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抗美援朝（上）

正当中国人民全力以赴地为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的时候，一片浓密的乌云突然在中国东北边境上空出现，那就是朝鲜战争的发生。到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国的边境已受到严重威胁，全国的主要注意力不能不转移到抗美援朝这方面来。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遇到的最重大的对外斗争、最重大的政治斗争，也是最重大的军事斗争。它深刻地影响了这以后许多年内中国的态势。它的发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料到，因为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对峙局面已经形成并日趋紧张，因为美国政府当时实行着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这番较量可能是很难避免的；但它又不是中国所完全意料到的，因为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得那么快。

周恩来这时不仅担任着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且还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着军委的日常工作。作战指挥、后勤供应、国家管理、外交谈判等等方面的无数难题，一下子都放在他的面前，要求他在中央领导下具体负责处理。

周恩来以超人的精力，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在扩大朝鲜战争的同时，竟毫无理由地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声称：“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执行合法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美国政府这种任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错误决策和野蛮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华民族的极大愤慨。它所造成的恶果，深刻地影响了以后二十年间的中美关系。

中国政府的反应是迅速而强烈的。第二天，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作关于最近国际形势的报告。他宣读了杜鲁门那个声明的全文，指出：“杜鲁门的声明中还联系到台湾、越南、菲律宾。朝鲜问题，只是美国整套强盗性计划中的一个问题而已。”他严正地宣告：“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杜鲁门这种意图和声明，再一次让全世界的人民了解谁要发动战争，再一次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警惕。”“对于这种非法的行为，我们不能不表示态度。因此准备用外交部长的名义，大致根据上述的内容，发表一个声明。”当天，他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严正宣布：“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

那时，朝鲜人民军正在胜利地向南挺进，直指洛东江三角洲。有些人乐观地估计：战争将在八月份结束。富有经验的周恩来一直冷静地观察着局势的发展，注意到种种潜在的复杂因素。七月初，他在审改致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电稿时，问在座的一些人：“你们对朝鲜战争有何看法？八月份能结束得了吗？”听完大家的意见后，他说：“是呀，不经过反复多次较量，不消灭美军的力量到不能支持的时候，朝鲜战争是不可能轻易结束的。这个战争将是一个持久复杂的斗争，至于持久到什么时候，是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要看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才能确定。反正一两个月、一两个战役是不行的。我们宁可把情况估计得复杂一点。”预计到朝鲜战争将是一场持久复杂的斗争，这个战略性的判断，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几天后，七月七日，也就是美国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陆海空军已陆续参战的时候，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分召开军委讨论保卫国防会议。那时，在第四野战军入关南下后，辽阔的东北地区只留下第四十二军在北满从事生产建设，兵力十分空虚，一旦有事，显然是无法应付的。这次会议，着重研究如何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迅速加强东北边防。参加会议的有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谭政、萧劲光、萧华、滕代远、李克农、杨立三等。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初步商定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人选、部署调整、车运计划、后勤保障、集结时间等。由于这是一项关系重大的动作，会上没有匆忙地作出最后决定，而是责成有关单位负责人进一步考虑商议后，在下次会议上再研究确定。经过几天酝酿，在七月十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草案）。再经周恩来反复推敲定稿后，在七月十三日上报。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

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是：将作为军委战略预备队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自七月十日和十五日起，分别从广州、信阳、漯河出发，开往邻近东北边境的安东、辽阳、凤城地区；原在北满的第四十二军，在七月三十日从齐齐哈尔及北安线出发，开往通化、辑安之线集结；炮兵、工兵、骑兵等特种部队若干师、团也分别开往边防地区。“以上所调动部队共约二十五万五千人左右，最后调动的部队限八月五日前到达指定地区。”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委，李聚奎为边防军后勤司令（粟裕因为有病，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来没有到任）。以第十五兵团部为基础，组成新的兵团部，统辖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决定》还对后勤保障等作出了详细规定。

这时，朝鲜人民军正迅速向南推进，战局的发展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为什么中央军委要在此刻成立东北边防军，并且调集这样大的兵力，限期完成部署？这正是从朝鲜战争可能是一场持久复杂的斗争着眼的，用周恩来的话，叫做宁可“备而不用”。

朝鲜战局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忧虑逐步加深。八月四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会上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当然，他们这时说的还只是一种有备无患的设想，而不是行动的决定。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中央军委不是在七月间就下决心调集重兵，限期开抵鸭绿江畔，做好应战准备，等到局势紧张时才开始采取行动，那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的。这一着，是极富远见的，是具有关键意义的部署。

