必须有相应的投资、材料和设备。标准过高，造成浪费不好，但标准过低，搞所谓简易投产，建设起来不能正常生产，后果更不好。现在，大家都说北煤南运不经济，但投资没有那么多，最近几年还是北方多投资一点，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再建设南方的新基地。（三）工资奖励制度和职工生活问题。采掘工人基本上实行计件工资，有利于调动积极性。粮食奖励，一种是“减人不减粮”，一种是给百分之四十的奖励粮，两个中间选一个。企业完成计划任务后，“多出一吨煤，多给一斤粮”，也是一个好办法。稳定煤矿职工队伍，要使安全、卫生条件好一些，工资水平高一些，适当解决家属住矿问题，吸收矿工子弟做工。（四）技术人员问题。发挥技术人员、特别是老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要使他们有职有权。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对他们主要看现在的表现。要采取热情态度，帮助老知识分子改造和提高。（五）企业管理制度问题。现在许多企业行政领导太弱，如果不配备比较强的干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行不通的。党委要集中精力处理重大问题，把党管好。要把党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如包揽行政事务、规章制度破多立少、强调政治挂帅不讲物质鼓励、强调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尊重科学和技术人员等等，统统去掉。群众运动要有利于加强企业管理而不能削弱企业管理，要把不应该废弛而废弛了的规章制度统统恢复。上述插话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在煤炭座谈会上的插话》。

10月15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大会，在发言中批评苏共公开暴露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分歧和争执的错误做法。会议期间，周恩来拜谒了列宁、斯大林陵墓，并提前离苏回国。会后，赫鲁晓夫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

11月3日 出席由刘少奇召集的市场问题座谈会。在发言中说：现在的情况和一九五六年不一样，那时物资充足，不怕私商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而现在，城里人吃不到东西，要到农村买。你不允许私商合法化，他还要偷着搞，你如果允许，他就会大搞。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有收购不到农产品的危险。总之，东西多了就可以“放”，少了就要“统”。现在，城市职工的钱转移到了农民手里，农村是否提高日用商品价格，我还没有想好；城市里决不要提价，还是采用太原的办法较好。要改变目前局势，必须增加农产品，而且是主要农产品。但如果每年只增加二百亿斤粮食，到了一九六五年，城市口粮标准还赶不上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因此，只能慢慢恢复，打打补丁，真正的调整要有几年时间。（刘少奇插话：问题是这几年如何能过得好一点，你要想点办法。）我正在想这个问题。我看，关键还是解决粮食问题。粮食抓到手，就可以大力发展经济作物。

11月7日 晚，同秦仲达谈话，就他提出的关于化工部请求调整及补充氮肥厂进口材料的问题答复说：五套氮肥厂材料订货漏项及现有大氮肥厂检修需用的特殊钢材都可以提出来补充订货，但与氮肥无关的石油裂化及合成酒精所需要的材料则不宜动用氮肥厂进口材料项目调整、补充。因为，氮肥进口材料是向中央作过报告的，专款专用。过去测算需一千六百万美元算少了，应当提出说明，补足漏项。进口材料还是比较容易的，难的是设备制造和安装投产。二十六日，陈云批准化工部关于用化肥厂进口专项外汇补订漏提材料的报告。

11月10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就粮食和市场问题发言说：要把国民经济被动局面转变过来，粮食即农业是关键。在粮食问题上，应该有这样的目标：一是要过得下去，一是不依靠外国。我们力争快一点达到这个目标。明年各地向中央上交的粮食数量，前提还是看向农民征购多少粮食。有人说，中央不要管征购多少，只管上交多少就行了我看不然，征购数和上交数很有关系，如果征购不了那么多，上交也就保证不了。今年征购七百二十亿斤偏少了，明年有可能增产二百亿斤，从中征购一百亿斤，使明年征购数达到八百二十亿斤。这几年农民的生活很苦，确实要改善一点，但又不能改善得太好。要下定决心，明年从农民那里再多征购一点，这是全局主动的第一个棋子。第二个棋子是，城市人口该减少的还得减少。十月底已经放下去了一千万人，明年工厂的情况也不见得比今年好，宁可犯些错误，把那些不应该放下去的也放下去，放错了，让他回来很容易。一方面粮食征购多了，一方面城市粮食销量减了，有了这两方面，剩下的问题就好解决了。现在农村初级市场非常混乱，由于供求不平衡，市场价格很高，只值五亿到十亿元的农产品，让农民套去了三十五亿元。农民有了钞票，就不卖东西给国家。我从抗战时期就做财经工作，我的看法是，工人工资不能太高，农民生活也只能一点点改善，因为国家要搞建设，大家都要贡献一点东西。我向来主张开放自由市场，但在物资不足、市场不稳的情况下，对自由市场开放不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要认真考虑。对农民套去的钞票，要分析它的来路，研究解决的办法。比如，高对高，黑对黑，拿出一批高价糖果、高价脚踏车，专门卖到集市上，用以回笼货币。这个发言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粮食问题与市场问题》。

