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中印边界第二次武装冲突
一九六二年十月五日，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一个星期后，周恩来接到报告：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反映，印度正在加紧备战，“在今后几天内，印军可能要发起攻势，预料这将是中印边界三年冲突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战斗”。
中印边境出现的这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局势，使周恩来不得不将主要精力再一次集中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来。
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几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做出积极的努力。一九六〇年四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后，中国军队从东西两段的实际控制线单方面后撤了二十公里，以便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并且在撤出的地区停止巡逻。这种十分克制的态度和措施，换来了边界地区两年多的相对平静状态。
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印度政府不但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反而视中国的和平诚意为软弱可欺。周恩来刚刚离开德里，印度军队就开始在边境地区调动。澳大利亚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他的著作《印度对华战争》中写道：“他（指周恩来——编者注）动身的那天，一名重要官员告诉我说，不要指望边界会恢复平静了，因为印度巡逻队就要开始搜索中国占领的地区。”一九六一年，印军趁中国忙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时机，先从西段派遣军队侵入，在中国军队后撤的地区相继建立了四十三个侵略据点。中国方面因为已单方面停止巡逻，直到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才发现印军侵入的情况。中国政府多次要求印军退回实际控制线的印度一侧，印军却拒不退出。这样，中国军队只得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重新建立哨所，恢复巡逻，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相互对峙的局面。接着，印军又在东段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向北推进，从中国西藏的兼则马尼向西北侵入克节朗河谷三角地带，并不断增设哨所。因为中国军队在东段同样停止了巡逻，那里又是荒无人烟的地方，所以直到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国政府才发现问题，并在九月八日派驻了哨所。东段靠近印度的后方，集中的印军更多，所以形势更加严峻。面对印军的不断制造事端，七月以来，中国政府曾三次建议中印双方就边界问题进行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的谈判。但是，都遭到印度方面的拒绝。
尽管如此，正如周恩来所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政府就不会放弃寻求和解的途径。一段时间内，尼赫鲁为了掩盖扩张的意图，曾经表示可以谈判，但要以中国军队撤出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为条件。为了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方面很快作出回应。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致电正在日内瓦参加会议的陈毅，请他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争取发表一个恢复中印边界谈判的公报或消息。电报说：“关于恢复谈判的手续、时间、地点和人员级别如能与梅农谈定最好，否则留等外交途径解决，谈判人员级别或者大使级，或者副外长级。地点如北京新德里轮流不便，可改在中立国。”但是，尼赫鲁并不是真心想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十月十二日，尼赫鲁突然采取重大步骤，进行全国总动员，下令清除掉驻守在中国实际控制线以内的中国军队。十月二十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
印度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原因在于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陈毅后来在接见瑞典广播电视记者时是这样回答的：“这首先是由于中国一再忍让，印度政府得到一个错觉，以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同时，印度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很困难，在国际上很孤立，因此妄图用武力来迫使中国屈服。”
在印度政府单方面造成的这种严重局势下，中国边防部队除了进行自卫还击外，已经别无选择。毛泽东后来向外宾介绍情况时说：“他们以为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打他们，他们就一步一步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有时甚至到了我们的后边，随便走来走去。这时候，我们的总理、总参谋长生气了，太欺人了，决定打它一下。”
十月五日，周恩来接到总参谋部某部的报告后，立刻作出对应的部署。周恩来指出：“敌人如在东段动手，我们除给予痛击外，西段也可同时歼灭其若干处据点。请罗（瑞卿）总长立即考虑这一设想，并要总参提出方案送中央考虑。”十月八日，周恩来又预先通知苏联政府：“印度可能在中印边境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如果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对印度的挑衅长期采取克制忍让态度的中国政府，为什么在这时决定要进行反击？因为事实已经充分证明：继续忍让不但不会使印度政府有所收敛，相反，只会鼓励他们更加得寸进尺，使事态不断扩大。周恩来解释说：几年来的事实说明，“尼赫鲁不会放弃大印帝国的思想，不会放弃侵略立场。只有自卫反击，逐渐孤立他，才能使他知难而退，或者暂时和缓。”“我们不给他以大的打击，是不能引起大的变化的”, “不给他大暴露也是不能和缓局势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被迫还击只是为了向印方表明，中国的克制是有限度的，两国边界的争议只能通过和平协商来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如果想用武力入侵造成既成事实来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是办不到的。
十月二十日清晨，印度军队终于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在中印边境响起密集的枪炮声。在东段，印军沿着克节朗河全线，向中国边防部队开始猛攻；在西段，印军配合东段的战斗，先在奇普恰普河各地区，随后在加勒万河各地区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攻击。中国边防部队在印军的猛烈炮火下，遭受严重的伤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出进行自卫还击的命令。从战斗打响的当天到二十三日接连几个晚上，周恩来都在毛泽东处研究作战方案，并作出部署。周恩来说明，过去我们是为了谈判所以才没有越过“麦克马洪线”，而今天，印度先已破坏了“麦克马洪线”，因此中国也没有必要再受“麦克马洪线”的约束。
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中国军队在打退印军多次进攻后进行反击。在东段，一举全歼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第七旅，并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占达旺，逼近瓦弄；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的许多据点，收复大部分领土。这些迅猛有力的还击，给了入侵印军没有预料到的沉重打击。
在军事上进行必要还击后，中国政府又主动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声明。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召集陈毅、吴冷西、乔冠华、姚溱等共同商讨并起草了这份声明。二十四日，声明公开发表。它指出：
