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三国志》其书

一

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结束了汉末以来“合久必分”的历史。这一年，陈寿（233—297）四十八岁，他从成都到洛阳，已经有十多年。泰始四年（268），原来的巴东太守罗宪有机会向晋武帝推荐他认为应该得到聘用的蜀人，名单中就有陈寿。陈寿就这样进入西晋王朝，举孝廉、为平阳侯相、任佐著作郎和著作郎。由于他在著作局的时间较长，能够接触到魏、蜀、吴三国的档案文献以及相关书籍，因此才有条件写出总计六十五篇的《魏书》《蜀书》和《吴书》。

陈寿是蜀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出生在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的，这是刘禅继位的第十一年，也是蜀建国的第十三年。他两岁时，丞相诸葛亮死在汉中，接替诸葛亮的，陆续是蒋琬、费祎、姜维等。陈寿早年为姜维丞相主簿，还做过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都是文职。当他二十五岁前后，蜀后主任用宦官黄皓，姜维奈何不得，驻守沓中一去不还，陈寿不愿附和黄皓，因此度过了一段黯淡的岁月。而这一情形也并未维持太久，炎兴元年（263），魏军南下，蜀后主毫无抵抗，一夜之间就成了亡国之君。

这是在陈寿而立之年发生的一场重大变故。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在他心里有过怎样的震荡？

清代最负盛名的学者王鸣盛曾说：“计蜀亡之岁，寿年已三十有一，旧君故国之思，最为真切，具见篇中，可一一寻绎而得之。”（《十七史商榷》卷三九“陈寿史皆实录”条）他认为陈寿伤悼故国旧君的心情，都可以在《三国志》字里行间看到。这话不是没有道理。《蜀志·后主传》在写到后主向邓艾递上降书、邓艾接书大喜时，忽然插进一笔，讲当天后主的儿子刘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寥寥数字，把皆大欢喜底下的一点血腥气，就这么给挑了出来。《蜀志·姜维传》写到姜维那时正在剑阁与钟会对峙，一面等待后主的决定，是固守成都还是东入于吴，又或南下建宁，最后等来的却是缴械命令，他的军队只好“投戈放甲，诣（钟）会于涪军前，将士咸怒，拔刀砍石”。拔刀“砍石”而不是拔刀“向敌”，两个字的差别，也泄露出蜀军将士的悲愤满怀。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描写，都表现出蜀人在这一历史转变时刻的挫败感、屈辱感，如果没有同样深刻的体验，陈寿恐怕也很难捕捉到这样的细节。

因此，当他后来身居洛阳，编写三国史时面临的一个难题，便是如何在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书写中，融入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在故国与新朝、过去与现在之间，做出自己的评断。对于一个史家来说，这几乎又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不曾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