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谯周年轻时，据陈寿说，还曾向广汉绵竹的秦宓（?—226）问学，并记录下他的谈话，作《春秋然否论》。

秦宓在诸葛亮时代官至大司农，不仅才华出众，号为“一时之才士”，更有很深的蜀地情结。他曾说：“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此其一也。”意思是蜀有巍峨的岷山、奔涌的长江、丰饶的大平原，带来沃土千里，深受上天的眷顾。他又说：“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尧遭洪水，鲧所不治，禹疏江决河，东注于海，为民除害，生民以来功莫先者，此其二也。”禹生石纽，据李学勤说，是从“大禹出于西羌”的传说而来（《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如《史记·六国年表》已说到“禹兴于西羌”，《蜀王本纪》则说是“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而秦宓之所以强调禹出生于蜀的汶山郡，自是要表明蜀地不仅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生活富裕，蜀人中还有禹这样杰出的祖先。

秦宓还认为蜀地的先贤人物，过去只重视扬雄曾经推荐的严君平、李弘，这是不够的，应当增加司马相如、扬雄，这四个人，都值得为他们建祠堂。因为扬雄本人和他的著作影响力巨大，“邦有斯人，以耀四远”，司马相如对于“蜀学”之建，“比于齐、鲁”，也有很大贡献，他为汉武帝封禅大典制礼作乐，更是董仲舒都不曾有的荣耀。

在《蜀志·秦宓传》里，陈寿又特别提到“初，宓见《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帝系》是《大戴礼记》中的一篇，《大戴礼记》相传为西汉时的戴德所编，保存了不少汉代关于礼的资料，其中《帝系》叙说上古帝王的世系，是以轩辕黄帝为首，下面依次为黄帝产玄嚣、玄嚣之孙为帝喾，黄帝又产昌意、昌意娶蜀山氏而生颛顼，颛顼第五代孙为舜，帝喾之上妃姜原产后稷、次妃简狄产契、次妃陈隆氏产尧等等。而对于从黄帝到帝喾至于帝尧、从黄帝到帝颛顼至于帝舜的这样一个所谓“五帝皆同一族”的系谱，秦宓是如何“辨其不然之本”，现在已经无法知其详，但是《大戴礼记》中的这一篇《帝系》与另一篇《五帝德》既为《史记·五帝本纪》所本，谯周在向秦宓问学之后，针对《史记》写下《古史考》，想必他是接受了秦宓的观点。

“五帝皆同一族”，是汉代大一统以后更被强化的观念，它说的是华夏民族出于一个祖先，突出的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同一性，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的表述，就是“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但是，在五帝的这一系谱里面，由于黄帝之子昌意是与蜀山氏即蜀的妇女结婚生下颛顼，如《大戴礼记·帝系》说黄帝娶西陵氏之子，“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史记·五帝本纪》亦称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颛顼，因此，一方面可以说在颛顼的身上，就有了蜀人的基因，蜀和中原血脉相连，早已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如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还说蜀人也是黄帝的后代：“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邪？”而另一方面，也证明蜀原有独立的起源，华夏民族来源复杂，从一开始，它的同一性就是建立在多元性的基础之上的。

《史记》按照《帝系》，说禹是颛顼的孙子、契是帝喾与有戎氏女简狄所生、后稷是帝喾与有邰氏女姜原所生，而禹、契、后稷分别是夏、商、周的祖先，也就是说三代统出一源。在《史记·夏本纪》中，禹的最大贡献，又被描绘成是继承尧、舜的事业，“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而令夏王朝“九州攸同”“声教讫于四海”，可是，在陈寿撰写的《蜀志·秦宓传》里，却可以看到秦宓特别指出夏的始祖禹是出生在蜀地，他于这一点似乎特别感觉荣耀，显示他对蜀有强烈的认同。据说谯周作《蜀本纪》，也因循其说，以为“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蜀志·秦宓传》裴松之注引），可见在对蜀的认同方面，他和秦宓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