“目前，剧烈的战斗正在进行。这种严重局势的发生，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到痛心，也引起了亚非国家和人民的不安。中国和印度之间究竟有什么问题不能和平解决呢？中国和印度究竟有什么理由发生流血冲突呢？中国不要印度一寸领土。中印边界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设想用武力来解决。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两个大国，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负有重大的责任。两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和万隆会议的参加国。中印两国的关系纵然目前十分紧张，也没有理由抛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的精神。中国政府认为，中印两国政府都应该以中印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竭尽一切可能，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
中国政府没有因为战场上的胜利而把任何片面的要求强加给印度，而是本着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在声明中提出三项建议：
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
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
这三项建议，对在战场上正取得重大胜利的中国军队来说，做出了国内外很多人没有料到的重大让步：中国不仅没有乘胜扩大战果，而且愿意重新撤回到原来的实际控制线，还准备从实际控制线再后撤二十公里。一位外国朋友评价说：“这实在太合理，太公道了，不能做比这更多的了。”
十月二十四日，声明发表的当天，周恩来给尼赫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我们两国之间竟然发生了目前这样严重的边境冲突，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剧烈的战斗还在进行，在此紧急的时刻，我不准备回述这一场冲突的来由。我认为，我们应该向前看，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扭转局势。”周恩来恳切呼吁印度政府回到谈判桌上来。
中国政府原本期待印度政府会慎重考虑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再作回答。可是，印度政府当天就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印度政府在声明中，不是要恢复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双方的实际控制线，而是提出要首先恢复因印军一再入侵而造成的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的边界全线状况，然后才同意举行会谈。三天后，尼赫鲁又复信周恩来，坚持要中国接受印度政府这个建议，即“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前存在于印中边界全线的局面”。尼赫鲁提出的这个先决条件是毫无道理的，也是中国人民无法答应的。周恩来解释道：
“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印度方面使用武力片面改变边界状况，在西段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建立了四十三个军事据点；在中段，侵入中国乌热地区；在东段，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侵占了线北的克节朗河地区，建立了许多据点。从今年九月八日至十月二十日，更是印度方面部署大规模全面进攻的时期。因此，恢复九月八日以前的边界状况，实际上就等于承认印度有权进行侵略，而中国则无权进行自卫，承认印度片面使用武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状况，使印方重新处于向中国方面发动大规模全面进攻的态势。”
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又一次致信尼赫鲁，呼吁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周恩来指出：这三项建议正是本着恢复一九五九年以前两国友好关系的精神提出来的。建议中所说的实际控制线基本上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当时存在的实际控制线。“这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互相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的实际控制线，周恩来作了具体说明：在东段，大体上同“麦克马洪线”一致，尽管中国并没有承认它是合法的；在西段和中段大体上同中国一贯指出的传统习惯线一致。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所以着重地重新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根据三年来的痛苦经验，深深地体会到在有争论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就很难避免冲突。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以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而不是以目前双方武装部队的实际接触线为基础。这就充分说明，中国方面没有因为最近在自卫反击中所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方面。按照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双方承担的义务是对等的。”而“印度政府却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只适宜于强迫战败者接受的屈辱条件”, “同扭转目前局势和恢复中印友好关系的目的背道而驰”。周恩来还强调：“我们两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片面要求强加于另一方。印度有自尊，中国也有自尊。正是从维护中印双方的这种自尊出发，中国政府才提出十月二十四日的三项建议。我诚挚地呼吁阁下再一次考虑这三项建议，并且作出积极的响应。”
但是，印度方面依然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响应，反而在边境局势和缓下来后，一意孤行，更加狂热地展开反华活动。尼赫鲁致信美国总统肯尼迪，寻求美国军事援助，进行战争准备。印度政府不仅继续在中印边境地区侵犯中国的领土、领空，还加紧迫害在印的华侨，把两千多名华侨关入集中营；强迫撤销中国在印度的总领事馆，限制中国驻印度使馆的活动；无理接管中国银行在印度的分支机构；对中印之间的来往邮电采取检查措施；同时，更加放肆地纵容逃亡在印的西藏叛乱分子进行反对祖国的罪恶活动。这就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再次作出反击印军进攻的决定。十一月中旬，经过第二阶段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在东段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土地；在西段驱逐入侵印军，拔除印军全部侵略据点。印度政府发动大规模进攻，不但没有得到他们预期的好处，反而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局面。
中印边界冲突事态的不断发展和扩大，越来越引起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印两国人民和亚非许多中立国家的严重关切。锡兰、缅甸、柬埔寨、几内亚、阿联等国的领导人纷纷给周恩来写信或派大使前来了解情况。有的提出由亚非国家来协商或以会议的方式促成和解；有的提出由少数友好国家成立斡旋委员会；有的建议通过报纸呼吁和平；有的国家如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阿联总统纳赛尔等对如何解决边界冲突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英国哲学家罗素还多次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周恩来，希望中国“采取主动，停止当前的战斗”。他对周恩来说：“你是否可以带头停火，并寻求印度同意跟随你这样做，以便在大战吞没世界以前得以开始会谈？”从同各国来使的交谈和对一些材料的研究中，周恩来发现大多数亚非国家是同情中国的。但也有一部分人并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不能接受印度的条件而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为了向各国人民说明真相，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在十一月十五日，发表了致亚非二十五个国家领导人的信，全面阐述了中印边界问题的背景和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事前，周恩来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正如他常说的：“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每解决一个边界问题，我就要研究一下跟邻国的关系。”周恩来在信中指出：
