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粉碎“四人帮”以后

毛泽东逝世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激起越来越强烈的愤慨。大家都觉得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下旬，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王震受叶剑英委托，多次找陈云商量。最初，陈云曾设想用召开中央全会的办法来解决，但反复研究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状况后，觉得应该采取更加坚决果断的措施。十月初，叶剑英请陈云到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谈。陈云后来回忆道：

“同叶帅谈过一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时间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以后的一个晚上。叶帅派他的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我家里来找我，然后由他带领到北京西山叶帅住地谈的。”

“到叶帅住地，叶帅同邓大姐（即邓颖超——引者注）正在一间房子里谈话，我在外面的一间房子里等。邓大姐出来的时候见到我说，好久不见叶帅了，我是来看看叶帅的。我也说是来看看叶帅的。邓大姐走后，我进去，叶帅给我看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主席的讲话，讲话里面有 ‘帮派’这样的字眼，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看了材料之后，叶帅问我，把他们几个人（指 ‘四人帮’）抓起来，你看怎么样？我说，赞成。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问叶帅，这件事是不是告诉聂帅、徐帅？叶帅说，我就要去告诉他们。”

十月六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当天深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叶剑英在两个多月后回顾这场斗争时说：

“‘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个少数。但是，我们要看到 ‘四人帮’里头，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但是，这并不要紧，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还是能够通过推行。自从毛主席病重以后，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由他上传，毛主席的指示由他下达。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一直拖延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叶剑英说：

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疯狂地开始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勾当”。“因此，政治局同 ‘四人帮’的斗争，趋于白热化。政治局全体同志除了 ‘四人帮’之外，同‘四人帮’作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毛主席逝世了，客观形势出现了一个投鼠不要忌器的有利条件。”“但是，要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结果，不露一点声色，不走漏一点消息，不放一枪，不流一滴血，就把这一很重大的任务完成了。”

粉碎“四人帮”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成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标志。

十月七日上午，陈云得到王震带来的好消息。他们愉快地进行了交谈。

为了巩固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成果，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中共中央连续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十月七日到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这次事件，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将此件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还调整和加强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以及中央党政军一些部门的领导班子，夺回了被“四人帮”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二十一日，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陈云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道，兴致勃勃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这一盛大集会。

这时，陈云仍住在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七十一号。他虽然还没有恢复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仍以一个老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密切关注着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为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思考着良策。

十月十六日，仍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与陈云有着深厚战友情谊的李先念，打电话征询陈云对粉碎“四人帮”后各项工作的意见。陈云谈了他所考虑的一些问题。李先念听后认为切中要害，恳切希望陈云把这些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十八日，陈云将意见写成文字，在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后送给李先念。送出前，陈云给李先念写了一张便条：

“十月十六日你在电话中要我把我向你提的意见写给你，现已写出，并与王震、姚依林同志一起议过，他们也同意。特遵命送上，供你参考。妥否，请酌。”在这份意见中，陈云说：

“政治局对 ‘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处理稳妥，进展顺利，我认为很好很好。”

接着，陈云从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形势出发，谈了他对当前工作的六点意见：

“一、要把反 ‘四人帮’的文件写好。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十月六日采取行动。因为：八亿人民中多数还不知道他们阴谋的内幕，七亿农民是在农村和穷乡僻野。因为‘四人帮’中有一位是主席的夫人。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需在主席逝世四个星期就采取措施。

“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支持各省市委工作。使党的这个重要环节能坚强地工作。包括上海在内，让他们自己与 ‘四人帮’划清界限，好好工作。

“四、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经常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工作，要成为制度。

“五、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召开三中全会。

“六、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 ‘四人帮’ 破坏干扰了。”

这份意见里还谈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

防止这次运动中扩大化。对还在闹派性的人，号召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上班工作，团结起来，共同革命；对他们的办法，只能是教育，一切也都为了教育；要防止又翻烧饼。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是老中青，只是不要聂元梓、蒯大富式人物。中央和省市领导同志不要提“四人帮”中个人私生活的丑事，而要批判他们的反动路线和政治上的大事，这样做对党有利。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