11月24日—12月17日 分十二次主持冶金工业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薄一波、袁宝华，以及冶金部负责人王鹤寿、吕东、高扬文等。陈云在会议开始时说：这个座谈会主要是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不作什么决定。在研究问题中，可以无所顾忌、左思右想，提各种看法，不扣帽子。座谈方法是先报告，后讨论，讨论内容以综合问题为主。重点了解三个问题：钢、铁、特殊钢的生产及技术已达到什么水平；还存在什么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怎么解决；短期和中期的发展前景如何。会议分为两个阶段开，先谈钢铁，再谈有色金属。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中指出：（一）现在铁矿石产量还在下降，原因是农民不再挖了；重点矿山的机械失修，职工减少，在岗工人工资降低，营养跟不上。这几年对农民挖矿的可能性估计高了，对投资需要则估计不足。投资应当是补充矿山能力的钱，而我们把维持生产的钱也算作投资。明年国家对铁矿山的投资只有一亿三千万元，而要维持六千万吨铁矿的生产就需要二亿元。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增加工业原料，就要增加机器设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一方面把应当打入成本的生产维持费当作利润拿出来，另一方面把投资用于维持生产。这样，成本和利润都是虚假的。铁矿、煤矿、林业都有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学苏联的算法，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这么算的。（二）今年木材不够，煤矿要用混凝土代替七万立方米的木材。生产建设有十年八年为周期，也有五十年一百年为周期的，植树造林就是以五十年一百年为周期。植树造林既可提供工业原料，又可改变气候。美国大部分地方常年降雨量在五百至七百毫米，全国平均气温在十度以上。苏联像这样的地方只有国土的百分之五。降雨量和气温对农业很重要。（三）对矿山投资上不去，同来自农产品的工业品产量低有关。商品粮拿不出那么多，“小洋群”的技术改造就会发生问题。人民体力年年降低，要想办法分批分阶段解决，先增加粮、菜、豆、蛋，再增加肉、奶。事实证明，工农业同时并举，发展就快，否则发展更慢。（四）进口成套设备要等农业好转、少进或不进口粮食时。一九五七年粮产量是三千六百亿斤，去年是二千八百亿斤，今年是三千亿斤，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水平，还要三年，而且要挤掉一亿亩经济作物才行。另外，还要把欠苏联的八九亿美元外债还清，明年还三亿元，还需要二三年。（五）钢铁工业的关键是增加品种。在钢少的情况下，先投资轧钢部分，会使一部分轧钢能力富余，这不合理。但钢产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二者就可求得合理。外贸方面也有类似情况，为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纱、布生产能力就要有一些富余。穷的时候总会有点浪费，越穷越不经济。座谈会前，对前去看望他的冶金部负责人说：大家都想把钢铁工业搞上去，是好心，谁不想多搞点钢铁？但究竟能搞多少，要充分考虑现实的可能性。否则，好心也会办蠢事，办坏事。

11月27日 李先念就制定一九六二年预算问题批示吴波、王学明、丁冬放，指出：陈云电话询问一九六二年预算究竟是赤字还是平衡？如果是平衡，是否已把企业赔本和不生产的职工所开工资打进去了？如果没有打进去，这样的平衡就不是平衡而是赤字，因此请你们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12月3日 打电话给李先念，谈商业工作条例起草问题。

12月5日 上午，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等前去周恩来处谈话。

12月6日—11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二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在发言中指出：（一）明年农民的生活会比今年好，城市人民的生活要比农民苦，国家物资的收支要比今年紧。工业调整才开始，真正的调整工作在明年。（二）明年减少城市人口的指标虽然只有八百万，但任务很艰巨，要下决心。人减下来，城市粮食销量才能降低，进口粮食才能减少，城市购买力才能压缩。腾出外汇，可以进口工业生产急需的物资。除了学徒和大学生定级需适当增加一些工资外，其他人不要增加工资。（三）城市人民营养不良已经三年，必须全面解决大中城市六千万人民的营养问题。增加肉、油不好办，最有效的办法是增加豆子。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按八个月供应，需要十二亿斤。一斤豆子可做五斤豆腐，每人一个月十五斤豆腐，平均每天可吃半斤。豆子要发给个人，不要发给单位，以免轧油后用豆饼做豆腐。这种办法现在就可以做到，而且有保证。这实际等于增加了粮食和工资。（四）明年计划的重点在于调整而不是准备七年计划，观点必须明确。为七年计划作准备的项目，不急需的不要搞。现在，生产、基建、物资供应三者指标不平衡，物资分配不能留缺口，要留有机动。钢材、木材、煤炭的生产指标不能下，要顶住。现有化肥厂的生产能力由于煤炭不足而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如果能多产五万吨合成氨，就可以增加二十万吨氮肥，增产四百万担棉花。这个发言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对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意见》。

12月20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过去走了弯路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几个大办都是中央决定的，都是错误的。这些错误也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问题是我们认识的过程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

12月20日—1962年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国际国内形势、计划、商业、党的建设等问题，为即将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会议开始时，邓小平传达毛泽东对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认为总的分析，形势还是不错的；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也有缺点错误；责任第一在中央，第二在省。明年一年工作很重要，这次会议要好好议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要有个统一的看法。会议最后分组讨论刘少奇准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书面报告的第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