“中国一贯致力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中国不仅同印度有边界问题，同许多西南邻邦也有边界问题。这些边界问题，究其根源来说，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我们这些国家还没有取得独立以前制造出来的。在我们这些国家相继取得独立之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又企图利用这种边界问题在我们新独立国家之间制造纠纷。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在处理这些边界问题的时候，应该认清楚这是亚非国家之间的问题，不同于亚非国家和帝国主义之间的问题，应该提高警惕，不上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当。这些边界问题，既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新中国不能负责，新独立的有关国家也不能负责。因此，中国政府主张：在处理这些边界问题的时候，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有关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另一方，而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求得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
周恩来回顾了几年来中国政府为了公平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后，着重回答了亚非国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同意印度政府提出的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的边界状态。周恩来指出：
“印度政府所谓恢复九月八日以前的边界状态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印边界东段，它意味着印度军队重新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西段，它意味着印度军队重新侵占他们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军事据点。这种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印度军队凭借他们已经侵占的有利军事地位在十月二十日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状态。这是孕育着严重到不可避免的边境冲突的状态。无论是恢复九月八日的边界状态，或是恢复十月二十日的边界状态，都是不公平的，都不可能带来和平。”
“印度政府不同意恢复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的边界状态，而要求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的边界状态，就证明印度政府从一九五九年以来用武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印度建议恢复的状态是三年来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中国领土后的状态；而中国建议恢复的状态却是三年前中印边境基本上保持平静的状态。按照印度的建议，只有中国一方面后撤，而印度不仅不撤，还要前进，还要重新侵占中国领土；按照中国的建议，中印双方互有撤退，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后撤的距离还会远远超过印度军队后撤的距离。无论从哪方面看，印度的建议是片面的、强加于人的、是要中国屈服的；而中国的建议对于双方来说，却是对等的、互让的、互相尊重的。中国方面还提出举行两国总理会谈，欢迎尼赫鲁总理到北京来；如果印度政府认为有所不便，中国总理准备再一次到新德里去。中国提出这样和解的建议，显然是对印度的威信和体面作了充分考虑的。印度政府强调它只准备 ‘在体面、尊严和自尊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是，它的建议表明，它只考虑自己的体面、尊严和自尊，而不允许对方有体面、尊严和自尊。”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友好解决边界问题。三年来，几乎所有的谈判建议都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为了谈判，中国总理去过新德里，并且还准备再去。但是，三年来，印度政府常常是拒绝谈判，或者是勉强同意了谈判，也不解决任何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主张，在和平解决之前维持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具体地说，就是维持一九五九年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但是，印度方面先是在中印边界西段越过了实际控制线，最后甚至破坏了它自己在东段所主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中国要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印度硬是要双方武装部队保持接触。中国政府主张，为了避免边境冲突，应该隔离双方武装部队，停止巡逻，并且在印度拒绝了中国的建议之后，单方面的在边界自己的一边停止了巡逻。印度武装部队却利用中国单方面停止巡逻的空隙，侵入中国领土，建立军事据点，步步进逼，使中印边境冲突终于成为不可避免。如果印度政府具有一点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中印边境局势是绝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不幸的地步的。今天这种不幸的局面是印度政府一手造成的。”
尽管如此，周恩来仍表示：“中国政府并不灰心，我们愿意向前看。不管眼前的情况怎样复杂，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政府将继续寻求和解的途径，主动地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在各国最关心的中印边界地区正在进行的作战方面采取了重大的和解步骤。
当时，世界舆论都认为中国军队必将在战场上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有利态势，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中国政府却出人意料地决定立刻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并准备后撤。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人民日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公布了这一决定：
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
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二十公里。
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
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的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中国政府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站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
声明还表示：“中国政府真诚期待印度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即使印度政府不能及时作出这种响应，中国政府也将按规定日期主动地执行上述措施。”
二十分钟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向印方通报了声明的主要内容。
这个出人意外的举动，“就像掌舵的遇到激流应该转舵那样非常之灵活、非常之迅速、非常之坚决”。在世界舆论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取得巨大胜利，而且在政治上取得完全主动。加纳广播电台广播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意外的事情。”香港《明报》也评论说：这一招使得漂亮之极，潇洒之极。
