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然而这些后患，曹操、曹丕都还意识不到。

曹丕被立为太子，一步一步，都在为他最后的接班做准备，这里面，也包括了很重要的思想、舆论准备。曹丕被立为太子前，贾诩已教导他“躬素士之业”，就是要读书，学做一个士人。曹丕被立为太子后，便写了一部大书，就是《典论》。《典论》在今天已看不到全本，不过据说当年它曾被刻在六块石碑上，还被抄送给吴国的孙权、张昭，说明曹丕自己也相当重视。明代的胡应麟从《典论》绝口不提曹植，曹植的诗文亦无一语关乎曹丕，看到他们兄弟相忌，以为是“宇宙大缺陷事”（《诗薮》外编），不过根据台湾学者王梦鸥的研究，《典论》中虽不见曹植之名，实际上却是篇篇都有所指，指的都是曹植（《从典论残篇看曹丕嗣位之争》）。

《典论》中有一篇《论文》，《论文》里有一段让古今文人备受鼓舞的话，非常有名：“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中国历史上，把文章的价值抬高到如同治理国家一般重要的政治人物，曹丕是第一个。

曹丕著《典论》

汉代社会，由于钱穆所说朝廷提倡和民间儒业的发达，士人的群体扩大，他们的政治地位也逐渐提高（《国学大纲》）。到东汉后期，聚集在洛阳的太学生有时高达数万，郑玄个人的弟子也有上千，这都在客观上促成了余英时说的士人群体意识的觉醒（《汉晋之际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有名的士人在一起议论朝政、月旦人物，不但可以影响到朝廷政策及政府用人，他们“危言深论，不隐豪强”造成的舆论力量，还能形成对有权势的人的监督，“自公卿以下莫不危其贬议，屣履到门”，在他们中间，因此发展出一支堪与外戚、宦官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尽管在曹丕出生以前发生的“党锢之祸”，也曾令士人的群体之力遭到折损，可是当时的士风之盛、士气之壮，正如王夫之形容的，已像决堤之水，“抑之而愈以流”（《读通鉴论》）。

士人中交游结党的风气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能量，从曹操到曹丕、到魏明帝曹叡都看得很清楚，这魏氏三祖一方面非常排斥“朋党相尚”的风气，不断予以打击；另一方面，就像曹操自己也不能免俗，要去跟大名士讨个评语一样，他们也都知道水能覆舟亦能载舟，千方百计想要控制和利用这种舆论工具。曹丕接过曹操的魏王、丞相之位，便开始推动九品官人法的实施，就是试图把原来由在野名士操控的评论官员的权力，集中垄断到官府手里。而在他的主导下，同时又有桓范、王象、刘劭等文士经数年编出八百余万字的《皇览》，收入上千篇经传文献，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类书。从这部早已失传的类书，它的规模、它分门别类纂辑书籍文献的方式，都可想见曹丕有多么大网罗天下知识、掌控天下思想的野心。

由于生在“清谈高论，嘘枯吹生”的时代，懂得士人的影响、舆论的力量，曹丕除了有上述“文章经国之大业”的论断，还有诸如“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这样的言论。他又曾说自己是“以著述为务”，并且乐意与士人为伍。在被立为太子那一年，他写信给吴质，提到徐干、陈琳、应玚、刘桢这几个人的去世，慨叹“痛何可言邪！”传说他又特别敬重王粲，因为王粲喜欢听驴叫，王粲死后，他就让前去吊唁的人，都要学一声驴叫。

曹丕的这种态度，对整个曹魏时期文化发展的趋势，当然有很大影响，至少他自己，在延康元年（220）接受汉献帝禅位的时候，是冠冕堂皇地以士人自诩的。他回答司马懿等人的劝进，就说自己是“托士人之末列，曾受教于君子”。而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春天，又下令鲁郡修缮孔庙，正式恢复对孔子这位“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的祭祀和尊崇。

黄初二年诏封孔羡为宗圣侯并修孔庙碑