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主观体验

传统的理念认为，疼痛、晕眩、易遗忘这些症状是病人主观经历并描述的；而表征——譬如发言、瘫痪，或者语言上的错误——才是外在表现的、客观的、可以被观察到的事实。

历史上，联觉所具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具备可以被客观观察的表征。也就是说，对联觉的报道完全依赖于那些自称有此经历的人的主观表述。很长的时间里，现代科学认为这种在神经与精神方面的自我汇报是不合适被用于严肃研究的。从方法学上来说，“内省”（introspection）是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从而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不过，在19世纪之前，科学界并不排斥将第一人称的描述用于研究，因为那时，内省是被广为使用的试验方法。

于是我们毫不惊异地看到，19世纪末也正是联觉成为科研热点的时间，那时候，许多关于这一现象的文章被发表出来（图1.3）。譬如，在1881到1931的50年间，我们能找到75篇有关联觉的文章，而在随后1932到1982的50年间，则只有寥寥23篇。在这后50年间，科研界普遍抵触对精神思想体验方面的研究，而这是与行为学派（behaviorism）——心理学中一种将观察行为（而非分析主观陈述）作为正确研究方法的学派——的盛行分不开的。然而，从文章数量上来看，在今天，联觉研究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图1.3　在1850到2006年之间有关联觉的同行评议的学术文章数量。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界处，科学界曾经对这一现象相当关注，但自从行为学派大行其道、成为心理学中的主要流派之后（它最盛行的时候是在1920到1940之间），有关联觉的文章数就大大下降了。不过，最近几十年来科学家们对它又开始重新重视，暗示着另一个有关联觉的研究春天的到来

联觉研究在最初的盛行之后，由于科学不能给它以合理的解释，渐渐被学界遗忘。简单地说，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在当年还是非常不成熟的学科——那时，心理学理论完全依赖于各种表面联系，而研究者对神经组织的理解与今天相比几乎微不足道；现代神经病学才刚刚起步，而我们今天所研究的神经科学还没有被创建起来。在我们对大脑的组织与结构的理解慢慢进化、变得更加“现代”的过程中，行为学派登上舞台。它强烈反对着眼于主观体验的研究，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里，连简单地承认“内心活动”都是不被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联觉在研究者的眼中，再也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

不管你是否相信，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将情感思维活动与大脑的功能联系在一起：在它漫长的历史里，神经病学对精神上的体验并不重视[27]。相反，它所注重的是运动、脊柱反射等一系列机体外在的物理现象，而把内心留给精神病学家或者哲学家们去研究。20世纪50年代，对于大脑皮质与精神活动之间的联系，当年的文献依然表现得犹豫不决[28]，这样摇摆不定的态度直到被称为“大脑的十年”（Decade of the Brain）的90年代才有所改变（Decade of the Brain：9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大力宣传推动有关脑科学的研究，而美国总统布什为表示支持，而将90年代定为“大脑的十年”——译者注）。

现代科学如何区别第一人称的主观体验与旁观者的“客观”观察？由于联觉者的主观体验因个体不同而不同，所以研究这一现象变得格外困难。事实上，哪怕同为色彩文字联觉者，两个人也可能具有不同的色彩与文字组合，而这一点，常常被反对联觉研究的人拿出来作为证据，支持“联觉并不真实存在”这一论点。可是，这恰恰来自于对神经机制与现象本身的误解。而且，它激发我们思考另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究竟“真实”是对谁而言的——是对于体验者，还是对于观察者？

虽然在我们对大脑结构的研究中积攒了大量的知识，但要研究精神世界，还是相当困难。也许我们应该从多才多艺的19世纪医生与物理学家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那里获得一些灵感，因为他就一直想改变那种把着眼点全都放在机体的物理生理现象上的状况。他曾相当清楚地表述了“内心世界是存在的”这一观点，而他的话虽然在19世纪的哲学家里广为流传，在20世纪，却因为研究者们对解码神经系统过于狂热而渐渐被世人忘记了。在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一领域进行科学研究。从根本上来说，费希纳所提出的“精神物理学”（psychophysics）——一个试图将物理的刺激与主观感受联系在一起的领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物质基础：因为无论怎样的大脑图像或是分析神经活动的技术都无法取代被试者主观的内省与汇报。甚至，现代的神经成像技术本身也是以被试的内心精神状态为起点的。

我们如何才能用客观的方法研究内心精神状态呢？不同的科学家会选择不同类型的数据。心理学家倾向于衡量人们的行为，而偏向生物学的研究者则更着重于考虑生理物理现象，譬如大脑的图像。而研究联觉现象正好将我们这些研究者放在这两种倾向的中间，并让我们意识到第一人称的内省与汇报和第三者的观察同样重要。而且，这两种方式都承载了重要的理论学意义，但同时也可能为研究结论带来偏差。

一项实验只能带来观察的结果，只有被试本身才享有真实的体验，但是他们常常倾向于解释，而不是直接地描述，自己的感受。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平时往往没有必要描述自己的意识与体验，所以往往无法区别这两种汇报之间的微妙差异，同时也因为，实际上，对自己经历的不同汇报方式也暗含了不同的理论假设[29]。这些假设在所谓的“民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也即常识心理学中的意义和它们在神经科学中的意义往往迥然不同。神经科学家们经常把实验分解成不同的部分，而每一部分都带有许多特定而微妙的特性。