这时，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陈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十二天就提出的这些重要意见，确实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

中国人民在粉碎“四人帮”后，渴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很快出现新的局面。然而，事实却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顺利地发展，而是又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徘徊时期。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据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说：在这篇社论中，提到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当时我是同意这个提法的，这篇文章是经我看过上报中央审批的。”对这一明显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提法，陈云阅后陷入了沉思。

在陈云看来，粉碎“四人帮”后，无疑要使国民经济尽快恢复和发展，但是，要使党和国家真正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首先必须拨乱反正，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纠正冤假错案，否则不可能把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一切就无从谈起。因此，陈云重申：必须为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必须尽早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使他重新回到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来。而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定的，提出“两个凡是”，这两件事就不能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一场“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斗争，在党内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三月十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共一百六十多人。会议依照过去的习惯，按六个大区分成中南、西南、西北、华东、华北、东北六个组。中央直属的党政军各单位负责人不单独编组，分别参加六个组讨论。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程有三项：一、交流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经验，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二、商定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三、今年下半年的工作安排。会议分两个阶段。考虑到当时全国计划会议就要结束，所以先请余秋里就《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向会议作汇报说明，然后分组讨论。三月十四日，转入第二阶段，讨论揭批“四人帮”和下半年工作安排问题。

陈云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分在西南组。他除参加五次全体会议中的四次外，还参加了两次分组讨论。

三月十三日上午，陈云来到西南组，并作了书面发言。这份发言，是陈云经过反复考虑后，先同胡乔木商量，随后在耿飚家里，征求耿飚、王震、萧劲光、王诤的意见，才提出来的。陈云后来回忆说：“这个稿子我曾经跟秀才商量了一下。秀才就是胡乔木同志，他看了稿子以后说，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说，一定要写这一点。我说，噢，我是老机会主义分子，你帮我写吧，写了一段。他是个文人，我是个店员，我接受你的意思，还用我的文字。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同志家里谈了一下，五个人：耿飚、王胡子（指王震——引者注）、我、萧劲光、王诤。本来到王诤家里头，他说，他家里头不好，到耿飚家里头，五个人。我说，把这个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

陈云在书面发言中首先高度评价了粉碎“四人帮”的意义。他写道：“粉碎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接着，他提出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以及他的看法。他说：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 ‘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上，陈云只是重申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他写给李先念那份意见中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进一步明确提出：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这份书面发言的最后说：“我国目前总的形势是好的。虽然有些困难，但这是暂时的困难。只要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共同商量，同心同德，经过努力，这些困难是一定会克服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陈云选择三月十三日在西南组提交这篇书面发言，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中央工作会议按照原定计划，这一天，第一阶段的议程就要结束，十四日将转入第二阶段，即揭批“四人帮”和讨论下半年工作的安排。

但是，陈云的书面发言，没有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这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关。当会议工作人员奉命要求陈云修改这篇书面发言时，遭到陈云拒绝。

三月十四日下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在谈到邓小平问题时，他说：我们“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 “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关于天安门事件，讲话中仍说是“反革命事件”。

华国锋最后强调说：“在揭批 ‘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三月十七日上午，陈云参加西南组讨论。在会上，他从维护大局出发，作了有保留的发言。他说：揪出“四人帮”后，当时我的想法同华国锋同志“讲的是一样的”, “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后来，陈云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跟邓小平同志讲：“你碰到问题该斗必斗，有斗不赢的时候，挂个号，记录在案。”

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四月十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并中共中央。信中说：“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 “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邓小平在信中还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中共中央于五月三日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

陈云在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后，五月四日启程赴杭州，休养了近两个月。七月初，又在上海休养了几天，才回到北京。这年，他已经七十二岁了。

在杭州休养期间，陈云的身体仍不好，他又想到多年难以忘怀的评弹。当时，粉碎“四人帮”刚刚七个月，各项工作，包括评弹都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在江青、张春桥的干预下，“文化大革命”中的评弹变传统的一人多角、注重说表为一人一角、加重表演，琵琶还要用钢丝弦，以表现“革命性”。各种流派也要取消，说什么“不要流派要革命派”，许多艺人演唱时一味高腔高调，“评弹已不像评弹了”。