此后，朝鲜战局处在急剧的变化中。在朝鲜半岛南端的美军主力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凭借强固工事，坚守在洛东江三角洲的狭小地带，既不撤退，也不反击。在日本的美军两个师又组成新的军团。美国的军舰等调动频繁。八月二十三日晚，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向他报告了同总参谋部作战室的参谋们反复研究后的判断：敌人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如果登陆成功，就会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夹击和包围人民军主力的态势，朝鲜战局将发生逆转。周恩来十分重视参谋们的这个意见，立刻带雷英夫去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但目前就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可能，因为美国还未准备好。”

朝鲜战局中出现的这个新的动向，使东北边防军的各项准备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召开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参加的有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萧劲光、萧华、杨立三等二十一人。周恩来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朝鲜已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他说：“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为兄弟国家问题，不仅看为与我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而应看为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我们对朝鲜问题采取的是积极态度，所以将东北边防军组织起来。”他根据朝鲜战争两个月来的作战情况，指出战争很快结束的设想大体上不可能实现了，“因此，不能不设想第二种情况，即战争的长期化”,“根据这种情况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是不够的”。

接着，他强调：“我们此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伪军。美军是依靠大炮飞机火力，他们补充好，但也有弱点。我们的装备对付国内敌人是够了，但对付美帝国主义是不够的。”“一切都要准备，不要成为 ‘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是不是能够战胜美国军队呢？朝鲜战争会不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周恩来具体分析了美国存在的几个重要弱点：“一、它的战线过长，即从阿拉斯加到波罗的海，由太平洋到大西洋。二、它的运输线太远。三、它的战斗力太弱。”他说：“根据以上情况，目前发动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但其总企图是不断由一个一个战争推动为世界大战。在我们方面，就要将其发动起的战争，一个一个地打下去，使其不能发展为大规模战争。这样对我们有利，对世界和平阵营有利。”

周恩来要求大家把眼光放远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建设应有一个较长远的计划。如今天还定不出长远的计划，亦必须先定出一个短期的至少三年的建军计划，作为准备阶段的计划。因此，今天通知各部各单位如海司、空司、炮司、装司及人民武装等部，将各兵种建设分别作出一个三年计划，以便在九、十、十一三个月讨论决定，明年开始实施。”

对东北边防军，周恩来要求他们主要做好两项准备工作：一项是训练，一项是补充。他又说：“中央拟由各区抽十个军作为后备。这要与各区商议，早做准备。”

八月下旬，美军飞机侵入中国东北安东市上空，并向民船射击，杀死船工。东北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九月三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向他们报告了近日拟定的《关于加强边防军的计划》。《计划》中准备将东北边防军兵力逐渐增加到十一个军三十六个师，分为第一、二、三线部队，连同特种兵部队、后勤部队共约七十万兵力。《计划》还对兵员补充、步兵师武器调整、弹药补充、炮兵增强、战车组织、空军、后方勤务等项事宜作出详细的部署。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当时，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提出东北工业设备迁移问题。周恩来在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信中说到：他和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面商后，“均认为从目前形势看来，以加强防御，较消极迁移为好”。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美国军队在麦克阿瑟指挥下，从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大举登陆，随即向汉城和水原猛扑。洛东江三角洲的美军第八集团军也向北发动猛烈攻势。他们的战略企图是切断并围歼已经深入朝鲜半岛南部的人民军主力。周恩来异常焦灼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在九月二十日致电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要他立刻转告金日成首相：

“我们认为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在目前主力暴露于敌人阵前，相持不下，消耗必多，而敌人如果占领汉城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人民军主力似宜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

“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作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惟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是否有当，尚祈考虑见复。”

不久，金日成回电，同意这些建议。

九月下旬，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后，继续大举北犯，推进到三八线附近。美国飞机一再侵犯中国领空，九月二十二日在安东市区投掷重磅炸弹十二枚。中国东北的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

