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投入工农运动

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灾难。中国大地上革命浪潮汹汹涌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工人运动蓬勃兴起。不久，领导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而屡遭挫败的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下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组，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迅速兴起。

商务印书馆是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在这里，陈云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种种思想和政治主张。那时陈云还很年轻，曾“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五卅运动前后，陈云从商务印书馆的国民党党员那里接触到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于是，在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间，经商务印书馆同事薛兆圣、张文菲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闸北区第十五分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分部）的首创人之一。后来，一九二七年七月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左派国民党部也就取消了”，陈云“亦最后退出了”国民党。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这里集中着八十万工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这里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有主要由英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日本和英国等还在上海开设了许多工厂，仅日本开设的纺织厂就有三十七家，这些厂子雇佣大量女工和童工，残酷地榨取他们的血汗。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该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这一事件激起上海民众的极大愤怒。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五月三十日到公共租界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中国工人的罪行。三十日那天，上海工人和学生在公共租界举行声援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并从几路会合在南京路，这时英国巡捕突然发射排枪，打死学生、工人十多人，伤数十人。

这就是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

六月一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并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举行总同盟罢工。随后，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也宣布总罢课和总罢市。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一场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六月三日，商务印书馆宣布，全馆于当天下午及四日停业一天半，对死难同胞“藉表哀忱”。同一天，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等编辑的署名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编的《公理日报》创刊，向市民报道“五卅”惨案真相，声讨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这份报纸每日印一万五千份至二万份，在当时是发行数量很高的报纸。它在创刊时，商务印书馆当局曾动用公司公款，暗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但不肯承印此报。到六月二十四日，《公理日报》办了二十二天，终因经费收不抵支，加上承印此报的小印刷所因受到压力不肯再承印，不得不停刊。

在这场急风暴雨般的反帝爱国运动中，陈云和商务印书馆大多数职工一起，参加了罢市和游行，同时参加“募捐办报”和义卖《公理日报》等活动。这时，他虽然“还只是一个随资本家罢市的店员”，但在亲身参与这场运动的过程中，亲眼目睹帝国主义的凶残面目，也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和其他爱国群众的斗争热情，看到了蕴藏在他们中间的巨大力量。陈云后来总结说：“我对于职工运动及党的组织工作最有兴趣”。在五卅运动大潮中经受的洗礼，无疑对他有重要启蒙意义。

五卅运动的巨大声势，使帝国主义势力受到极大震动，他们采取威胁和利诱的两面手法来对付中国民众。上海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大肆镇压工人运动，取缔工会组织。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初期对五卅运动抱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但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渐动摇乃至屈服。六月二十六日，上海总商会等宣布结束总罢市，上海的反帝爱国运动开始低落。

进入八月，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为避免工人阶级陷于孤军奋斗，决定有组织、有条件地复工。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与共青团中央联合在《向导》杂志上发表文告，指出：由上海等地引发的罢工运动，“还不能立刻形成全国的反抗运动——工人还必须有长期斗争的预备”；上海工人目前应该紧缩斗争范围，为“能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及法律要求而上工”进行斗争。

五卅运动对商务印书馆留下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它直接导致商务员工爆发大罢工，要求组织工会、改善待遇。在这场罢工斗争中，年轻的陈云第一次得到参与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的实际锻炼。

商务印书馆是集编译、出版、印刷为一体的颇具规模的民族资本企业。处在它最底层的是为数众多的低薪职工。他们收入微薄，工作时间长，受着种种不平等待遇，加上资方对集会结社的戒备，使他们的处境日趋艰难，长期以来郁积着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五卅运动给商务职工巨大的鼓舞，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力量，认识到“工人要解脱苦痛，只有工人自己向前去奋斗；工人自身的利益，只有工人自己去要求”。他们决定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

商务的工人组织有着比较好的基础。早在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七年间，中文排字工人就组织过一个“集成同志社”，领导过一次反对资方变相扣减工钱的罢工，失败了。一九二五年二月，共产党员徐梅坤领导组织了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它的主力就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五卅运动后，在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的帮助下，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开始筹组自己的工会。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六月二十一日，印刷所工人五六百人在虬江路广舞台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商务印书馆工会”，推选王景云等二十一人担任工会执行委员。商务印书馆工会本着“提高工人智识，联络工人感情，增进工人地位，拥护工人利益”的宗旨，在全馆范围内展开宣传和组织联络工作。

主要由印刷所工人组织的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后，发行所、编译所和总务处的热心分子也开始酝酿成立职工会、同人会等组织。

八月上旬，陈云、章郁庵（即章秋阳，章乃器的三弟）等发行所虹口分店的一些积极分子，“连开三次秘密会议”，酝酿以罢工形式向馆方提出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等要求。鉴于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发行业务有很大一部分是学生教材，认为罢工应该选择“在秋销关头发动，则结果较为易得胜利”。而诱发此次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商务当局有裁减职员的动议。恰在这时，又有上海邮务工人为争取改善待遇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这样，组织罢工的事情就被提上日程。

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编译所的沈雁冰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党员之一。一九二一年底，他同徐梅坤一起，在商务印书馆发展党、团组织。到一九二五年五月，馆内已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五六十人，其中编译所最多，建立了党支部，由董亦湘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为了重振五卅运动以后受到压迫而渐趋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中共中央再次派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组成以徐梅坤为书记，包括沈雁冰、杨贤江、章郁庵等十余人的临时党团，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陈云因为在发行所职工中有较高的威信以及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被临时党团看作组织罢工的骨干。

八月二十日晚，临时党团以“五卅”宣传队名义召集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即印刷所、发行所、编译所和总务处）的四十多名积极分子，在天通庵路德兴里的三民公学内举行秘密会议。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首先分析“集成同志社”领导罢工失败的原因，认为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正确的领导，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缺乏斗争经验，力量不足，以致被馆方利用工贼、流氓所破坏。随后，会议研究了罢工的策略、方法和步骤。考虑到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地处公共租界闹市区的河南路，传播消息快，社会影响大，又是商务营业收入的经济命脉所在，而且发行所还没有成立工会，行动起来可以出乎馆方的意外，所以决定由发行所首先发动罢工。

但是，发行所密议罢工的消息还是被商务当局知道了。第二天，即二十一日，馆方在发行所贴出一张布告，“大意谓本年内因种种影响，本馆所受损失甚大，现当秋季开学，正是各书店营业旺盛之时，请职工勤勉从公，公司同人应同舟共济，休戚相关云云”。“同时由发行所副所长郭梅生召集发行所各部主任谈话，口头允许每年酌提十万元作为加薪之用（即约加薪一成）”。职工对此并不满意。沈雁冰回忆说：