陈云来杭州后，从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日，先后九次观看了苏州、无锡评弹团和浙江省曲艺团的演出，并在自己的住地约来二十多位评弹界人士谈话。他意味深长地说：“趁我现在还有点空闲时间，我要自己找工作做，免得将来忙了，评弹就没时间抓了。”并且提出要召开一次小型的评弹座谈会。

为开好这个座谈会，他写好一份《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他是这样写的：

“（一）团结起来，揭批 ‘四人帮’。”“‘四人帮’破坏了为江南人民喜闻乐见的评弹的固有特色。”

“（二）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

“（三）说新书。”“要反映现实斗争，说好现代题材的新书。”“当然，也不排除在若干年后利用评弹传统节目中经过整理的有益的片段，但目前应该积极努力，坚持说好新书。”

“（四）繁荣创作，积累书目。”“短篇、中篇、长篇都要。题材应该多种多样。”“重新审查解放以来创作（包括改编）的新书目。凡审改后适宜于当前演唱的，都让他们上演。”

“（五）城镇书场和农村书场。”“我国人民大多数是农村人口。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四个现代化，农业排在第一位。评弹应该逐步增加到农村去说书的比重。”

“（六）说长篇，放单档。”“这可以发挥轻骑队的特点。”

“（七）琵琶不用钢丝弦。”“用了钢丝弦，音太响，太刺耳。不用钢丝弦，有利于保护艺人的嗓子，延长艺术生命。”

座谈会召开前，这份意见先在与会人员中传阅。

六月十五日上午，评弹座谈会在陈云住地举行。为了深入讨论问题，参加座谈会的人数不多，只有六人。

陈云亲自主持座谈会。他说：“打倒 ‘四人帮’八个月来，评弹回到了自弹自唱，基本上像评弹了，是有了进步的，虽然有缺点，这样也就很好了。这些成绩要巩固，评弹要像评弹。”他进一步强调说：评弹“可以有所改进，但不要像张春桥那样的 ‘大改革’。各种东西都可以改进，评弹也可以改进，但不能改掉评弹的特色”。

对评弹节目的内容，陈云提倡说新书。他说：“传统书目里也有可以利用的东西，但是现在要说新书，这是时代的需要。”陈云还说：“现在书目太少。”可以组织若干创作小组，“开始先搞一回书，逐步变成中篇、长篇”。“书目要逐步丰富、加工。开始粗一点不要紧，可以由粗到细。”

对书场问题，陈云说：“过去我给你们说，江浙评弹听众可能有一千多万。现在江浙一带农村人口更多了，去演出非常必要。所以我提出，演出要城镇加农村。”“评弹比戏剧容易下乡，去农村说书要作为一个方向。”

陈云还针对“四人帮”无视评弹艺术规律，一味追求高音，建议评弹的伴奏乐器——琵琶不要用钢丝弦。这是从保护艺人嗓子的角度考虑的。他征求大家的意见：“看可不可以这样定下来？”大家表示赞成。

为期三天的杭州评弹座谈会结束了。六月十九日，陈云同部分与会人员谈话。对《评弹座谈会纪要》，陈云要求写得“朴素一些，不要吹”。他说：“这次会议起什么作用，过两年看，可以让人家来说。实事求是，这是党的传统做法。”“我们不要搞 ‘四人帮’那一套歪门邪道。我的意思，只要写上‘这次会议是重要的’，就可以了。”

陈云在谈话中还特别强调要研究评弹理论。他说：评弹究竟来自人民群众，还是来自士大夫，你们研究过没有？“我看，评弹主要来自人民群众。”“有人对我说，评弹和川剧文学价值高，那是因为苏州、四川都有一批清闲文人，帮助进行加工。我看，这说法有道理。再有，那里的茶馆多。茶馆过去叫 ‘百口衙门’，在那里讲道理，评是非。群众喝茶，讲新闻，谈 ‘山海经’，语言丰富、生动。评弹艺人是从这个基础上提炼、丰富的。”