整个局势的发展使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在国庆庆祝会上的讲话。他以斩钉截铁的语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十月三日，中国政府得到消息，南朝鲜军队已在东海岸越过三八线九英里。另一个消息说，美国瓦克将军指挥的部队已越过三八线，但并没有说明是南朝鲜军队还是美军。局势越来越紧急了。当天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他郑重说明中国政府对待朝鲜战争的严正立场：“美国军队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他要潘尼迦把他的话报告尼赫鲁，就是要尼赫鲁把中国的态度转告美国方面。他又说：“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我在十月一日的报告中，也声明了我国政府的态度，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潘尼迦问道：“阁下所说朝鲜事件应该地方化，是否指朝鲜战争应该限于三八线以南？或是指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周恩来回答：“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外国军队应该撤退，这对于东方的和平是有利的。朝鲜事件地方化的意思，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

一年多后，印度的潘迪特夫人（尼赫鲁的妹妹）曾对周恩来说：“当时，我正在华盛顿任印度驻美大使。每次您与潘尼迦大使谈话后，我都从我们政府得到指示，并即刻与美国国务院联系。我曾警告美国国务院，如果继续进军，势必迫使中国采取行动，到那时将后悔莫及。当时，美国国务院认为我们东方国家只是说说而已。”“自从你们起而抵抗以后，现在美国政府中甚至最反动的，也都承认他们做错了。”

周恩来这两次声明，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表明中国人民是讲理的，在采取这次军事行动前是预先打了招呼的，是被迫采取这种抉择的。这就在政治上立于主动的地位，得到更多人的同情。它又表明中国人说话是负责的，决不是“说说而已”，说了是算数的。

不能“置之不理”！这句斩钉截铁的话从此传诵人口，在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它所体现的新中国的外交风格，是周恩来精心培育和建立起来的。

可是，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仍错误地把它看作是虚声恫吓和外交“勒索”，认为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困难重重，没有力量也不敢出兵同美军作战，即使出了兵，也远远不是美军的对手。他们悍然将军队大举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图们江推进。他们推进得很快，熊熊战火燃烧到中国边境。朝鲜政府和金日成首相在十月一日和三日两次邀请中国出兵支援。这是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中国军队是出发到朝鲜参战，还是袖手旁观，已到了必须当机立断、作出决定的时候。

要下这样大的决心赴朝参战，实在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事前做到有备无患是一回事，临事下决心出兵又是一回事。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渴望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建设自己的国家。旧中国和长年战乱留下的满目疮痍亟待医治，方方面面都存在许多严重困难。行将相遇的对手又是美国这个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中国军队过去没有同它交过手，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等条件相差很远，制空权和制海权更完全在对方手里。一旦参战，还要准备对方对中国的大城市和工业基地进行大规模空袭，甚至会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这些，都不能不郑重地加以考虑。在中共中央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雷英夫回忆道：

“例如林彪就提出反对出兵，并不愿担任我志愿军统帅。当时，他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因此，他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 ‘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总理在会上坚持党中央、毛主席出兵的方针，严肃地批评了林彪，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特别是现在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请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

在一九五〇年十月的上半月内，中共中央接连举行多次政治局会议，反复讨论这个问题，经过激烈争论，逐渐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十月八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要求他们“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一天，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苏联，同斯大林洽谈出动空军支援和提供武器装备。那时候，苏联能不能出动空军支援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因为美国在朝鲜已完全夺取制空权，可以对中朝军队的前线和后方进行不间断的狂轰滥炸甚至低空扫射，使中朝军队的作战和后勤供应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

周恩来在十月十日赶到莫斯科后，第二天，由布尔加宁陪同坐专机飞到黑海海滨的克里米亚休养地，同斯大林会谈。周恩来向斯大林说明：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斯大林表示将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和装备，又解释苏联不能出兵的理由，说是苏联虽设想过帮助朝鲜，但早已声明苏军从朝鲜全部撤出，所以不能出现在战场，更不能同美国直接对抗，否则就是国际问题了。他还表示：虽可提供苏联空军支援，但不能进入敌后，以免飞机被击落而造成国际影响。周恩来后来曾讲到这次会谈的情况：“他逼近了鸭绿江，我们就下决心，去与斯讨论。两种意见：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这是斯说的。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谈了一天，晚上就要决定，马上电问毛主席。”

毛泽东在得知周恩来报告的情况后，在十月十二日致电已赴东北前沿地区的彭德怀等：“（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十三日，彭德怀、高岗赶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当天，毛泽东又致电刚从克里米亚回到莫斯科的周恩来：“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告诉他：“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十三日的来电后，就在第二天致电斯大林，继续要求苏联出动志愿空军，并提出需要购买飞机、坦克、炮类、海军器材、汽车、重要工兵器材等。他在苏联又留了几天，同莫洛托夫等继续具体磋商。最后，苏联方面同意在中国出兵时提供军事装备，并允派空军到中国帮助防空和训练，但不得越出中国国境。