一周后，十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以亚非和平的大局为重，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周恩来在信中指出：
“我们双方都很了解彼此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目前重复这些分歧是不必要的。中国政府认为，我们双方当前的任务是停止边境冲突，隔离双方武装部队，创造适宜的气氛，以便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分歧，而且我们应该有信心，这些分歧是能够通过和平谈判得到友好解决的。”
“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将撤离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这就是说，他们将不仅撤出在最近的自卫战斗中所进驻的地区，而且将撤到远离他们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或十月二十日所在位置的地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是根据当时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的；它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由任何一方任意加以规定，加以解释。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都是从自己管辖的地区后撤，因此不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而且，这样做，既不妨碍每一方对自己撤出的地区继续行使管辖，也不损害任何一方对边界的主张。”
“仅仅是中国一方面把自己的边防部队撤退到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本侧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并不能保证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也不能防止边境冲突的再起。相反，如果印度方面不合作，已经实现的停火还会有遭到破坏的可能。因此，中国政府诚恳地希望印度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印度政府同意这样做，我具体建议，两国政府指派官员在中印边界各段双方协议的地点会晤，商谈有关双方武装部队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形成一个非军事区、双方在实际控制线本侧设立检查站和归还被俘人员等问题。两国官员会晤的实现，将标志着我们双方从战场回到谈判桌旁，这本身就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如果两国官员会晤取得结果并且付诸实施，两国总理就可以举行会谈，进一步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
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主动措施赢得亚非友好国家的普遍赞扬。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华期间对周恩来说：“（中国）采取了很大（的）主动，这是明智的步骤。中国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冲突的建议，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缅甸驻华大使叫温称这些措施“崇高而宽大”。他说：“印度政府应该予以接受，并采取同样措施。”
尽管印度政府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做出积极反应，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率先停火并且撤回自己的部队，中印边境的局势缓和了下来，并开始显示出转机。
一些关心亚非地区和平的国家愿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斡旋。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的同一天，锡兰驻华使馆转来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致周恩来的信，信中建议由阿联、印尼、加纳、缅甸、柬埔寨和锡兰的元首或总理在十二月的第一周召开非正式的会议，商量立即共同与印度和中国进行接触的办法。周恩来认为这个建议“的确是一个建设性的倡议”。他随即致电锡兰总理，支持她召开六国领导人会议的倡议，同时电告其他有关各国领导人。
十二月十日至十二日，亚非六国会议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从一开始就出现不同意见：阿联、印尼和加纳主张提出具体建议作为中印谈判的基础，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柬埔寨和缅甸不赞成搞具体建议，只同意做一般呼吁，促进双方会谈；锡兰作为会议的组织国采取了中间立场。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六国建议。
这个建议看起来是对中印双方提出要求，实际上在西段只要求中国后撤二十公里而印军留在原地不动，并且要由中印两国来讨论在中国领土上由双方设立民政点的问题。这个方案是中国方面所不能接受的。西哈努克也感到这个建议是偏袒印度的。
六国会议结束后，班达拉奈克夫人受会议的委托，到中国和印度提出并解释六国会议的建议。十二月三十一日，班达拉奈克夫人到达北京。在北京期间，她同周恩来进行了多次会谈。
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的会谈中，班达拉奈克夫人向周恩来介绍了六国会议的情况和会议建议。她说：“中印两国冲突的延长和恶化将最有害于我们长期利益。”周恩来在谈话中充分肯定了六国会议的积极意义。他指出：“我们要给科伦坡会议一个正确估计。我们认为会议达成协议或者没有达成协议都是为了继续努力推动中印实现稳定的停火，双方部队脱离接触，双方官员进行会晤，直到两国总理进行直接会谈。”“另外一点我们也是一致的，就是中印两国本身谋求直接谈判还不够，还需要有亚非友好国家从旁进行斡旋。”同时，周恩来也直率地指出六国会议建议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向班达拉奈克夫人建议说：可以分两个阶段或更多阶段来谈。第一步可以像六国会议所希望的，谈稳定停火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形成脱离接触，避免冲突再起，就可留出时间从容地讨论边界问题。在讨论边界问题的时候，不能像印度所要求的那样，只讨论他所提出的问题，中国提出的问题就不能谈，这不行。如果双方都同意像科伦坡会议所提出的那样稳定停火的讨论不妨碍双方对边界位置或走向的主张，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谈判。
一月三日，会谈继续进行。参加会谈的又增加了前一天刚到北京的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会谈中，周恩来具体地说明科伦坡建议中存在的问题。他首先指出，关于西段，中国从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已远离印度侵占的四十三个据点的位置。中国方面的这个行动照顾到了两方面的利益，而会议的建议却主张印度在原地不动，仍留在一九五九年线的中国一侧，并提出要同中国讨论在中国撤出的地区建立双方的民政点。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中国从两条线都让步，印度在两条线都不让步。周恩来说：“这对我们有些难堪。”其次，周恩来指出，建议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西段是因为印度提出了强烈的领土要求。实际上东段和中段都存在问题。如果承认争议地区由双方协商来解决，那么东段的扯冬和朗久，中段的九个地点都应该通过双方协商解决。不应该对一部分地区有建议，对一部分地区没有建议。苏班德里约解释说：“的确，我们的这一建议不能满足中国的要求。我们的确非常欣赏中国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的措施，这使小国感到安心，因为小国就其本性来说，总是害怕大国的。但是中国的行动证明，她是诚实的，她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仍主动停火和后撤。中国的这一措施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从公平的观点来说，可能会问为什么提出要中国后撤，而不要印度后撤。从我们的观点来说，我们提出要中国后撤并不是要求中国放弃其领土，而是为了要谋求实现脱离接触作为谈判基础。这是向军事上强的一方面提出的。中国主动后撤二十公里，这个距离也可脱离接触。”周恩来说：“但我们不能让印度进入我军撤出的二十公里以内，不论是军事的或民政的，都不能进来，这是中心之点。”苏班德里约最后说：“如果我们这次能够考试及格，帮助两个大国和平解决边界纠纷，那么将有助于今后解决亚非国家之间的冲突，希望周总理不要把我们考得太多。”周恩来耐心地解释道：“如果拿这一建议来考试，你们及格了，我们就不及格了。人民会通不过，我这总理得撤职。因为这一建议仅要中国一方面承担义务，而未要印度承担任何义务。”