这次评弹座谈会形成了两个文件，一个是陈云写的《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另一个是《评弹座谈会纪要》。文化部很重视这次座谈会。文化部负责人华山说：“陈云同志已七十多岁了，还这样关心文艺事业的发展，并亲自做工作，这种精神很值得学习。”他责成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落实。不久，文化部加写按语，向全国批转了这两个文件。

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评弹渐渐恢复了它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潜在的问题又日益显露出来。

这时，由于现代题材的新书较少，艺术上也不够成熟，各地对开放传统书又比较谨慎，导致评弹上座率低，艺人说书情绪不高。陈云一面继续提倡以说新书为主，建议组织有毅力、有志于说新书的中年、老年艺人合作，集中精力，加工好两三部新长篇；一面又指出：“闭目不理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书，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只有既说新书，又努力保存传统书的优秀部分，才是百花齐放。”

对于青年演员“基本功”差，陈云也很忧虑。他说：“评弹要研究说表。现在的青年演员，说表功夫差得很，像 ‘抢三十’，太快了。老艺人说表都是很清楚的。不注重说表，弄不出好书来。”他说：“评弹学校培养学生，要着重说表，提高说表艺术。说、噱、弹、唱不灵光，书就不好听。”他还说：“要练说表，就要放单档。”“不少有名的艺人都放过单档。”“要久炼成钢。”

对于评弹上座率低的问题，陈云认为评弹本身的问题要讨论，也要找一找社会原因。他认为，评弹是有教育意义的，应该分析听众特别是青年听众爱听什么书，以利于评弹演员的创作和表演。

到了八十年代初，随着大量外来文化的涌入和社会环境发生的变化，评弹界出现一种倾向：在书目和表演上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影响了评弹艺术的健康发展。有些“老听客”甚至发出这样的议论：“不是我们不喜欢评弹了，实在是好演员、好节目太少了。”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日，陈云赴上海休养。四月五日，在听取上海评弹团负责同志关于评弹界出现的新问题的汇报时，陈云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方针，明确指出了振兴和弘扬评弹艺术的道路。陈云语重心长地说：

“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

“要出人，出书。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逐步提高，逐步增加。过去，艺人大都是千方百计钻研艺术的。艺术必须靠自己集中心力去钻，勤奋出人才，同时还要有竞争。”

“我们要用走正路的艺术，打掉歪门邪道，引导和提高听众。要保持主力，保存书艺，提高书艺。出人、出书、走正路，评弹是可以振兴的。”

陈云的这篇讲话，经整理发表在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曲艺》杂志上。这些论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发展评弹艺术的指导方针。

陈云十分重视对新书的扶持。《真情假意》是上海评弹女作家徐檬丹创作的一部中篇弹词。它以生动曲折的情节，揭露了有的青年以金钱、私利为选择伴侣标准的恋爱观，赞扬了自我牺牲、关心他人的高尚品德。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陈云在苏州会见评弹界人士时说：“《真情假意》抓住了现在社会风气中的问题，有时代气息，符合适应青年、提高青年的要求，能起好作用，所以是成功的。”到了杭州，他又几次提到这部弹词说：“我听了二十遍，现在还想听。”

五月中旬，陈云由杭州飞返北京。六月十一日，他写信给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指出：

“上海评弹团徐檬丹同志写的《真情假意》，是评弹中的一个好的中篇，是适合青年、提高青年的作品，有切合现实的时代气息，对广大青年有教育意义。可否考虑在此基础上改编为话剧？改编时本意不变，但艺术处理应该适应各种剧种的特点。”

在陈云的推荐和促成下，《真情假意》相继被改编成话剧、广播剧、轻歌剧《芳草心》等演出。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经陈云亲自审定，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该书收入了陈云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八三年有关评弹的谈话、文稿和通信共四十篇，记录了陈云同评弹界的交往和他发表的重要意见。原书名为《陈云同志文稿（关于评弹部分）》，在送陈云校阅时，改为《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陈云说：“我是搞穿衣吃饭的，评弹是我的业余爱好。这本东西同已经出的那两本文稿不同。”