“当天晚上在天通庵路三民学校开会讨论，因军警干涉，临时易地数次，最后在青云路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开会，到一百六十八人。会议至二十二日凌晨结束，决议罢工，提出复工条件十二项、职工会章程草案、罢工宣言等，并选临时委员十五人：有廖陈云（委员长）、赵耀全、章郁庵、徐新之、孙琨瑜等。罢工就此开始了，这是二十二日的事。”

会议结束后，陈云立刻投入紧张的罢工准备工作。据原商务发行所同陈云关系密切的陈竹平回忆：“接近罢工的前三天，陈云同志和几位先进职工，白天照常工作，晚上又连夜开会，准备罢工的各项工作，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三天三夜没有好好地睡觉，罢工组织得很有条理，很有秩序。罢工前夕，陈云同志又开会到深夜，组织了纠察队，并连夜派人到河南路发行所，将大门及各部门办公室的钥匙全部集中起来，还将工人们上下班的记录卡也都拿掉。等到天明，我们前去上班时，前后门都有纠察队把守，我们从后门进去，到了四楼，饭厅已布置成一个大会场，每个人都分到油印的罢工宣言和对资方提出的各项条件。”

二十二日上午九点五十分，发行所四百多名职工在四楼膳厅开会。陈云担任会议主席。章郁庵向到会职工说明这次罢工的原因。主要有：（一）俸金微薄。月薪不满二十元的职工占百分之七十五，因俸金微薄不能携带眷属的职工占百分之九十五；学徒初期月薪只有二元，三年后加满五元并升为职员；职员满五年不过十五元至二十元。（二）工作时间太长。职员每日上午八时到馆，下午七时半出馆，连路上所费时间共需十三小时，工友每日在十四小时以上。（三）待遇不平。馆内每年的花红，总经理、经理及公司高级职员有几万或几千元之多，普通职员只有十余元或数十元不等，病假也要扣薪，等等。会议一致赞成成立“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通过了职工会章程，并推定执行委员，推举陈云为职工会委员长；并通过职工会罢工宣言和十二项复工条件。

发行所职工会罢工宣言，在陈述了广大职工经受的种种压迫和剥削后说：“我们在这种种压迫的黑暗中，实在忍无可忍了。我们感觉到改进生活、减少工作时间、保障人权和集会自由等等之必要，知道组织工会之刻不容缓。现已集议成章，正式成立职工会。我们既负担这种种使命，凡我职工们，应绝对服从本会，听从本会之指挥，积极奋斗，以求胜利。现本会已议决于八月二十二日起，宣告罢工。”职工会提出十二项复工条件，其中第一项是：“公司应无条件的承认本职工会一切永远之权利，及有代表职工全体永远之可能性。”

陈云后来回忆说：“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应为二十二日——引者注）的商务罢工我是领导的一个人，任当时发行所罢委的委员长。罢工以后即组织工作（应为组织工会——引者注），我即当选为工会委员长。”这时，陈云年仅二十岁。

发行所罢工后，陈云、孙琨瑜、徐新之、恽雨棠四人前往位于宝山路的印刷总厂，同印刷所职工联络。印刷所职工立刻响应罢工，并提出八项复工条件。接着，在印刷总厂内办公的总务处职工，也加入罢工的行列。当晚，印刷所工会、发行所职工会、总务处职工会的代表在印刷总厂对面的东方图书馆底层开会，宣布联合行动，并成立罢工执行委员会，负责同公司交涉。

第二天，即二十三日上午，罢工执行委员会开会，将发行所和印刷所的复工条件合并，并作了修改，主要内容是：承认工会有代表全体职工之权，增加工资，废除包工制，减短工作时间，优待女工，等等。会议还推出同公司交涉的九名代表。

二十三日下午，罢工职工约四千人（印刷厂三千余人）在东方图书馆俱乐部前的广场上集会。陈云担任大会主席。大会通过罢工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复工条件。

为了使全馆职工统一行动，罢工执行委员会派代表到编译所，送去《告编译所同人书》。信中说：“我们为争取改善待遇，已经从前天起罢工了。我们的宣言和复工条件，想来你们都看过了。现在我们诚恳地要求你们，对于我们的行动，表示同情的援助。要求你们和我们一致行动。快到俱乐部开会呀！产生出你们公意的要求。”第二天，编译所全体职工开会公决，参加罢工。罢工执行委员会还写信给商务印书馆在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个分馆职工，希望“热心援助”，采取一致行动。

二十四日，上海《时报》继续报道商务印书馆大罢工第二天的消息，其中有《职工会委员长之谈话》一节。文中说：

“昨日据该馆总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廖陈云声称，自前日至今，公司方面虽屡有人来此接洽，但均非正式，且无结果。在工会方面，确认为有组织工会之必要，其理由有二：（一）增进公司与同人之感情；（二）排除公司与同人之种种隔阂。故先邀公司承认工会，然后再开谈判。在公司方面，增加若干俸金，或肯容约磋商，但须打消工会之组织。由此以观，双方相差太远，风潮当不能即日平静。”

同一天下午，“三所一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推出全权代表十三人，携带经联席会议补充修改前日罢工执行委员会所提出的，并由沈雁冰执笔拟成的复工条件，同公司方面谈判。但在总务处会客室举行的双方第一次谈判并没有结果。“公司方面提出：先开工而后谈判。职工代表反对，谓从无此例。”上海总工会、上海总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六个团体，闻讯后组织“商务罢工后援会”，表示将“竭力援助与调解”。

二十五日下午，联席会议开会，决定“扩充联席会职权”，“改组为 ‘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指挥罢工事宜之最高机关”。委员定为十三人，其中印刷厂工会委员四人，发行所职工会委员三人，编译所同人会委员三人，总务处职工会委员三人。并决定在第二天上午九时正式成立。发行所职工会“仍派前出席联会委员会之孙琨瑜、徐新之、章郁庵三代表为该会委员”。

在产生统一领导全馆罢工的组织机构后，作为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的陈云，主要负责发行所职工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每天都要主持职工大会，通报罢工的进展和劳资双方谈判的情况，鼓励职工们坚持斗争，不达目的决不复工。

到二十七日，罢工已进行了六天，眼看各地学校开学在即，亟需教科书，商务资方被迫作出让步。经过一天反复磋商，到当晚九时达成协议。代表商务资方签字的是总经理鲍咸昌，代表商务劳方签字的是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王景云、章郁庵、黄雅生、沈雁冰等十三名委员。协议规定的复工条件主要是：公司承认工会有协调职工与公司之效用；从十月份起增加工资，增幅从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十不等；发行所柜台减少工作时间一小时，如办不到，此一小时照加工资；女工生产前后各休业一个月；公司不因罢工开除此次罢工人员，罢工期间的薪水照发，等等。协议还规定，上议各条，自签字之日起实行，有效期为三年。这样，罢工时提出的各项要求，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