尽管在讨论中双方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周恩来仍旧认真考虑了对方的意见，并根据会谈中得到的启发，提出了对科伦坡建议的两点解释。一月四日，双方继续会谈，周恩来郑重提出了这两点解释，请班达拉奈克夫人转告印度政府：
一、在双方官员会晤期间，在东段我们撤出的地区，印军不跟进，而只可派行政人员和民政人员进驻，一直到实际控制线以南；
二、中国从西段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以后，印军在九月八日以前侵占的四十三个军事哨所也就空出了，但无论是印军事人员或民政人员都不能进去，该地将是空的。
周恩来还表示中国主动停火后撤以促使中印直接谈判的声明是继续有效的。不管印度对科伦坡建议采取什么态度，在同锡兰总理会谈后采取什么态度，中国仍按既定方针继续停火并按中国政府声明那样在全线主动后撤，直至脱离实际控制线（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线）二十公里的地方。这点可以说明中国政府是力求避免中印再发生冲突的。如果印度同意中国对科伦坡建议的两点解释，我们可以同意把这个建议作为中印开始谈判的初步基础。经中共中央批准和毛泽东同意后，这两点解释正式写入周恩来给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备忘录中。
备忘录指出：这“两点只在中印双方官员会晤以前和会晤期间有效，不影响双方官员在会晤中提出的其他建议和作出的最后决定。”班达拉奈克夫人看到备忘录后说：“这一备忘录非常公正和准确地表明了中国对六国建议的意见和明确地说明了中国希望锡方转达给尼赫鲁总理的态度和建议。”
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周恩来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先后赴杭州、上海参观，分别看望了毛泽东和宋庆龄等。在上海，周恩来还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到上海最大的佛教寺院玉佛寺，举行纪念锡兰已故总理所罗门·班达拉奈克六十四岁诞辰的佛教仪式。一月八日，班达拉奈克夫人离上海飞赴印度。周恩来送走客人后因痔疮发作到杭州进行治疗和作短暂休息。
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回到上海过春节。他同三十多年前曾经和自己并肩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一起度过了农历除夕。春节期间，周恩来参加了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座谈会，还参加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中作出十分重要的论断：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他说：“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提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做到十六个字：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利用这次到上海的机会，周恩来会见了文艺界的朋友袁雪芬、张瑞芳、赵丹等，看望了宋庆龄和上海市副市长荣毅仁等。三十多年后，荣毅仁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次周恩来到家中做客的情景。他说：“周总理在我家吃了饭，胃口很好，像家里人一样随和，使人感到十分亲切，可以接近。”周恩来还和邓颖超一起到苏州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陈云和盆景艺术家周瘦鹃。二月三日，周恩来匆匆赶回北京。他把美好的感情留在上海，留在许许多多朋友的心中。
周恩来急于赶回北京，是因为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又出现新的情况。
班达拉奈克夫人离开中国后直接去了印度。她在德里同科伦坡六国会议参加国代表——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加纳司法部长奥弗里·阿塔会谈，共同提出了一个对科伦坡建议的“澄清文件”。这个文件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更符合印度的需要。所以，尼赫鲁在议会上表示，印度接受的科伦坡建议与这份“澄清”是不可分割的。一月十四日，班达拉奈克夫人写信给周恩来，希望中国不把“两点解释”作为先决条件，同意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中印直接谈判的基础。随后，阿塔来到中国，向周恩来提出了同样的希望。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复信班达拉奈克夫人，表示中国政府原则上接受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作为中印官员会晤讨论的初步基础；但是，中国政府仍保留对科伦坡会议建议的“两点解释”。阿塔不久后说：科伦坡建议不一定要全部接受，对一部分不同意也可以谈。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八日，周恩来在上海又接连收到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两封来信说，印度政府已经全部接受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和“澄清”，作为中印举行直接会谈的基础，而不坚持任何事前的保留。这时，周恩来还不知道锡兰等国在德里提出的“澄清文件”的内容，因此，他感到十分奇怪。
直到一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收到锡兰驻华大使送来的“澄清文件”后，他才了解这个文件不仅同班达拉奈克夫人一月十四日来信有出入，而且同她在北京所作的解释也有出入。对争论的核心，即西段问题，在德里提出的“澄清文件”写道：“中国军事撤退所形成的二十公里非军事区将由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这是科伦坡建议的一个实质部分。有待于印中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是，关于民政点的位置、数目及其组成”；而在北京并没有谈到这些内容。关于东段，这个“澄清文件”写道：“印度军队可以一直开到实际控制线，即麦线以南，除了印中两国政府存在意见分歧的两个地区以外。”这一点，班达拉奈克夫人在北京也根本没有提到。
二月四日，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出席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他告诉佩雷拉：“我们不能撤回我们的两点解释，不然，我们就无法向我国人民交代，也无法向世界舆论交代。”但他仍表示：“我们的两点解释并不是会谈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中印各方对六国建议的不同解释是可以在会谈中解决的。”“如果印度坚持先决条件以至双方谈不起来，也不要紧。我们还是要按既定计划主动后撤，因此，我们实际上将同对方脱离接触。只要印度不进行挑衅，不进入我们空出的、在停火安排中有争执的那四个地方，即不进入东段的朗久和扯冬，中段的乌热，西段印度曾经侵占过的四十三个据点，那就打不起来。”
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复信班达拉奈克夫人，明确指出：科伦坡建议不是指令或裁决，会议的任务是调解而不是仲裁。尼赫鲁说中国政府必须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否则不能举行任何谈判甚至初步的谈判，这种态度是同科伦坡会议的基本精神相违背的。信中同时指出：科伦坡建议是有严重缺陷的。科伦坡会议作出现在这样的具体建议，是中国政府始料所不及的。尽管会议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使科伦坡会议的工作超出了调解的范围，使与会国的调解活动增加了困难。信中说：
“我发现你和你的同事们在新德里所作的澄清同在北京所作的澄清又不同，它不仅同你交给我们的书面说明有很大出入，而且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同你和你的同事们在北京所作的口头说明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印度政府利用科伦坡建议含糊不清的规定，利用你和你的同事们在新德里提供的 ‘澄清’，把科伦坡建议进一步解释成为完全符合印度的立场。”“印度政府却坚持中国必须全盘地接受它所解释的科伦坡建议作为开始会谈的先决条件，这实际上是要中国在会谈开始以前就向印度的无理立场屈服。印度的这种态度只能使人怀疑，它对举行直接谈判究竟有多少诚意。”