这本书出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文艺界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的通知》，指出：“陈云同志的这本著作，不仅对我国评弹艺术在建国后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作出了科学的总结，而且对党和国家的整个文艺工作，对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通知要求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认真学习这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不少文艺界人士读了这本书以后，感到“惊异并敬佩”。文艺评论家陈涌在《陈云同志与评弹艺术》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什么样的领导才是正确的、符合艺术规律的、实事求是的领导？《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正好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为党如何正确地领导文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做出了一个极好的榜样。”“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繁忙的工作中还经常殷切地关心文艺，这本来便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亲自动手去进行调查研究，摸透一门艺术的过去和现状，然后进行系统的指导。对陈云同志的这种作风，这种精神，恐怕多数第一次读到这本著作的人都不能不感到惊异和敬佩。”

一九七七年七月四日，陈云结束了在杭州和上海的休养，返回北京，准备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这是中共十一大即将举行的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实际上也是中共十一大的预备会议。华国锋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中央认为“现在有必要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巩固和发展同 ‘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他还解释说：“党的十一大计划在七、八月召开。这次会议开得太晚了不好，不利于我国迅速走向大治，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再早也不可能，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这次中央全会的议程和开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十六日至十七日，讨论并通过关于人事和组织的三个决议：一、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二、关于恢复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议；三、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第二阶段，十八日至二十一日，讨论并通过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和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一百三十三名，候补中央委员九十四名，共二百二十七名。除刘伯承因病请假外，全部到会。

陈云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出席了十届三中全会，并参加东北组的讨论。

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根据全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

中国共产党这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说：十大以后，毛泽东一再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但是，“四人帮”竭力破坏捣乱。现在，“四人帮”打倒了。这样，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 ‘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但报告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认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并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作为十一大路线的基本内容肯定下来。这说明党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完成拨乱反正。报告要求“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陈云作为上海代表团的代表出席了中共十一大，并参加小组讨论。八月十四日，陈云在小组会发言中强调指出：“抓纲治国，首先要治党。”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两点意见：一是“中央、省、市（包括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要对抬轿子、吹喇叭和逆风恶浪袭来时随风倒的人，保持警惕。这样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抬轿子、吹喇叭、随风倒的人确实有”。二是“要认真做到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做，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必须防止极端民主化，但更可能出现的是自觉地遵守纪律。由高度民主而来的高度集中，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就能出现。”

八月十五日，陈云又出席上海代表团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会议并发言。他提议在第二章第十二条“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有不同的意见，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讨论，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报告，但在行动上必须坚决执行”这一自然段中，应该加上“允许保留意见”的内容。

陈云很重视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见，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应有“允许保留”的权利。特别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权利就显得更为重要。为了使大家注意这个问题，他在会前查阅了七大、八大、九大、十大的党章中有关党员权利的条款，并将它们摘抄下来。这些条款都规定有这方面的内容。其中七大党章中有关党员权利的条款，是他专门请姚依林查阅的。姚依林在致陈云的信中说：“七大党章有以下几条，似可择其要点，补入新党章。”经过陈云的提议，中共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在第二章第十二条中规定了允许党员保留意见的权利。

陈云这两次发言，话虽不多，但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应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十八日，中共十一大闭幕。邓小平在闭幕词中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后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共十一大是这样评价的：“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 ‘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这些重大的错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从根本上得到纠正。

中共十一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二百零一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三十二人。陈云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月十九日举行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华国锋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这时，陈云仍然没有能够进入中央政治局。早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有几个小组要求十届三中全会把陈云选进中央领导核心，但没有被采纳。此后，邓小平、李先念等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要求陈云出来工作，有人却说：“毛主席讲过，陈云一贯右倾，不能重用。”到了十一大的时候，参加十一届一中全会的李强回忆说：“十一大斗争也很激烈。在选政治局委员时，我们提出邓大姐、王震、陈云同志当政治局委员。”结果未被接受。

姚依林也回忆说：

“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所有小组都提了，要选陈云同志为政治局委员，邓小平、李先念同志也多次提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家攻得厉害，大势所趋，才解决这个问题。”

