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陈寿的传记，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与唐代房玄龄等编写的《晋书》。根据其中两篇《陈寿传》的记载，恰如谯周所预见，陈寿“以才学成名”，可是一生并不顺遂。早先他遭人举报在父丧期间让侍婢制药，在蜀国就受到舆论谴责，他也曾以奉养老母为由辞去长广（今山东省莱阳市等地）太守，可是后来却又因母亲死后将她葬在洛阳，并没有归乡，再遭到谴责，两次都影响到仕途。
不过，他跟谯周学习历史，在蜀国已做过史官，泰始四年（268）后入晋，得到位高而又博学的张华赏识，加入著作局，终究人尽其才，并由此收获他人生中最大的成就。首先，是在泰始十年编定《诸葛氏集》（又名《诸葛亮集》），然后，是在吴亡而“天下一统”的太康元年（280）到太康六年（285），编写出魏、吴、蜀《三国志》（参见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直至晋惠帝元康七年（297）他死以前定稿。
这前后大约十六七年，如果从何进与袁绍召来董卓、谋诛宦官，从此“京都大乱”算起，差不多就是汉末以来将近一百年里最安定的一段时间。经过六十年的三国分裂，统一的西晋王朝也迎来它的黄金时代，就像稍后干宝在《晋纪总论》中的描述：“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陈寿二十多万字的《三国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而等到陈寿去世，事实上，距离“天祸晋邦”（惠帝语）又已经不远。不久，江统就在他著名的《徙戎论》里发出“四夷之中，戎狄为甚”的警告，索靖也带着“会见汝在荆棘中”的担忧与洛阳宫门的铜驼告别。陈寿死后十年，晋惠帝便死于“八王之乱”，随后晋怀帝、晋愍帝也相继死于永嘉之乱后的“天下崩离”中，而整整二十年后，当晋元帝在从前东吴的首都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登基，建立东晋王朝，原来为西晋所有的北方大部，都变成为“胡族”相争之地，短短三十余年的西晋“大一统”彻底结束，中国又再一次陷入更长久的南北分裂当中。
《三国志》的编写，因缘际会，恰好是在西晋“大一统”的年代完成。
正是由于有政治上的统一，才有重建“大一统”话语的要求，要求文化上也实现东西南北的合流。于是在这个时代，既有像年轻的诗人左思写下《三都赋》，以魏、蜀、吴三国的首都为题材，实际讲述“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陲为襟”而“榷惟庸蜀与鸲鹊同巢，句吴与蛙黾同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的道理，也有来自蜀国的陈寿写下《三国志》，叙说魏、蜀、吴三国的历史。而三国历史的叙述，在政治“大一统”的前提下，势必也要像《三都赋》写到西蜀公子、东吴王孙最终都被魏国先生折服，心甘情愿地接受“日不双丽，世无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的现实，而显示从魏、蜀、吴各自独立到西晋统一的历史脉络。
值得注意的是，若非从三国分立走向统一，无论在观念还是在技术上，都很难想象会有同时书写三国史的必要，也很难想象会有基于丰富史料来全面把握三国史的可能。当然另一方面，立足于统一的西晋回看三国历史，从新朝看故国，也不是简单地忠实于故国历史就能够满足，最重要的，是要把故国历史、把三国各自演化的历史，按照新朝的观念，编入一个大一统的新的体系。
从故国到新朝，从分裂到统一，不要说观念上的颠覆和更新，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遭遇的困境也相当不少。
太康元年，东平王相王昌就遇到一个事关礼律和人情的难题。他父亲王毖原来住在长沙，有妻子儿女，“汉末使入中国”，刚好“吴叛”，回不去，便留在魏王手下，从此与妻子儿女“死生隔绝”，后来娶了王昌母亲。西晋“江表一统”后，王昌得知他父亲的前妻即他的前母已死，以为应该去替她服丧，他的上司东平王楙便提出这个案子，根据《晋书》的记载，在当时就引起一场关于礼的大讨论，博士、大臣及诸王纷纷表态。有人认为王毖先后娶两个妻子，是不得已，并非道德有亏，他的两个妻子，也该享有同等待遇，可是有人却以“礼不二嫡”为由反对，说王毖“更娶之辰，是前妻义绝之日”，假定他们三人都在世，也是不可能任由“二嫡专堂，两妇执祭”的，怎么能对他两个妻子一视同仁？陈寿当时为著作郎，他也就此发言，主张“礼无二嫡”，已经明白交代不能让两个都得到妻子同等待遇，但是如果王昌的父亲和他两个母亲都活着，便也不能无视他前母的存在，当然，若是王昌的父亲带了他的前妻之子到中原，前母去世，便要按照“出母”亦即母亲被离婚的规矩去做，问题是王昌的父亲从来“无弃前妻之命”，那么，王昌的异母兄长自然是要替他母亲服丧的，王昌则“无疑于不服”。
这是西晋灭吴以后，发生在过去吴人身上的个案。正如当时人所说，“礼为常事设，不为非常设也”，像这样“夫妇殊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是在三国分裂的“非常”时期造成的（《晋书·礼志中》），并不能按照常规去理解、去处置。而正是因为有从蜀到魏再到西晋时代的首都洛阳的经历，这种地理上的迁徙和时间上的推移带来的特殊体验，让陈寿能够体会到王昌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历史造成的复杂的家庭遗产，而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刻，个人是何等的无助和渺小。当然，他更清楚地知道，历史就是历史，过去就是过去，今天的人实在不必为过去负责，“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所以，他认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案，就是承认历史，更尊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