信中还写到：目前的停火是否能够稳定下来，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具有诚意，如果一方缺乏诚意，即使它接受科伦坡建议，也不能保证停火的稳定。为了促使中印直接谈判，中国政府做了仁至义尽的努力。中国政府希望中印官员会晤能够迅速举行，如果一时不能举行，中国政府也愿意耐心等待。
尽管周恩来感到科伦坡建议、特别是锡兰等三国在德里提出的那份“澄清文件”对中国很不公正，但是，他对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困难处境和期望解决问题的急迫心情却表示体谅和理解。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会见佩雷拉时谈到：“她是六国会议的发起人，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她不能不照顾到参加会议的多数人的意见。”二月十日，参加科伦坡会议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从印度来到中国。周恩来前往昆明迎接，同他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告诉西哈努克：“我们任何时候都愿与印度官员在边境上或其他地方会晤，没有任何条件。我们可以拿科伦坡建议作为谈判基础，但我们不隐蔽我们自己的解释。如果科伦坡会议多数国家和锡兰总理同意我们的态度，我们等着印度谈判就是了。当然，印度一定不干，印度说要每一个字都按照在德里 ‘澄清’的科伦坡建议办，就是所谓要全部接受。”“如果印度不打算重新挑衅，局势可以不紧张，停火会稳定一个时期，双方也可以脱离接触一个时期。如印度要紧张，即使谈判也可以紧张，因为它可以随便抓住一个问题使局势紧张起来。”第二天，双方继续会谈。周恩来说：“我们将继续完成后撤二十公里并空出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四个地区。我们在二十公里地区内设立民政点，也将通知印度和科伦坡会议参加国。”“我们努力寻求和平谈判发展中印友好是坚定不移的方针。”西哈努克非常感谢周恩来向他澄清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并且对科伦坡会议参加国采取十分体谅的态度。二月十二日，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回到北京。
这时，国内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很繁忙。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正在研究和讨论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和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就是四清运动）的问题。周恩来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从会议记录来看，周恩来在发言中对前面所说的两个问题没有发表多少意见，主要谈的是粮食问题和精简工作。他指出：一九六二年比一九六一年粮食增产了二百多亿斤，这是形势得以好转的中心。而精简工作、减少城市人口工作取得的成绩，又使粮食销量得以减少。他说，这个成绩得来不易，必须继续巩固。周恩来强调：“不论从哪个方面说，精简、控制城市人口、勤俭建国、计划生育都是我们长期的方针。”三月十五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作了《关于中央精简工作的报告》，提出精简扫尾工作必须同增产节约和在城市进行的“五反”（指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必须同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必须同控制城市人口、全面安排劳动力、明确教育方针和计划生育工作结合起来。他要求：“精简必须限期完成，以利今年八月起逐步调整工资，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新的基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全国性的精简工作按计划在七月底基本完成。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很关注文艺工作。当时，电影和话剧舞台十分活跃，涌现出一大批反映现代生活和精神风貌的作品，如《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二个春天》、《红色宣传员》等。周恩来从讨论剧本到确定导演和演员，都给予具体指导。他多次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学习、实践、竞赛和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在惊涛骇浪中考验自己，长期奋斗，至死不已。为了加强同香港地区的文化交流，周恩来决定向香港派出京剧艺术团。这以前，他曾向香港派出过潮剧、昆剧和越剧等艺术团。三四月间，周恩来先后两次会见准备赴港的京剧团负责人和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赵燕侠等，反复强调赴港演出的意义，详细审查了演出剧目。会见中，周恩来嘱咐张君秋：一定要将寄养在香港的女儿接回来。他说：“香港总要收回来，到那时，我已经一百岁（虚岁）了。”这就是指一九九七年。张君秋后来说：“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至今不能忘记。”
一九六三年四月中旬，刘少奇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毛泽东也去了南方，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担落在周恩来的身上。他接连处理了两件棘手的事情。
一件事是，刘少奇是否按期访问柬埔寨。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到情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搞爆炸，破坏刘少奇的访柬活动。当时，刘少奇正在印尼访问，下一站就要到柬埔寨去。中国驻柬使馆根据西哈努克的意见，建议不定期推迟刘少奇访柬。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这是新中国元首第一次访问柬埔寨，“不定期的推迟对柬访问，政治上不利”。他建议按原计划访柬，但可以把日期提前，缩小或取消群众场面。为了确保刘少奇在柬的安全，周恩来派专机到河南安阳把前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幼平接回北京。二十五日，经请示毛泽东后，周恩来做出两项安排：一、派公安部局长凌云随王幼平飞昆明，向正在那里休息的刘少奇汇报情况；二、派王幼平以外交部顾问名义作为刘少奇访柬的随员，先期到金边指导中国使馆同柬方接洽安全保卫工作。在周恩来的妥善安排下，协助柬方粉碎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刘少奇胜利完成访问柬埔寨的任务。西哈努克感动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来。”
另一件事是处理中国第一艘国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由青岛首航日本途中遇难事件。五月一日，周恩来接到“跃进号”货轮遇难的报告后，立即指示派军舰前往出事地点营救。他几乎彻夜未眠，等候详细报告。最初，船上报的信号是遭到袭击，接着又说是“为三发鱼雷命中”而沉没。由于事情重大，周恩来没有轻易下结论。他同意罗瑞卿提出的“慎重为好”的意见，建议“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为了查明事情的经过，周恩来多次找有关方面了解情况，责成交通部和解放军总参某部进行调查。调查小组经过周密调查，得出“‘跃进号’的沉没极大可能为触礁”的结论。为了作出最后判断，五月八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会议决定“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跃进号’触礁沉没，几乎可以肯定。现在再进行现场调查，既表示我们实事求是，利于取得世界公正舆论的同情；又可以借此锻炼我们海军部队和交通船员出海作业；同时，还可取得 ‘跃进号’的全部保险金。”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冒着浓雾飞往上海，亲自听取东海舰队和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关于出海调查准备工作的汇报。他提出：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潜水侦察顺利完成。六月二日，新华社奉命发表声明：“经过周密的调查，已经证实 ‘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中国政府实事求是的态度，赢得世界舆论的赞扬。