一九七七年九月九日，是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许多老同志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纪念文章。二十八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文章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地把“实事求是”提到根本思想路线的高度。陈云指出：

“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在这篇文章中，陈云尖锐地指出：

“由于 ‘四人帮’的影响，今天还有这样一些领导机关，这样一些党员干部，在他们中间，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毛主席长期倡导的那种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具体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报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

陈云这篇文章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同邓小平提出的“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一正确的主张相呼应，为不久后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定下了基调。

陈云的这篇文章是应当时的宣传口和新华社约请而写的。文章写出后，有人专门同十一大的报告一句一句地对照，说要改成一致。陈云说：既然每一句都要讲得一样，你们还约我写文章干什么？这实际上也是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批评。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纷纷转载。这篇文章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基本道理，并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就从基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在全党激起强烈反响，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它却受到一些负责人的非议和压制，说“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实际上，早在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后来，到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在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社编辑部一篇文章时，又加写过这样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旗帜鲜明地支持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指出：“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陈云也十分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反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精辟概括，常常把它写成条幅，广为传播。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但是，由于对十年动乱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认识不足，更由于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错误还没有得到纠正，在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后，不适当地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全面跃进”，使经济工作又一次出现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冒进倾向。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即将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各项准备工作。华国锋主持会议并讲话。

二月二十六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这天，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指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报告提出：“按照十年规划，到一九八五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斤，钢产量六千万吨。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八年间，我国农业总产值每年要增长百分之四到五，工业总产值每年要增长百分之十以上。这八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的产量都将大大超过过去二十八年增加的产量。这八年，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二十八年的总和。”报告还进一步提出：“今后八年，特别是近三年，生产的增长必须立足于现有基础。”“在这同时，国家计划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和五个重点港口。”

报告中提出的这些要求和指标，是脱离实际而不可能实现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一九七七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三。八十种主要产品中，完成和超额完成产量计划的有六十五种，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有五十二种。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收支相抵，结余三十一亿元，扭转了连续三年收入完不成计划、支大于收的状况。市场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国民经济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主要是，由于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比上年减产七十一亿斤。煤炭、电力供应紧张。许多企业管理仍然混乱，大约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企业产品质量、燃料动力消耗指标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效果没有明显提高。列入计划的三十八种产品的新增生产能力，有二十二种没有完成计划。对改善人民生活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致使职工住宅、城市公用事业、商业服务等方面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对这些问题，陈云保持冷静的态度，强调经济工作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不能脱离实际地急于求成。当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华国锋的政府工作报告时，陈云在东北组会上发言，首先指出要重视农业。他说：“关于农、轻、重的摆法，在实际执行中，有些同志往往不一定这样摆法。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把农业搞上去要费相当的劲，认识不一定一致。报上提到建设工业省，但很少听到提工业、农业省的。中国的特点是有九亿多人口，耕地面积只有十五亿亩，其中还要用一部分耕地种植经济作物。美国人口少，土地多，气候好。苏联土地比我们多。中国耕地少，人口多，是个基本矛盾。我们今年进口七百万吨粮食，前几年也每年进口四五百万吨。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减少一些进口。即使今后产量达到八千亿斤，人民生活水平比起解放前有很大提高，但比较来说，相当一个时期内生活水平还比较低。因此，农业要下决心搞好，除认真开展学大寨运动，这是基本的，但还要采用必要的措施，如南水北调，建设商品粮基地，增加必要的农业投资等。”陈云在发言中还指出：“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特别是在钢产量达到年产三千万吨的时候，如果这些钢质量都是好的，那是很顶用的。其他工业也是如此。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