第二天上午，商务印书馆全体职工在东方图书馆广场集会，由沈雁冰代表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谈判经过，解释了同馆方达成的协议内容。他说：“此次复工，双方都作了让步，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只能如此结束。此后，工友们应努力工会势力之扩大，设立宣传机构，经常对全体职工进行定期宣传，如此方能保障此次胜利的结果。”到会职工一致同意复工条件。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即宣布解散，三所一处全部复工。这场历时六天的罢工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商务印书馆这场罢工斗争，是五卅运动后觉醒起来的职工为自身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进行的抗争。接着，中华书局职工和上海邮政职工也相继罢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罢工胜利后，过了几天，也就是一九二五年八九月间，陈云由董亦湘、恽雨棠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陈云思想上的重大转变，是他新的政治生命的开始。从此，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了整整七十年，贡献出毕生的精力。

陈云下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经过了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是他积极投身罢工斗争实践和刻苦阅读革命书籍的结果。这以前，特别是五卅运动后，他经过同事介绍，常到上海通讯图书馆去读书。这个图书馆是进步文化人应修人、楼适夷在二十年代初创办的。陈云在这里读到了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他进步书籍。对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陈云来说，像布哈林等《共产主义ABC》那样的书，据他自己说，在这个时候“还看不懂”。但他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和《资本制度浅说》，感到：“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他开始“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的道理。后来，陈云这样回忆他入党的经过：

“当时之加入共产党最大的原因是大革命的潮流的影响，同时生活上眼见做了五年学徒，还是每月只赚七元钱的工资，罢工以后，就接近了党了。但当时入党时有个很重要的条件把三民主义看了，把列宁主义概论和马克思主义浅说都详细地看了，那时确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于我影响很大。”

“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 ‘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这个人生观上的改革，对于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

他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还说：“做店员的人，有家庭负担的人，常常在每个重要关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要不止一次的在脑筋中思想上发生矛盾，必须赖于革命理论与思想去克服个人利益的思想。”他举例说：“比如，当我在参加革命后资本家威胁我时，我想到吃饭问题会发生危害，但立即又想到：怕什么？手足健全的人到处去得，可以到黄埔军校，可以卖大饼油条，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没饭吃，归根结底只有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以后，才大家有饭吃。”

人生观的这种根本转变，标志着陈云由一个好学、上进的店员，开始成长为一名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陈云回忆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于“那时发行所党员少，与编译所的党员合在一个支部”，“党的支部书记是沈雁冰”，“在沈雁冰家内开支部会时”，发行所“只有章郁庵和我参加”。一九二六年以后，商务印书馆党的力量进一步壮大，成立了党总支部。这时，发行所单独成立支部，支部书记是章郁庵，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后由陈云接任，他还同时兼总支部干事。在陈云担任发行所支部书记时，康生是中共区委书记，参加过发行所很多次支部会议。

九月一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经过筹备正式成立。这一天，发行所开全体职工大会，选举职工会执行委员，并通过职工会章程。“选举结果：廖陈云、章郁庵、徐新之、唐文光、恽雨棠、谢德生、孙琨瑜、章绍钧、马卫群、吴志青、赵耀全等十一人当选为执行委员。”陈云继续担任职工会委员长。

职工运动锻炼了陈云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也磨砺着他的思想。他自觉地加强革命理论学习。自入党到北伐战争爆发的近一年时间里，陈云多次进过党内举办的流动训练班，潜心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很大提高。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发行所职工会创办了一个刊物《职工》。陈云以“怀”、“民”、“怀民”等笔名在《职工》上先后发表《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总工会是什么》、《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和平之路》、《自治与民众》等文章。这是迄今见到的年仅二十岁的陈云在刊物上发表的最早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工人阶级的地位、工会组织的性质和作用、工人运动的意义以及中国民族运动的道路等，比较全面地反映出陈云这时已达到的思想政治水平。

《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是陈云在《职工》创刊号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他指出：

“工业先进的欧美各国工人，他们已经得到相当的地位了。他们已经组织了政党，在那里夺取政权，联络同一阶级的劳动者，作反抗资产阶级的专政了。”而中国的工人没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处在几重压迫下的中国劳动者，简直满腔苦痛无处诉。”“在最近的几年，工人运动比较急进了，尤其是五卅运动。它领导群众向资本帝国主义进攻，不折不挠，真是民族革命的先锋队。”“商务的职工，与全国的工人，当然是站在同一阶级上。工人运动的最后胜利，就是吾们的最后胜利，实是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不过吾们既做了革命队伍中最勇敢的工人，责任实在也不轻。第一，须联络各阶级起来，作民族革命。第二，解放在水深火热中的自己，要继续不断地奋斗，争到我们最后胜利。但是，这两种重大责任，空口谈兵，是办不了的，也不是一两个人嘶喊就成功的，还要大家集中一个团体，作共同有组织的奋斗，才有成功的可能。”“职工会是我们奋斗的武器。没有武器的徒手奋斗，多么危险！吾们拥护职工会，为了要它代表吾们一切利益，更要它引导我们到民族革命的前线上去，完成吾们勇敢工人应做的工作。”

五卅运动以后，在帝国主义、军阀政府加紧压迫下，九月十八日，淞沪戒严司令部强行查封他们视为眼中钉的上海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和各基层工会发表宣言，抗议当局这种野蛮行径。九月二十二日，各区工人代表在闸北开会，决定成立上海工人代表临时会议，作为总工会未启封前率领上海各业工人进行战斗的指挥部。

《总工会是什么》是陈云在《职工》创刊号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它分析上海总工会被奉系军阀查封的原因，说明工人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五卅运动中，向帝国主义猛烈进攻的是谁？

“谁都知道是勇敢不屈的二十二万工人。然而何以能使这素无组织一盘散沙似的工人，有这样整齐的步伐，一致行动，呼着同一口号，如荼如火，再接再厉呢？那是因为有个总工会在那里指挥。”“总工会的职务，在被压迫民族的中国，固然要指挥工人群众，领导各阶级向帝国主义进攻，完成急需的民族革命，但一方也代表工人一切利益，所以它站的地位，与资本帝国主义对峙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现社会，当然他们不愿意有如此强有力的总工会，站在他们面前。所以封闭是意中事。”“国内的资产阶级呢？一面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想借这支生力军来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一面又觉工人的势力太大了，不能保持他们的剥削手段，又觉可怕，有去此障碍的必要。”“查封总工会的奉系军阀，却不过听他们指挥罢了。”“现在我们反过来看，总工会封闭后，上海工人团体，就此涣散了吗？没有！还是猛力进行，加倍努力，现在的工人代表会，正可以表现出工人势力的集中。”“不过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中间，固然处处受摧残，但是他们的势力只有日日增加，不会消灭的，也好比不倒翁一般，虽则暂时被压，他随时有雄立的可能，只要压力一松。”