周恩来到上海前，先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农村四清运动正在开展。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正在这里讨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修改稿（通常简称“前十条”——编者注）。这份文件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要求各地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周恩来参加了会议最后两天的讨论。为了缩小运动的打击面，周恩来主张将“团结百分之九十几”改为“百分之九十五”。他认为：“到底百分之几，各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如果写上团结百分之九十几以上，那么从反面想，就必然是打击百分之十，这样打击面就宽了。写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从反面想，打击面就是百分之五，就会打击少一点。”毛泽东说有道理，就照这样改了。后来，周恩来在许多会议上都强调“特别要掌握政策”,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他说：“农村中如此，城市也是如此。我们机关、企业、事业、部队、学校也是如此。不论是群众是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可以争取和教育过来的。”
这时，从一九六二年底开始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七月间进行的中苏两党会谈毫无结果。在这前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共中央从九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之间展开了空前激烈的大论战。
但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共中央接受了一九六〇年因国际斗争而加快生产上盲目冒进的教训。周恩来回顾道：那时，“总是有一种想法，我们多生产一百万吨钢，觉得好像对我们的国际斗争就有多大力量”。结果，“把事情耽搁了，生气，吃了亏，痛定思痛，不要激动，不要生气”。当国民经济的形势开始全面好转时，一种急躁情绪又有抬头，许多人希望加快建设速度。经过反复讨论，中共中央认为国民经济虽已开始好转，但农业还没有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工业结构也没有调整好。从这种实际状况出发，毛泽东在七月初提出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作为一个过渡期，再搞三年调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搞五年或十年规划。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从一九六三年下半年起召开各种会议，来统一认识。有些人提出，为什么要有一个过渡计划，继续进行三年调整是不是太消极了？周恩来回答说：“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说：这个过渡计划是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学习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总路线指导下，摸索把马列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过渡到以后十五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求得在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因为有这样一个目的，我们需要总结经验，全面安排，创造条件，全面跃进，就必须有这三年的过渡。”
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这个建议。在会上，周恩来展示出他所设想的一幅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蓝图。他说：我们要埋头调整三年。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总是在二十世纪以内，建成一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认为“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为了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周恩来要求“中央各部门都要抓业务”。他说：“建国十三年了，业务还不通，这怎么行呢？”
在指导国内各项工作的同时，周恩来仍密切关注着中印边界局势的发展，并及时而妥善地处理随时出现的各种棘手的问题。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政府根据上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声明，完成在中印边界全线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计划。三月四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再一次建议，双方就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开始直接谈判。信中指出：“不应该再有什么理由来推迟中印官员会谈的举行。如果说，双方对于科伦坡会议的建议还存在不同的解释，那么，这尽可以在会谈中讨论解决，而不应该成为会谈的障碍。中国保留自己对科伦坡建议的两点解释，但是并不把接受这两点解释作为开始会谈的先决条件。我相信，只要双方都有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不管双方之间还有什么样的分歧，这些分歧都是可以在会谈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的。”信中还提出：“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对内对外政策上的需要，还不准备举行这种会晤的话，那么，中国政府也愿意耐心等待。”“只要印度方面不再进行挑衅，不再进入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四个地区，已经和缓了的边境局势是不会重新紧张起来的。”但是，印度方面拒绝用和谈的方式解决边界争端的决心已定。三月五日，尼赫鲁在回信中说，只有中国政府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和那个“澄清文件”，才能开始中印会谈。
这种僵持状况使锡兰等国十分焦虑。三月七日和四月一日，周恩来先后收到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来信。信中都十分担心中印双方会因谈判不成而重新紧张起来。因此，他们希望以中国的让步，即不提“两点解释”来满足印度的要求，以便重开谈判。四月七日，周恩来会见加纳驻华大使默塞尔，向他提出三个问题：一、如果中国政府不提两点解释，印度是否真的会解决边界问题？二、如果中国政府现在不提两点解释而留待谈判时解决，这样中印直接谈判是否就能举行？三、是不是谈判开始之后中印关系就会改善，如果谈不起来，中印关系就会更加恶化？周恩来指出这三种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问题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周恩来说：目前的情况是，中印边界局势并不紧张，原因是中国方面主动采取了种种友好步骤使局势和缓下来。第一，不管印度是否同意，中国主动停火，结果停火实现了。第二，不管印度同意与否，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后撤到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二十公里，后撤计划已于二月底完成。第三，我们在退出的二十公里地区设立了民政检查站，并且把我们设立民政检查站的地点和数目都告诉了印度和科伦坡与会各国。第四，至于东、中、西各段关于停火安排有争议的地区，我们把它们空出来，不仅军队不进去，民政点也不进去，而留待将来在谈判中解决。因此，中印边境上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隔离带。这完全是由于中国边防部队的后撤，而不是由于印方采取了什么措施。问题是印度自己在制造紧张气氛。
四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班达拉奈克夫人，对她三月七日的来信作出答复。周恩来指出，正是由于科伦坡建议和在新德里的澄清对中国不公平的规定，中国政府在原则接受科伦坡建议的同时，不能不保留自己的两点解释。我们认为，我们的两点解释有助于使科伦坡建议保持必要程度的公正性。在印度坚持必须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和在新德里产生的“澄清文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更有必要保留自己的两点解释。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把接受自己的两点解释作为开始中印直接谈判的先决条件。中国政府仍然愿意同印度政府在谈判中讨论解决双方之间对科伦坡建议的不同解释和其他分歧意见。我们相信，我们这种态度是入情入理的，是符合科伦坡会议的基本精神的。周恩来解释说：