十月十八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在第二天入朝作战，并研究了入朝后的部署和作战方针。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晚上，早已摆在东北边防地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和三个炮兵师共二十六万人，雄赳赳，气昂昂，从三个方向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这些行动是极端秘密地进行的，以便出其不意地给进犯者以有力打击。

但在战斗大规模打响前，必须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使大家充分认识这次行动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统一认识，消除疑虑，同仇敌忾地投入抗美援朝的斗争。这是斗争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

这些问题，尽管在中共中央内部也经历过激烈的争论，但一旦作出决定，对历来在极端艰苦的环境和战火纷飞的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来说，比较容易取得思想上的一致。而对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士，特别是那些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抱有畏惧心理的人来说，疑虑就更多了：中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经济还没有恢复，又到朝鲜去打仗，行吗？美国是不好对付的，出兵去打，岂不是惹火烧身？如果打不赢，回得来吗？再来一个仁川登陆怎么办？有的人还担心这样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在党内外各种会议上，以坚定的态度，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他邀请郭沫若、马叙伦、章伯钧、王昆仑座谈抗美援朝问题，听取意见，回答问题，通过他们向更多的民主人士进行教育。

十月二十四日，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作了题为《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报告。他说：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同志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当发扬革命的道义。如果朝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东北就无法安全。我国重工业的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内。近两个月来，美国飞机已侵入东北领空十二次之多。如果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如何能安心生产？假如我们采取防御的办法，还是不能安全生产。“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况且敌人也不会就此罢手。“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

他说：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只是要使它压不下来，给敌人以挫折，使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军队必须退出”。

他又指出：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越打越眼红，打入大陆，战争扩大。敌人孤注一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美帝有疯狂的一派，我们应该做准备。“我们并不愿意战争扩大，它要扩大，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不过我们绝不挑起世界大战。”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但也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战争扩大。

隔了一天，他又审定并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指示》中指出：“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宣传的基本内容有二：（一）我国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了联合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全国上下一心，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周恩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全世界宣传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行为，争取更多国家对新中国的理解和同情。

他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已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马立克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制裁美国政府。十月二日，赖伊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决议，通知中国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二十三日，周恩来复电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出席安全理事会讨论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这是一件引起全世界瞩目的事件。

伍修权回忆道：“出国以前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起草好了在安理会的发言稿，整理好了有关的文件和材料。这些文稿都由他一一审定批准。行前他又找我和乔冠华等同志谈了话，从此次行动的方针大计到出国后的注意事项都作了进一步的具体交代，规定了哪些事必须向国内请示报告，哪些事可以由我们在国外相机处理。当一切都安排停当并交代清楚后，我们才动身赴美。”

他们一到美国，周恩来又去电叮嘱他们：发言的要点要集中。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开始讨论中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这时正是志愿军入朝后把侵略军赶到了清川江以南，因此，中国代表的发言格外引人注目。伍修权代表中国作了近两小时的长篇演讲，理直气壮地慷慨陈词，全场鸦雀无声。演说结束后，许多人上来同他握手，产生了很大影响。

会议还在继续，中国代表还需要在会上发言。因此，周恩来又多次致电伍修权、乔冠华，嘱咐他们：“我们如不争取时间准备好发言稿，抢着发言，他们是不会让我们讲话的。”“发言稿不要长，凡伍的控美发言已说过的不再重复，凡杜（勒斯）、奥（斯汀）等带挑拨性的话不要正面回答，要从侧面或反面反击。”那时，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正因遭受惨败而在撤退中，英、法等国很怕牵入对中国作战，都很着急。周恩来便告诉伍、乔：“此时他急我不急。你们应采取攻势。凡遇以朝鲜停战为言者，你们都不要拒绝谈判，你们应答以只要美军从朝鲜撤退，朝战自停，并愿将他们意见向北京作报告；凡言台湾问题目前不能解决者，你们即应抓住这点证明美帝侵朝侵台是一回事，并反问美帝可以在侵朝同时侵台，为什么中国人民在反对美国侵台同时不能志愿援朝。”伍修权在会上又作了几次简短的发言，并在联合国所在成功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十二月十九日启程回国。

这是联合国中第一次响彻着新中国的声音。特别是一些海外华侨，从代表团的活动和言论中得到很大鼓舞，感到扬眉吐气，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