十二月上旬，商务馆方违反八月份商定的复工条件，报复性地开除发行所和印刷所十七名工人，目的是“要试验工会力量”。工会几度交涉无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发行所和印刷所的职工进行第二次罢工。陈云在这次罢工斗争中依然参与领导。尽管这次罢工遭到淞沪戒严司令部的武装干涉和工贼的分化破坏，在冲突中有不少工友受伤，但罢工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发行所职工会为了总结第二次罢工斗争的经验，专门出了一期《罢工专号》。陈云在这期专号上发表《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一文。他指出：发行所职工会“是吾们的武器，也是吾们的城垒”。“只要看二次罢工的往事，可以明白职工会是为全体职工的利益而奋斗的。吾们要集合在职工会指挥之下作整个的奋斗，才有胜利的可能。”针对第二次罢工时有人说“别人被裁，吾不被裁，何必牺牲自己而为他人奋斗”那样的错话，陈云指出：这是“一种幼稚病，吾们要积极纠正”。为什么这样说？陈云进一步分析道：

“吾们出卖劳力的职工，在商务资本家压迫之下，等于一种商品。需要孔急的时候，招之使来，需要呆滞而供过于求的时候，就挥之使去，这样商品买卖式的生活条件，太没保障了。” “这一次的奋斗，也可以说并不完全为了几个被裁的人而奋斗，是为了保障全体职工利益而奋斗的！在商品式生活条件之下的吾们，时时有被裁的危险！今年侥幸而轮不到，明年也许不幸而轮着的，不要到了自己身上才要奋斗，那时你一个人的奋斗，可就不能了！奋斗的价值几何？”

五卅运动后，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南方，国共两党合作，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革命潮流持续高涨。在北方，各派军阀势力不断相互冲突，统治危机在加深，革命力量在增长。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上，一场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目标的北伐战争终于爆发。

在这种形势下，陈云在《职工》上发表《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提出：中国最近发展起来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单纯的中国民族独立运动了，它的一切变化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形势”。“但是，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民族运动，在今后长时期的奋斗过程中，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文章分析了从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历次民族运动失败的原因。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文章说：“五四运动的发生，给帝国主义一个莫大打击，同时也推进了中国民族运动的潮流。这是在中国民族运动上占着重要位置的一次运动。参加运动的，是全国的学生、工人和商人。他们的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从这次运动的事实分析出来，没有强有力的有组织的下层民众——工农参加，革命是难能成功的。”谈到五卅运动时，文章说：“震动全世界的五卅运动，将中国民族运动升至高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动摇了。”“五卅运动虽然遭受了挫折，可是在民族革命的行程里，已经显现了曙光。有组织有力量的几十万工人，已经成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先锋。五卅运动的结果证明，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同时，工人也感觉到自己力量的孤单，因为没有在中国民族运动上占着重要位置的强有力的主力——整个农民的参加。”文章鲜明地提出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农民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但是如何把成千上万的农民组织起来，又如何训练已组织起来的农民，把他们引上正轨，使之和全国的工人、学生、小商人及一切革命分子，同在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下面去做民族运动的工作，这是中国很急迫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怎样补救以往的失败和准备应付将来的策略，这是每个中国人的切身问题，尤其是已经觉悟的青年，应该担负起这种责任。‘到民间去’，这是今后中国民族运动中的重要口号。”

为了响应和配合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号召各地共产党组织“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对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上海区委认为：“应赶快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同时，随着北伐军的迅速推进，“要特别注意军事工作”，“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这就把上海工人起义提到了工作日程上来。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的工作重点，也由主要组织罢工向准备武装起义转移。在两次罢工斗争中组织起来的商务印书馆纠察队，有部分工友被调往上海总工会纠察军事训练班学习军事常识，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这时，陈云继续写文章向工人们宣传北伐的意义。他在《和平之路》一文中指出：

“‘北伐是和平运动，更是真正和平’，‘一切政权建设在民众上，才有真正的和平出现’。这是吾国十数年来政局变化中反映出来的一个结论。”“现在国民政府的北伐，正是建立民众政权的初步实施，才是中国真和平的一线曙光。”“果然现在的北伐，还不能说就是民众的武力”，“但是北伐是民族运动中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一种主要的有意义的军事行动”，“的确是被压迫的中国及其民众的唯一出路，真正和平的捷径”。“被压迫的中国民众绝对不该消极赞成或竟阻碍其发展，更应积极参加赞助北伐”，“使简单的军事行动变成民众的伟大武力”，“如此这北伐才有意义，真正和平方可实现”。

北伐战争开始后，进展十分顺利。只用了半年时间，国民革命军就先后击溃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方各省。民众兴高采烈，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

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陈云作为基层工会领导人，先后参加了这三次武装起义。

十月十六日，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倒向广东革命政府，并向上海进兵。中共上海区委认为，这是很好的时机。于是决定在十月二十三日发动武装起义。

按照上海总工会的要求，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的任务是，袭击宝山路的警察署和驻守在虬江路车站的孙传芳部马队。陈云和工友们一起集中待命，准备参加战斗。但是，一直等到第二天天明，始终没有听到起义的信号——黄浦江上军舰的炮声，只好纷纷离去。后来才知道，夏超部队进兵上海时，被孙传芳部队打败了。中共上海区委得知这一消息后，下令停止行动。这样，这次武装起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就失败了。

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上海区委在继续从事军事准备的同时，努力发展工会组织，支持各行各业的罢工斗争。他们指定同店员有密切联系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党支部负责全市的店员工作。十二月初，上海各业店员代表在布业公益会举行会议，宣告成立上海店员总联合会，推选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华洋布业、估衣业、南货业公会，药业、煤业友谊会，典质业同人会等九个团体为执行委员单位，其中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和布业公会为核心力量，章郁庵担任店员总联合会委员长。陈云参加了店总成立大会，以后又同章郁庵等一起参加店总领导工作。他的革命活动超出了商务印书馆的范围。

一九二七年二月八日（农历正月初七），陈云在出席上海总工会召开的各工会负责人联席会议时，突然遭到英国巡捕房的袭击和逮捕，同时被捕的有六十四名工会积极分子，一起被押往提篮桥监狱。审问时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他们又都有正当职业。事发后，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立即组织营救，提出如不立刻放人，第二天将举行全市总罢工。英国巡捕房被迫于当晚十时将被捕者全部“无条件释放”。