二十一日，当二中全会东北组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陈云在发言中说：“宪法的有关条文修改得很好。”他举例说：第四十九条“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不仅规定劳动者有正常的节假日制度，还载明 ‘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这实际上就是对那些‘干不干，一个样’的有力批判，同时能起到鼓励人民群众为国家多作贡献的作用。”又如，第九条将“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改为“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这样“更符合党的政策，更有利于调动各阶层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一共开了八天，三月五日闭幕。大会选举叶剑英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选举宋庆龄、陈云等二十人为副委员长。大会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十三人为副总理。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根据华国锋的意见，国务院于七月至九月间召开务虚会议，研究如何加快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会议从近两年来国民经济显著好转、“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严重恶果很快就可以消除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出发，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有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此，会议强调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大量利用国外资金，来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

七月十一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他说：“一九七五年开了务虚会，搞了一个十年规划。由于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那时我们的思想还受束缚。”“粉碎 ‘四人帮’以后，十年规划经过修改补充，五届人大公布了几个主要指标，在国内起了很大作用，国际上影响也很大。现在看来，十年规划还不够完善，还要发展，要继续修改、调整、充实。”他说：“这一段许多同志出国考察，总的感到我国的科学技术、生产水平、管理水平，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是低的。考察回来后，大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更强了。”关于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问题，华国锋说：“原来我们提了一个六十五亿美元的引进方案，以后看到形势发展好，认为可以多搞一些，提高到一百八十亿美元。现在提出 ‘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也是合乎认识规律的。”

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李人俊在这次务虚会上谈了对加快引进先进技术问题的看法。他说：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央原则批准的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的引进总规模为一百八十亿美元。以后，中央领导同志又陆续批准追加了一些项目。最近，各方面又提出了扩大技术引进规模的设想，国家计委初步汇总了一个八百五十亿美元的方案。十年规划拟定国内投资四千亿元，如引进扩大到八百五十亿美元，加上国内的配套工程，国内投资将达到八千亿元。鉴于有些引进项目的准备工作不够和国内配套、消化能力跟不上，初步挑选的项目，约需外汇五百五十亿美元。李人俊根据当时的国力情况指出：八年内，我们要用几百亿美元引进技术和设备，如何保持外汇平衡、如何偿付是个大问题。支付能力一定要落实。“不能只管点菜，不管付款。”五百五十亿美元的引进计划，打算由国家支付一百五十亿美元，利用外资四百亿美元。这四百亿美元，如在六七年内还清，按年利率百分之七点五计算，每年要偿付一百亿美元，共需拿出六七百亿美元。为了保持外汇平衡，必须在一开始就有一个可靠的偿付计划，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要按计划偿还外汇或产品，外贸部门和银行进行监督。“冤有头，债有主，谁还不起，找谁算账。”

这次国务院务虚会从七月六日开始，到八月三日发言告一段落。九月九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会议结束时宣布“今后十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八百亿美元”。

陈云很重视国务院召开的这次务虚会。会上的重要发言和简报，他都看了。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为此，他在七月三十一日向李先念提出：“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我们既要听正面意见，又要听反面意见。”到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谈到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议。他说：

“去年国务院开务虚会，重要发言我都看了。那个时候，我对先念同志说，也对谷牧同志说，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陈云还说：

“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过了三四个月，谷牧在回忆陈云同他的这次谈话时说：“今年国务院务虚会以后，陈云同志对我讲，现在中央下决心大量引进国外新技术，是正确的，我拥护。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搞综合平衡的同志越要注意，不要头脑发热，要搞好综合平衡，国内工作要跟上，不然又会出现新的混乱。要听听反对派的意见。中央越是支持你们，头脑越是要冷静，把引进工作与国内工作平衡好。我认为陈云同志的意见很好，这正是他一贯对党的事业认真负责的表现。”

十年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这八年内，“要用比过去二十八年快得多的速度，开展比过去二十八年规模大得多的经济建设”，为四个现代化打下牢固的基础。但是，事实适得其反。一九七八年，虽然工农业生产进一步恢复，但是由于钢铁等重工业发展过快、基本建设规模安排过大，使得本来就失调的农轻重比例、积累与消费比例更加不协调，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这一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六，而轻工业只增长百分之十点八；积累基金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而消费基金只增长百分之八点四。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大量增加，积累率由一九七七年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三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六点六，成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二十年中积累率最高的年份。这样是难以为继的。

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在一九七八年末以更大的决心来解决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