“你希望迅速促成中印直接谈判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和解的努力必须来自双方。如你所知，为了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中国方面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如果印度政府继续坚持它的僵硬无理的立场，那么我们没有旁的办法，只能耐心地等待。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努力，中印边境局势已经和缓下来了。只要印度方面不再进行挑衅，中印边境局势是不会再紧张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印谈判一时不能举行，局势也不会恶化到危险的程度。”
同一天，周恩来致信尼赫鲁，指出他三月五日来信实际上是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中国接受印度政府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他严正声明：“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周恩来谴责道：“你一向劝别的国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不提先决条件，为什么印度政府对中印边界谈判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呢？”周恩来说：“尽管印度政府采取了这种态度，我仍然再一次请你考虑双方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基础，立即就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开始谈判，把各自对科伦坡建议的不同解释留待谈判中解决。这是中国政府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为了促进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又一次采取重大步骤。四月十日至五月二十五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下，分批释放了在军事冲突中俘获的包括一名准将、二十六名校级军官、二十九名尉级军官在内的印军军事人员三千二百多名，并归还在冲突中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中国政府的真诚态度使更多的人看清了究竟是谁在阻碍和平。
四月二十一日，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到达北京。这是访问北京的第一位阿联政府领导人。在第一天会谈中，萨布里首先就阿联在科伦坡会议的立场向周恩来作了解释。他说：“中印是两个居于领导地位的大国，他们同亚非以外的任何大国都没有牵连，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设法寻找促使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办法。”萨布里承认他们对印度采取了偏袒的态度。他说：“印度在这次冲突中无论在政治、军事上都打了败仗，而中国则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因此，我们觉得印度应该比中国得到更多的帮助。”周恩来同意萨布里所说的中印友好不仅关系到中印两国，而且关系到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问题是在印度取得独立和中国得到解放后，中印两国应该如何相处。在中国方面，我们是尽量忍让，争取中印友好。不幸的是，印方采取的行动不完全如此。周恩来坦率地对科伦坡会议提出意见：“我们对科伦坡会议是支持的，但是科伦坡建议是不公正的。当时的情况是，科伦坡会议的参加者只注意如何使建议被印度接受，至于中国是否接受的问题就不去考虑了。”“六国本来准备呼吁停火，后来看到停火可以实现，所以转而考虑如何满足印度的一部分要求的问题。会议注意的重点是如何巩固停火，因而使科伦坡建议和建议所根据的原则都偏向一方，而不适用于双方。”周恩来还表示，如果萨布里去新德里发现印度愿意合作，不拿它的解释作为先决条件，双方可以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谈。如果尼赫鲁不能一下子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而只能十五、十五度地慢慢转，我们也可以迎合他，我们给了他很多机会。他说：“我说过我愿意去德里，这是给很大的面子。去德里并不好受，我是准备去受侮辱的。中国又不是小国，也不是没有文化、没有自尊的啊。但是，为了亚非团结和中印友好，我们可以作此牺牲。我已经去过四次，再去一次也不要紧。”四月二十三日，双方进行第三次会谈。萨布里问周恩来：“是否绝对不能允许印度在实际控制线的另侧设立民政点或派出军事人员？”周恩来坚定地回答：“是的。”“目前是这样。如果谈判中双方表现友好和诚意，在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寻求新的方法。”
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给萨布里的备忘录中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对科伦坡建议的立场，并且指出：如果印度政府仍然要求中国政府全盘接受或者没有保留地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坚持中国政府必须事先接受印度政府对科伦坡建议第二条丙款一项的解释，才能开始中印谈判，这就表明印度政府不准备为谈判留有余地。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的调解努力将是徒劳的。事实上只要印度政府坚持目前的僵硬立场，即使谈判能够举行，谈判的前途也只能是破裂；这样，反而会使目前和缓下来的局势重新紧张起来。与其造成这样的不良后果，中国政府宁愿耐心地等待。科伦坡与会国家可以相信，即使谈判一时不能举行，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使目前已经和缓的局势保持下去。
通过双方多次坦诚的交谈，萨布里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他说：“科伦坡建议只是建议，总不能作为裁决。如果我在同印度的会谈中发现谈判可能导致破裂，我也同意还不如不谈。”
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陪同萨布里到上海访问，第二天返回北京。不久，就传来萨布里访问印度的消息，尼赫鲁拒绝了萨布里的要求，说：“印度由于国内原因，目前不能与中国谈判。”这使阿联政府进一步相信了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尼赫鲁的态度使科伦坡会议的一些国家感到十分失望，周恩来反过来鼓励他们说：科伦坡会议和它的建议，我们认为并不是毫无结果，而是很大的成功。因为，有了科伦坡建议，中国作了积极的响应，并采取了六七次主动措施，其中有的是响应，有的是超过了科伦坡会议建议的要求。一旦印度真正对中国进行挑衅，科伦坡会议六国就可以起作用，可以去劝阻印度。
第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尼赫鲁因病逝世。当天，周恩来致电印度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吊唁，并且说：“尽管在我们两国之间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这种不幸的情况终究只是暂时的。我深信，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必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和发展。”第二天，他和陈毅前往印度驻华使馆，吊唁尼赫鲁逝世，并向尼赫鲁遗像献了花圈。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澳大利亚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写道：“战争无情地暴露了印度的虚弱；同时，尽管它矢口否认，但看来印度已暗中和美国结成同盟，共同反华。因此，它已不再能充当不结盟国家的领导者了。除此之外，从六十年代开始，印度的国内困难也在日益加剧。边境战争及其后果可能加速了这些困难，但看来它还是由于印度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所促成的。印度经济的困难和政治的虚弱日益加深，就必然要削弱它的国际地位。”相反，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却得到提高。许许多多亚非地区的朋友，甚至包括一些过去对中国持有偏见和怀疑态度的国家，通过这个事件，承认新中国是热爱和平的。他们希望周恩来到更多的亚非国家去看看，加强彼此间的团结友好。这也是周恩来一直向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