二月初，北伐军东路军向杭州进兵。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北伐军到达松江时，上海宣布总罢工，并组织第二次武装起义。十六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全体会议，认为“现在局面很紧，我们要赶快准备”。十八日，北伐军东路军前锋抵达嘉兴，日益逼近上海。这天晚上，上海总工会决定：“于本月十九日起，举行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到了总罢工的第四天，全市总罢工人数达到三十六万人。整个上海处于瘫痪状态，昔日繁华喧闹的都市陷入一片沉寂。这时，陈云通过上海店员总联合会，领导了南京路上先施、永安、新新、丽华四大百货公司的罢工。

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实现后，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从二十二日晚六时起，转为武装起义。由于起义各项准备工作没有完全落实，时机选择也有问题，原定北伐军到达松江时罢工，而起义发动时北伐军仍在嘉兴，起义工人陷入孤军奋战。这次武装起义又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实力，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市总工会让一部分党员、工会骨干和积极分子暂时离开上海，分别去外地隐蔽。二月下旬，陈云带领商务印书馆的陈公庆、徐新之、谢庆斋、孙诗圃、孙琨瑜等人，乘船来到浙江宁波地区的余姚。同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为什么要去余姚？当年随行的孙诗圃回忆说：“因为陈公庆是余姚人，他家和他岳父徐老先生家（中医，住北城助海庙）房屋宽敞。余姚县城有南北两座。当时余姚县北伐军已经到达。我们去国民党左派县党部时，是郭静唐（地下党员）接待的。郭请陈云同志协助开展工作。”余姚是一个盐乡，这里的盐民长期受“盐霸”层层盘剥，处境十分艰难。陈云了解这一情况后，去余姚北庵东盐场，指导当地盐民组织起来，建立盐民协会，同“盐霸”作斗争。

三月上旬，北伐军分两路进逼上海：一路经宜兴取常州，一路由嘉兴攻松江。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机渐趋成熟。陈云等离开余姚返回上海，投入商务印书馆工人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去。

领导这次武装起义的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即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八人组成；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五人组成。

商务印书馆地处闸北宝山路中段，正在北洋军几个重要据点之间。这时，商务工人纠察队已由二百多人发展到四百多人，是闸北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力量。领导起义的中共特委对它十分重视。周恩来、赵世炎在徐梅坤、陈云、章郁庵等陪同下，多次到商务印书馆观察地形，并召集工会骨干分子开会，商讨行动方案。位于宝山路横浜桥南的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被选定为武装起义的前线总指挥部。起义爆发后，担任正、副总指挥的周恩来、赵世炎就在这里，同坐镇北四川路中共特委机关的陈独秀保持联系，指挥全市的武装起义。

经过周密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时机终于到来。三月二十一日中午，声势浩大的总同盟罢工开始，随即转入武装起义。参加起义行动的工人纠察队武装有五千多人。起义发展十分迅速。

选择北伐军逼近上海作为发动起义的时机，是期望“响应北伐军，用民众的力量，最后的根本的消灭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上海民众的直接政权”。但早有反共独裁野心的蒋介石，在三月三日密电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我军如攻上海，至龙华、南翔、吴淞之线为止，军队不越此线为妥。三月二十一日已推进到上海南郊龙华的北伐军白崇禧部，奉令按兵不动。上海总工会派出交际部长赵子敬等前往龙华，要求他们迅速进兵，援助苦战中的起义工人。白崇禧却借口“军队初到，很疲困”，予以拒绝。

在这次起义中，陈云承担什么任务？他回忆说：“三次暴动时未参加纠察队，只管工会。三次暴动后一小时被上总（指上海总工会——引者注）派去新龙华与白崇禧接头，要求国民革命军速进上海（被拒），故未直接参加武装斗争。”

此时，市内战斗已接近尾声。七个暴动区已有六个区完成了任务，只剩下闸北区的作战任务尚未完成。闸北区是北洋军兵力集中之地，有据点二十余处，工人纠察队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只剩下北火车站这个最强固的据点没有攻下。周恩来得知白崇禧按兵不动的消息后激愤地说：我们决不依靠北伐军拿下北站，我们有决心和信心，凭自己的力量最后消灭军阀残余部队。经过浴血奋战，各路工人纠察队终于在二十二日下午六时占领北火车站。至此，上海工人已完全推翻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

起义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召开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有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等参加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就在上海工人阶级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蒋介石已在磨刀霍霍地策划反革命政变。

四月十一日深夜到十二日凌晨，国民党军队和青帮流氓在租界帝国主义当局配合下，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驻地，并以武力胁迫骗缴纠察队的武器。上海总工会发布紧急罢工命令，号召发动总罢工。十三日，罢工游行的工人队伍在宝山路遭到国民党军队开枪屠杀，当场被打死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上海总工会再次遭到查封。十四日，国民党反动派宣布“清党”，公开打出反共旗号。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也被强行解散。疯狂的搜捕和屠杀，迫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全部转入地下。上海被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

四一二政变后，由于商务发行所职工的掩护，陈云等几个共产党员（这时他们的公开身份还是国民党员）仍能进馆做工。不久，陈云所在的发行所职工会，也遭到国民党当局强行改组。职工会的权力被夺去，陈云等被排除出职工会。

陈云回忆说：“四一二后我在发行所还能立脚，吴开先来改组我们工会，拒绝了三次，第四次硬要改选，我和其他共产党员（大多是一九二五年八月罢工之后加入了共产党）仍占最多数票，被吴开先硬圈去”，“工会被黄色领袖（即右派国民党）夺去。”

八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陈云担任沪中区委委员，依然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他常对商务工友说这样一首打油诗：“铁窗风味，家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反映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信念和视死如归的气概。

大革命最终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而失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在一些群众基础较好的省份组织农民秋收暴动。

九十月间，中共江苏省委按照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动员在上海的共产党员到外县去发动农民，组织秋收暴动。陈云回忆说：“我即报名，经过区委康生允许，即与省委王若飞同志商量，派我回青浦章练塘去作农民运动。”在离别时，陈云深沉而又坚毅地对朝夕相处的商务工友说：“我要走了。”“我此去一不做官，二不要钱，三不妥协，只为了要跟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求工人的解放。”陈竹平回忆说：陈云是“自动脱离商务印书馆的”，资本家“非但扣除了他的退职金，甚至连他应得的工资也给扣除了”。他离开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就派军警“前来抓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早走了一天，所以没有捕到”。不久，国民党淞沪卫戍司令部通缉陈云等。在当时商务职工的眼里，陈云离开商务印书馆，“是为了群众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职业”。