譬如，让我们考虑一下由药物导致的视觉幻象，在这种经历里人们经常会“看到”许多并不存在的东西。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德国心理学家海因里希·克卢弗（Heinrich Klüver）就对这一现象很感兴趣，想要对它多了解一些。他让被试服用致幻剂麦斯卡林（mescaline），很快发现被试对他们所见到的“无法描述”的幻象感到不可思议，并在汇报时加入许多诗意的渲染，或者华丽的解释，而不是直接朴素地描述自己的经历。克卢弗于是对被试进行训练，让他们在内省时更加仔细，将重点放在一些基础核心的部分之上，在被试做到这些之后，他终于能从他们的叙述中归纳出3种视觉体验。在第2章（Chapter 2）里，我们将在讨论不同联觉经历在概念上的相似性时[30]，提到克卢弗所提出的3种体验里的一种——“形状常量”（form constants）。

被试会运用在现代神经科学中具有特定意义的假设来解释自己的经历，而研究者们同样也会在将被试的汇报翻译成科学记录时错误地做出假设。有时单个研究者会这么做，而有时整个研究领域都可能这样做。而他们往往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假设和被试的假设具有同样重要的理论基础。正因为这样，科学家们往往不能仅从字面上解释被试的汇报，但是得通过对被试进行合适的培训，研究者们也许可以削弱一些偏差。此外，如果研究者和被试都使用一份固定的文稿来进行问询或汇报的话，也可能有所帮助。哪怕使用所谓的“客观”数据（譬如通过大脑扫描而获得的脑内新陈代新水平的图像），研究者的假设也可能引入偏差。当研究者并不是从字面上去接受它们，而是使用适当的方法来解释甚至修改它们时，主观汇报能成为相当有用的数据来源。数年前，理查德曾经提醒研究者：“虽然联觉者常常被指责成‘充满幻想’的人，实际上，是我们这些研究者需要仔细考虑如何解释他们的汇报。[31]”培训研究者，就像培训被试一样重要。

因为联觉经历是如此难以言喻，联觉者特别容易渲染他们的体验。因为很难描述自己的经历，他们常常借助于各种修辞手法。譬如，迈克尔·华生就曾经将荷兰薄荷的味道形容成“一个清凉的玻璃圆柱体”。他是在使用比喻，还是用研究者能够明白的措辞来如实地表述自己的触觉呢？为了区别这两者，研究者让他着重于描述他的确切感受，而不是试图使用语言文字来形象地“解释”这种感受。于是，当闻到荷兰薄荷的味道时，迈克尔在空中移动手掌，摩擦手指，做出触摸的样子：

它的外形是圆的。在它的背部，我摸到一个圆滑的曲面——非常非常光滑。所以，它一定是大理石的，或者玻璃的，因为那种顺滑的感受就像缎面一般。我没有摸到任何褶皱，表面上也没有任何突起，所以它一定是玻璃的，因为如果是大理石的，我应该能摸到石质上的坑洼。它摸起来很凉，也说明它的材质应该是某种玻璃或者石头。但它最美妙的地方还是它的光滑。我能沿着它往上或者往下移动我的双手，但我摸不到任何到顶的地方，我觉得它可能是无穷高的。所以我能对此做出的最好表述就是它是一个很高的、光滑的、玻璃圆柱……能把我的手伸到这片区域之中感觉很有趣，而且非常非常美妙。[32]

很清楚，迈克尔所感受到的是非常基础的触觉。而且，每次接受相同的外界味觉或嗅觉刺激的时候，他总会拥有完全相同的触觉体验。这样的联觉特性在研究者们询问其他联觉者的经历并重复测试他们时得到了证明。在现在所用的诊断联觉的五条标准里，有两条与此相关：“初级性”与“一致性”。初级性是指联觉并不复杂华丽，而包含了相当简单甚至底层的感觉体验——格子、折线、冷的、粗糙、平滑、酸的，等等。一致性则是说相同刺激所激起的联觉感受在长时间之内相当稳定（虽然不是绝对稳定）。正因为有了这些固定的诊断条件，联觉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终于得到了承认。

如果理查德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迈克尔的描述，或者认为他不过是在运用修辞手法，而不去仔细探究其中包含了怎样的感觉特质的话，也许直到今天，联觉还只是一段有趣的轶闻，而不会成为一种与众不同但是极其重要的神经现象，并指导我们进一步认识大脑的连接方式。现在研究这一现象的科学家们不再评判被试的实验汇报是否真实，相反，他们努力理解实验汇报的含义，并试图将主观的汇报与被观察到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而这就需要同时使用到第一人称的汇报与第三人称的观察。在研究者与被试之间进行的系统性、结构固定的访谈和对话构成了一种第二人称式的关系，并使得分享知识与体验成为可能。这种反馈有时候能让联觉者更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反思和体验，而且也会激发研究者进一步开发其他的行为观察实验。

有关研究者会引进的偏见的理论——虽然研究者的偏见显然是属于第三人称的观察性研究的——在很长的时间里阻止了第一人称的主观汇报成为研究的主流。譬如，理查德在20世纪70年代接受眼科学培训时第一次意识到了医生与病人之间有着不少互相误解。他惊异地发现，病人经常宣称他们能看到某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并能用生动、充满细节的语言形容他们的所见所感，而且这些幻觉在不同病人之间往往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医生使用各种专业器械却不能发现任何问题。医生们总是以为任何眼科问题都有生理上的物理特征，能被他们的仪器探测出来。人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如此理所当然，虽然没有人明确地教授这种想法，它也相当深入人心。

回头看，这种盲目的信心简直让人无语，但是，因为研究者所做出的许多假设都看起来是那样“显而易见”，以至于没人去质疑其中是否带有偏见。病人并不想听到“你的眼睛什么问题都没有”，那只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疑问没有得到回答，于是不停追问，使得医生感到一筹莫展——双方彼此都有着不同的期待。也许正是因为理查德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误解与不协调，所以他在面临迈克尔时并没有像许多同僚一样认定他的经历是不真实的，或进一步认为迈克尔神经不大正常。研究者对某种现象的偏见——无论是支持或否认这一现象——都可能会影响到数据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