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蜀景耀六年（263），魏国大将邓艾、钟会、诸葛绪率军数道并攻，后主刘禅无力抵抗，似乎只剩下借改元换运气这一招，便匆匆忙忙改了“炎兴”的年号。可是没过几个月，邓艾就攻下绵竹，眼看要到成都，这时，听从光禄大夫谯周（201—270）的建议，后主“舆榇自缚”，自己抬着棺材向邓艾请降去了，请降书中还写着：魏的“天威既震”，蜀“敢不革面，顺以从命”？蜀军投戈释甲，仓房府第也完好无损，现在都交给“王师”，只希望“百姓布野，余粮栖亩”的局面，得以保全。

对于不战而降一事，陈寿的评价是：“刘氏无虞，一邦蒙赖，（谯）周之谋也。”（《蜀志·谯周传》）以为蜀能躲过生灵涂炭这一劫，功劳全在谯周。而在大兵压境之下，提议以投降换和平的谯周，正是陈寿的老师。

在《蜀志》里，陈寿为谯周写了一篇很长的传。谯周是巴西西充（今四川省南充市）人，受诸葛亮提拔，为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官至光禄大夫。陈寿形容他是一个“家贫未尝问产业”“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的纯粹学者，经史方面的成就可比董仲舒、扬雄一流大学问家，并不直接参与政治，可是“以儒行见礼”，也常被官方顾问。《谯周传》所记载他的四篇上疏和廷论，都是针对时局发言。

这些上疏和廷论，表现出谯周在政治上认同的还是汉王朝，他认为三国就像西汉末王莽时代，汉家历运中衰，正等待汉光武帝刘秀那样的人出现，“再受命”。他把希望放在后主刘禅身上，当后主守完三年父丧，他劝其削减乐宫和后宫经费，讲的就是刘秀如何“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遵法度”而“以弱为强”、终成帝业的道理，当魏军迫近，他劝后主不要去“南方远夷之地”避难，也是拿刘秀当年不因王郎在邯郸称帝就远走长安、失去民心，作为理由。

他还认为三国鼎立，蜀、魏“传国易世”到了第二代，就好比周朝后期，“实有六国并据之势”。六国并据，就与秦末的“豪强并争，虎裂狼分”不同，因此他也反对刘邦式的“仗剑鞭马而取天下”。他说蜀国要“以少取多”“以弱毙强”，只有学周文王“养民”、勾践“恤众”，学汤武之师的“不再战而克”，而不是“军旅数出、百姓凋敝”（《仇国论》）。

至于他阻止后主最后往南中避难，也不同意向东吴求援，则是由于他知道，第一，南中曾经在诸葛亮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屈服，但那是暂时的，并不代表他们真心服从，有诚意接纳。第二，“大能吞小”，也就是说“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是势所必然，与其降吴后还要降魏，“再辱之耻，何与一辱”？在最后的上疏中，他还说：

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

这里提到尧、舜见自己儿子不成器，便传帝位给贤良的舜和禹，又提到殷纣王庶兄微子见“纣不可谏”，便归顺周武王，获封于宋。讲这两个故事，当然是为了安抚后主，说明降魏就等于尧、舜的禅让与微子的从善如流，是万不得已中最好的选择。

后主投降后，果然以“爱民全国”获魏封安乐乡公，举家迁居洛阳，食邑万户，奴婢百人。谯周也因“有全国之功”，获封阳城亭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