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七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七年间，陈云完成了从一个学徒、店员到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转变。

陈云接到江苏省委指示后，通过当时活动在上海的中共青浦独立支部帮助，于十月一日离开上海。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陈云没有直奔青浦，而是取道浙江嘉善西塘镇，找到颜安小学同窗好友、在源源布店学生意的高庭梁。高庭梁回忆说：“约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深秋，陈云穿了一件灰色熟罗绸长衫来寻我，我留他在店里楼上和我一起住宿。他告诉我，在上海，有一天商务印书馆里出现了三四个身穿对胸钮短衫、头戴 ‘大英’帽、不三不四的人，他感到有危险，就暂避到西塘。他不愿抛头露面，我陪他到镇郊东岳庙、七老爷庙等处白相相。住两三天，他说要到练塘去，我给他雇了一只脚划船送去。我们在一起只讲些别后情况，我当时也不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

陈云来到离家乡练塘不远的小蒸，在那里找到同样奉江苏省委指示回乡开展农民运动的陆铨生、吴志喜等人。随后又同在青浦县国民党党部任秘书、坚持地下斗争的夏采曦等取得联系，展开秋收斗争的准备工作。

青浦地处上海、苏州、嘉兴三角地带的中心。它同昆山、嘉定相接，又紧靠沪杭铁路一侧，是松江、金山、青浦三县交界处。经过讨论，陈云等确定从东乡的观音堂、西乡的小蒸入手，恢复和发展农会，开展农民抗租斗争，进而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同时考察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

陈云回忆说：“一九二七，九十月后回乡作农运时，开始无名义。一二月后成立县委（指中共青浦县委——引者注），我为书记。夏采曦上海受训之后回乡，他为书记，因为他在县城内任县党部（国民党）之秘书，便于领导东西两乡。”到一九二八年初，成立松（江）金（山）青（浦）县委，陈云为负责人。“那时松江地区的党组织有三部分，一部分是属青浦县，一部分是枫泾的乡下新浜等地，另一部分是属金山县的。”枫泾当时属浙江省管辖。

由于中共中央对革命已处于低潮这一形势缺乏认识，同时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恨，这时在党内逐步滋长起急躁拼命的“左”倾盲动情绪。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接着，又发出中央通告第十六号。这些文件认为：中国革命“并未低落，而正在高涨”。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无间断的性质”。“现在虽还不是全国工农总暴动立时爆发而有必然胜利之形势，但已经是工农民众四处自发的奋斗起来，有汇合而成较大范围内的工农总暴动夺取政权之趋势。”

根据中央精神和江苏省委发展农民运动的计划，青浦县委成立了农民革命军总指挥部，曾在黄埔军校学习过的吴志喜担任总指挥，陈云任政治委员。随后，东乡建立了农民武装纠察队，小蒸、枫泾地区也建立了农民革命军。

这时，陈云的舅父曾再三劝阻。陈云“犹豫三天，决然离家到农民家准备暴动”。他这样回忆：“在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时，我的舅父已经知道乡下快要暴动了，那时他在我面前哭着说：我们是穷人家，将来靠你吃饭，你如果暴动了，不能立足，家庭将来不知如何过活，你还是去找找朋友找些职业吧！当时矛盾的思想又起来了，‘不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个人及家庭问题没有出路，只有到了革命成功时每个人可以劳动而得食时，人人家庭都可解放，我的家庭也就解放了’。”

随着年关的临近，青浦农民的抗租斗争也越演越烈。章练塘地区的催租局一次次地发出催租限单，但农民都不上门交租。在小蒸，由于无人交租，地主便勾结水警队，开着“枪船”到三官塘桥堍摆起收租台，荷枪实弹地向农民逼租。枫泾的地主也摇船下乡，上门逼租。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江苏省委发出《江苏省委各县暴动计划》，要求各县在阴历年关内必须举行暴动。因为阴历年关是穷人最困苦的时候，也是斗争最易引起的时候。计划提出：青浦“现有同志二十余人，当发展到三百人”。“靠近沪杭线石湖荡站之章练塘、小茎（蒸），能直接指挥行动的农民约八百人。靠近沪宁线黄渡站之观音堂，能直接指挥的农民约五百人，最近为减租问题争斗甚烈。我们必须立刻转变减租口号到抗租、没收地主土地口号，杀土豪劣绅，发动青浦农民的游击战争。城内无军队，只有警备队，枪四十支，如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可以进攻城市。”

接到这个指示，陈云立刻同夏采曦在小蒸河南头村召开中共青浦县委扩大会议，与吴志喜、袁世钊以及枫泾农民革命军指挥陆龙飞等三十余人商议组织青浦暴动。会议研究了练塘流氓头子袁伯祥率水警枪船来小蒸武装逼租的情况，决定在小蒸举行暴动，缴袁伯祥的枪船，同时在东乡缴黄渡水警队的枪械。

三日晨，因暴动消息泄露，停在三官塘桥堍的催租船准备逃跑。农民军决定立即行动。陈云、吴志喜率领一百多名农民军在小蒸西北的殷庄坟头阻击枪船。遭到枪击的枪船不敢还击，向练塘方向逃跑。为了保存力量，陈云与吴志喜指挥农民军撤退，并把小蒸地区的农运骨干与农民军一起转移到塘南钱家草村一带待命。当晚，夏采曦率领东乡农民纠察队及前来支援的上海工人武装小组，袭击了黄渡水警队，击毙水警一名，缴获十二支枪，并连夜赶到观音堂北张角村捕捉大地主张绿琴。

一昼夜间，青浦东、西乡发生两件大事，震动了方圆几十里。四日，青浦、嘉定两县派出军警，对青浦东乡进行“围剿”。当地豪绅在农民军向塘南转移后，以为共产党、农民协会已被打垮，便在镇上进行疯狂报复，抓人逼租，谩骂殴打，气焰十分嚣张。

为了打击敌人，陈云决定抓住时机，扫奸除霸，安定民心。一月五日傍晚，一支农民军小分队返回小蒸，镇压了地主汪倾千、胡祖文等四人。十一日，农民军又赴枫泾镇东北农村，先后镇压了破坏抗租抗税的地主、地痞七人，烧了他们的田单账册。

在这种形势下，农民军开始酝酿枫泾暴动的计划。

一月十五日，陈云同吴志喜等商量，决定在一月二十二日即年关除夕，乘逃亡在外的地主豪绅回家过年，在枫泾举行武装暴动。鉴于敌人增兵枫泾，陈云决定到上海筹集武器，吴志喜等继续在农村收缴团防局及地主的武装。陈云回忆：“当时是盲动主义，省委发了一支手枪就杀起土豪来，打死十余人，开始不知要枪，后来收集枪支三十余，集合百人作队伍，才向土豪要枪。此时有了钱我又回上海买枪，可惜吴志喜同志（黄埔五期）及陆龙飞同志慷慨牺牲。”

吴志喜、陆龙飞是怎样牺牲的？经过是这样：

农民军要攻打枫泾的消息被当地豪绅得知。他们连连向江苏省政府、松江县政府和驻军求援。一月十九日凌晨，大雾迷漫，国民党驻松江补充团派兵分水陆两路进攻蒋家浜农民军驻地。农民军总指挥吴志喜得知敌情后为时已迟。他临危不惧，当即鸣枪报警。住在厍浪的袁世钊、顾桂龙等听到枪声，率领农民军向西南方向突围，冲出了包围圈。但吴志喜、陆龙飞及农民军十七人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因为枫泾地区是在沪杭铁路线上，国民党很快把农运镇压下去了。”

当天下午，陈云回到蒋家浜。得知农民军已遭镇压，感到问题严重，必须马上向省委报告。第二天，陈云赶回上海。

江苏省委获悉吴志喜、陆龙飞等被捕的消息后，决定派省委农运部部长王若飞会同陈云、夏采曦一起设法营救。后来，陈云曾向陆铨生之子陆恺悌详细讲叙了营救的经过：

“他们俩被捕后，我和夏采曦一起到松江营救。当时驻扎在松江的是国民党的一个补充团，里面有我们的党员，中央军委也派人去工作，要他们搞起义，把部队拉出来，把人救出来，或者设法把人放出来，但由于力量不够，都没有做到。我去松江时，松江已到处贴出悬赏通缉我的布告，那时我化名陈亨。我们到松江先到吴志喜姐姐的婆母家，她婆母是地主，知道我们是被通缉的，十分害怕，不敢留我们住下。后志喜姐姐安排我们住在一个木匠家里，这个木匠称志喜的外婆为寄妈，他是穷人，不怕通缉令，让我们住下了。当时有的有钱人怕共产党，怕受牵累，而穷人则真心支持我们。我们搞通了关系，可以同关在班房里的人通信，于是就送信给狱中的吴、陆两同志，告诉他们，我们在设法营救。吴、陆俩同志也传信出来，信上说：你们赶快离开松江，这里危险不能住，我们已准备牺牲。并把牺牲时准备呼喊的口号都写在信上。”

由于力量不够，时间局促，营救行动未能成功。一月二十六日，吴志喜、陆龙飞分别英勇就义于松江小教场和枫泾文昌阁。小蒸、枫泾暴动遭到严重挫折。

吴、陆两人牺牲后，国民党当局加紧在枫泾、小蒸等地大肆搜捕共产党和农会会员。二月二十一日，上海《申报》登载了国民党松江驻军团部、松江县政府“悬赏通缉共党”陈云、袁世钊、顾桂龙、王子琴等二十四人的布告。内称：“如有将首要各犯拿获讯实者，每名赏洋三百元”，“次要者每名赏洋二百元”。有趣的是，在“首要各犯”中，有“陈亨，沪杭路伪总指挥”；在“次要各犯”中，有“陈云，青浦章练塘人”，因为敌人不知道“陈亨”就是陈云的化名。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陈云把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农民军和农会骨干转移到上海。陈云考虑到自己在上海熟人太多，容易被人发现，同舅父母商量的结果，到嘉善县魏塘镇李桂卿家避居。嘉善地处浙江省北部，距枫泾不到十公里，沪杭铁路斜贯，水路交通便利。李桂卿又是舅父廖文光的挚友，原在章练塘元康南货店学生意，后来回嘉善老家开了一个麻饼店，同廖家来往密切。在李家，陈云化名“李介生”，与李桂卿“叔侄”相称，并以“因病失业”为由，来此暂住。

陈云避居嘉善期间，经常巡视并指导松江地区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并同江苏省委保持着联系。这时，陈云曾派顾桂龙、王子琴等回到枫泾，做暴动失败后的恢复工作。六月，据他们向陈云报告说：枫泾一带“已恢复十个支部以上，同志有一百余人，而且群众情绪很好”。七月，陈云来到金山县浦南区巡视。浦南是个农业区，也是个盐业区。但是，斗争没有开展起来。陈云在区委负责人李新民家里召开区委会议，研究并指导如何开展工作。陈云回忆说：“北伐军到达松江一带后金山县长（我们派的新县长）是张堰人，名李一鹤，蒋介石叛变后，一九二八年也被捕而牺牲了。李一鹤的弟弟李新民也是党员，一九二八年我到过李新民家里，还派一位同志叫胡北风住在李新民的家里准备开展工作。”

七月二十八日，他同夏采曦分析研究了松江地区农民运动的情况和党的工作后，向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宣传和农村工作的何孟雄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认为“松区的群众革命情绪，尤其是枫泾和小蒸等地是正在高涨”，但因为“县委的不健全”，故“没有拿住每个机会去恢复和建立工作”。“浦南和枫泾、小蒸是中心区域”，松江“城厢工作在地位上说是非常重要的，但亦是最困难的工作”，“我们目前人力真是不够”。在分析了党的干部状况后，陈云提出：“我可以负责枫泾、小蒸一带的农运”，因为这两地我的“关系深一些”，“或者也可在松江城厢兼顾一些”。但希望“省委把采曦同志调回松江区工作，指挥浦南及兼顾城厢和其他一切工作”。陈云说：“我已口头征求采曦回松的意见，他表示也可以允许，只要有省委的命令。”“现在工作进行上非常迫切需要这个人，省委不要调他做无地方关系的巡视员。”

九月，江苏省委决定把松江地区和浦东地区合并，建立中共淞浦特委，由杭果人、陈云、林钧、严朴、顾桂龙五人组成。特委在钱家草村召开会议，确定分工：杭果人为书记，陈云为组织部长，林钧为宣传部长，严朴、顾桂龙为委员。特委下辖松江、金山、青浦、奉贤、南汇、川沙、嘉定、崇明、太仓、宝山等十县，有一百三十多个党支部，一千七百多名党员。淞浦特委直属江苏省委农委领导，当时农委负责人是何孟雄。

淞浦特委所辖的正是上海的近郊各县，国民党当局对这个地区的控制特别严密，镇压也特别残酷。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几次被打散，大批干部、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杀害。特委成立后，立即着手了解各县的实际情形，加强对各县的巡视和指导。陈云不畏艰险，深入青浦、松江、金山等地，在外巡视一两个月。十一月三日和九日，陈云先后两次向江苏省委提交淞浦特委组织情形及工作情形的书面报告，对各县党的组织、群众斗争情况作了简要概述，总结道：“特委对各县总的方针是：（1）加强训练工作；（2）改进党的组织；（3）发展群众组织；（4）培植土改领袖。”同时提出建立和健全县委机关。他在报告中说：“各县因特委才开始实际工作，所以县委均未成立，现在决定松江、金山、奉贤、南汇即刻成立县委，青浦、崇明成立临时县委，一俟工作发展再予正式改组。”总之，“要使特委组织名副其实地完备组织上一切应有的工作”。不久，陈云随中共淞浦特委机关迁到上海。特委机关曾设在上海同孚路（今石门一路）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附近的一家烟纸店楼上。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当江苏革命运动仍处在低潮的情况下，奉贤县委提出，要求举行庄行农民的武装暴动，并希望淞浦特委加以批准。

庄行，亦称庄家行，是奉贤西乡一个很大的集镇，是奉贤、金山、松江三县商业和交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当时奉贤西乡豪绅地主集中的地方。庄行四周的农民，大半是贫苦佃农，生活非常贫困，除了受豪绅地主的残酷剥削外，还受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者的多方盘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奉贤县委在向淞浦特委的报告中说：“庄行的农民自从发动抗租抗债的斗争之后，反动派就严重的压迫起来，我们非给他们一个打击不可，同时年关将要到了，收账的问题就来了，所以庄行的农民一致要求烧毁庄家行，因为庄行是反动派的大本营，商店的集中点。”这时，中共六大已经举行，批判了盲动主义错误，提出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对庄行的行动，淞浦特委召开会议进行了认真讨论。对是否采取行动，最初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严朴认为，举行庄行暴动“既是群众的要求，我们就不应该不干，群众要干而我们不去领导，就是脱离了群众”。林钧认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要求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不是由农民来领导无产阶级。”现在举行暴动的结果，“不是因力量的不够而受严重的摧残，便是大烧大抢，损害了市镇工人贫民和小商人的利益，而以致影响到一般城市工作的发展。”双方争论得很激烈。严朴说：“从前是盲动主义，现在是不动主义了，不要成为新机会主义。”林钧说：“我们特委根本不了解六次大会的决议精神，根本不懂得斗争的意义和工作方法之转变，简直可以解散。”陈云表示，奉贤县委“此次要求的动机带有扒锡箔灰（抢东西的暗号）的浓厚色彩”，因此他同意林钧等人的意见。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不批准”奉贤县委的要求，并且“给了奉贤县委一个指令”，指出“烧毁市镇观念的错误”，同时“承认在相当的形势之下，可以缴敌人的枪械”。

过了两个星期，一九二九年初，奉贤县委又重新提出要举行庄行暴动，但不再说烧毁庄行，“只说打庄行镇，缴公安队的械”，并且说“至少有二三百群众参加，只要特委再派几个有经验的人下来，缴械是不成问题的”。

恰在这时，江苏省委与中共中央发生“中央要兼省委，省委反对中央兼”的纠纷，“由何孟雄传达，要求特委担任经济上接济省委，特委允许了。”在这种情况下，淞浦特委经过讨论，同意奉贤县委攻打庄行镇的计划，以便为省委“筹一点钱”。同时确定了三条原则：“第一是缴公安队的械，第二是杀几个豪绅地主，第三是在豪绅地主处弄一点钱。”特委还决定，杭果人、陈云、严朴三人下去指挥，并请江阴地区的茅学勤“带领红军六人”参加行动。

当时的中共奉贤县委书记刘晓后来回忆他向淞浦特委汇报暴动计划时的情景说：“我曾经到上海向淞浦特委书记汇报庄行暴动计划。我强调条件都成熟了，陈云则认为：地处敌人的后方，如果搞起来要站住脚是不可能的。为了保证暴动胜利，我要求特委派干部去加强领导，他答允了，但他强调说：‘派人给你是有条件的。你们的力量不见得比人家大，估计暴动以后，你们在那里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形势变化，包括你自己在内，主要干部可要撤回上海，千万不能呆在那里呀！总之保存骨干要紧。'”这说明，陈云的态度比较慎重，认为奉贤庄行暴动的前景并不乐观，需要做不成功的准备。

一月二十一日晚八时，天下雨，路很滑。参加暴动的队伍近八十人，分三路出发，攻打庄行镇。由于是突然袭击，当镇上起火时，国民党的“主力队还没有赶到”。这次行动，约四个小时，缴获一万四千元和若干枪枝，焚烧了地主豪绅的住宅。次日，国民党调集军队前来镇压，暴动失败。

陈云在第二天就返回上海，将攻打庄行缴获的款项“送给省委李富春”。李富春告诉他，中央与江苏省委的纠纷已经解决。

半个月后，在庄行暴动影响下，金山县委也组织了新街农民暴动，攻打恶霸地主宅院，分了他们的财物，烧毁大量地契、账册和部分房屋。这次暴动也遭到敌人镇压而失败。

庄行和新街的农民武装暴动，发生在中共六大之后。江苏省委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四月十二日，江苏省委接到《淞浦特委对于奉贤庄行事件之决定和参加的经过概况》和南汇县委对庄行事件的意见后，发出《关于庄行武装暴动错误致淞浦特委并转奉贤县委的信》，指出：“庄行暴动仍是盲动主义残余”，并严厉批评淞浦特委，要求江苏各级党部详细讨论这一教训，“求得一个正确的了解，借以纠正未来的错误，这样才能够肃清盲动主义的残余”。这个批评是正确的。

淞浦特委接到江苏省委四月十二日信件后，表示接受省委批评，认为“在党的新的政治路线之下，在党的工作方法转变之中”，总结庄行斗争的教训，有很大的意义，并通过向江苏省委所作题为《奉贤庄行斗争的教训》的报告。报告中说：这次斗争是由经济斗争转变为武装斗争的一例，是党领导的农民群众反抗地主豪绅、抗租抗债的行动，但暴动有明显的“游民无产阶级”的表现。“庄行斗争的行动，客观上是盲动主义残余的复活。”特委认为，决定举行这次武装斗争是“不正确”的，必须指出这次斗争中存在的错误和教训，包括“没有运用正确的策略与方法”领导农民的抗租抗债斗争，等等。奉贤庄行暴动后不久，陈云、杭果人、林钧、严朴“都调出特委，以后特委就不存在了”。淞浦特委所属各县委直接由江苏省委领导。六七月间，陈云改任江苏省委沪宁路巡视员，“两次巡视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南京等地”，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下，坚持党的地下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